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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那时候的法国，还有政治议会的存在。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一位演说家的评论。他谈的是对中央集权制的看法。他这样说道：“中央集权制是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一成就，为欧洲许多国家所羡慕。”
我承认，中央集权制是一种成就，并且这种成就引来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羡慕。但是，我不得不说，这种成就并不是大革命所带来的，它只是一种旧制度的产物。更近一步地说，经历过大革命之后，旧制度中的一部分保留了下来。这部分就是中央集权制。因为只有它才能维系大革命后所建立的新社会。细心的读者，你会发现，关于这一论点，我会在本章作出详而又详的论述。
首先，请允许我把自治省抑或徒有其表的自治省——即所谓的三级会议省——暂时搁置一边，不做详细评论。
占法国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三级会议各省，地处边远的地区。在这些省份里面，仅仅有两个省真正具备自由权。在后面，论及它们服从共同纲领时，遭遇中央政权何种程度的强制，我会再来详细阐述它们。
在这里，我主要论述一下财政区省——一种当时专门的行政化语言称呼。与其他地方相比，这些财政区省的选举活动少很多。它们共同组成法国的心脏和精华。在巴黎的四周，到处可见这样的财政区，它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如同一个整体。
在人们看来，国家的那些规章和权威，鱼龙混杂，各种各样。关于这一点，只要他们一看到旧的行政制度便会这样认为。整个法国，到处都是行政机构或者官员。这些官员之间，相互分离，彼此孤立。这些官员的权利范围，有些非常接近，有些混杂在一起。这样一来，他们在处理同类事务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互相排挤或碰撞的情况。还有一种权利，他们凭借其就可以参与到政府当中。这种权利是他们买到的，任何人也没有办法将其夺走。
立法权的确定，法庭定要参与其中。除此之外，法庭还有权力制定行政规章。这种规章制度在它所管辖的范围内实施。有时候，对于政府执行的措施，法庭也会提出指责。它在反对行政机构的同时，还命令政府官员遵照它的要求去做。在所在的城市或者乡镇，普通的法官负责制定当地的治安条令。
在城市里，分布着各种各样的体制。在这里，有很多名目繁杂，且各不相同的行政官员。有的人，他在这个城市是行政长官，在那个城市却是市长，而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则是行会的理事。有的人，他是经过拥有封地的亲王，或者旧的领主选定的；有的人，他是由国王直接选定的；还有一些人，他的永久统治权是用金钱买来的；而另外一些人，他的权力是当地的公民通过选举赋予的。总之，他们每个人的权力来源，各不相同。
这些城市的旧体制，算是旧政权的残余了。但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新式的事物，或者说经过改造过的事物，在这些残留的旧体制上逐渐形成。关于这些新事物，这里暂且不提，留在后面进行论述。
有一种特殊的行政权力机构，被人们称为御前会议。在这里，以一种新的方式，将所有的权力集中起来。它就在靠近王位的地方，可以说算是王权的中心了。
御前会议既是最高法院——有权撤销所有的普通法院的判决，又是高级行政法庭——所有的特殊管辖权都来源于此。御前会议既可以作为政府的委员会，又可以作为最高行政委员会。当它作为前者时，拥有立法权，讨论、提出绝大多数法律，安排捐税的分配。当它做这一切的时候，自然是遵照了国王的意志。当它作为后者时，政府官员所遵从的总规章，是由它全权负责的。整个国家的事务，最终必须经过它的处理；下属的行政机构，也必须接受它的监督。可见，御前会议决定着一切重大的事务，而国家的运转，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虽然御前会议的形式来源于古代，但是它的很多职能，却是最近一段时期才有的。
然而，御前会议只是一个传达器。它没有真正的管辖权，只接受国王一个人的判断和决定。虽然它看起来有一定的司法权，但是就像高等法院在进谏书中所说的那样，它仅仅只是一个提供意见的人的集合会议。
御前会议的组成人员，大都是身份卑微的小人物或者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大领主。至于那些前总督以及其他有实际经验的人，不管他们的资历多么老，都是可以撤换的。
御前会议是有权力的，但是它从来不怎么张扬。它的行动通常都是悄无声息的，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可以说，御前会议既无声无息，几乎不会引起历史的注意，又发挥着自身强大的作用，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办到的。于是，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它沉陷于王权的光辉之中，自身一点儿光彩也没有。
国家内部的事务，差不多全由一个官员负责处理。这位官员就是总监。与之相同，所有的行政也由一个统一机构来领导。
国家平日里的事务，都是交由总监来处理的。几乎整个法国的公共管理——与钱财有关的一切事务，全在他的管理和控制之下。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公共工程大臣、商务大臣，这些都是总监可以担任的角色，并且可以随时随地地转换。每一个省份里，都有一些独特的大臣。然而，他们在实际事务的处理当中，几乎发挥不了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只要打开旧制度的年鉴，研究一下卷宗所记载的行政机构就可以看出。
在各个省份，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只有单独的一个人。同样，在巴黎，它也只有唯一一位代理人。18世纪的时候，有一些大领主，他们经常以省长的身份出现。虽然他们仍旧可以得到一些荣誉，但是却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这种身份，由于是封建王权的旧代表，往往是世袭的。至于总督，他们则完全拥有全部的实际权力。
总督，与其他省份没有一点儿关系。他通常是平民出身，比较年轻，对于仕途抱有美好的憧憬。在行政法院的下级成员中，政府精挑细选，确定由谁来担任总督。同时，政府还有权力随时撤换人选。可见，总督的权力，并不是通过出身、选举权或者金钱买卖而获得的。由于总督代表行政法院，但是又是从其内部分离出来的，因而他被当时的行政语言称为派出专员。作为政府意志在外省的唯一代理人，总督与所有的大臣都有信件往来。行政法院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是由他来掌控的。从第一次判决事务开始，他就行使一切的权力。可以说，他既是法官，又是行政官员，如同行政法院一样。
总督可以任命他的下一级官员，即总督代理。只要总督愿意，他可以随时撤换总督代理。通常，总督代理设置在各个地方的县里。与总督是新封的贵族不同，总督代理往往是平民。总督接受大臣的领导，而总督代理接受总督的领导。在分派给他的地域内，总督代理代表着整个政府。这一点，与总督在整个财政区的情形一样。
达尔让松伯爵写过一本名叫《回忆录》的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到了约翰·劳
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有一天，约翰·劳对他说：“法兰西王国的统治者，原来是30位总督。这里，没有省长，没有等级会议，也没有最高法院。各个省份的兴衰成败，全在于这30位行政法院审查官身上。这些行政法院审查官，在各个不同的省份各尽其职。这些是我在担任财政监督时所看到的。对此，我从来不敢相信。”
在旧的封建贵族的残余势力面前，这些官员好像消失在旧贵族的余辉当中，显得毫不起眼，尽管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很大。因此，人们很快发现，那个时候，想要看到总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尽管总督的权力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贵族相比，总督在社会上的地位低劣多了。贵族让人尊重的程度、财富以及地位，都是总督无法相媲美的。不过，人们对贵族的尊重，总是与对旧事物的崇敬联系在一起的。
在政府里，国王由贵族簇拥着，才有了宫廷中的一切。海上的舰队，陆地上的军队，都是由贵族统领的。总之，那个时候，最受人关注的人物就是贵族了。甚至于，后世的子孙也经常把自己的眼光紧紧地盯着他们的先祖身上。如果有人提议，让某个大领主担任总督，那简直就是对那位领主的人格亵渎。贵族当中，即便是最为贫穷的人，也不愿意担任总督。
在贵族看来，总督是一群不知名的小辈。他们是在政府中任职的一批新人，而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全在于资产者和农民的支持。就像约翰·劳所说的，以及我们今后所看到的那样，统治着法国的正是总督这一批人。可以说，他们是一群超越贵族权势的代表。
先从捐税权说起吧。这是因为，它差不多囊括了其他的所有权利。
众所周知，在捐税当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包税的。这些税目的确定，是由御前会议和金融公司一起商谈得出的。其中，契约的各种条款，收税的方式，都有明确的规定。至于其他的捐税，比如说人头税、兵役税以及二十分之一税等等，要么在中央政府官员的严格监督下进行，要么由他们确定并征收。
每一年，御前会议都要通过一项秘密决议。在这项决议中，确定了各个省份的摊派数额、兵役税以及附带的其他多种捐税数额。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人们事先得不到任何消息，但是每一年的直接税数额不断增长。
作为古老的税种之一，兵役税的收税基数和征税，都是由地方官员办理的。这些地方官员凭借自己的出身、选举权或者通过金钱购买官职，来行使他们手中的权力。因而，在不同的程度上，他们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这些地方官员通常是当地的领主、教区的收税人、法国的财务官、财政区的直接税间接税的征收官，他们在18世纪的时候继续发挥作用，尽管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不再管理兵役税。还有一部分人，虽然继续管理兵役税，但是已经不再把它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而是将其放在从属或者次要的地位。甚至于，兵役税的掌控已经完全落入总督及其助手手里。而事实上，在教区内，也只有总督才有权力履行职能——摊派兵役税，指挥、监督收税人员的工作，在适当的时候让他们缓期征收或者免予征收税款。
还有一些捐税，比如人头税，由于产生的时间比较接近现在，所以对于旧权势的残余，政府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对于被统治者的任何指责和抱怨，政府全都不予理会，只管做自己的事情。
总之一点，每一项纳税额的总数，都是由总监、总督和御前会议共同商讨决定的。现在，我们将讨论的话题，从钱的问题转移到人的问题。
作为征兵制的前身，法国的自卫队有着较为沉重的负担，尽管自卫队的征兵数量不及征兵制。有时候，关于农村青年谁去当兵入伍的问题，人们采用抽签的方式予以决定。那些被挑选出来的青年，就算是士兵了。他们通常组建成自卫军团，为其服务六年。对于这样的制度，法国人已经容忍很长时间了。在大革命爆发之时以及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征兵制的忍受，法国人达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相对于旧的封建政权来说，自卫队算是比较现代的制度了。因此，自卫队的管理，只能交由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而不是旧式的封建政权。自卫队的士兵数量以及各个省份的名额，由御前会议决定。对于每个教区应征收的兵员数量，由总督来决定。抽签的事情，由总督代理主持，并决定以下事务：当地免于征兵的人数，哪些自卫军应该开赴前线，哪些应该驻守当地。那些被指定开赴前线的士兵，最后统一交由军事当局管理。至于那些想要免于征兵的人，没有其他的出路，只能找总督和御前会议求情。
同样，所有的公共工程，包括那些最为特殊的工程，只要是在三级会议省之外，都是由中央政权的代理人来作出决定，并进行领导的。
领主、财政局和大路政官，这些独立的地方当局依旧存在。然而，在各个地方，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是无所作为，尽管对于所隶属的公共管理，他们多少能起些作用。关于这一点，只要稍微考察一下那时候的政府文件，就可以找到证据。
在人们普遍捐助的基础之上，所有的大路开始修建和维护。甚至于连大城市之间的要道也是这种情况。道路规划的制定，以及道路管辖权的确认，由御前会议来负责。当道路开工以后，总督直接指挥工程师工作，而总督代理的职责是，募集劳动人数，进行施工。乡村间的小路，从一开始，就没有办法通行。这些小路的管理权，交由地方上的旧政权。
与今天相同，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代理人，桥梁公路工程局依然在公共工程领域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所学校和一个会议，这是桥梁公路管理当局所拥有的。在当局内部，有每年跑遍整个法国的督察员；有住在工地现场，遵照监察官的指挥，负责整个工程建设的工程师。这里的一切，与过往的时代，几乎一模一样，尽管时代变迁，已不是从前。
在新社会里，旧制度的机构经过转变，依然保留了下来。与人们想象的相比，它们的数量要大得多。尽管它们原先的形式还在，但是名称已经丧失。不过，桥梁公路工程局却是一个例外。它既保留了旧有的形式，又继续使用原来的名称。
每一个省份的治安，由中央政府在各省的代理人单独负责。在整个王国，接受总督指挥的骑警队，分布在全国各地。为了应对紧急的局势，除了依靠骑警队外，必要的时候，总督还会动用军队。只有这样，流浪汉和乞丐才能被逮捕、镇压，而由粮食价格暴涨引发的叛乱才能得以平息。过去，在城市里，通常有保安团。它是由总督挑选的士兵组成的。它的军官也是由总督来任命。现在，作为被统治者，总督直接被政府召唤，帮助其完成上述的各种任务。
治安条例的制订，通常由司法机构来主持，并由其行使这一权力。然而，治安条例适用的范围极其有限，只能在一部分地区实行，甚至往往仅限于一个地点。对于这些制订好的条例，御前会议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取消。当所涉及的事由牵涉到下级管辖权时，御前会议总是这样做。如果有些问题，与法官制定的规章内容不同，或者是有些问题涉及到了那部分规章内容，但是法院却袖手旁观，置之不理，那么御前会议就要制定相关的条例，以应用于整个王国。在大革命爆发前40年间，御前会议修改裁定了很多条例，涉及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等方面。这些被人们称为御前会议裁决的条例，数量很多，并且随着大革命的迫近，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多。
领主在旧的封建社会里，一方面拥有极大的权利，但另一方面，他必须承担重大的责任。只要是在他领地内的穷人，都必须由他来接济。关于这一点，在欧洲古老的立法中早就有了规定。在一本1795年的普鲁士法典中，我们可以找到与之相关的条文：“在领地范围内，如果有人陷于贫困，那么领主有义务来赈济他。对于那些没有土地的人，领主应该竭尽所能，使其获得一定的谋生手段。对于贫苦的农民，领主还应该监督他们接受教育。”
每年，各个省份都可以得到一定的基金。这些基金，是御前会议根据总的税收情况分配的。各省的基金到位后，总督再将它们摊派到各个教区，留作救济的费用。因此，每个教区的种地人，当生活陷于危机的时候，只能向总督求救。一旦发生灾荒，人民只能等候总督发放小麦或者大米。
每一年，经过裁决，御前会议都要划出若干地点。在那里，会建立慈善工场。这样一来，那些最为贫困的农民，可以暂时在其中劳作，获取微薄的收入。很明显，这样的救济事业，是距离当地十分遥远的御前会议作出的。他们如果不是心里突然萌生这一念头，就是盲目地胡乱规划。很自然地，这种救济事业是没有办法满足人民需要的。
仅仅帮助农民解决一时之困，并不是中央政府唯一要做的。除此之外，教授给农民致富的方法，必要的时候强制他们去致富，也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的。有时候，不管个人是否愿意，只要御前会议有强迫他致富的想法，对方就必须执行。某种方法，被用来强制手工业者使用，以便生产出特定产品。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由于这些强制的规定没有办法全部落实和执行，于是，在总督之外，又设立了工业总监察。在各个省份之间，这些总监察们不断穿梭，以期更好地行使他们的权力。
建立农业协会，发放奖金，是中央政府经常采用的措施。此外，总督和总督代理，也经常遵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散发一些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一般是与农艺相关的。甚至有时候，中央政府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创设苗圃。苗圃生产出来的苗种，一律分送给农民。那时候，农业的负担很重，与其他负担相比，差距悬殊。如果中央政府能及时消减负担，那么农民致富的效果会更好。可是，显而易见，关于这一点，中央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
对于有些土地，御前会议如果认为它很低劣，就会立刻宣布，禁止在那里种植某种作物。有时候，人们已经在某块土地上种植了葡萄。但是，一旦御前会议判决那块土地低劣，那么，人们必须拔掉葡萄。由此可见，作为统治者的政府，已经转变成了监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