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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7月29日，托克维尔诞生于法国塞纳河畔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托克维尔早期所受的教育，是由他父亲的家庭教师勒絮尔神父提供的。勒絮尔虽然用老式宗教来教导托克维尔，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很纵容托克维尔，因此托克维尔视他为亲密的朋友。
托克维尔16岁时，时任梅茨市长的父亲把他送进了梅茨中学，让他学习修辞和哲学。托克维尔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和哲学著作，尤其是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受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他的内心爆发了一场“地震”——一种“普世的怀疑”穿透了他原本满怀信仰的灵魂。
托克维尔中学毕业之后，父亲把他送到巴黎去学习法律。1827年，托克维尔进入凡尔赛初审法院，成为一名不支薪的调解法官，并在那里结识了时任检察官的古斯塔夫·德·博蒙。后来，托克维尔和博蒙成为好友，两人还合作写下了许多著作。
1830年，资产阶级因为被剥夺了选举权而大为不满，于是发动七月革命，推翻了查理十世，把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推上了王位。自由主义者借机取得了权力。可是，旧王朝势力尚存，仍然具有攻击力。
托克维尔是拥护新王朝的，为了躲避七月革命余波的攻击，就借法国酝酿改革监狱制度之机和博蒙一起向司法部请假，要求去美国考察当时很受欧洲各国重视的新监狱制度。当时的美国，人口从1800年的500万一路上涨至1300万。那里没有民族英雄，没有强人，没有贵族，也没有像欧洲那样错综复杂的上层建筑，却得到了如此迅猛的发展，所以欧洲各国都对它充满了好奇并且想了解它。托克维尔自然也一样，他和博蒙最终都获得了一年半的假期。
二人于1831年4月2日乘船离开法国，5月9日到达美国，考察了美国当时的大部分地区，与许多有名或无名的人都有过交流，直到次年2月末才起程回国。托克维尔在考察时，运用了适合被采访者的问题，聆听、询问、追寻事实和真相，而不是单纯地统计他们对同一问题的反应。在考察过程中，托克维尔和博蒙合作写成了《美国监狱制度及其在法国的运用》。在美国的9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名为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实为考察民主制度在美国的实际运用。
回国之后，托克维尔辞去助理法官一职，改行做了律师，并根据他在美国考察时的见闻开始写《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1月，《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它讲述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在美、法两国取得了轰动效果，为托克维尔带来了名誉。这一年，托克维尔刚好30岁。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后不久，托克维尔迎娶了英国女子玛丽·莫特莉。玛丽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清教徒，并不是贵族，可是托克维尔还是违背了家族的意愿而娶了她，因为她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是“唯一一个对我了如指掌的人”。
1836年，托克维尔承认自己继承了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卢梭的思想，内心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1839年，托克维尔开始负责殖民地废奴事务、社会改革和狱政改革。1840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出版，它对美国的民主进行了社会学分析，表达了作者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思想，却反响平平。
托克维尔虽然非常鄙视当时的七月王朝（1830~1848），可他还是跨入了政界。1842年，托克维尔当选为芒什省的议员，既维护自由贸易，又支持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七月王朝被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1852）建立。托克维尔因为支持对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普选权，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参与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新宪法的起草。
在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托克维尔就意识到劳工和贵族之间将会爆发一场血腥的冲突。事情果然如他所料，劳工和贵族的矛盾引发了1848年6月的大暴动。托克维尔与保守派联合起来镇压暴动，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对抗。
1849年6月，托克维尔担任法国外交部部长。同年10月，托克维尔由于与总统拿破仑三世理念不合而辞职，但是仍然担任国民议会议员。1852年12月，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下令解散国民议会。托克维尔与其他议会代表齐聚巴黎以对抗政变，却被拿破仑以“叛国罪”为名逮捕。托克维尔由于知名度高，次日就被释放了。拿破仑三世不但解散了国民议会、逮捕了所有反对他的议员，还血腥地镇压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反抗，并建立了专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与妻子一起隐居在位于诺曼底的托克维尔家族城堡，专门从事写作，并逐渐认识到自己善于思想却不善于行动。
隐居期间，托克维尔忍受着可能杀死他的肺结核病的病痛，写下了《托克维尔回忆录》（1893）。这部作品详述了二月革命的内情，对当时包括路易·拿破仑在内的许多大人物都进行了非常尖锐甚至刻薄的评述。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部作品直到托克维尔死后34年才首次出版。
1856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首次出版，它浸透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托克维尔虽然明知这部作品会引来一些人的仇恨，可他还是坚持决定继续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下卷，却最终因病于1859年在戛纳病逝，享年54岁。
托克维尔一生短暂，著述也只有聊聊几本，可是几乎本本都是经典，使他成为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生在欧洲从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时代，又身为贵族，托克维尔显然对贵族制度的衰落有些伤感，可他同时也能高瞻远瞩地看出贵族时代即将成为历史。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必须有一个全新的政治理论，美国作为一个新大陆国家，其政治制度和国民都充满了活力，值得学习。为了从美国这个新世界的民主制度中寻求有益于法国的良药，托克维尔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
《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作品，首次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和民情进行了社会学研究，是第一部论述民主制度的专著，也是19世纪最著名的社会学著作之一，为托克维尔赢得了世界声誉。在这部作品中，托克维尔以他那敏锐的洞察力观察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赞扬了民主制度在美国取得的成就，但是也对美国可能出现的暴政提出了警告。这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在于承认古老的贵族制度必然衰落，认定平等和民主的发展势不可挡。托克维尔在其中说：“17世纪，一批移民在美洲定居下来，他们没有遵循欧洲其他国家的旧原则，而是把民主移植到了他们的生活当中。在前进的过程中，他们逐渐以法律形式将民主固定下来。”“我确信我国民众早晚也会像美国人民一样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但是我不能由此断定我们能取得美国所取得的政治成就。”“我去美国考察，除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之外，还希望能够从美国找到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教训……我所探讨的，除了民主的外形之外，还有民主的意念、特征、偏见和激情。我想搞清楚民主到底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应该对它抱有什么希望，并尽量回避它的危害。”
孟德斯鸠关于平等和自由不相容的思想，被托克维尔继承下来。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表示，自由在每个社会都存在，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平等则是民主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追求自由并不等于追求平等，二者在民主国家甚至是不相协调的。托克维尔还认为，民主可以适当地平衡自由和平等，兼顾它自己和社会的发展。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民主时代，由于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谁也不必信赖他人，这么一来，人们就会对公众的判断怀有无限的信任，并将其视为思想和行动的唯一指南，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孤立，而且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事情交给政府处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导致中央集权的出现。不过与贵族社会相比，存在诸多缺点的民主社会总体上说还是有利于人类的，因为它将会使大多数公民得到更大的幸福。当时，美国制度才刚刚创立不久，可是托克维尔却洞察了美国民主的优缺点，不得不令人佩服。《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作品也时刻提醒我们：任何政体都不是绝对善良的，民主政体自然也不例外，而且民主是有条件的。
无论从政治哲学还是文学角度来看，《论美国的民主》都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所以，该书上卷刚一出版，就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使托克维尔名扬海外。这时的托克维尔，希望能够借这部作品赢得同胞的认可，进而取得高官，以便于他利用职权之便在法国推行他从美国学到的经验，可是这一希望却落空了。
身为贵族，托克维尔并不拒绝贵族出身带来的一切优势，但他拒绝使用伯爵头衔，还亲身参与民主实践，并且为了推行民主而进入政界。当时，进入政界是一件令人望而却步的事。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政府经历了一系列痉挛似的颠簸：封建君主专制被废除、君主立宪制建立、以中小资产阶级为首的雅各宾派掌权、热月政变爆发、拿破仑帝国成立、波旁王朝复辟……如此频繁的政局动荡，给一切有从政意愿的人都带来了风险，也给所有关心政局的人带来了痛苦。许多作家和思想家为了能够轻松地生活，就以写作为借口，放弃了从政。可是托克维尔不一样，他终生都在为法国而感到痛苦，他为了能够推行民主，抓住一切机会亲身参与政事，甚至不惜因此而打乱写作计划。就拿1837年来说吧，托克维尔原本是可以写作《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的，可他却去角逐下议院的公职了。这次参选失败之后，他又于1839年再次参加选举，终于当选，担任废奴委员会报告人。此后他又多次参与选举。
光荣地失败，是托克维尔作为政治家可以取得的最好成绩。在依靠从政推行民主无望时，托克维尔决定退出政坛，专门从事写作，写下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伟大著作。托克维尔虽然身离政坛，可是他的心却一直关心着政治，而且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还在教授哲学。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出版于1856年，它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托克维尔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因此非常担心它的命运，他曾写信给他的妻子说：“这本书不会讨好任何人。保皇派会认为它在丑化旧制度，虔诚的教徒会认为它不利于教会，革命家会认为它表达了作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的漠视……只有少数热爱自由的人喜欢它。”这本书会如此复杂，原因之一是法国大革命本身很复杂。法国大革命虽然以追求平等为目标，但它在摧毁王室和贵族的同时，也摧毁了信仰等有价值的东西，给法国带来了混乱，以致法国不得不靠独裁统治来结束这种无序状态。因此，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丑陋的。托克维尔看到的远远不只这一点。
在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诸多看法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革命所毁坏的一切会在革命之后恢复，是不过形式变了而已。就拿中央集权制来说吧，它早在旧制度中就已经存在了，并不是大革命的独特产物。二是法国大革命并未发生在压迫最严重的领域，却发生在压迫相对较轻的领域，因为公众在经历了长期压制之后若突然被放松，那么这时哪怕有一点点压迫都会令他们觉得无法忍受。比如，路易十四时期，人们已经习惯了残暴统治，所以并没有起来反抗。路易十六上台之后，放松了对民众的管制，进行了一些颇有成效的改革，可是公众却变得无法忍受起来，最终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为什么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呢？托克维尔认为，这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一个奇特现象不无关系。当时，政府官员作为特权者，喜欢对着人民高声议论那些残酷制度和不公正行为，并揭发政府的种种罪恶，还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人民的苦难，试图以此来缓解民众内心的苦痛，结果却使民众怒气冲天。
官员们不懂得，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才使得法国民众的怒火和欲望被点燃，而庞大的旧制度又不可能一夜转型，民众只好靠反抗来平息这股怒火，并努力改变这种被压迫的地位。
对财富的快速增加，托克维尔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说：“一方面是民众发财的欲望时刻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刺激这种欲望可同时又将它扑灭了，这么一来，一场浩劫怎能避免？”这一政治理论在今天也具有借鉴意义，这也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身为社会科学家，托克维尔是冷静、理性而又客观的；身为人文学者，他又充满了热情、理想和信念。托克维尔把这两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自己的学术气质——同时兼顾学术研究和切实寻找出路，而这是许多人都无法做到的。许多学者都只能执其一端，要么为了寻找出路而沉迷于学术研究，要么置学术研究于不顾而盲目行动。
由于生在与旧体制息息相关的贵族家庭，托克维尔在蔑视荣誉的同时又追求荣誉。不过，他也信仰自由，并与新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希望人们的生活都变得美好起来，并为此付出了行动，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