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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看德国古典哲学发生的前提。当然这个前提的概念很广，大致上呢，我们可以归纳一下，把它分成这样几个前提。第一个是当时的社会前提，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第二个是当时的科学的前提，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第三个当然是近代哲学思想的前提。德国古典哲学，我刚才讲了，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前人在哲学上面所做的大量的工作。主要是这三个层次，三个方面的前提。
现在我们看看第一个前提，当时的社会状况，德国、德意志民族的社会状况。从 18世纪末到 19 世纪的上半叶，整个欧洲都处于一个所谓革命的年代，最典型的就是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当然在此之前，有 1688 年的英国革命，“光荣革命”，还有更早的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最具有震撼力的。它跟前面的两次革命都不一样，震撼了整个欧洲。它把一种普遍的思想带给了欧洲。当然 1789 年以后，还有比如说 1830 年的法国革命，1848 年的德国革命，革命不断地兴起。兴起以后呢有一段沉寂，但是又在酝酿新的革命。所以我们把这一段时期，德国古典哲学所经历的这整个历史时期，称为“革命的年代”，包括酝酿革命，爆发革命，革命的沉寂，以及再次兴起这样一个过程，反反复复，是一个激烈动荡的年代。激烈动荡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社会、阶级关系都处于一个剧烈的变化过程中。那么这种动荡呢，当然跟思想启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法国革命就是由法国启蒙运动所酝酿出来的。法国启蒙运动也波及当时的周边国家，包括德意志。法国革命本身就是对启蒙思想的一种普及。法国革命以后，拿破仑的铁蹄横扫整个欧洲，同时，也把一种启蒙精神带到了那些封建落后的国家。所以那些国家虽然被法国所侵略，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屈辱，但是同时，在知识界从心里面是欢迎的，欢迎法国革命。这个很奇怪，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好像没有发生过，人家来侵略我们，我们还欢迎他。为什么欢迎他？因为他带来一种新鲜的空气，把过去的那样一套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一扫而空，用一种新的法权思想、规章制度、政治体制取代了过去那些陈腐的东西。所以，就算拿破仑最后失败了，退走了，撤离了，但是这一套东西留下来了，对整个欧洲有一种促进。
所以德国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呢，也受到了巨大的震动。我们知道德国在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后不断地连年战争、分裂，四分五裂。德意志当时在此之前已经不能称之为一个国家。就算在康德的时代，德国古典哲学初创的时代，德意志的统一还是一个问题。分裂成大大小小 300 多个公国，各种各样的小城邦，这样来统称为德意志，只是一个名称，德意志已经不存在了。30 年战争，就是在德意志土地上进行的，封建的领主们各自为政，每个领主占一个城邦，就是公国，就是王国。他就是一个小领主，然后跟其他的各个领主城邦之间又谈判啊，又打仗啊，四分五裂了。所以在当时的德意志呢，就像一个瘫痪了的巨人，虽然很大，德意志有它的传统，甚至于他们自命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但是实际上呢，不成一个国家。他们的民族无以凝聚。那么，他们在政治上如此的瘫痪，在经济上呢，也非常落后，严重地阻碍了德意志的经济发展。当时的德意志的经济基本上还是旧的那种封建的农奴制。有一点点行会的手工业，贸易也不发达，近代化工业更加谈不上，还处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很羡慕英国已经走上了健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法国经过法国大革命以后，复辟王朝也开始注重发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德国那是更加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们很羡慕。英国、法国、荷兰都走到前面去了，但是德国还是这么落后，所以在思想界有一种改革的倾向。他们那个时候就搞改革，非常强烈地呼吁要改革体制，要废除这些旧的体制，比如说农奴制。普鲁士的国王腓德烈·威廉二世一上台就把自己的全部农奴解放了。旧的传统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所以当时从上到下，德意志有一种改革的思潮。有点像我们今天，德意志当时也属于“转型时期”。我经常读德国古典哲学的书的时候，就想到这一点。我一边读，我一边就觉得这些东西中国人是太需要了。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观念模式，太需要变革。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几千年来用惯了的那一套思维模式，但是你读一读康德，你读一读费希特，你读一读黑格尔，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一种全新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我们中国目前也处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特别需要的。至于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品，我们往往用不上。但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东西，你拿来，说不定就能用得上。它是一种近代启蒙的理性精神，我们缺的就是这个。怎么样启蒙？什么叫理性精神？我们在康德和其他几位德国古典哲学家那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你不去读它，理性精神就是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口号，你只有在读了他们以后你才知道什么叫理性精神。我们现在盛行反理性主义，觉得理性精神太狭隘了，后现代要抛弃理性精神，我们也要抛弃理性精神。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理性精神吗？我们连什么是理性精神都不知道，你怎么批判？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个。
德意志当时也是这样。在当时，德意志的政治和经济都非常落后，但是它的思想非常活跃。法国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人，通常是这样认为，比如说莱布尼茨和沃尔夫，莱布尼茨就是常年在法国做学问，他的很多作品都是用法文写的，肯定受法国的影响。但是他有自己的发展。他跟法国人不一样，他有德国人的特点。所以造成了思想的激荡，一种非常生动、活跃、超前的这样一种局面。德国人的思想是非常超前的，所以后来马克思、恩格斯都说，德意志民族在经济上那么样的落后，但是在哲学上却可以拉第一小提琴，可以领衔整个欧洲世界。这是很奇特的一种现象。为什么？因为人家在那里搞革命，在那里动荡，在那里改变现实的社会关系；而德意志呢，在一个非常僻静的角落里面，观察这些东西，在默默地看着这些东西，同时在思索。你所想到的东西，他都想到了，你没有想到的东西，你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也在想。所以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有一种超前性。他的哲学领先于他的老师，领先于英国、法国、荷兰。当然英国、法国、荷兰都很了不起，都有它们伟大的哲学家，但是德意志的哲学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出来以后呢，世所公认这是一流的。他们想得更深更远。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行动上面呢是庸人，德国人在行动上面是畏畏缩缩的。他不敢贸然行动，他在没有想清楚之前，他不敢迈出任何一步。这是德国人的特点。
这个特点有它的长处，就是说他的每一步都是有计划的，都是考虑了后果然后才迈出去的。当然也有发疯的年代。比如说希特勒，希特勒不考虑后果。后来人们讨论为什么会产生希特勒这个问题，德意志那么理性的民族，有那么理性的传统，为什么产生希特勒？但是实际上就连希特勒，也是很理性的。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的种族主义，都是经过“科学”论证的，你不要以为他就完全是在发疯。他当然是利用了民众里面那种非理性的情绪，但是他的行为方式仍然是科学的，计划好了的，当然他的计划不一定能够切中现实，有失误，所以最后失败了。但是他是有理性特点的。我们看德国的足球也是如此，打得很没有意思，德国足球最没意思，他就是按部就班地、规规矩矩地，按照他既定的一套方法，他就坚持到最后，没有一点感情用事，所以他老是能赢。但赢了你也觉得不光彩，你这样赢了人家，有什么看头。没有一点精彩，他就是一种纯粹的理性。这种精神，在德国古典哲学里面呢，表现得最为突出。当然在此前，也有表现，比如说德语的语法、德国的语言，从马丁·路德以后，把《圣经》翻译成德语，奠定了德语的基础，我们就可以看出，德语非常理性，非常有逻辑。它的一句话几乎就没有产生歧义的可能，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翻译康德的著作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非常有逻辑，哪怕一句话老长老长，但是你还是可以发现，它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出错的。如果你觉得哪一个地方出错，肯定是你错了，它不会错的。它是严谨的德语。德语有它的传统。当然在德国古典哲学以前呢，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莱布尼茨经常用法文写作，甚至于经常用拉丁文写作。沃尔夫通常也用拉丁文写作。康德是第一个主要用德文写作的德国哲学家。
而非理性呢，在康德以前也有，像艾克哈特呀、波墨呀，还有雅可比这样一些人，都带有非理性这样一种倾向。所以，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性里面呢，可以有两种倾向，一个是神秘主义倾向，另外一个是极端理性主义倾向。那么德国古典哲学其实也有两个方面，康德是当然表现为极端的理性主义，但是随后的费希特、谢林，包括黑格尔，也掺杂了德意志民族的那种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但在这个时候呢，这些东西，主要是以一种启蒙理性的方式，表现出改革、超前这样一种倾向。但在行动上面，他们是庸人，他们保守，德国人在当时被看作是保守的典型代表。马克思、恩格斯的词汇里面经常把德国和庸人联系在一起，说是“德国庸人”。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确实很多庸人。德国的“容克地主”，那是非常保守的。容克地主阶级也经常搞一些现代的工业，也想发展一些现代工业，但是他们的根是在农村。他们是地主，他们的工业搞赔了本，或者打不开局面，他就可以回去，回到他的领地去，他有个归宿。“容克”就是德语的Jungherr，“小主人”，年轻的主人，或者叫“少爷”。地主家庭里面的那个长子就是容克。容克在外面搞社交，充当国家的官员，或者有的经商、办企业。但是他们的根始终在他们的领地里，农奴制嘛。所以他处于一种既想求新，同时又有退路的状况，在他的领地那里，最后他们还可以退回到他们的田园生活里面去。所以他们有一种保守、胆怯的特点。哪怕是德国的资产阶级，也有这种特点，既保守又胆怯。
但是在当时的时代呢，有三个很重要的德国的统治者，主要是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王国的国王，一个是普鲁士国王腓德烈·威廉二世，就是康德那个时代的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国王腓德烈·威廉二世的统治被称为“开明专制”。腓德烈·威廉二世鼓吹德国人要做“世界公民”，就是要打开眼界。普鲁士代表德意志，在什么上面代表呢？普鲁士是一个很落后的王国，在当时它比魏玛、巴伐利亚那些地区都要落后、野蛮，特别是东普鲁士，它属于和斯拉夫民族交界的地方。康德当时住在哥尼斯堡嘛，哥尼斯堡（Köö nigsberg）意思是“王城”，曾经是普鲁士的首都，它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是充当过普鲁士的首都。可见当时普鲁士是一个边缘的地区。但是普鲁士国王呢，他认为他们的思想是最开放的。虽然好像很落后，没有上面说的那些城市的文化根底，但是我们放眼世界，我们要当世界公民，推行世界主义。所以他具有一种非常开明的眼光，有世界公民的理念。他的继任者腓德烈三世呢，创办了柏林大学，也是鼓励学术，容忍宗教自由，宽容自由主义，宽容自由思想。虽然他也压制，但是相比而言呢，他还是宽容的。在腓德烈三世之下，有像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些哲学家在柏林大学造成巨大的影响，在柏林大学当教授，甚至于当校长。第一任校长就是费希特。费希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啊，很强烈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在普鲁士国王的统治下，能够容忍他，这就很了不起。所以他们当时有几个很好的国王，包括再后来的腓德烈四世，他也是崇尚知识、崇尚文化，他本人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向往德意志的浪漫主义，在他的统治下，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蓬勃地发展。施莱格尔兄弟啊，诺瓦里斯啊这些人，都在那个时候发展出一种非常高的文化，非常有特色的。所以我们说，德意志虽然在当时落后于其他的欧洲国家，但是他们很幸运，连续有几位这样开明的国王、领导者，把整个德国带向了改革之路。
那么自从宗教改革以来 300 年间，一直到现在，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这一段时期之内，才开始摆脱了他们的四分五裂的状态、停滞不前的状态，而走向了逐步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当时是处在新兴的、上升的阶段。而且呢，由于他们发展资本主义跟英国和法国发展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已经大不一样，英国、法国已经发展成近代的大工业，近代的工厂，近代的企业，近代的金融。在这种条件下，德意志要发展起来，比它的先驱者要更快。我们中国现在也是，我们在现在的国际条件之下，我们的发展肯定比美国、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要更快。我们现在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这个是不奇怪的。德意志在当时也比其他的国家发展更快。但发展得快也就引起了大动荡，引起思想上面的激烈的动荡。发展太快了，而思想方面、意识形态方面跟不上，于是呢就产生了一些冲击。一方面，近代的资本主义要发展，另一方面呢，封建时代的残余又死死地拖住向前的步伐。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转型期也是非常艰难的。发展很快，既然发展快就不稳，就有很多冲突、很多矛盾，很多东西要抛掉，又割舍不下，仍然在阻碍着社会的发展，那就有斗争了。这种斗争反映在哲学上面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短期内不断地发展，爆发式的，马克思把它称为“凯旋行进”，把德国古典哲学这几个人物，这几十年的发展称为“凯旋行进”。不断地克服旧的思想，摧毁旧的残渣余孽，树立新的目标，吹响了进军的号角，就是凯旋行进。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形势方面的特点。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这样一个时代也是一个转型期，我刚才讲了，社会是转型期，但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是个转型期。是什么转型期呢？可以概括为自然科学领域里面，由过去的主要是搜集各种信息资料的阶段转到了主要是把这些资料贯通起来，构成体系，揭示这些资料中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这样一种机制的过程。是这样一个转型。以前呢，自然科学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博物学”，什么都知道，自然界的什么都知道，天上的，地下的，矿物、植物、动物、人，什么他都知道，但是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这个在德国古典哲学以前呢，是很普遍的。当然也有一种体系化的倾向了，比如说牛顿。牛顿是最典型的，想用一种自然哲学——牛顿的主要代表作就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嘛——把整个自然界看作一个系统。比如说牛顿的故事，说他坐在苹果树下，一个苹果掉在他的头上，于是他想这个苹果掉在头上的这样一个规律，自由落体这样一个规律，跟整个天体的运行的规律应该是统一的。苹果下落这是一个现象，我晚上看天象、看星星的运行，那是另外一个现象。而这两个现象之间是不是有联系？要找出这个联系，这是牛顿所考虑的问题。所以他已经有这种联系的倾向，并且呢，至少在力学领域里面构成了体系。牛顿三定律嘛，万有引力嘛，这些东西都构成一个体系。但是这样一个体系呢，只是在力学领域里。在其他领域里，还没有构成，比如说光学、电学、磁学，更不用说生物、生理学、解剖学，那些还是零零星星的。甚至于到了康德的时代，康德都还不认为生物学可以成为一门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他只是认为，像这种有机体的观念，它不是科学的，它是人的一种主观反思的需要。那么到后来，到了黑格尔以后的时代呢，由于达尔文的进化论，生物学才成为科学。这是一个转型的过程，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是一个转型的过程。就是开始呢，总是一门一门的科学，这一门，那一门，我什么都知道，但是科学与科学之间有什么联系，化学和物理学之间有什么联系，物理学跟天文学之间有什么联系，光学、电学、磁学之间有什么联系，有机化学跟生物学、跟细胞理论有什么联系，这些是在后期，在转型时代后期才开始探讨的。这样才能够把整个自然界当作自然“哲学”的对象联系起来。
社会科学方面，最有影响的应当数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社会政治理论。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总结英国政治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司法、行政、立法的“三权分立”的思想，它的基本理念直到今天还是西方法制社会的理论框架，在当时也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政治思想的“圣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打出了“主权在民”的旗帜，由此所催化的法国大革命虽然造成了人性的灾难，但它的原则精神却深入人心，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养料。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异化的本质规律，《爱弥儿》把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全面系统地贯彻到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中，这些在当时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对这些新思想、新概念趋之若鹜，法国启蒙运动波及整个欧洲，也使封闭落后的德意志大开眼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德国古典哲学就是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的深化，从康德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他们思想中都可以看出启蒙运动的影子。即使他们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也还是立足于启蒙的基本原则之上进行的。
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三个前提就是近代西欧各国的哲学。近代西欧哲学的核心问题是认识论问题，这与以往的哲学把宇宙论、本体论甚至神学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近代哲学的创始人是培根和笛卡儿，他们以认识论为核心，分别开创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传统。英国经验派在培根之后经过霍布斯和洛克的发展，已经成为系统化了的经验论哲学。他们认为人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并且一切知识都要以直接经验为最后的标准，“凡在理智中的无不先在感觉中”。当然他们也不完全否认理智的作用，培根建立了归纳法的一些基本原理，霍布斯强调推理在使经验知识得到整理和条理化方面的作用，洛克则在“感觉的经验”之外还提出了一种“反省的经验”，包括抽象、比较、分析和形成概念等理智活动。但所有这些理智的活动在经验派看来都只是对经验知识的一种整理工作，使经验知识更加清晰而已，本身并不能形成什么知识。如果理性想单纯凭自身构成知识，那肯定是没有根据的玄想。所以归根结底，一切知识都只能是感性的经验知识，离开了感性的经验，任何知识都是不真实的。经验派在它的早期形态中都具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也就是不假思索地承认我们的感觉来自于一个客观的物质对象，但是在它的进一步发展中，这种唯物主义的假定就遭到了毁灭性的质疑。贝克莱就认为，所谓“物质”，实际上不过是“感觉的复合”，我们凭什么设定一个在感觉底下的抽象的物质实体的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凡是抽象的东西，都是不可感知的，因而也就是不存在的。这就把经验主义的原则推到了极端，成为一种只承认自己的感觉的真实性的主观唯心主义了。为了避免陷入一种无人能够接受的“唯我论”，贝克莱把这种感知赋予了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认为当我们没有感知到一个对象时，这个对象不一定就不存在，而有可能存在于上帝的感知中。
但另一位更加极端的经验论者休谟，则连这一点也否定了。他认为上帝也好，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也好，在彻底的经验论和感觉论看来都是没有根据的。认识的唯一的根据就是最直接的知觉印象，除此之外，一切抽象的概念如实体性、因果性等等，都仅仅是我们在多次接受知觉印象时所形成的联想和习惯，并没有客观必然性和实在性。所以我们在认识论上必须坚持知觉印象的直接性和生动性，而对一切客观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包括灵魂和上帝，都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我们既没有理由承认它们，也没有理由否认它们。休谟的这种彻底的经验论以及它所导致的主观唯心论和怀疑论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因为它不但导致了整个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全部成了问题，失去了客观必然性的根据，而且动摇了宗教、道德和法律的普遍依据，即个体人格的同一性和上帝存在的信念。经验论的发展在这里最终走向了对经验论本身的认识论原则的自我否定。经验论的这一发展历程，特别是休谟的这一发展结局，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力，使他从“独断的迷梦”中被惊醒，重新考虑自己的理性派的认识论原则。康德就是由于致力于寻找一条摆脱休谟怀疑论的道路，以拯救当时被视为“理性法庭”的自然科学的根基，并重建被休谟摧毁的道德和宗教，才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学”的。
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另一条线索就是以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大陆理性派哲学。与经验派不同，理性派哲学家继承了古代柏拉图的先验主义认识论的传统，认为感性知识是变动不居的，因而是不可靠的，只有逻辑上一贯的永恒的知识才是真正可靠的知识。而这些知识的逻辑顶点应该是某种自明的理智直观，一切知识都可以从这种直观的公理按照逻辑必然性推导出来。所以理性派又称为大陆“唯理论”。唯理论的哲学家们花很大力气寻求的就是那个最高的直观的公理，在笛卡儿那里，这就表现为他通过“怀疑一切”而找到的一个不可能再怀疑的基点，这就是“我在怀疑”，或者说“我思”。他由“我思”推出“我在”，并由“我思故我在”推出一条认识论原则：“凡是我清楚明白地意识到的都是真的。”他所理解的“清楚明白”是理性直观和逻辑意义上的。于是他按照这一原则推出了上帝存在，并通过上帝而保证了整个物质世界的合乎规律的存在。笛卡儿的唯理论承认心灵实体和物质实体都是真实的存在，具有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元论性质，而从笛卡儿派中分化出来的斯宾诺莎的学说则带有泛神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倾向。斯宾诺莎认为，要真正按照“清楚明白”的原则来建立哲学体系，就用不着像笛卡儿那样先从“怀疑一切”出发，而必须从最直接的理智直观出发，这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否认的客观世界、自然界，我们把它称为“实体”，也可以叫作“神”。它的最根本的规定就是“自因”，即它自己是自己的原因。它本身具有两种“属性”，即物质性的“广延”和精神性的“思维”，各自服从机械运动的规律和逻辑规律。但由于这两种属性都属于同一实体，所以它们一一对应，不可分离，并由此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样式”来。而每一样式只有被看作实体的表现才有实在性，本身则是不实在的，如各种经验现象都是如此。斯宾诺莎认为他这一套体系是严格“按照几何学方法”来“证明”的，他甚至在证明的程式上也模仿几何学。
笛卡儿是法国人，斯宾诺莎是荷兰人，而德国的莱布尼茨可以说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直接影响的唯理论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哲学出发点也是“实体”，但他先对实体概念进行了一番理性的分析。他认为实体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不可毁灭的东西，而凡是有广延的物质性的东西都是可以分解的，因而是可以被毁灭的，所以真正的实体应该是没有广延的东西，这就是精神性的“单子”。单子是构成万物的不可分的精神实体，它的特点是具有自发的能动性，同时具有独立性和封闭性，表现为内在的知觉和欲望。在构成事物时，每个单子和其他单子之间是连续的，永远还可以插入无数其他单子来连接，但单子和单子之间不能够互相影响和直接发生作用，它们的关系是由上帝这个最高单子按照“前定和谐”的原则规定好了的，每个单子的任何自由行动都是遵循着上帝预先安排好的曲谱在演奏。每个单子内部都以自己的方式反映着整个宇宙的曲谱，但只能以模糊的方式反映，所以凡是它们自以为是自由的或者是偶然的行为及事件，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背后其实都有其“充足理由”，最终都是由上帝安排好了的。上帝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选择了我们这个最好的世界，这就是一个最合乎逻辑规则的世界。所以莱布尼茨认为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有其数学的精确性，所有的问题，包括那些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为数学和逻辑问题，都可以拿出纸和笔来“算一算”而得到解决。莱布尼茨因此被视为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莱布尼茨的这种宿命论和庸俗的乐观主义在当时遭到了人们的嘲笑，伏尔泰还专门写了一个剧本来讽刺他，但他这种把一切都放到逻辑理性上来衡量的做法对德国人的散漫无序的思想是一种极其重要和必要的规范。尤其是他的追随者沃尔夫，将这种理性主义通俗化、体系化，对德国思想界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当这种理性主义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便爆发了极其伟大的思想力量，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中潜在的动力。早期的康德就是一个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