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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天早晨你起床后，听听外面，四周静悄悄的，感觉像星期天——而那天其实是星期三，这肯定是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而且错得很离谱。
那天，我一觉醒来，就有这种感觉。然而，当我想努力探究一番时，却又止不住地愈发焦虑起来。毕竟有这种可能啊，错的人是我，而不是其他人，尽管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带着些许疑惑，我继续待在那里。但很快我就掌握了客观证据：那是一座远处的大钟，在我听来刚好敲了八下。我不敢确定，屏气凝神，用心倾听。不一会儿，另一座钟也响了，钟声响亮而悠长，不紧不慢地响了八下，不容置疑。这次我听得真真切切，既然如此，那肯定是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我能躲过世界末日吗？起码在我这个即将跨入三十岁的人的心目中，那天可以被称为世界末日——其实完全是个意外。实际上，只要认真想想，就会发现大多数幸存者都是这样躲过灾难的：每天都有人生病，医院里照例人满为患，而平均定律也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起着作用——托它的福，恰恰让我在末日来临的前一周住进了医院，成为诸多病人当中的一员。住院这件事也同样可能提前一周，那样的话，我现在也就不可能在这儿一本正经地写小说了。
可事情偏偏就是这么巧，我不仅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住进了医院，而且就连我的眼睛——确切地说是整个头部——都被绷带缠了起来。所以我必须感恩（不管是谁安排了这次偶然事件）。然而，当时我只是气急败坏，骂骂咧咧，毫无感恩之心，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住了这么久的医院，我的经验变得十分丰富，除了护士长，就数我最明白了：医院里最神圣最伟大的其实就是——钟表！
医院里如果没有钟表，日常工作就完全无法进行，因为每一秒都会有人看表，以确定出生时间、死亡时间、吃药时间、用餐时间、熄灯时间、谈话时间、工作时间、入睡时间、休息时间、探访时间、更衣时间、洗漱时间。根据这一原则，现在这个时间就应该有人开始帮我洗漱和整理房间。确切地说应该是从七点零三分开始。这也是我偏爱单独拥有一间病房的最主要原因。在公共病房区，这项混乱的日常工作会提前整整一小时，而在我看来这完全没有必要。但今天，多方面的可靠证据显示：已经八点了。钟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可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不喜欢让别人用毛巾蘸水给我擦拭，我完全可以自己来。但我怎么说都没用，每天依然如此。可今天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动静，反倒让我忧虑起来。况且，一般来说，洗漱之后就是早饭时间，我现在已是饥肠辘辘，饿得前胸贴后背。
若是昨天或是前天早上发生这件事的话，我早就“喷火”了。但今天是五月八日星期三，对我个人来说这一天极为重要——他们打算今天拆掉我头上的绷带！而我迫不及待地想告别这一切，也就不再想小题大做、表示不满了，倘若惹出麻烦可就糟了。我再也不想每天都按部就班地生活在黑暗中了！
我在黑暗中四下摸索，找到了电铃按钮，按了整整五秒钟，我想告诉医护人员：本大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我一边听着周围的动静，一边等着医护人员过来，如此强烈的诉求肯定会让他们气急败坏，气势汹汹地跑过来兴师问罪——他们本来脾气就不好。
听着听着，我终于意识到，外面的情况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有奇怪的嘈杂声，但照例应该传来的声音根本听不到，比星期天还要像星期天。等我再次回过神来时，我更坚信了一点——那天就是星期三，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天是星期三。
圣梅林医院的选址有点小问题，我很可能永远都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为什么要把医院建在主干道上？毕竟这条路贯穿一个重要的办公区，每天车水马龙，医院里病人脆弱的神经只能饱受噪声之苦，无休无止。然而，每天川流不息的交通并不会加重病人的病情，而且，对“有幸”在这里遭受病痛煎熬的人来说，其实也是有好处的——一个人住在这儿，即便只是躺在床上，也不会与外界失去联系，可以说，他一直都在“体验”外界的川流不息：一辆辆西行的公共汽车呼啸而过，马达声震耳欲聋，势头之猛好像要把街角已经变红的交通信号灯撞个粉碎；随之而来的是刺耳的刹车声。不一会儿，绿灯亮了，众多车辆如脱缰的野马，呼啸着加速爬上斜坡。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小插曲——不知是哪辆车，车体忽然向后滑行，结结实实地撞上了后面那辆车，于是整个路口的交通也就停滞下来，造成了拥堵。而对一个像我这样的病人来说，虽然急着想了解情况，却也只能干瞪眼，因为我只能通过司机之间彼此的叫骂声来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很明显，白天也好，绝大部分的黑夜也罢，如果说圣梅林医院的病人感觉日常的川流不息、车水马龙忽然停滞了，无声无息了，这可能吗？绝不可能！即便这个人被暂时封闭起来，没人搭理，这也是不可能的！医院外面的一切怎么可能停滞呢？
但今天上午很不一样，周围反常的安静令人不安，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我听不到车轮的隆隆声，听不到公交车的呼啸声，甚至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没有刹车声，没有喇叭声，连之前偶尔会听到的马蹄声也没有。这个时候，外面至少应该有各类工作人员纷至沓来的脚步声呀，可我连脚步声也没有听到。
我越听越觉得反常，但蹊跷的事越来越多，也就无暇顾及了，总不至于一件一件都要细细思量、弄个一清二楚吧？我又仔细听了一会儿，估计有十分钟，听到了五次拖沓迟疑的脚步声，那声音感觉就在附近，远方还传来三个人莫名其妙的号哭声，还有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哭喊声。既没有鸽子在“咕咕”叫，也没有麻雀在“喳喳”叫，只有风中的电线发出的“嗡嗡”声，外面的世界听起来十分诡异……
一种令人窒息的空虚感渐渐在我心头蔓延开来。这种感觉并不陌生，孩提时代我就有过多次：有时，我会幻想在卧室中的阴暗角落里，隐藏着骇人的恐怖；有时，我甚至不敢下床，生怕会有什么东西突然从床下伸出手来，一把抓住我的脚踝；有时，我甚至不敢伸手去开灯，害怕稍有动作就会招引某种力量向我扑来。我知道现在必须战胜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可这很难，小时候战胜自己就非常不易，现在想超越自我自然也并非易事。人往往是在面对考验时，才会惊奇地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成长了多少。那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一直伴随着我，潜藏在我内心深处，伺机反扑，而现在它们也算是“阴谋”得逞了——因为我的眼睛被绷带缠住了，一片黑暗，而与此同时，外面川流不息的交通也忽然变得无声无息——一切都是那么诡异。
冷静下来之后，我试着对整件事进行逻辑推理：外面喧闹的交通为什么会停下来呢？一般来说是因为道路禁行，要进行路面修护。但如果是道路维修的话，修路工人一定会用到气钻，这无疑是给长期饱受噪音折磨的病人们增加了一种新花样——另一种更加刺耳的噪音。奇怪的是，这一随时都可能传来的噪音却迟迟没有出现，问题还不止于此，我甚至连远处车辆的隆隆声、火车的汽笛声、拖船的汽笛声都没有听到，这些现象用我所谓的逻辑推理都解释不了。除了八点敲钟报时之外，什么声音都没有。
此时的我，心中猛地升起一股想偷看一下的强烈欲望，当然啦，仅仅是偷看一眼而已。不过最终我还是克制住了。我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偷看一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我不仅需要摘掉眼罩，还需要把衬垫和绷带拆下来。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不敢。如果你也像我一样经历了一星期失明的痛苦，那你也就不敢轻易拿自己的视力冒险了。没错，医生把拆绷带的日期定在了今天，但就算是拆，也不是在这儿拆，而是要在一种特定的昏暗状态之下，并且只有在我双眼检查的结果都令人满意之后，才可以彻底拆除头部的绷带。我不知道检查结果会怎样，可能我的视力会永远受损，也有可能恢复正常，我不知道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我忍不住破口大骂，并又使劲按了按电铃，以发泄我的不满。
似乎没有人在意这刺耳的铃声。本来我只是担忧，可左等右等都不见回应，我不禁勃然大怒。依靠他人固然有些难堪，但无人可以依靠的处境令我觉得可怜甚至是可悲了，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讽刺。我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决定主动出击，改变目前的处境。
如果我跑到走廊中咆哮、破口大骂的话，应该会有人出现，哪怕是把我臭骂一顿也好啊，总好过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连鬼影子都不见一个，什么声音也没有。于是我掀开被单，下了床。我从没看到过我现在住的这间病房，所以尽管我听力很好，能从声音中分辨出房门到底在哪儿，可找到房门的具体位置还是颇费周折：房间里好像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多余摆设，经过一番摸索，我终于到了门口，但也付出了代价——大脚趾被狠狠地碰了一下，小腿也磕破了点皮。我拉开门，把头探出去，朝走廊大声喊道：
“喂！听到没有？我要吃早餐，快送饭来！48号房！”
刚开始没有任何回应。随后，喧哗声四起，听上去似乎有几百人，可他们说的话我却一个字也听不清，就好像在播放一段录音，里面有一大群人在吵吵嚷嚷，似乎还有个别人居心不良。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心头一闪而过——是不是我在睡觉时被偷偷转移到了一家精神病院呢？这里根本就不是圣梅林医院，因为在我听来，那些人的声音完全不正常。
在那片嘈杂声中，我赶紧关上门，又摸索着回到了床上。那一刻，在一片令人困惑的混沌中，这张床好像成了唯一的慰藉，让我能拥有些许安全感。在周围一片未知的黑暗中，除了这张床，其余的一切都显得十分诡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是要再强调一下这种诡异似的：外面突然传来了一种声音，当时我正想把被单盖在身上，街上传来了一声狂叫，声音尖厉，令人毛骨悚然。我不禁愣在那里，拉着床单一动不动。尖叫声一共三次，然后就悄无声息了。但声音似乎仍在空气中萦绕、萦绕，经久不息……
我有点儿不寒而栗，渗出的汗水浸湿了绷带，刺痛了包扎着的前额。我这才更清楚地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这种孤独无助的感觉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必须搞清楚，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我把手伸向绷带，但当指尖碰到别针的一刹那，我又犹豫了……
如果我的眼睛还没有治愈怎么办？如果摘下绷带，我却发现自己仍然什么也看不见怎么办？噢，天哪，我会彻底陷入痛苦的深渊……
我垂下双手，又躺了下来。我对自己的懦弱很恼火，也痛恨这个鬼地方。我不停地咒骂着，同时又觉得自己很傻，很无助。
没过多久，我就对所发生的事情琢磨出了一个看似恰当的解释；可过了一会儿，脑子里又乱得像团糨糊。我找不到任何合情合理的解释。但不管怎么揣摩，我仍然十分确定——今天就是星期三，因为前一天发生的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我敢发誓，从那会儿到现在只过了一夜。
五月七日，星期二，只要查看那天的历史记录，你就会发现，当天地球的运行轨道穿过了一团彗星碎屑。倘若你愿意，甚至可以把这事当真，毕竟成百上千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或许，事实就是如此吧。不管是真是假，我都无法确认，因为我什么都看不见，当然也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于那一盛况，我所知道的一切，其实都是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听目击者说的。他们对此赞不绝口，认为那是有史以来最壮观的天象。
然而，让人纳闷的是，对于这颗万众瞩目的彗星及其碎屑，以前从未有过预报，也不曾听说过只言片语的介绍，直到它突然造访地球才受到了全人类的关注。
任何活动自如的正常人，或者步履蹒跚的病人，甚至那些需要搀扶的人，都可以免费观赏这场最盛大的“烟火晚会”——其中的区别只不过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而已，那为什么还要广播呢？我真弄不明白。不过广播公司还是作了报道，听着那火树银花的描述，着实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眼前一片漆黑的痛苦。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倘若治疗失败，我宁愿结束这痛苦的一切，也不愿意继续活着，成为一个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
据那天的新闻报道，前一天夜里，加利福尼亚上空闪耀着神秘的绿色光芒。然而，加利福尼亚州那么大，每天发生的事情数不胜数，这件事按理说并不见得能让大家群情激奋。但由于相关报道不间断地跟进——这颗大尾巴彗星终于现身，并且在夜空中“亮相”了很长一段时间。
来自太平洋沿岸的报道称，绿色的彗尾把太平洋的夜空照得亮如白昼，据说，那些绿色的星星“有时不计其数，就像在下流星雨，让人觉得整个夜晚的星空好像都围绕着我们旋转”。
夜幕向西推进，可整个壮观的景象并未因此而逊色。偶尔还有几道绿色的闪光，在夜幕降临之前划过天际。播音员在六点的新闻播报中报道了这一现象，并告诉人们，这是一场奇观，千万不要错过。他还信誓旦旦地说，这一奇观的出现严重干扰了远距离短波无线电的接收。顺便插一句，医院里的每个人都为此兴奋不已。看来，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象奇观。
给我端晚饭的护士，唯恐电台的评论还不够详尽，怕我不能“尽窥其妙”似的，又一五一十地向我作了一番解说。
“天上满是流星，”她说，“全都发着明亮的绿光，照在人脸上，让人一个个看上去面如鬼魅，令人不寒而栗。所有的人都奔出去看绿光了。有时，亮得就像白天一样，只是颜色不对劲；有时又会出现‘个头’大一点儿的流星，光艳夺目，真是绝妙的胜景啊！这种景象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可惜呀！你错过了这一切，真是太可惜了！”
“是啊。”她的话让我有点儿不耐烦。
“我们把各个病房的窗帘都拉开了，让大家都瞧瞧。”她接着说，“如果你的眼睛没缠绷带就好了，至少你也能饱饱眼福嘛！”
“哦。”我敷衍了一声。
“如果能出去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听说，成千上万的人拥向公园，还有的干脆跑到荒原上，那儿视野开阔，可以看得更清楚。你会发现，所有的平顶屋上都站满了人，一个个都伸长脖子，像鹅一样仰着头看呢！”
“这一现象会持续多久？”我耐着性子问。
“我也不太清楚。听说这会儿已经不如刚开始时那么亮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哪怕你今天拆了绷带，医生也不会允许你马上就看如此夺目的光线。你呀，得慢慢来，一开始还不能见强光。彗星……彗星的光线太刺眼了，它们简直——哇！”
“‘哇’什么呢？”我问道。
“刚才那颗流星太漂亮了——把整个房间都照绿了！哎呀，可惜你看不到！”
“是呀，”我应答道，“你真是个好姑娘，不过现在你可以走了。”
我仔细地听着收音机，想听些别的新闻，可听到的净是“天哪”“哇”“太棒了”之类啧啧称赞的声音，还带着绅士派头的腔调，喋喋不休地说着“壮美的奇观”“独特的现象”之类的肉麻话，让人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邀出席了一场盛大的晚会，而唯独我没接到邀请函。
我没有权力选择其他的娱乐方式，因为医院的无线电系统只转播一个台的节目。要么，顺时针，听下去；要么，逆时针，关掉。过了一会儿，我估计这场“彗星秀”开始缓缓降下帷幕了。播音员建议还没有看过的人赶紧去看，否则只能为错过这一奇观而抱憾终生了。
我敢断定，这些事无疑都是昨晚发生的。一方面，如果事情发生在更久以前的话，我肯定会比现在要饿得多，应该会饿得要命才对。既然如此，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医院里所有的人——甚至全城的人都因为昨晚看得太尽兴，直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吗？
就在这时，远远近近的钟声不约而同地敲响，打断了我的思绪。哎，已经九点了！
我第三次把满腹的不快发泄到了电铃上。我躺在床上，等待着回应。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声音，似乎是啜泣、滑动和拖拖拉拉的声音，还不时被远处高亢的声音打断。
尽管如此，可还是没人来病房招呼我。
此时，我又开始幼稚地胡思乱想了。哼，真可恶！我发现自己好像正等着那扇看不见的门打开，一些可怕的东西也会随之而来。而实际上，这屋里根本就没有人或什么东西，可怜的我无法确定，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偷偷在我的病房里蹑手蹑脚地活动了呢？想到这些我不寒而栗了。
并不是说我害怕这些东西，我真的不怕……要怪就怪我眼睛上蒙着的这条该死的绷带和那些楼道里冲我大喊的乱哄哄的声音。但我的确越来越惴惴不安，而一旦有了这种感觉，往往就会愈演愈烈。这种恐惧感，已经不是吹吹口哨或给自己唱个歌儿就可以轻易赶走的。
最后，又回到最直接的问题上来了：我是更害怕拆除绷带会危及视力呢，还是更害怕这种每时每刻都在加剧的恐慌呢——毕竟我是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的啊，更何况我还两眼一抹黑呢。
换作一两天前，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最终的结局很有可能会和现在一样彷徨，无法作出抉择。但今天我至少可以对自己说：
“去他妈的吧！只要我稍稍利用一些常识，自己拆掉绷带，也许并不碍事。毕竟，今天本来就该拆绷带的。伙计，赌一把吧！”
我镇定地下了床，拉下百叶窗，然后开始动手取别针。
一摘掉绷带，我就发现自己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点什么了，顷刻间我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尽管如此，在确定没有歹人或东西藏在床下或别的地方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椅背挪到门把手旁边，以防有人冲进来对我造成伤害。我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才慢慢适应强烈的日光。谢天谢地，我终于知道，由于抢救及时、治疗得当，我的视力已经完全恢复！
可这段时间依然没有人来。
我在床头柜下的一排搁架上找到了一副墨镜。医护人员考虑得很周到，把墨镜放在一边以备我不时之需。我小心翼翼地戴上它，走到窗边。窗户的下半部分无法打开，因此视力范围就受到了限制。我眯着眼，朝外面张望，又瞧了瞧两旁，只见有一两个人正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他们正向街道的另一头走去，步态怪异。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那一刻，我眼前的一切忽然都清晰了起来，甚至连对面的屋檐和更远处的屋顶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怪了，我发现大大小小的烟囱都齐刷刷地不冒烟……
常听智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各自固有的位置上贡献着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久而久之，便容易把一些习惯性的东西与自然规律混为一谈。因此，当日常生活稍稍被打乱之后，人们就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如果一个人在秩序井然的环境中活了大半辈子，那么，让他重新适应秩序混乱的环境，三五分钟时间肯定是不够的。如果回想那时的情况，人们就会发现，关于日常生活，我们一无所知或者不屑一顾的东西简直太多了，多得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诧异，甚至还有点儿震惊。比方说，食物是怎么来的？清洁的水又是从哪儿来的？身上穿的衣服是怎么织出来的，又是怎么做成的？城市的排水系统是怎样正常运作的？诸如此类的日常问题，我竟然一概不知。我们的生活似乎形成了一个由“专家”组成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专家们潜心于各自的事业，很有效率，而且他们认为别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也是如此。所以，我压根儿不相信，医院竟然也会乱作一团。看来，肯定有人躲在某个地方操纵着这一切。可不幸的是，这个人把48号病房完全抛在了脑后。
那时，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只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嘟哝声，还有拖沓的脚步声，偶尔能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走廊里空洞地回荡，但这与平日的嘈杂声大相径庭，以往的嘈杂声太过吵闹，我总是要关上门才能免受其扰。这次我没有再朝着走廊大声嚷嚷，而是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为什么要如此小心翼翼、步步留神呢？我也说不上来，可似乎就是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引导着我这么做。
在一个处处都有回声的大楼里，很难分辨声音究竟来自何方，但走廊的一端已经到了尽头，那里装了一扇落地窗，使得光线昏暗，阳台上护栏的影子映在窗上。于是我径直朝另一端走去，转过一个拐角，就走出了单人病房区，来到宽敞的楼道上。
乍一看，我还以为走廊上空无一人呢。等我向前走过去时，才发现有个人从阴暗处走了出来，定睛一看，原来是个男的。他身穿黑夹克，配着条纹裤，外面还套着一件白色的棉大褂。我猜他可能是医生。但奇怪的是，他一路扶着墙，摸索着往前走——这让我十分不解。
“嗨，你好！”我向他打了声招呼。
他顿时止步，扭头面对着我，惨白的脸上充满了恐惧。
“你是谁？”他惊魂不定地问道。
“我叫梅森，”我告诉他，“住48号病房，我出来是想看看为什么……”
“你还看得见？”他迫不及待地打断了我。
“当然看得见，和以前一样清晰！”我向他保证，“这的确很神奇，没有人帮我拆掉眼睛上的绷带，我只好自己动手了。我……”
话刚说到一半就被他打断了——
“快，请你带我去办公室，我得赶紧打个电话！”
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他的意思，但这也不能全怪我，毕竟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太令人费解了。
“办公室在哪儿？”我问道。
“五楼西侧。门上有名字——索姆斯医生。”
“好吧，”我嘴上答应，心里却有点儿惊讶，“我们现在在哪儿呀？”
那人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神情焦急且愤怒。
“见鬼，我怎么会知道？”他痛苦地嚷道，“该死的，你长着眼睛，不会自己看？难道你没看出来我瞎了吗？”
什么？他瞎了？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分明是在盯着我。
“你在这儿等一下。”我环顾四周，发现有一个大大的“5”字赫然印在电梯口对面的墙上，于是我便折回去告诉他。
“好，你拉着我的胳膊，”他用命令的口吻说，“出电梯后向右拐，走左边第一个过道，第三个门就是。”
我按照他的指示一一做了。一路上，我们连个人影也没见着。走进办公室，我把他领到桌旁，把电话机递给他。他拿起话筒听了一阵子，接着摸索着把摇柄摇得嘎嘎作响，显得极不耐烦。渐渐地，他脸上的表情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本的暴躁与焦急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疲倦，似乎已经累坏了。他把话筒放回桌上，默默地站了几秒钟，似乎凝视着对面的墙。然后，他又转过身来。
“没用了——电话坏了。你还在吗？”他又问了一句。
“在的。”我告诉他。
他的手指顺着桌沿摸索着。
“我的脸朝着哪个方向？该死的，窗户在哪儿呢？”他又恢复了刚才怒气冲冲的样子，命令似的问道。
“在你背后。”我回答道。
他转过身，探出双臂，一步步朝窗台走去。他先仔细地摸了摸窗棂，又摸了摸窗框，然后倒退了一步。还没等我意识到他想干什么，只听到“哗啦”一声，他已经撞破玻璃，纵身跳了出去……
半晌，我才回过神来，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我从桌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支烟，双手止不住地颤抖，哆哆嗦嗦总算点着了。几分钟后，我才慢慢镇定下来，不那么惊慌失措了。没过多久，等一切都恢复得差不多了，我离开办公室，走到最初发现那个医生的地方，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
楼道很宽敞，在走廊的另一端，病房的一扇扇门上都无一例外地装了毛玻璃，模模糊糊看不清里面，只有齐脸高的位置上是一块椭圆形的透明玻璃，可以朝里面张望。那儿总该有值班的人吧，我寻思着，这样我就可以把刚才那位自称索姆斯医生的事向他们一五一十地作个汇报了。
我推开门，里面黑咕隆咚的。显然，昨晚观看了胜景之后，窗帘就被拉上了，而且再也没被拉开过。
“护士小姐在吗？”我问了一句。
“不在，”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她已经很长时间没到这儿来了。老兄，帮个忙，把窗帘拉开，让我们见见那该死的阳光。也不知道今天早上这个鬼地方到底出了什么事！”
“行。”我答应了他。
即便整个医院都乱作一团，我也不该对这些不幸的病人置之不理，任由他们待在漆黑的房间里呀！
我把最近的窗帘拉了开来，一道明媚的阳光唰地照了进来。这是一个外科病房，里面住了二十来个病人，他们全都卧床不起。大部分人都是腿部受伤，有一些还截了肢。
“别唬弄我们，老兄，快把窗帘拉开！”同样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我回身看着那个冲我说话的人，他皮肤黝黑，身材魁梧，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他坐在床上，面对着我，全身都沐浴在阳光中。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旁边铺位上的那个人也是如此，其余的人都是如此……
我也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过了许久，我才回过神来，说：“我……呃……这些窗帘好像被卡住了，我得找个人来看看。”
话音刚落，我拔腿逃出了这间病房。
我又开始浑身颤抖，急需一杯烈酒来压压惊。事情开始渐渐变得明朗起来，真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整个病房的人竟然都瞎了，和那位医生一样，然而……
不争气的电梯罢工了，我只得步行下楼。到了下面一层，我打起精神，鼓足勇气朝另一个病房里张望：里面凌乱不堪，床铺上也乱七八糟。一开始我以为这儿没人，可事实并非如此，确切地说，是不完全如此。有两个身穿睡衣的男人躺在地板上：其中一个倒在血泊中，鲜血从尚未愈合的手术切口中流了出来；另一个看起来好像全身充血，浑身都胀得发紫了。他们都已经死了，除此之外不见其他人的踪影。
回到楼梯口时，我才意识到，刚才一直听到的模模糊糊的声音大部分都是从楼下传来的。此时，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近。我迟疑了一下，但除了下楼之外，别无选择。
在楼梯平台上，我差点儿被一个横在阴暗处的人绊倒。在这段楼梯的最下面，也躺着一个人，他应该是真的被哪个人绊倒的，顺势摔了下去，一头栽在石阶上，脑袋被撞开了花。
我终于走到了最后一个楼梯平台处。站在那儿，整个大厅一览无余。大厅里每一个能够走动的人，不管是想去求助，还是想逃离，似乎都下意识地朝出口处拥去……在主出口处，有扇门大大地敞开着，但大多数人还是找不到出口。男男女女一大群人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几乎清一色穿着医院的病号服，像无头苍蝇似的四处乱窜。这倒不要紧，可两旁的人却被害苦了，他们被狠狠地挤到了大理石墙角上，有些人被挤到了墙边，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偶尔还有人被绊倒在地。一旦有人被这股人流推倒，那么再站起来的机会也就微乎其微了。
这么说吧，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像法国画家多雷笔下的作品，画面上描绘了在地狱中受苦的人。不同的是，他的画里没有声音——啜泣声、低沉的呻吟声和声嘶力竭的哭喊声都只是想象中的，那是一片沉默的惨景；而我眼前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声像俱全，异常惨烈。
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过了一两分钟，我飞也似的跑回到楼上。
我觉得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也许可以把他们领到街上，或者至少可以让他们不必痛苦地摸索。但只要看一眼便知道，我压根儿挤不到那边，更不用说把他们领出去了。况且，就算我能挤到门那边，就算我把他们全都领出去，那又能怎样呢？
我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想要冷静下来。各种各样可怕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一直在我耳边萦绕，我只得用双手捂住耳朵，然后，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另一处楼梯——专供员工上下、比较狭窄的楼梯。沿着楼梯，我走出了医院大楼，从后门进了院子。
或许我对以上这部分情况的描述并不详尽，但整个事情简直太出人意料、太令人震惊了，以至于曾有一段时间，我努力想忘记那些细节。当时，我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在梦里，我拼命想醒过来。可梦醒之后，我丝毫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踏入院子的一刹那，我仍不愿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但有一点我非常确定——不管是在现实里，还是在噩梦中，我都需要喝杯酒，尽管之前我几乎滴酒不沾。
在院门外的小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不过正对面恰好有家酒吧，名字我现在还记得——“阿拉曼驻军”。一块招牌从铁架上悬垂下来，招牌上的肖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过阿拉曼战役、赫赫有名的蒙哥马利将军。招牌下面，有一扇大门敞开着。
我径直走了过去。
走进酒吧，我感到了片刻的慰藉，一切好像又恢复了正常。与其他许许多多的酒吧一样，这个酒吧不怎么起眼，却透着一股亲切感。
酒吧里虽然没见到什么人，雅座的一角却有动静。我听到了粗重的喘息声，还听见一只瓶塞“砰”地被拔了出来，接着又悄无声息了。这时，有人骂道：
“娘的，又是杜松子酒！去他妈的吧！”
接着就听到好像有东西摔碎了，然后是醉醺醺的笑声。
“嘿嘿，是镜子破了，但镜子能有什么用？”
又一个瓶塞“噗”的一声蹦离了瓶口。
“去他娘的，又是杜松子酒，该死！”这个声音抱怨着，显得非常愤怒，“去他娘的杜松子酒！”
这次，瓶子可能砸到了一件软绵绵的东西上，接着又倒在了地板上，瓶里的酒汩汩地流了出来。
“伙计！”我叫道，“我想来一杯。”
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一个声音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是谁？”
“我是从医院那边过来的，”我说，“我想来一杯。”
“你的声音我不熟悉，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你还能看见？”
“是啊。”我告诉他。
“太好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医生，快到吧台后面去，给我拿瓶威士忌！”
“我虽然不是医生，可这件事还是难不倒我。”我说。
我爬过去，拐进一个角落。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正满脸通红地站在那里。他蓄着海象一般的花白胡子，身上穿着一件无领汗衫和一条裤子，已经烂醉如泥。究竟是该打开手里的酒瓶呢，还是把它当作防御武器呢？他似乎对此有点儿犹豫不决。
“你说你不是医生，那你是干什么的？”他有些疑虑。
“我曾经是个病人——但我和医生一样，需要来一杯，”我说，“你手里拿的还是杜松子酒。”我补充道。
“又是杜松子酒！”话音未落，他已经将手中的酒瓶甩了出去，接着传来清晰的破碎声，瓶子破窗而出。
“把开瓶器给我。”我说。
我从酒架上取下一瓶威士忌，打开后递给他，同时还递过去一个酒杯。我给自己也倒了一杯掺有少量苏打水的白兰地。过了一会儿，我又续了一杯。两杯酒落肚，我的手不再抖得那么厉害了。
我回头看那个家伙，发现他已经把那瓶威士忌喝得一滴不剩。
“你会喝醉的。”我对他说。
他顿了顿，扭头对着我，我敢发誓，他的眼睛绝对是看见我了。
“喝醉？哼！老子他妈的早就醉了。”他大声嚷嚷着。
他沉思了一会儿，开口道：
“醉吧，喝他个烂醉。”他凑近我，“知道吗？我瞎了，我成了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盲人。所有的人都瞎了，可你却没有。老天爷呀，你怎么就没瞎呢？”
“我也不知道。”我如实告诉他。
“都是那些该死的流星，就是它们干的好事！什么绿色流星，星光灿烂——现在好了，大家都看不见了！你没看见发着绿光的流星？”
“没有。”我直言不讳。
“这就对了，你的经历证明了一切：你没看见那该死的流星，所以你没瞎；其他人看了，”他挥舞着手臂，情绪很激动，“所以他们都瞎了。依我看，就是流星搞的鬼。”
我给自己倒了第三杯白兰地，心中琢磨着他的话，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
“每个人都瞎了吗？”我口中喃喃地重复着。
“没错，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瞎了。”后来，他又想起了什么，补充了一句，“除你以外。”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那还不简单，你听！”他说。
酒吧里一片昏暗，我们并排站着，倚着吧台，竖起耳朵倾听，可什么也听不见，只有肮脏的报纸被风卷起、在空荡荡的大街上飞扬发出的“沙沙”声。我敢说，近一两千年以来，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寂静过。
“明白了吧，这再清楚不过了。”那个男人说。
“嗯，”我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是啊——我懂你的意思了。”
我决定离开这儿，虽然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但我一定要获得更多消息，要明白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是老板吗？”我问他。
“是又怎样？”他好像不完全信任我。
“如果是的话，我就得把这三大杯白兰地酒钱付了。”
“哦，算了吧。”
“可是，你看……”
“算了吧，跟你说实话，知道原因吗？对一个将死之人来说，钱又有什么用呢？我现在就是这么一个人——差不多了，再喝几杯就该上路了。”
照他现在这个年龄来看，他还算是挺健壮的。于是，我鼓励他别灰心。
“一个人什么也看不见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没好气地说，“我老婆就是这么说的。真被她说对了——只是她比我有胆量。当她发现孩子们也瞎了以后，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她带着孩子们上了床，然后打开了煤气。她就是这么干的，我却没有勇气和他们一起走。我老婆比我有胆量，但我的胆量也会大起来的。等我喝够了，我很快就可以去她那儿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无论说什么，除了扰乱他的心绪之外，似乎也都毫无裨益。最后，他拎着瓶酒，摸索着上了楼，消失在楼梯的尽头。我不想阻拦他，也没有尾随，只是目送他离去。然后，我把最后一杯白兰地一饮而尽，走出酒吧，踏上了静悄悄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