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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作品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这种原始天真的儿童心态是如何和性结合起来而表现为痞的。如果说，《过把瘾就死》是在两个成年人的性关系中揭示了中国人灵魂中的这种纯情—痞的同一性结构的话，那么在他自己所偏爱的另一部小说《动物凶猛》中则展现了这种结构在一个人的少年时代是如何形成和定型化的。情窦初开是一个人一生最微妙、最具有丰富的可能性的时期，但决不要以为离开社会文化和文明的熏陶，这个时期就会自然而然地使人具有爱的能力。正如戈尔丁在其著名小说《蝇王》中描写的，那群流落在荒岛上的孩子出自本原的自然天性而分出等级团伙，自相残杀而走向灭亡。人类数百万年来不知道由于这种缘故而灭绝了多少个分支种族，才凭借偶然的幸运和选择诞生了文明的社会，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但仍然时时有可能返回到那种模棱两可的原始状态中去。《动物凶猛》就是以“文化革命”为背景，描写了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在文化的废墟上如何靠自己的本能为自己寻求生命力的发泄渠道的。这个渠道一言以蔽之，就是“痞”。
但这种痞又绝不同于真正的原始生命力，它来自于纯情的文化和对赤子之心的崇拜。所以这种痞采取了一种人与人之间互相粘连的群体化和社会化的形式，这就是“哥们义气”。在《动物凶猛》中，尽管“我”这个多情种子“几乎是从幼儿园男女儿童的耳鬓厮磨开始”就在“不间断地更换钟情对象”（《动物凶猛》，载《过把瘾就死》，华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2 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但真正使“我”上升到痞的层次的还是某种集体主义的氛围。在此以前，“我”已受到过班上的“坏孩子”的影响，也就是在校纪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为了不受欺侮，男孩子很自然地形成一个个人数不等的团伙”（第 266 页），每天互相斗殴，常常打得头破血流。父母为此将“我”转到另一个较远的学校，使“我”暂时老实了一段。因为“我是惯于群威群胆的，没有盟邦，我也惧于单枪匹马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老师挑衅”（第267 页），其实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只是由于没有“文化”的诱导（“文化”已被“革”掉了），才暗中搞些用“万能钥匙”套开别人房门的小动作。可是，一两个月后，当他又回到原来的团伙中时，才发现他的哥们已开始公开谈论女人和结交女孩子，令他大吃一惊。“我感到了一种脱离组织的孤单和落伍于潮流的悲哀。”（第 276 页）于是便积极地投入了这一社会群体性的时尚。
其实，“文化”的命真正说来是革不掉的，“革文化的命”的仍然是一种文化，即痞子文化。当它高举起自己“纯情”的一面作为旗帜时，可以以“阶级感情”和“爱领袖”的名义对别人从精神到肉体都进行令人发指的残酷折磨；而当它沉陷于原始生命力的动物性冲动、变得“凶猛”异常时，它背后却有一整个“社会”（团伙）的眼光在提供行动的动机和动力，因而仍然是一种由人与人的无私情感（哥们义气）联系起来的文化行为。痞子文化的这两方面常常互为表里，但在某些时候也可以分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时一方就成为正统（如“四人帮”的“文痞”姚文元），以极其蛮痞的方式推行严酷的道德主义和禁欲主义（“左”）；一方则成为类似于“黑社会”的江湖原则，在这种原则中，善和恶，好和坏，道德和不道德全都颠倒过来了：好就是坏，善就是恶，反道德就是道德。但判定好坏善恶的方式却和正统社会完全一样，都是依据人与人的情感关系、“纯情”关系。“我”在团伙中、特别在姑娘面前羞于承认自己是个“好孩子”，吹嘘说“其实我坏着呢，只不过看着老实”（第 287 页），以会讲痞话、开下流玩笑、打架时“手够黑的”（第 301 页）为荣，这一切都不完全是为了自己下意识的本能冲动的满足，更主要的是要得到大伙儿的关注和羡慕。“我要不想被人当作只知听话按大人的吩咐行事的好孩子，就必须显示出标志着成熟的成年男子的能力：在格斗中表现勇猛和对异性有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必要的话，只得弄虚作假。”（第 320 页）
“我”虽然也向往那种单枪匹马的“独行侠”风度，但那只是为了在朋友中赢得“顽主”的头衔，得到大伙的尊重。所以，尽管“我”和少女米兰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纯洁的，“我真的把自己想象成是她弟弟，和她同居一室，我向往那种纯洁、亲密无间的天然关系，我幻想种种嬉戏、撒娇和彼此依恋、关怀的场面”（第 316 页）；可是在哥们面前，“我”却只能以满不在乎的脏话来介绍米兰：“明儿我给你们约了个‘圈子’，刚在西单市场拍的。”（第 319 页），而那些半大小伙在米兰面前也“用拼命抽烟和粗野的举止来掩饰个个心中的激动不宁”（第 321 页），背后不惜用最下流的语言来糟践她。其实，能够做到这一步，这是另外一种“教养”。在哥们之间，任何表现出对某个女人特别迷恋和纯情的语言动作都会被视为对原来一视同仁的朋友关系的一种侵害和分裂，是不恰当、不义气和不够朋友的表现。“我”并不是以个人、而是以“我们一伙”的名义去和米兰结交的，因此把“我们那伙”介绍给她是绝对必要的。
小说中有一段很感人的描写，是写“我们一伙”在假山上的亭子里陶醉地齐声合唱俄罗斯民歌。米兰用吉他伴奏，边唱边与高晋互相注视。“同声歌唱使我们每个人眼中都充满深情”（第 332 页），这种深情甚至淹没了“我”的忌妒。大家在这种动人的气氛中一直唱到第二天凌晨。其实，“我”对米兰的感情可以说一直都被这种群体的氛围压抑着。本来，这时“我”正处于真正的初恋，那感受是多么美好：“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如此敏感？如此脆弱？平日司空见惯一向无动于衷的风景、世相，乃至树叶的簌响，鸟类的呢喃，一朵云的形状，一枝花的姿态，一个音符，甚或万籁俱寂都会使我深受感动，动辄热泪盈眶。”（第 337 页）但“我”不能把自己的感情表露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米兰和高晋好，恨恨地在一旁用恶毒的言辞贬损米兰的形体、相貌、动作，甚至从后面袭击她，变着法儿捉弄她，在自己心目中尽量找她的缺点，把她想成一个“丑陋、下流的女人”（第 351 页）。终于有一天，为了米兰的事，“我”和高晋在餐桌上闹翻了……
但难以理解的是，作者在这里突然横插进来长长的一大段（五个页码）有关真实和虚构的自我检讨。他承认自己有意无意地欺骗了读者，这首先要归罪于文字的魔术。“当我依赖小说这种形式想说点真话时，我便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的文字干扰便有多大。”（第 356 页）“我从来没见过像文字这么喜爱自我表现和撒谎成性的东西！”（第 357页）其次，他认为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其实他和米兰从没熟过，与他相好过的不是米兰而是于北蓓；他与高晋在餐桌上的冲突也根本不存在。“我何曾有一个字是老实的？”“也许那个夏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看到了一个少女，产生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想象。我在这里死去活来，她在那厢一无所知。”“这个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述说的故事，经过我巨大、坚韧不拔的努力已变成满纸谎言。我不再敢肯定哪些是真的、确曾发生过的，哪些又是假的、经过偷梁换柱或干脆是凭空捏造的。”（第 359 页）唯一真实的是我正在写作，我写作是为了要吃饭，还有老婆孩子和“八十高龄老父”。“我现在非常理解那些坚持谎言的人的处境。做个诚实的人真难啊！”“忘掉真实吧，我将尽我所能把谎撒圆，撒得好看。”（第 360 页）
这实际上正是一篇痞子文学的宣言，其作用类似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肥皂剧中的场外笑声和传统戏剧中的旁白。也许王朔感到，他写的故事“真实得过了头”，忍不住要把自己深陷的感情救拔出来，以免陷入言情小说的老套。这种欲望在《过把瘾就死》中还看不出来，那时他还是在严肃认真地创作一部文学作品；而现在突然落入了鲁迅在写《补天》时也曾落入过的“油滑”。不同的是，鲁迅为此感到遗憾和自责，王朔则是一本正经地将这种油滑视为“治生产业等事”，自以为达到了“于伦物上识真空”（李贽语）的高境界。他对语言文字的怀疑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存在的怀疑。所有的语词都是陈词滥调，都有它冷冰冰的“自己的”涵义，都不能确切地表达“我”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更不用说“我”的真实感受了。令人绝望的是，面对意义“我”两手空空，没有什么东西使“我”可以抓住它。“我唯一能为你们做到的就是通知你们，我又要撒谎了。”（第 360 页）但甚至这句话本身也还是在撒谎。王朔陷入了著名的“说谎者悖论”。然而，王朔栽就栽在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悖论。他以为他说了“我撒谎”，就说出了真正的真话，就到底了，纯情了，至少使自己负疚的心理得到了某种安慰，从此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干他的“写字”营生，潇潇洒洒地去骗人，还觉得自己活得特实在、特诚恳。他相信“真作假时假亦真”。明知虚假，他还得用这套语言，认同这套语言，并表白他这样做的诚意。
王朔通过这番宣言洗刷了自身之后，又回到虚构的故事上来。“我”与高晋在餐桌上的冲突眼看要来个你死我活，但真要动手了，激情又嫌不够。决斗双方都希望对方先动手，高晋更是以柔克刚：“你叉我吧，我不会动手的。”这时，“我便哭了，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第 361 页）然后是大家感动得哭成一堆。“我从这种亲热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集体拥抱中抬头朝外吐了口痰，又埋头回去抽泣。当时我想：一定要和高晋和在这儿哭的所有人永远做哥们儿！”（第 362 页）显然，这时是道德战胜了邪恶，集体主义感情压倒了私心杂念，文明克服了野蛮。谁能说这些人是一群小痞子呢？
甚至连于北蓓这位与任何人都可以上床的堕落少女，在“我”打算对她做关键性的深入时也会对“我”正色道：“这可不行，你才多大就想干这个”，并教育“我”说：“我要是让你呢，你一时痛快，可将来就会恨我一辈子，就该说当初是我腐蚀了你。你还小，还不懂得感情。你将来要结婚，要对得起你将来的妻子——你就摸摸我吧。”“我”感到“那真是我上过的最生动的一堂思想政治工作课”（第 365—366 页）。王朔这段话使人想起张贤亮《绿化树》中马缨花对章永璘的训诫，即劝他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克制情欲。情欲在爱情中为了哥们姐们的义气被压抑，正如野心在政治中为了社稷的安定被压抑一样，都是“从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不同的是，章永璘在马缨花纯情的劝导下“红袖添香夜读书”，最后功成名就；王朔的“我”却把这种道德纯情压抑情欲所积蓄起来的怨恨立刻发泄在无辜的米兰身上，开始“用看待畜生的眼光看待女人”，但仍然是用道德的名义：“我对人类所有的美好感情充满了蔑视和憎恨，我特别对肉感、美丽的米兰起了勃勃杀机。在我看来她的妖娆充满了邪恶。她是一个可怕的诱惑，一朵盛开的罪恶之花；她的存在就是对道德、秩序的挑衅，是对所有情操高尚的正派公民的一个威胁！”（第 366 页）接着，“我”便扛着这面正大光明、堂而皇之的捍卫道德的旗帜强奸了米兰，还对她说：“你活该！”这一刻，“我”的灵魂是那么丑陋，那么痞恶，比《巴黎圣母院》中那位道貌岸然的富娄洛神甫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同时也更加深刻了，它表明了这个纯情道德体系的真正本质就是扼杀人类一切美好感情，就是痞。这种文明无非是一种高级的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