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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打开
我醒来时头昏脑涨，原因不明。我知道自己躺在一张坑坑洼洼的窄床上，跳蚤窝酒店二十二号房的单人床。我在上海已经待了近一个月，这张床垫上的每一处凹凸，我都已了然于胸，真令人抑郁。此刻我觉得有些不对劲，肩颈的每一处肌肉都在大声抗议：没有人会在自然情况下躺成这种姿势，不管睡成什么样都不可能。
我能闻到血腥味。
我睁开双眼。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女人正跪在我身边，俯身用一次性手术刀割开我左臂的肱三头肌。我侧躺着，面朝墙壁，一只手腕和一只脚踝分别被铐在床头和床尾。
照理说，本能会让我立刻开始愚蠢地猛烈挣扎，试图逃脱。但原始的惊慌不知被什么抑制住了，也许是一种更为古老的条件反射击退了肾上腺素——面对危险时干脆全然瘫痪、僵直不动。抑或，是理智让我决定自己无权惊慌，因为这一幕我在几周前早已料到。
我用英语低声说：“你正试图从我体内取出的东西是一个尸阀。只要我的心脏在没有血液供氧的情况下跳动一拍，货物就会自动烧毁。”
这位业余外科医生身材矮小结实、肌肉发达，留着一头黑色短发，不像中国人，也许是印度尼西亚人。假如我提前醒来让她惊慌了，那她掩饰得可真彻底。我在河内植入了基因定制的肝细胞，不管是吗啡还是箭毒，几乎都可以降解，好在对局部麻醉剂似乎不管用。
她一边目不斜视地继续手头的工作，一边说：“看床边的桌上。”
我扭头看去。一圈塑料管中注满了血液——想必是我的血。一个小泵负责为管中的血液注氧并保持循环。一个大漏斗的底部插入塑料管的环路，交界处有一个控制阀。一些电线连接着小泵和贴在我手肘内侧的传感器，保证人工脉搏与我的真实脉搏完全同步。毫无疑问，她可以从我的静脉中挖出尸阀，移入这个替代系统，中间一拍心跳都不会漏过。
我清清喉咙，咽了下口水，“还不够好。尸阀对我的血压图谱一清二楚。普通人工脉搏骗不过它。”
“别唬人了。”她虽嘴上这么说，手上却明显犹豫了。手术刀悬在了半空中。为了找到我体内的尸阀，她一定用了手持式核磁共振扫描仪。那玩意儿只能看到尸阀的基本构造，查不出详细的工程细节——更别说任何软件信息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直视着她的眼睛，以目前这种尴尬的体位，做到这点可不容易，“瑞典制造的新产品，提前四十八小时植入静脉，接着用户完成一系列典型的身体活动，好让它记住规律。然后将货物放入阀内就好了。简单，有效，没有任何出错的空间。”鲜血顺着我的胸膛流到床单上。我突然觉得很庆幸——还好没把那玩意儿埋得更深。
“那么你自己如何取出货物？”
“你这个问题的答案，信息量有点儿大。”
“那就赶快告诉我，为你自己省点儿麻烦。”她不耐烦地转动着拇指和食指间的手术刀。我感到一阵寒意流遍全身，神经末端似乎开始噼啪乱响，鲜血潜进深处寻找庇护，毛细血管也紧急关闭了。
我说道：“别找我麻烦，那会让我血压升高。”
她俯视着我微微一笑，承认了眼前的僵局。然后她从一只手上扯下血迹斑斑的外科手套，拿出笔记本电脑，拨通一家医疗用品供应商的电话，列出了若干能绕过当前问题的装置：血压探头、更精密的气泵、合适的计算机接口。她用流利的普通话跟电话那头激烈争辩着，要求对方承诺快速送货上门。
接着，她放下笔记本，把没戴手套的手放在我的肩上，“你现在可以放心了。不会等太久的。”
我扭动身体，似乎是在愤怒地推开她的手，但其实是为了把我的血沾到她裸露的皮肤上。成功了。她虽然一言未发，但肯定立刻意识到自己的严重疏忽，爬下床就朝洗手池奔去。我听见放水冲洗的声音。
然后是她开始干呕的声音。
我快活地朝她喊道：“解药在我这儿，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就叫我一声。”
我听见她走过来，便转过身面对她。只见她脸色苍白，面孔因想吐而扭曲，黏液和泪水不断从眼鼻中涌出。
“告诉我解药在哪儿！”
“打开手铐，我就给你拿。”
“不！我不会跟你做交易！”
“行，那你就自己找吧，我劝你现在就赶紧开始找。”
她拿起手术刀，伸到我面前挥舞着，“去他妈的货物，我现在就挖开看看！”她像发高烧的孩子般浑身颤抖，徒劳地想用手背挡住从鼻孔里疯狂喷涌而出的液体。
我冷冰冰地说道：“如果你再拿刀割我，失去的就不只是货物了。”
她转过身去呕吐起来。稀薄的灰色呕吐物里带着血丝。这种毒物专攻胃黏膜，能让那里的细胞集体自杀。
“打开我的手铐。不然你会死的，这药用不了多久就能弄死你。”
她抹抹嘴，似乎打算振作精神开口说话——但又立刻呕吐起来。她现在有多难受，我太清楚了，因为我亲身体会过。把呕吐物往下压的感觉就像是在吞大便和硫酸的混合物；吐出来则像是开膛破肚，内脏都要被扯出来了。
我说道：“再过三十秒，你就会虚弱得无法自救。到时候就算我告诉你解药在哪儿，你也没力气拿了。所以，要是你不赶快打开我的手铐……”
她拿出一把枪和一串钥匙，打开了手铐，站到床尾。尽管她已经抖得不像样了，却仍努力拿枪指着我。我完全不理会她的各种言语威胁，迅速穿好衣服——先是奇迹般地找出一只干净的备用袜子，用它包扎好手臂，然后套上T恤和外套。此时她已经跪在地上，眼睛肿得半闭着，流出黄色的液体，枪口还颤颤巍巍地大致朝着我的方向。我考虑了一下要不要夺走她的枪，但似乎并没有必要冒那个风险。
我收拾好剩下的衣服，然后朝四周扫视一圈，像是怕落下什么东西似的。其实真正重要的东西都在我的血管里。艾莉森教过我，要想安全出行，只有这一个办法。
我转身对歹徒说道：“没有解药。这种毒不会弄死你的，不过在接下来的十二小时里，你会觉得生不如死。再见。”
我向门口走去，但后颈的汗毛忽然倒竖起来。我突然意识到她未必会信我的话。也许她觉得自己反正必死无疑，不如朝我背后开一枪当作告别礼物。
我一边扭动门把手，一边头也不回地说：“如果你敢再来找我，下次我一定杀了你。”
这句谎话似乎挺管用。我关上身后的门，听见她的枪落在地上，然后是她继续呕吐的声音。
我沿着楼梯向下走。才走到一半，逃脱的欢欣就已经荡然无存，一股凉意袭上心头。既然这个粗心大意的赏金猎人能找到我，她那些更厉害的同行还会远吗？工业代数公司的天罗地网已经开始收紧，如果艾莉森不能尽快接入“闪光”系统，我们很快就会走投无路，只能销毁那张地图。可是就算销毁了地图，也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我在前台付了房费，还加了一笔适当的小费，希望清洁工明天看在钱的分儿上，别太介意这一室的狼藉。退房时间是次日早晨。我特意强调我的同伴不想被打扰。毒素会在空气中变性降解，血迹几小时后也会变得无害。前台员工狐疑地看着我，但什么也没说。
我走到室外。夏日的清晨温和而晴朗，万里无云。此时还不到六点，控江路上已经挤满了行人、自行车和公交车。几辆奢华浮夸的加长轿车由专人驾驶着，以每小时十公里左右的速度慢腾腾地在车流中前进。骑自行车的人大多穿着橙色的连体工作服，上面印着厂标——看来路口的英特尔制造厂刚刚下了夜班。
走过两个街口后，我突然停下脚步，再也动弹不得。我的双腿几乎无法支撑身体，这不仅是因为迟来的惊恐——我终于体会到要切割我身体的利刃刚才与我只有一线之隔。歹徒的手术刀已足够令人胆寒，但它预示的东西比暴力本身可怕无数倍。
工业代数不惜花费重金、违反国际法，赌上公司和个人的全部未来。“缺陷”已不再是玄妙的抽象之物，它已经被拖入现实世界——这个充满鲜血与尘土、财阀与刺客、权力与实用主义的世界。
在人类所知的所有东西中，最接近于“确定无疑”的那一样已岌岌可危，随时可能化为流沙。
一切始于一个玩笑，一场为争论而展开的争论。艾莉森提出了一套让我十分恼火的异端邪说。
她宣称：“只有当某个数学定理能被某个物理系统证明为真，这个数学定理才为真。所谓证明，就是这个物理系统的某些反应取决于这个数学定理是‘真’还是‘假’。”
那是 1994 年 6 月。我和艾莉森同修一门为期一学期的数学哲学课，聊以调剂繁难硬核的课程。那天，上完最后一堂数学哲学课后，我们打着哈欠、揉着眼睛走出课堂，沐浴着冬日暖阳，在一个地面铺砖的小院里聊着天消磨时光。再过十五分钟，我们就要和朋友一起吃午餐了。那只是一次社交闲聊，有点儿调情的意思，仅此而已。也许在某个黑暗的地窖里，真有疯狂的学者把数学的本质当作信仰，愿意为之献出生命。但我和艾莉森才二十岁，我们明白“数学的本质”和“一个针尖上能站下几个跳舞的天使？”一样，不过是和现实毫无关系的抽象智力题。
我说道：“数学并不是由物理系统创造的。数学不由任何东西创造——它是永恒的。哪怕宇宙里只有一个电子，其他什么也没有，数论里的所有结论仍然成立，和现在的数论不会有丝毫区别。”
艾莉森对我的说法嗤之以鼻，“是啊。因为要想有一个电子，加上放置这个电子的时空，就得有全套量子力学和全套广义相对论——以及像基础设施般支撑这两套理论的所有数学。要想让一个粒子浮在量子真空中，群论、泛函分析、微分几何等等理论的一大半主要结果都必须成立——”
“行了，行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如果像你说的那样，那么宇宙大爆炸后，第一个皮秒 [1] 内发生的事件已经‘构造’了所有物理系统所需的一切数学真理。直到大坍缩导致宇宙灭亡，这套支持‘万物理论’的数学一直成立、完全够用。有这套数学就足够了，再也不需要别的。就是这样。”
“可惜并不是这样。要把‘万物理论’应用到一个特定的系统上，你还得有处理这个系统所需的所有数学——这些数学可以远远超过‘万物理论’本身所需要的数学。我的意思是，大爆炸结束一百五十亿年后，仍然可以冒出一个人来证明……比如说证明费马大定理。”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德鲁·怀尔斯最近宣布证出了这个著名猜想，不过同行还在研究他的证明，尚未得出最终的定论。“物理在以前可从来不需要费马大定理。”
我抗议道：“什么叫‘以前’？费马大定理和物理学的任何分支都毫无关系。以前如此，以后也是如此。”
艾莉森偷笑起来，“对，和物理学的任何分支都毫无关系。那是因为费马大定理所依赖的物理系统太特殊，特殊得有些荒唐——它依靠的就是正在验证怀尔斯证明的那些数学家的头脑。
“想想吧，就算是纯到不能再纯的‘纯数学’，和宇宙里的任何其他物体都毫无关系，只要你开始试图证明它，这个定理就和你有关了。因为不管是用计算机、纸笔，还是闭上眼睛、疯狂调用脑内的神经递质，你都必须选择用某种物理过程来进行验证。任何不依赖于物理事件的数学证明都是不存在的——证明数学定理的物理事件可以发生在你的脑内，也可以发生在你的脑外，两者都是绝对真实的。”
“好吧。”我小心地退让一步，“但这并不意味着——”
“也许第一个受制于费马大定理真假的物理系统恰好是安德鲁·怀尔斯的头脑——或者是他的身体、他用的草稿纸。但我认为人类行为并没起到什么特殊的作用。如果在一百五十亿年前，一团夸克恰好做了同样的事情——在执行了某些完全随机的互动后，以某种方式检验了费马大定理，那么这团夸克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时间就比怀尔斯要早得多。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我张嘴打算反驳：费马大定理包含无限多种情况，任何一团夸克都不可能把所有情况全测试一遍。但我及时制止了自己。费马大定理确实包含无限多种情况，可既然这没有阻止怀尔斯证明它，就同样不能阻止一团夸克证明它。一组有限多的逻辑步骤连接着费马大定理和数论的公理（其中包括对所有数的简单概括）。如果一个数学家能在有限长的时间里，通过操作有限的物理对象（比如纸上的铅笔或自己脑袋里的神经递质）来检验这组有限多的逻辑步骤，那么从理论上看，所有物理系统都可能模仿此证明结构来证明费马大定理——不管它们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正在“证明”费马大定理。
我靠向长椅的椅背，夸张地假装在扯头发，“你这是要逼我成为彻头彻尾的柏拉图主义
者啊！费马大定理不需要被任何人证明，也不需要凑巧被一团随机出现的夸克验证。如果费马大定理是真的，那它永远都是真的。逻辑把一组给定的公理和由它们推出的所有东西连在一起，这种联系是不变的、永恒的——就算在宇宙的整个寿命中，不能被任何人或任何一团夸克验证，这种联系仍然存在。”
艾莉森根本不吃我这一套。只要我提到什么永恒、不变的真理，她的嘴角就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讥笑，仿佛我正在论证圣诞老人存在。她说：“那么，从‘存在零这个实体’和‘每个数字X之后都存在下一个数字X+1’开始，是谁或什么东西把这些公理隐含的结果一路向下推，一直推到费马大定理，甚至更远？而在此之前，宇宙都还没来得及对这条逻辑链进行任何检验呢。”
我坚守自己的阵地，“由逻辑连在一起的东西就是……就是连在一起的啊。不需要发生任何事情，那些结果天然存在，并不需要被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推’出来。莫非你是这么想的：宇宙大爆炸后的第一个事件发生时，夸克-胶子等离子体
第一次抖动时，还得停下来填补所有逻辑上的空白？莫非你以为夸克会停下来想：好呀，目前我们已经做了A、B、C，现在我们又必须做D，可是D在逻辑上和我们已经‘发明’的其他数学矛盾——不管证明这个矛盾是不是得写满五十万页草稿纸？”
艾莉森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不，夸克不会这样想。但要是事件D就是发生了呢？尽管事件D隐含的数学从逻辑上看与其他数学矛盾，但事件D就是不管不顾地发生了……因为宇宙太年轻，还没来得及算出D和其他东西相矛盾，那会怎么样？”
我当时一定是坐在那里，张口结舌地盯着艾莉森看了十秒钟左右。过去两年半，我们一直努力学习“正统”的数学哲学，如果相信那套东西，那么艾莉森刚才说的话实在是一番离经叛道的大胆狂言。
“你是说……在时间开始之前，数学里可能已经散布着原发性的矛盾？就像空间里散布着宇宙弦一样？”
“对，就是这个意思。”她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迎着我的目光瞪住我，“既然时空并不是处处平滑相连的，那么数学为什么就非得处处符合逻辑呢？”
我仿佛被这句话掐住喉咙，差点一口气喘不上来，“我该怎么说呢？要是现在某个物理系统试图把互相矛盾的两个定理连接起来，会怎么样？假设过去有一些太心急的夸克判定定理D为‘真’，而现在我们用一台计算机里的程序证明D其实是假的，那会怎么样？夸克把D判定为‘真’，同时也把A、B、C判定为‘真’。而假设我们的软件通过一些逻辑步骤，从A、B、C推导出非D这个可怕的结论，那它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艾莉森回避了我的问题，“假设这两个命题——D和非D——同时为真，听起来像是数学的末日，不是吗？那么整个系统将瞬间崩溃。既然D和非D同时为真，那你就可以由此证明想证明的任何东西：1 等于 0，日等于夜。但只有老掉牙的柏拉图主义者才持这种无趣的观点——在你的世界中，逻辑可以超光速传播，计算完全不消耗时间。可是现在人类已经生活在欧米伽不一致数论的时代中了，不是吗？”
“欧米伽不一致数论”是一种非标准版本的算术，它基于“几乎”互相矛盾的公理——好在只有用“无限多的证明步骤”才能证明它们之间的矛盾。“无限多的证明步骤”不仅在物理上不可能，而且在数学形式上也不被允许。这套现代数学如今已被普遍接受，但是艾莉森似乎打算把上述理论中的“无限多”替换为普通的“多”——她似乎认为，从实践角度看，“多”和“无限多”的区别并不重要。
我说道：“我来把事情理一理。你的意思是要通过有限多的步骤，证明普通算术（不是与直觉相悖的奇怪公理，只是每个十岁孩童都知道的肯定成立的普通数学结果）存在矛盾？”
她轻快地点点头，“对，证明矛盾存在只需要有限多步，但是步骤非常多，所以矛盾几乎不可能在物理上表现出来——从计算的角度看，矛盾离日常计算或者日常物理事件非常遥远。我的意思是，就算在宇宙里的某个地方有一根宇宙弦
，也不会摧毁整个宇宙，对不对？它根本不会伤害任何人。”
我干笑道：“是啊，只要别靠得太近就行。只要别把那根宇宙弦拖回太阳系，让它随便弹来弹去，把行星切成一片片的就行。”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瞄了一眼手表，“看来是时候返回地球啦。你还记得我们要去见朱莉亚和拉梅什——”
艾莉森夸张地叹了口气，“我知道，我知道。要是我们继续聊这个，准会把那两个没脑子的可怜鬼闷死——所以这个话题到此为止，我保证。”她又淘气地补充道，“文科生的目光太短浅了。”
我们穿过铺满落叶的宁静校园。艾莉森信守承诺，没再提刚才的话题，我们只是静静地走着。要是一路争论到餐厅，见到朋友后一定更难打住这个话题了。
可是，走到半路上，我还是忍不住拾起了刚才的话头。
“要是有人给一台计算机编程，让它沿着一条推论链跨过我们刚才说的‘缺陷’，你认为会发生什么？经过那些简单、可信的逻辑步骤后，在最终结果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那一刻——大爆炸时的两组夸克，究竟哪一组会赢呢？可别告诉我整台计算机会在那一刻突然消失啊，这种设定对你倒是方便了。”
艾莉森笑了，我的话终于让她有点儿答不上来了，“别傻了，布鲁诺。连预测结果所需的数学都还不存在，你叫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不管怎么答，我的答案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除非有人动手做那个实验，才能判定真假。”
我用那天的大部分时间说服自己没被跟踪——那个业余外科医生的同伙（或竞争对手）也许潜伏在酒店外面，然后一路尾随我。我并不清楚自己是真被跟踪了，还是仅仅在妄想，这种想要甩掉“尾巴”的尝试俨然成了一种卡夫卡式的挣扎——我在人群中寻找的不是一张具体的面孔，而是一个抽象的尾随者，这可太令人不安了。如果能通过整容手术换一张汉族人的面孔就好了，可惜现在为时已晚。在越南的时候，艾莉森就曾严肃地建议我这么做。不过住在上海的外国人超过一百万，只要隐藏得法，就算是说英语的意大利裔也能消失在人海里。
理论上是这样，但我做不做得到又是另一码事了。
我努力混在观光客中，顺着他们的足迹，沿阻力最小的路径前进：从挤到发疯的豫园市场（货架上摆满了廉价的手表电脑、能随情绪变色的隐形眼镜、最新的植入式卡拉OK演唱器，这些东西旁边是关在竹笼里的活鸭和活鸽子），一路走到孙中山故居（星空卫视正在热播孙中山的迷你剧。那部剧的广告在城里的一万辆公共汽车和十万件周边T恤上都能看到）；从鲁迅墓（他忠告青年要多思多学，睁眼观察时代现实，了解人民的疾苦——可惜鲁迅的一生没能迎来黄金时代），再到虹口麦当劳餐厅（有人在那儿派发免费的安迪·沃霍尔
塑料小玩偶，我实在想象不到是出于何种原因）。
我在景点间假装悠闲地逛着，时刻保持极不友好的肢体语言——这样即使最孤独的西方人也不会前来搭讪。在上海的大部分地方，外国人都谈不上引人注目。而在这些景点，人们见了外国人更是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就连外国人也不会关注自己的同类——何况我还尽了最大努力不让任何人有任何理由记住我。
我一边走一边检查艾莉森有没有给我发信息，但始终毫无音信。我在公交车站和公园长椅上留下五个专属于我的抽象的粉笔暗号——五个标记各有微小区别，但传达的信息相同：“短暂遇袭，现已脱险。继续前进中。”
傍晚时分，我已用完所有招数。如果想象中的跟踪者还没被甩掉，我也无能为力了。我动身前往下一家酒店——我与艾莉森口头约定过一份酒店清单。上次和她面对面交谈还是在河内。当时我还嘲笑她挖空心思地搞出这些安全措施，如今我却开始后悔暗号覆盖的范围太小——要是那套秘密语言能涵盖极端突发情况就好了，比如：“受到致命伤害，在酷刑下背叛了你。对现实的感知正在衰退，其他无碍。”
淮海中路上的这家酒店比上一家稍强一点儿，但还没高级到不收现金的地步。前台接待员礼貌地与我寒暄了几句。我调整出最佳演技，谎称计划在上海观光一周，然后去北京。我塞给行李员一笔过多的小费，他歪着嘴对我假笑了一下。他走后，我在床边坐了五分钟，琢磨那个假笑里是否藏着什么重要的信息。
我试着努力理顺目前的情况。
也许工业代数已经贿赂了上海所有酒店的所有员工，要他们齐心协力把我们揪出来——但这就类似于在说：从理论上看，他们可能已经复制了我们十二年来搜寻“缺陷”的所有步骤，却一直懒得来找我们麻烦。他们一定非常想要我们手上的东西，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就算真的拿到“缺陷”，他们能用它做什么？拿去做抵押，找银行（或者黑手党、三合会）融资？如果我们手上的货物是一公斤走私钚或者一段价值连城的基因序列，那倒有可能。但在整个地球的人口中，有能力从理论上理解“缺陷”是什么的人最多只有几十万，其中只有极少数会相信这玩意儿真的存在，而钱够多、道德够败坏、愿意投资利用它作恶的人就更少了。
押在“缺陷”上的赌注似乎无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参加这个赌局的赌徒无所不能。
至少目前还没到这个地步。
我更换了手臂上的敷料——从袜子换成了手帕，但伤口比我以为的更深，至今仍在轻微出血。我离开酒店，只走了十分钟就在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百货商店里找到了我要的东西——手术级别的组织修复膏：富含以胶原蛋白为基底的黏合剂、杀菌剂以及生长因子。这并不是一家药店，一排又一排的货架上摆满了毫不相关的各色商品，统统陈列在冷冰冰的蓝白相间的天花板之下。罐头食品、PVC下水管道配件、中药、给老鼠用的避孕药
、视频只读储存器。这个随机大杂烩简直像个复杂的有机生态系统——仿佛风刮来什么种子，货架上就会长出什么商品。
我离开商店，挤过汹涌无情的人群，向酒店走去。食物的味道既诱人，又叫我有点儿恶心。没完没了的全息图和霓虹灯从四面八方将我包围，闪烁着我基本看不懂的陌生文字。十五分钟以后，我被喧闹和潮湿的氛围弄得晕头转向，这才意识到自己迷了路。
我在一个街角停下，试着弄清方位。上海在我周围延展开去——拥挤而奢靡，充满感官刺激却又冷漠地遵循着适者生存的经济模型——一个商业的亚马孙丛林。这座拥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城市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拥有更多种类的工业，更多进出口商，更多批发商和零售商，更多贸易商和经销商，更多回收商和废品处理商，以及更多的亿万富翁和乞丐。
当然，还有更多的计算能力。
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像“闪光”这样强大的单一计算机，即使美国的国防研究机构也没有。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早已屈服于网络化互联。气势恢宏的超级计算机系统结构太复杂，还需要定制的芯片，因此已被数百台大规模生产的最新“工作站”取代。事实上，二十一世纪最大的计算成果皆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完成：将计算任务通过互联网外包给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当他们机器上的处理器闲置时，便可利用本来会被浪费掉的计算能力完成任务。我和艾莉森正是靠这种方式勘测出了“缺陷”的位置：七千名业余数学家花十二年时间证明，我和艾莉森随口提出的玩笑并不是玩笑。
然而，现在互联网已经帮不上忙了，只有“闪光”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可“闪光”并不是谁都能用的机器：只有中国有财力制造它，只有中国人民高级光学工程研究所能把它造出来，只有上海的QIPS公司有权把它的计算时间出售给其他国家——因为目前“闪光”仍被用于模拟氢弹冲击波、无人驾驶战斗机以及实验性的新型反卫星武器。
我终于破解出密码般的路标，弄清了问题出在哪儿：我走出百货商店时转错了弯，就这么简单。
我折回原地，重新出发，很快就回到了熟悉的领域。
我推开酒店房间的门，艾莉森正坐在床上。
我玩笑道：“这座城市里的锁都这么差吗？”
我们互相拥抱，又很快分开。我们曾是恋人，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之后我们做了很多年朋友，但我不确定“朋友”还能不能准确描述我们现在的关系。我和她的关系如今完全是功能性的，没有感情这种奢侈的成分。如今一切都围绕一样东西开展——“缺陷”。
她说道：“我收到你的消息了。发生了什么？”
我描述了今天早上发生的事。
“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吗？”
这句话刺痛了我。“我还活着，不是吗？货物依然安全。”
“你应该杀了她，布鲁诺。”
我笑了起来。艾莉森平静地望着我，我把视线转开了。我不知道她的话是不是认真的——也不太想知道。
她帮我涂上组织修复膏。我体内的毒素不会伤害她，因为我们在河内装上了一模一样的共生系统：同一批产品，完全一样的基因型。她赤裸的手指触碰着我破损的皮肤，那感觉让我心里怪怪的：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她没有任何人能像这样平安无事地触摸我了。
性爱同理。但我现在不打算多想。
我穿上外套，这时她说道：“你猜明天凌晨五点我们要干什么？”
“别告诉我：我得飞去赫尔辛基，你得飞去开普敦，就为了甩掉他们。”
她微微一笑。“猜错了。我们要去研究所和袁庭甫见面，他答应让我们使用‘闪光’半小时。”
“太棒了。”我俯身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我就知道你能办到。”
这个消息本该让我欣喜若狂，可事实上我只觉得五脏六腑在肚子里翻搅。今早醒来发现自己被铐在床上时，那种受困的感觉也不比此刻更加强烈。如果不能使用“闪光”（理当如此，按照现在的市价，它的计算时间我们一微秒都买不起），那么销毁所有数据然后期盼上帝保佑就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工业代数绝对已经从互联网上挖出了数千个原始计算结果的碎片。但显而易见，他们虽然完全清楚我们找到了什么，却不清楚我们是在哪儿找到的。也许他们只能从头开始，再搞一遍随机搜索，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暴露手头私有硬件的信息。可这样的话，要找到“缺陷”可能就得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了。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不可能放手不管，把一切交给机遇。我们必须亲身直面“缺陷”。
“为了用‘闪光’，你向他透露了多少实情？”
“全说了。”她走到洗手池边，脱下衬衣，用一块毛巾擦洗脖子和身上的汗水，“除了地图没给他。我给他看了搜索算法和搜索结果，还有我们需要在‘闪光’上运行的全部程序——隐藏了具体参数值，但足够他确认我们的搜索技术。他要求看到‘缺陷’存在的直接证据，这是当然的，但我没同意。”
“那他信了多少？”
“他没表态。我们谈成的条件是：我们有半小时可以使用‘闪光’，不受任何限制；但他可以在旁边看我们的一切操作。”
我点点头——仿佛我的意见很重要，仿佛我们还有其他选择似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艾莉森曾在复旦大学读博士，研究方向是环论
的高级应用，袁庭甫是她当时的导师。现在，袁庭甫是世界顶尖的密码学家，也是军方、安全部门和十几家跨国企业的顾问。艾莉森曾告诉我，袁庭甫发明了一套多项式时间算法，可以对两个质数的乘积进行因数分解。
虽然官方从未证实此事，但流言传出后，几乎所有人都抛弃了旧的RSA加密方法。袁庭甫的声誉有多高，由此可见一斑。难怪他只要肯开口就能要到“闪光”的计算时间——不过，以错误的理由把“闪光”的计算时间转让给错误的人选仍是可判二十年监禁的重罪，即使对袁庭甫也不例外。
我问道：“你信任他吗？也许他答应你是因为还不相信‘缺陷’存在，一旦他明白‘缺陷’真的存在——”
“他也一定会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这一点我非常确定。”
“好吧。但是你确定工业代数不会监视我们吗？假如他们已经查出我们为什么在上海，然后买通所有人——”
艾莉森不耐烦地打断了我：“上海城里还有几件东西是钱也无法买到的。私自监控‘闪光’这样的军用计算机无异于自杀。没人敢冒这个险。”
“那监控在军用计算机上运行的非法项目呢？说不定两种罪可以互相抵消，最后不仅没罪还能立功。”
她半裸着身体，一边用我的毛巾擦干脸，一边向我走来，“那我们只能希望情况不是这样了。”
我突然大笑起来，“你知道我最喜欢‘闪光’什么吗？他们给埃克森和麦道
用的机器和给军方用的机器根本不是同一台。因为每次拔掉插头，整台计算机就会消失。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并没有说一套做一套。”
艾莉森坚持轮流睡觉，醒着的人负责警戒。要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前，我可能还会笑话她神经过敏。现在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不情愿地接过她递来的左轮手枪。我坐在被霓虹灯微微点亮的黑暗里，看着门。而她立刻就睡着了，就像一盏灯熄灭那么快。
安静了大半晚的酒店现在活了过来。走廊上每隔五分钟就会响起脚步声，墙壁里有老鼠的声音——它们在觅食、交配，搞不好还在生小老鼠。警笛在远处哀号。楼下的街道上有一对夫妇在尖叫着对骂。
一小时后，我已紧张得坐立难安，没一枪把自己的脚打掉实属奇迹。我卸掉子弹，拿空枪玩起俄罗斯轮盘赌游戏。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我还是不想为了捍卫数论公理把子弹射进任何人的脑袋。
工业代数与我们接触的方式非常文明——至少一开始如此。这是一家英国公司，规模不大但进取心很强，设计各类专业的工业和军用高性能计算硬件。他们听说我们在寻找“缺陷”——这本身并不奇怪，毕竟此事已经在网上公开讨论多年，就连严肃的数学期刊也拿它开玩笑。奇怪的是他们联系我们的时间点。艾莉森从苏黎世给我发了一条私信，谈到最新结果“很有希望”。几天以后，工业代数就联系了我们，多么奇怪的巧合。此前，我们有六七次误以为取得了重大进展，可通报后才发现只是程序或设备的小故障所致。我们担心再喊“狼来了”会彻底惹恼一半的合作者，使他们撤回支持，于是决定不再向捐赠计算时间的人通报所有未经证实的发现。公众就更不可能了解搜索的进展了。
工业代数提出，愿意在公司的私人网络上为我们提供大量计算力，数量比任何其他捐赠者给的大好几个数量级。我们自然想知道他们这么慷慨的原因，但他们的答案一直在变。一开始说是因为他们对纯数学抱有深深的敬意；后来号称是因为他们热爱新奇有趣的生活态度，对我们的结果十分好奇；再后来又说是因为想让外界看到他们在资助一个狂野、酷炫、成功概率极小的项目，与之相比，“地外文明搜寻计划”就像蓝筹股投资那么稳健。最后，他们终于“承认”，这其实是急于挽救公司形象的无奈之举——虽然他们生产的智能炸弹本身十分友好，却被一些不受欢迎的政府拿去另作他用，这样的丑闻已经在媒体上发酵好些年了。
被我们礼貌拒绝后，工业代数又开出高薪，想聘请我们当顾问。我们对此深感迷惑，暂停了所有基于互联网的计算，并开始给邮件加密——用的是艾莉森从袁庭甫那里搞来的一套算法，虽然简单，却极为有效。
艾莉森一直用个人工作站收集整理搜索结果，工作站就在她位于苏黎世的家里。我则在悉尼配合她做一些工作。毫无疑问，工业代数一直在悄悄监控我们导入的数据，但他们显然开始得太迟，无法用这些信息生成自己的地图——如果不把计算碎片拼起来，每个碎片本身意义不大。但后来艾莉森的工作站被整个偷走了。虽然文件都是加密的，偷走机器也提取不了任何信息，但这迫使我们开始考虑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如果“缺陷”真的存在，如果我们当年的玩笑其实并不是玩笑，到底会有什么后果？会涉及多少金钱？多少权力？
2006 年 6 月 7 日，我和艾莉森终于见了面，地点是河内的一个闷热拥挤的广场。艾莉森丝毫没打算跟我寒暄，而是直奔主题。她的笔记本里存有从失窃的工作站备份下来的数据。这一次，她庄严地宣布：“缺陷”确实存在且已被找到。此前，我们通过网络计算对算术语句空间进行了拖网式的随机搜索。搜索过程非常长，而笔记本电脑的处理器太小，独立重复全部操作得耗费几个世纪的时间。但是，如果已经找到计算路径，直接让笔记本重复相关计算步骤，只花几分钟便可确认“缺陷”确实存在。
这个过程从命题S开始。命题S涉及一些大得难以想象的数字，但命题本身从数学角度看非常简单、毫无争议。它既不讨论无限集，也不对“每一个整数”下任何论断。命题S仅称：对某些（极大的）正整数进行某些（极复杂的）计算后，应得到某种结果，从本质上看，该结果和“5 + 3 = 4×2”没什么区别。若用纸和笔确认命题S的真假，可能需要花费十年的时间。但从理论上看，只要懂小学数学且足够有耐心，谁都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命题S要么为真，要么为假，绝不可能无法判断真假。
经笔记本电脑判断，命题S为真。
接着，笔记本电脑从命题S出发，通过四百二十三个简单明了、无懈可击的逻辑步骤，证明“非S”也为真。
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用另一种软件包重复了那些计算。结果完全一样。我盯着屏幕，努力编出一个合理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两台不同机器上的两套不同的程序可能会产生完全一致的错误结果。以前确实有过这样的案例：因为某本计算机教科书上的算法里有一处印刷错误，上千个程序出现了同样的错误。但我面对的这些计算操作太简单、太基本了，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
那么就只剩下两种可能性：要么常规算术存在内在缺陷，关于自然数的柏拉图式的理想确实自相矛盾。要么艾莉森是对的，早在数十亿年前，在一个从计算角度看极为“遥远”的区域内，已有另一套算术占据着统治地位。
我震惊不已，但我的第一反应仍是努力淡化这个结果的重要性。“如果以立方普朗克长度
为单位度量可观测宇宙的体积，那么命题S里的数字比这样度量的整个宇宙的体积还要大。假如工业代数打算利用‘缺陷’搞不正当的外汇交易，我看他们在尺度上多少有些误判。”我虽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十分明白问题没这么简单。虽然命题S中的原始数字是超天文尺度的大数，但笔记本电脑的二进制表示中确有一千零二十四个比特在物理上出了毛病。每一种数学真理都以无数种其他形式被编码、被反映。因此，虽然“缺陷”初看上去只是一种抽象争论，仅涉及某些即使在最宏大的宇宙学讨论中都不会出现的大数，但它却可以切实影响一块五克重的硅芯片的行为。既然能影响芯片的行为，那么威胁地球上的数十亿种其他系统显然易如反掌。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从理论上看，我们已经找到了两套互不相容的数学之间的边界。这两套数学在物理上都成立——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中成立。只要一串逻辑演绎操作完全处于边界的一侧（不管是常规数学成立的“近侧”，还是另类数学成立的“远侧”），就不会出现矛盾。但任何跨越边界的逻辑链都会导致荒谬的矛盾结果，即由S推出非S。
因此，应该可以通过检验大量逻辑推理链（其中有自相矛盾的，也有自洽的）精确绘出“缺陷”的周边区域——即判定每一个命题究竟属于近侧还是远侧。
艾莉森向我展示了她绘制的第一幅地图。图上远近两侧的边界形状非常复杂，是一个锯齿状的分形
，颇像显微镜下两块冰晶之间的界限。两个系统仿佛从不同的起始点随机向外扩散，相撞后挡住了对方继续扩散的道路。此刻我已几乎相信，这就是数学诞生时的景象——这幅地图犹如一块化石，封存了时间开始之初划定真假间的界限的那一刻。
然后，她以同一组命题画出另一幅地图，并把两幅图叠在一起。“缺陷”及其边界移位了——有些地方推进，有些地方后撤。我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一定是软件出错了。”
“没有。”
我深吸一口气，朝四周扫了一圈。广场上挤满了无忧无虑的游客、小贩、顾客和经理。我多希望能从他们身上找到某种比数学更颠扑不破的“人性”真理。但我唯一能想到的东西是《1984》：经不住拷打的温斯顿·史密斯终于屈服，放弃理性的最后一块试金石，承认二加二等于五。
我说：“好吧。继续。”
“在早期宇宙中，一定有某种物理系统检验过另一套数学——那套孤立的数学与所有已经确立的结果隔绝，它独立存在，可以自行随机决定结果。这就是‘缺陷’的起源。但是现在，在我们这个区域里，所有数学都已被检验过，所有逻辑空白都已被填补。在我们‘近侧’，当物理系统检验一个数学定理时，不仅该定理早已被检验过十亿次，而且所有逻辑上与之相邻的命题也早已确定真假。有了这些相邻的命题，只需一步就能正确判定待检验的命题是真是假。”
“你是说……来自邻里的‘同侪压力’？因为不允许出现不一致，所以必须服从相邻的结果？如果 x -1= y -1，且 x +1= y +1，那么 x 别无选择，只好等于 y ……因为‘附近’没有其他东西能支持‘ x = y ’以外的结论？”
“正是如此。真理是在‘局部’层面上决定的。在遥远的‘远侧’，情况同样如此。在那里，‘另类数学’占统治地位。不管物理系统想检验什么命题，它周围已经确立的定理都会彼此验证、互相加强，产生‘正确’的结果——只是远侧的‘正确’标准与我们近侧不同。”
“但是在边界上——”
“在边界上，每当你想检验一条定理，就会收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位邻居说 x -1= y -1，另一位邻居却说 x +1= y +2。由于边界的拓扑结构非常复杂，所以对一个近侧定理而言，它的远侧邻居可能比近侧邻居更多——反之亦然。
“因此边界处没有稳定的真理，不仅远古时代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近侧和远侧这两个区域都可以推进或后撤——这完全取决于物理系统以什么顺序检验命题。如果一个坚定效忠近侧的定理先被验证为真，它就可以支持附近脆弱的邻居，保证它和邻居都能留在近侧区域内。”说到这里，她调出一段简短的动画来演示这种效应，“但是，如果调换检验顺序，脆弱的邻居就可能被远侧攻陷。”
我看着她的演示，只觉得头晕目眩。真理纵然晦涩难解，也是永恒不变的——我一直这样相信。可如今真理却像棋盘上的棋子般摇摇欲坠。“那么，你是说，偶然的分子事件在边界上漫无目的地不断检验、再检验各种理论，这种目前正在发生的物理过程会使两个区域不断地扩大和失去领土？”
“对。”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几十亿年中，一直有一种……一种随机的潮水，在两种数学的交界处涨潮退潮、来回冲刷？”我不安地笑了笑，在头脑中粗略估算了一番，“随机游走
的期望值是N的平方根。既然如此，我想我们没什么可担心的。直到宇宙寿终正寝，这潮水也不会冲走任何有用的算术定理。”
艾莉森干笑一声，又拿起了笔记本。“潮水确实没什么好担心的。但是要挖出一条隧道，让随机流动产生偏差，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她又播放了一段动画，向我展示如何在一小段战线上通过一系列检验迫使远侧系统后撤：利用偶然形成的一小块“滩头”乘胜追击，攻陷一连串定理。“不过据我猜测，工业代数可能对反向操作更感兴趣：他们想建立一个网络，让许多狭长的另类数学隧道深入常规算术领域，然后就可以利用这个网络部署攻击，击溃某些会产生实际后果的定理。”
我陷入沉默，试图在脑海中想象另类算术的细小触角如何伸进我们的日常世界。毫无疑问，工业代数希望以外科手术般的精确度展开攻击，破坏某些金融交易的数学基础，以谋取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可一旦开始破坏数学，后果便无法预测，更无法控制。根本不可能在空间上限制攻击的作用范围——也许工业代数的攻击目标只是某几条数学定理，但他们无法保证其他地方不会因此产生变化。受影响的可以是几十亿美元，也可以是几十亿个神经元，几十亿颗恒星……或几十亿人。一旦基本的计数规则遭到破坏，就连最坚固、最明确的东西也会变得如盘旋的雾气般不确定。就算有人道德堪比特蕾莎修女、头脑不逊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
，我也不放心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他。
“那我们该怎么办？删除这张地图，然后祈祷工业代数永远不会自主发现‘缺陷’？”
“不。”艾莉森的语气相当冷静，这倒也不是全无理由。一来她一直视若珍宝的自创哲学刚刚得到证实，我的看法却被彻底推翻，她的心态自然比我好些；二来她刚从苏黎世飞过来，想必已经利用航班上的漫长时间把真实数学的事情彻底梳理过一遍。她说：“只有一种方法，能确保他们永远无法利用‘缺陷’——我们先下手为强。我们得找到足够多的计算力，把整个‘缺陷’区域测绘出来。然后有两个选择：要么把边界烫平，让它再也不能移动——这就好比把螃蟹的螯都折断，它就再也不能夹你了；或者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如果能调动足够多的资源，就能从四面八方把边界推向远侧，让远侧不断缩小，直到完全消失。”
我犹豫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画出了‘缺陷’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我们不知道远侧究竟有多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肯定不小，不然早就被随机波动完全吞噬了。远侧可以无穷无尽，可以是无限大的，我们没法排除这种可能性。”艾莉森用奇怪的表情看着我，“布鲁诺，你还是没明白，是吧？你还在用柏拉图主义的思维想问题。宇宙只存在了一百五十亿年，它还没有时间去创造无限。远侧不可能无限延伸，因为在‘缺陷’区域之外，一定还存在不属于任何系统的定理。那些定理从未被触及、从未被检验、从未被判定为真或假。
“宇宙中现已存在的数学一定有边界。假如必须越过那条边界才能包围远侧，那我们就越过它。没有什么理由说那不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抢在工业代数前面。”
凌晨一点，艾莉森与我换岗，可我确定自己不可能睡着。三小时以后，我被她摇醒，却感觉自己根本没有睡着过。我用笔记本向我静脉里的数据内存发送了一段启动代码。然后我和艾莉森并肩而立，我的左臂对着她的右臂。两块芯片先互相确认磁场和电子签名，互相验证、确保对方的身份毫无问题后，芯片开始发射低功率微波。艾莉森的笔记本接收微波，将我们的数据流合二为一，拼成完整的数据。笔记本上的数据虽仍经过高度加密，但经过这么多安全步骤后，我觉得现在把地图导入手持计算机就跟把它纹在我们俩的额头上没什么区别。
楼下有一辆出租车正等着我们。中国人民高级光学工程研究所位于闵行，是市中心以南约三十公里处的一座庞大的科技园区。出租车在黎明前灰暗的微光中前进，经过丑陋的巨型高层住宅。因为尸阀和其中的货物刚刚在血液中溶解，我俩都发着烧。我们一路沉默不语，等待那热度褪去。
出租车转了一个弯，驶上一条生物技术公司和航空航天公司林立的大道。艾莉森说道：“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们是袁庭甫的博士生，他正在指导我们检验一个代数拓扑领域的猜想。”
“你倒是早说啊。万一对方要求我们详细解释这个猜想怎么办？我估计你根本没有准备一个特定的猜想吧？”
“还会有人想在凌晨五点，听别人详细解释一个代数拓扑猜想？”
研究所的大楼并不怎么起眼——三层高，外墙贴着参差不齐的黑瓷砖，但外面有一道五米高的通电网墙，入口处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军人。我们付清车费，徒步走向入口。袁庭甫给了我们两张访客通行证，上面照片和指纹俱全。名字都是真名，在这种地方搞不必要的欺骗实在毫无意义，如果被抓住，假名只会让我们的处境更糟糕。
两名军人察看了通行证，然后领我们走过核磁共振扫描器。站在一旁等待结果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平静地呼吸：从理论上讲，这台机器可以在我们身上发现不少疑点——共生系统的外来蛋白质，尸阀溶解后的残余产物，还有另外十几种可疑的化学物质残留。但一切都取决于他们想在我们身上找什么。虽然收录了数十亿种分子的磁共振波谱，但是再厉害的机器也不能同时检测几十亿种物质。
其中一名军人把我叫到一边，要求我脱掉外套。我强忍住一阵恐慌，然后又努力提醒自己别矫枉过正——就算我没什么要隐藏的，被叫到一边脱衣服时也应该表现出适度的紧张。他戳了戳我上臂的医用胶布，周围的皮肤仍然有些红肿，“这是什么？”
“我长了个囊肿，医生把它切除了，今天早上刚切掉。”
他狐疑地看看我，用没戴手套的手撕开了伤口上的胶布。我转过头去，不敢朝那里看。修复膏应该已经把伤口完全封住了——最多有点儿干涸的血迹，但我却模糊地觉得切口处有温暖的液体渗出。
我吓得咬紧了牙关。军人先是被我的狼狈相逗笑了，然后露出厌恶的表情，挥手叫我走开。他以为我藏了什么？我一点儿也猜不出。我看到几颗红色的新鲜血珠从伤口渗了出来，伸手重新贴好胶布。
袁庭甫在大厅里等我们。他年近七十，体型结实高挑，衣着随意——穿着牛仔裤。我一言不发，把谈话的任务全部交给艾莉森：她先为我们不够守时道歉（尽管我们并没有迟到），然后滔滔不绝地感谢袁庭甫，说他肯为我们微不足道的研究提供这么宝贵的机会，实在让我们受宠若惊。我跟在他俩身后，努力表现出适度的恭敬。四名军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这套虚浮的逢迎之词有什么不妥。也对，假如我真是袁庭甫的学生，导师竟愿意为我平平无奇的论文提供“闪光”的计算时间，我确实会因敬畏而晕头转向吧。
袁庭甫轻快地走过第二层检查站和扫描仪，我们跟在他身后。这次没有人拦住我们。过关后，我们踩着柔灰色的人造地板，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路上遇见了好几个穿白大褂的技术人员，但谁也没多看我们一眼。我本以为两个显然非本国人的家伙在这里走动会像是在军事基地里乱逛一样引人注目，但显然我的想象太荒谬了。“闪光”有一半的计算时间卖给了外国公司，再加上这台机器绝不可能与任何通信网络相连，所以商业用户必须亲自来这里提交任务。可袁庭甫真会经常动用特权，把“闪光”的闲置机时免费拿给自己的学生（不管他们是哪国人）来用吗？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既然袁庭甫认为这是掩护我们的最佳借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只希望他在大学的登记系统和其他地方也严丝合缝地安排好了环环相扣的谎言，这样即使研究所的管理部门详查此事，也不至于立刻穿帮。
我们走进操作室，袁庭甫和几个技术人员闲聊了几句。房间的一面墙上镶满了一排排的平面显示器，上面显示着各种状态直方图和工程示意图。这里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型粒子加速器的控制中心——事实上差不多就是那样。
“闪光”是一台用光造出的计算机——这句话没有任何修辞比喻，就是字面意思。让三个巨大的高功率激光阵列产生一组精心设计过的复杂驻波，再用这组驻波填满一个五米宽的立方体真空室，“闪光”就诞生了。一束相干电子射入了真空室——正如以固体物质精心制造的光栅可以衍射光，足够有序（且足够强烈）的光也可以衍射物质。
在这个光立方中，电子束层层转向，每一阶段都会重组和相互干涉。电子相位和强度的每一点变化都进行了相应的运算。在纳秒级的时间内，整个系统就可以为当前的计算任务不断配置出最合适的复杂的新“硬件”。不管是针对何种程序，负责控制激光阵列的辅助超级计算机都能根据具体的计算阶段设计出最完美的机器，然后用光把这种机器瞬间制造出来。
当然，这是一种极为困难的技术，不仅耗资惊人，而且很不稳定。如果有人提议制造这种玩意儿，会计师一定不会点头，只会目不转睛地继续玩俄罗斯方块。因此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会有人去追求这种项目。
但这台巨大、笨重、超现实的机器速度极快。把目前联入因特网的所有硅芯片加起来，计算速度也赶不上它。
我们继续向前，走进编程室。乍一看，这像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小学的电脑室，白色的塑料电脑桌上放着六台平平无奇的工作站。但它们并非普通的工作站：世界上只有六台工作站连接“闪光”，六台都在这个房间里。
此刻只剩我们三个人。艾莉森跳过正式程序，只朝袁庭甫的方向瞟了一眼就算征得了他的同意。她迅速让自己的笔记本连上一个工作站，上传了加密地图。本来我一直在琢磨，要是门口的卫兵检查我的伤口时中了毒怎么办，各种画面在我脑子里走马灯似的打着转，但在艾莉森输入解密指令的那一刻，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必须在半小时以内消灭“缺陷”，而此刻我们甚至还没弄清“缺陷”究竟有多大。
袁庭甫转向我。紧张的表情泄露了他内心的焦虑，但他仍若有所思地说出了一番颇有哲理的话：“如果面对这些大数，我们的算术看起来失败了，那究竟意味着什么？说明数学这种理想本身就有缺陷，就是可变的？还是说，那仅仅表示物质行为总是与数学理想有差距？”
我答道：“假如从巨石到电子，再到算盘上的算珠，每一类物理对象都以完全一样的方式与我们的数学理想拉开了‘差距’，那么它们的共同行为所服从的——或者说定义的——如果不是数学，又是什么呢？”
他迷惑不解地笑了，“我还以为你是柏拉图主义者，艾莉森好像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的真理失效了——或者说被打败了。如果所有真实对象都不再能反映标准数论，那么，为什么还要硬说标准数论在某种含糊的柏拉图主义意义下仍然成立？我看不出那有什么意义。”
“我们仍然可以想象真理，仍然可以思考抽象事物。只不过是没办法完成‘检验’这一物理行为而已。想想超限算术：康托尔
的绝对无限，没有人可以在物理上检验其性质，对不对？我们只能从远处推理其存在。”
我没有回答。自从在河内得知“缺陷”真的存在，我已几乎不再相信自己具有“从远处推理”的能力。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没法亲自在一张纸上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它，我就不敢确定它真的存在。也许艾莉森说得对，真理仅存在于局部。我们不能指望更宏大的东西，任何更具雄心的数学概念看起来都有点儿像漫画书里的“物理学”，仿佛在头顶旋转一根一百亿公里长的刚性梁，就可以预测其远端会超过光速。
图像在工作站的屏幕上展开：起先是我们熟悉的那幅描绘“缺陷”区域的地图，但“闪光”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把它越铺越大。在边界附近，数十亿个推论环在旋转：一些验证了自身的前提，勾画出单一、自洽的数学主导的区域；另一些则陷入自我矛盾，于是歪向边界另一侧、投入敌营。我试图在头脑中想象一条莫比乌斯带状的逻辑环，沿着它走会怎么样？这里不涉及任何艰深难解的概念，只不过因命题规模太大才无法得到结果。可是，矛盾出现时我究竟会做何反应？是被它逼疯，胡言乱语起来？还是相信每一步都完全符合逻辑，因此结论就板上钉钉了？我会冷静而快乐地接受二加二等于五吗？
地图不断扩展，工作站不断平滑地自动缩小其尺寸，确保屏幕上放得下全图。这种动画的视觉效果令人不安：仿佛我们正在全速逃离另类数学，却只能勉强不被它吞噬。艾莉森坐在那儿，弓着背、伸着脖子，等待全局图揭晓。地图将命题组成的网络描绘为三维空间中的复杂网格（虽然这种常规表示方法很粗糙，却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了）。到目前为止，两个区域间的边界没有出现任何整体弯曲迹象，只能看到两个方向上都有许多大小不一的随机侵入。也许远侧数学最后会将近侧数学完全包围，目前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一直深信，我们的数学可以延伸至无限，可事实上它也许只是一座小小的孤岛，漂浮在自相矛盾的真理构成的海洋里。
我朝袁庭甫的方向瞟了一眼。他正盯着屏幕，脸上明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他说道：“我看过你们的软件。当时我心想：行，这个看起来没问题，那就一定是你们的机器上有什么故障，不可能有其他解释。我以为‘闪光’很快就能纠正问题，证明‘缺陷’并不存在。”
艾莉森突然欣喜地大声叫道：“看，它转向了！”
她说得对。在那幅不断缩小的地图上，边界上的随机分形终于融入一个巨大的凸起——远侧的凸起。仿佛我们一直在近距离观测一只带尖刺的巨大海胆，现在视点终于后撤，能看出海胆其实是圆形的了。短短几分钟后，地图上已经出现了一个粗糙的半球，每一个尺度上都展示出复杂的晶体挤压结构。我比从前任何时刻更强烈地感到，我正在观赏某种古数学的遗迹：这个定理组成的怪团真的像是以某个前提为核心，从那里爆炸开来，溅入尚无确定真理的真空。这次爆炸也许发生在宇宙大爆炸后的十亿分之一秒内，直到此刻与我们的数学相遇，它才首次得到了检验。
半球缓缓拓展为四分之三个球体，然后又拓展为一个带尖刺的完整的球。远侧被边界完整包围，它是有限的。远侧才是孤岛，我们不是。
艾莉森不安地笑起来，“我们动手前它就长这样吗？还是说，是我们把它变成了这样？”数十亿年来，近侧一直这样包围远侧吗？抑或是“闪光”刚刚主动出击，将近侧延伸进从未被任何物理系统检测过的未知数学疆土，为我们打下了新的江山？
我们永远无从知晓这些问题的答案。设计这个软件时，我们要求它在确定能将待定命题拉入近侧时，就立刻沿边界拓展地图。因为假如盲目推进前线，进入深不可测的虚空，就可能制造更多麻烦：也许会检验到某个孤立的命题，从而无意中拓出一整块与远侧不同的新的另类数学。
艾莉森说道：“好，现在我们必须决定——是封住边界？还是彻底消灭远侧？”
我知道，软件此刻正忙着对比这两个任务的难度。
袁庭甫立刻答道：“封住边界，不要再做更多干预了。你们不能毁掉它。”他转向我，恳求道：“你会砸掉南方古猿的化石吗？你会把宇宙背景辐射完全消除吗？也许它的存在会动摇我们所有信仰的根基，但它也蕴含着关于我们的历史的真相。消灭它就好比破坏文物，我们无权这么做。”
艾莉森紧张地看向我。什么意思？少数服从多数？其实，这里有实权的只有袁庭甫，他可以一把拔掉“闪光”的电源。但他的言行清楚地表明，他希望我们三人达成共识。不管最终决定是什么，他都希望我们能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决定。我小心翼翼地说：“如果我们烫平边界、把它封住，工业代数就绝不可能利用‘缺陷’作恶了，是这样吧？”
艾莉森摇摇头，“这没法保证。就算是看起来已处于完美均衡状态的命题，也可能因某些量子态成分自发产生矛盾。”袁庭甫反驳道：“那么任何地方都可能自发形成矛盾，就算远离边界的地方也一样。即使把整个结构抹掉，也保证不了什么。”
“可以保证工业代数找不到‘缺陷’在哪里！也许针尖大的小矛盾确实会自发形成，也一直在自发形成。但是下次检验的时候，它们一定会自行消失。因为它们被显而易见的矛盾所包围，根本没有立足的机会。那些只是转瞬即逝的小矛盾，而我们面对的这个东西，相当于一座反数学的军械库，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屏幕上，“缺陷”竖着尖刺，像一朵巨大的蒺藜。艾莉森和袁庭甫都看向我，脸上带着期待的表情。我正要开口，工作站叮地响了一声。软件已经详细评估了两种方案：“闪光”完全消灭远侧要花二十三分十七秒——比我们剩下的时间少一分钟左右；而封住边界需要一个多小时。
我惊讶道：“这不可能吧。”
艾莉森咕哝道：“明明有可能！边界上一直有来自其他系统的随机干扰，因此要在边界上完成精细操作，就得与这种干扰相互对抗、博弈；直接全力冲锋，把边界往里推则不同：你反而可以利用干扰加快推进速度。所以这两个方案并不是‘只处理表面’和‘处理整个物体’这样的差别，而更像是……一个是一边对抗不断冲刷沙滩的浪头，一边把一座岛刻成完美的圆形；另一个则是直接用推土机把整座岛铲进海里。”
我们有三十秒时间做决定，不然今天就两样都做不成。也许我们可以等“闪光”的下一个空闲时段，可是那得等上一个月或更久。也许在此期间，袁庭甫能利用他手上的资源保证地图不被工业代数发现。但不确定性太高，我不想接受这么危险的方案。
“把整个远侧消灭吧。否则就太危险了。未来的数学家依然可以研究这张地图——要是没人相信‘缺陷’真的存在过，那只能说太糟糕了。工业代数随时可能得手，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艾莉森的一只手已经放在了键盘上。我转过身去，只见袁庭甫神情痛苦地盯着地面。他已经让我们表达了意见，但归根结底，有权做决定的人是他。
他抬起头，悲伤但坚决地说道：
“好吧。动手。”
艾莉森按下了键钮，此时多余的时间只剩三秒。我瘫进椅子里，如释重负的感觉让我一阵眩晕。
我们看着远侧不断缩小。这个过程并不像用推土机铲平一座岛那么粗暴，而更像是让某种奇异美丽的晶体溶解到酸液里。危险在我们眼前渐渐退去，一种模糊的悔恨却开始刺痛我的心。我们的数学已经与这种奇怪的异常共存了一百五十亿年，而我们才发现它几个月就把自己逼入了死角，不得不将其摧毁。一想到这点，我就羞愧难当。
袁庭甫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那么我们是在推翻物理定律，还是在执行物理定律？”
艾莉森回答：“都不是，我们只不过是在改变物理定律隐含的结果。”
袁庭甫轻轻地笑了，“好一个‘只不过’。对于一些深奥难解的复杂系统，我们改写了系统行为的高阶规律。希望这些系统不包括人的大脑。”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改变人类大脑的行为规律，你不觉得那……不太可能吗？”
“开个玩笑。”袁庭甫犹豫了一下，又严肃地补充道，“也许不太可能改变人类的大脑。但在某些地方，可能有某些生物正依赖着被我们改变的规律生存。也许我们的行为会完全摧毁他们存在的基础：那些东西对他们而言是那么确定、那么基础，就像我们小时候学的乘法口诀那样。”
艾莉森无法掩饰心中的轻蔑，脱口说道：“那不过是些垃圾数学，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事故留下的遗迹罢了。对任何从简单形态进化到复杂形态的生命，那种数学都不可能有什么用处。我们的数学非常管用，对石头、种子、动物群、人类部落都管用。而那种数学只有当数字大于宇宙内的粒子总数时才会生效——”
“对较小的系统也可能生效，如果那些系统代表你说的大数。”我提醒她。
“你难道真的认为，某些地方的生命会迫不及待地做超天文尺度的非标准算术，否则就没法生存下去？对此我非常怀疑。”
我们都沉默了。以后再让心中的愧疚与解脱感慢慢争斗吧，至少现在我们中没人要求停止程序。毕竟用“缺陷”做武器可能造成的破坏实在太大，也许为了消除这种威胁，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我迫不及待地想给工业代数写一封长信，一五一十地描述我们是如何将他们的野心彻底扼杀掉的。
艾莉森指着屏幕的一角，“那是什么？”一根细长的暗色尖刺从不断缩小的命题团上伸出来。有一小会儿，我以为那只是远侧躲避近侧攻击的权宜之计。但事实并非如此。尖刺缓慢而稳健地逐渐增长，越伸越长。
“可能是测绘软件出错了。”我抢过键盘，将这部分结构放大。特写之下，我看出尖刺有几千个命题的宽度。在边界上，可以看到艾莉森的程序正在进攻：按设计好的顺序检验命题，将近侧的触须不断插入远侧深处。这条细长的尖刺仿佛是挤压出来的结构，它完全被近侧的数学包围，应该不到一秒钟就会被我们的程序吞噬才对。但某种东西正在积极反抗我们的进攻——它在不断修复每一寸失地，不让近侧的势力蔓延。
“就算是工业代数在搞鬼——”我转身对袁庭甫说，“他们也没有直接战胜‘闪光’的实力，所以阻止远侧缩小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只是这样一个微小的结构的话——你怎么看？他们有能力让这个结构稳定存在吗？”
“也许能做到。”袁庭甫承认道，“用四五百台极速工作站就能做到。”
艾莉森狂敲着笔记本上的键盘，说道：“我在写一个补丁，它能找出任何系统性干扰，然后把我们的资源全部调过去对抗干扰。”她撩了撩挡住眼睛的头发，“布鲁诺，你站到我背后看着我的屏幕，好不好？我一边写，你一边帮我检查。”
“好的。”我把她写好的程序读了一遍，“没问题的。保持冷静。”我看到她的手在发抖。
尖刺继续增长，地图的比例尺不断缩小，好把它完整地显示在屏幕上。补丁终于写好了。
艾莉森开始运行补丁。尖刺罩上了一层电光蓝，表示我们的计算力现在集中在这个区域。尖刺突然冻住了，不再继续增长。
我屏住呼吸，等待工业代数发现我们的操作。他们会把资源调去别处吗？如果他们调走资源，应该不会再出现第二根尖刺，他们没有那么强的计算力。但电光蓝的区域应该移到别处，标出他们重新组织资源意图再造尖刺的地方。
然而，那团蓝光没有移动，仍停留在现存的尖刺上。尖刺没有消失的意思，尽管“闪光”正全力以赴、集中所有资源消灭它。
尖刺缓慢地动了起来——它又开始增长了。
袁庭甫脸色发白，“这不是工业代数所为，在这颗星球上，没有任何一台计算机能——”
艾莉森嘲讽地大笑起来，“你想说什么？远侧的外星人正在捍卫他们赖以生存的数学？哪儿来的外星人？我们的任何操作现在都还没来得及传到……连木星都还没到。”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歇斯底里的意味。
“你测量过这些变化的传播速度吗？你确定它们真的不能超光速传播吗？绝对确定吗？要知道，远侧数学确实有可能破坏相对论的逻辑基础！”
我说道：“不管是谁在反击，他们并没在整条边界上全面反攻，而是把手上的所有资源都放在这根尖刺上了。”
“他们一定有什么目的。一个特别具体的目标。”袁庭甫伸手越过艾莉森的肩膀去抢键盘，“我们必须停止运行程序，立刻停止。”
艾莉森护住键盘，转身面对袁庭甫，“你疯了吗？我们就快击退他们的反攻了。让我重写一遍程序，做些微调，在效率上超过他们——”
“不，我们应该停止威胁他们，看对方有什么反应。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到底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他再次伸手去抢键盘。
艾莉森用手肘猛击他的喉咙，下手真够狠的。袁庭甫喘着粗气，踉踉跄跄地后退几步，摔倒在地，还被他自己带倒的一把椅子砸中。艾莉森发出毒蛇一般的嘶嘶声，对我吼道：“快点儿——让他闭嘴！”
我犹豫了。我们的团队分崩离析了。袁庭甫的意见在我看来完全合理，可如果他开口大叫警卫……
我蹲下，骑到袁庭甫身上，推开椅子，捂住他的嘴，用力推他的下颌，逼他向后仰着头。事到如今，我们只能把他绑起来，然后试试能不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明目张胆地从楼里走出去。可是，警卫应该用不了几分钟就会发现他。就算侥幸闯过安检门，我们也完蛋了。
袁庭甫喘过气来，开始挣扎。我笨拙地用膝盖压住他的双臂。我能听见艾莉森敲键盘的声音，那时快时慢的节奏牵动着我的心。我想转身看一眼工作站的屏幕，但那样袁庭甫就会挣脱。
我说道：“也许他说得对，或许我们应该暂时停下，看看会怎么样。假如这种改变能超光速传播……那这会儿已经有多少遥远的文明感知到我们的操作带来的效应了？我们人类第一次和地外生命接触居然是在尝试摧毁他们的数学，那套数学对他们来说……是什么呢？珍贵的资源？神圣的遗迹？整套世界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敲打键盘的声音突然停止了，“布鲁诺，你有没有觉得……”
“什么？”
沉默。
“什么？”
袁庭甫似乎已经放弃了挣扎。我冒着风险转过身。
艾莉森弓着背坐在那里，把脸埋在双手中。在工作站的屏幕上，尖刺已停止不懈地线性增长，但尖端上像开花一样绽放出一团复杂的枝状结构。我低头看了一眼袁庭甫，他根本不理会我的存在，似乎已被眼前的景象完全震住。我小心翼翼地移开手，不再捂住他的嘴。他平静地躺在地上，脸上似笑非笑，眼睛扫视着某种我看不见的东西。
我站起身来，把手放在艾莉森的肩膀上，轻轻地摇了摇她的身体。她把脸埋得更深了。尖刺顶端的奇异花朵还在生长，但并没有占领更多领土，只是不断抽出纤细的芽，向自己内部卷曲，以越来越精细的结构不断交错着填满同一块领域。
它在做什么？在织一张网吗？还是在探寻什么？
顿悟的惊雷击中了我。有生以来，我从未受过如此强烈的冲击。我仿佛回到了遥远的太初，重新经历了数字概念被创造出来的那一瞬间。但经历这一刻时，我仍拥有成年人的头脑和知识，我理解数字的诞生开启了什么，意味着什么。这启示如闪电般击中我，但一切都清晰明了，没有一丝神秘或迷惑：没有麻药般的朦胧欣快，也没有性快感般的冲动。在最简单的概念和最清晰的逻辑中，我看到并理解了世界运行的方式。
可那一切都是错的，都是假的，都是不可能的。
流沙。
我在眩晕中扫视整个房间，心中疯狂地数着：六台工作站，两个人，六把椅子。我又试着把工作站分组：三组，每组两台；两组，每组三台。一加五，二加四，四加二，五加一。
我交叉检查了十几次，确保一切没有矛盾——确保我没有丧失理智。一切仍然自洽。
他们没有偷走我们的数学，只是把他们的新数学灌进了我的头脑，让它与我们的老数学共存。
不管是谁在反抗“闪光”的进攻，他已成功利用那根尖刺触碰到我们，并稍稍改写了我们神经系统中的元数学——也就是决定我们的头脑如何进行数学推理的数学——好让我们理解自己试图摧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艾莉森一言不发，但她在缓慢而稳定地呼吸。袁庭甫看起来挺好，似乎沉浸在快乐的冥想中。见同伴没事，我稍稍放松了一些。远侧的算术如潮水般涌入我的大脑，我开始试图理解它。
从他们的角度看，那些公理都很简单、很显然。我可以看出那些公理对应着一些关于超天文大数的复杂命题，但没有能力说出那些命题究竟是什么。硬要从大数角度理解那些公理描述的本质，就好比硬要用十进制展开的前一万位理解圆周率或二的平方根：这样做完全弄错了方向，搞错了重点。这些来自异域的“数字”——另类数学的基本对象——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嵌入我们的整数，并以一种简单、优雅的方式彼此联结。如果在转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推论，与我们的整数应该服从的规则相矛盾，那也仅仅是颠覆了一小块很遥远、很模糊的真理。
有人碰了碰我的肩膀。我吓了一跳，却见袁庭甫正亲切地对我笑着。刚才的争执和暴力已被抛在脑后。
他说道：“光速不可超越的原理没有被违背。所有以此为前提的逻辑都完好无损。”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只能相信他说得没错，要我证明这个结论，可能得花上几个小时。也许外星人向他传递信息的效率比向我传递信息的效率高；也许他的数学水平就是比我高，不管是我们的数学还是另类数学。
“那么——他们在哪里？”即使以光速传播，我们对远侧的攻击现在最多能传到火星，可对方阻挡我们侵蚀尖刺的策略显然是即时的，哪怕有几秒钟的时差，对方的防守也不可能成功。
“在大气层里？”
“你是说，在地球的大气层里？”
“不然呢？也可能在海洋里。”
我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这个结论也许并不比其他可以想象的解释更加奇异，但我还是不敢相信它意味着什么。
袁庭甫说道：“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些外星生命的结构根本不算‘结构’。最简单的单位也许包含数千个原子，代表一个超天文尺度的大数。这些原子甚至不一定要以我们能理解的常规方式结合在一起，它们可以打破我们的物理定律，服从另一套规则——另类数学产生的某种高级规则。人们常常遐想，智慧生命也许存在于某个遥远的巨大气体行星上，存在于行星经久不退的气旋里……但这些智慧生命并不在飓风或龙卷风里，它们就飘浮在最普通、最平静的空气里，像中微子一样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那它们应该是不稳定的——”
“只是我们的数学认为它们应该不稳定，但它们不服从我们的数学。”
艾莉森突然怒气冲冲地打断我们，“就算你们说的都对，但那又有什么用？不管‘缺陷’是否支持着一整套隐形的生态系统，工业代数都会找到‘缺陷’并加以利用。”
我一时哑然。我们很可能会证实人类正与一种从未被发现过的文明共享着地球，都这样了，艾莉森居然只关心工业代数的阴谋诡计？
但也许她完全正确。证实或证伪这些缥缈华丽的幻想需要很久很久，而在这之前，工业代数仍有可能造成数不尽的破坏。
我说道：“让测绘软件继续运行，但关闭进攻程序。”
她看了看屏幕，“不用了，进攻程序已经被制伏，或许他们破坏了支持进攻程序的数学。”远侧已经恢复到初始大小。“那我们更没什么可损失的了。关闭程序。”
她照做了。不再受攻击后，那根尖刺开始收缩。我对远侧数学的那一点儿皮毛的理解也如露水般随之蒸发了。一阵失落刺痛了我的心。我想抓住刚才理解的东西，就像想要握紧空气一般，到头来只是徒劳。
最终，尖刺完全消失了。这时我说道：“现在让我们扮演工业代数的角色，试试把‘缺陷’拉近。”
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好在这个任务很容易完成。我们只花三十秒就修改了进攻算法，使其向相反方向进攻。
艾莉森设置了一个让攻击程序恢复初始版本的功能键。如果实验失败，只要按下它，“闪光”便会立刻调集所有资源，全力防守近侧。
我与袁庭甫紧张地对视了一眼。我说道：“也许这不是个好主意。”
艾莉森反对道：“我们必须搞清楚，如果我们帮远侧进攻近侧，对方会如何反应。我们先搞清楚，总比让工业代数先搞清楚强。”
她开始运行程序。
屏幕上的海胆开始缓慢膨胀。我紧张得出了一身汗。到目前为止，远侧并没有伤害我们。但此刻我们的所作所为仿佛用力拽着一扇门的把手，而这扇门是你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不希望打开的灾难之门。
这时，一位技术员探头进来，轻快地宣布道：“两分钟后进行停机维护。”
袁庭甫说道：“很遗憾，已经没时间……”
突然，整个远侧变成了电光蓝色。艾莉森之前写的那个补丁侦测到系统干预。
我们将那块区域放大。“闪光”不断挑选较脆弱的近侧命题予以攻击，但同时另一种东西在不断修复“闪光”造成的破坏。我仿佛被人勒住脖子似的，发出一声怪叫。也许那其实是一声欢呼。
艾莉森笑得很平静，“我很满意。工业代数没有任何可乘之机。”
袁庭甫若有所思地说道：“也许出于某种理由，他们想尽力保持现状。也许他们的生存不仅依赖远侧，也依赖边界。”艾莉森关闭了反向攻击程序。蓝光熄灭；两侧都不再进攻“缺陷”。虽然我们心中还有一千个尚未解答的疑问，但此时技术人员已经拉下总闸。“闪光”瞬间消失了。
坐车回城的路上，太阳冲破了天际线。出租车在酒店外停下，艾莉森浑身发抖地抽泣起来。我坐在她身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我知道，一直以来，她肩上的担子远比我肩上的沉重。
我付了车费。下车后，我们在街上站了一会儿，默默地看着人们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现在，我们的世界有了新的矛盾：外来的奇异与尘世的日常之间的矛盾，实用主义与柏拉图主义之间的矛盾，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矛盾。世界将如何拥抱这些新矛盾？此刻的我们，只能努力想象。
《闪光》，首次发表于美国《阿西莫夫科幻杂志》，1995 年 9 月。
[1] 1皮秒＝10 -12 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