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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旧制度的余毒，在有些地方很严重，而在有些地方却很轻微。在那些不太严重的地方，对于它们，大革命是最没有办法忍受的。人人都说，大革命的特殊目的，就是要消灭中世纪的旧制度。但是，在那些旧制度保存最完好，对人民压迫折磨最为严重的地方，大革命却没有爆发。与之相反，在那些旧制度存留得最不齐全，人民对其感受最不强烈的地方，大革命却爆发了。这些事实，真让人感到奇怪。
18世纪末期的德意志，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玛丽亚—特雷萨的军队，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农奴。就像中世纪一样，封建领地牢牢地束缚着大部分地方的人民。可以说，在德意志的境内，农奴制度几乎到处都有其身影。
在德意志，农民的地位几乎一成不变，职业也没有办法改变。所在的庄园的领主如果不高兴，农民便不能结婚。一个农民的大部分时间，必须为领主劳动做事。年轻的时候，在庄园中，他必须干很多年的奴仆工作。信件的捎带，领地产品的运输以及销售，领主房屋的修葺和翻新，都是农民应该承担的工作。在某些邦国，农民代替领主服劳役，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有些服役的期限，一个星期内可以达到三天。
在领地上，主日法庭制约着农民以及他们的私生活。如果农民稍有偷懒，或者出外喝酒，一旦被主日法庭发现，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1788年，在德意志的很多邦国，对于领主庄园内的农民来说，一点儿自由也没有。他们必须整天呆在庄园内。一旦他们离开庄园，马上就会遭到武力逮捕，并被押回庄园。
虽然农奴有幸可以成为土地的所有者，但是他的所有权始终是残缺的，并不完整。至于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什么，他不能自主决定，只能按照领主的眼色行事。对于手中的土地，他也没有权利转让和抵押。在一些情况下，对于自己的农产品，农民不能随意出售，必须服从领主的安排和要求；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对于自己不想卖出的农产品，领主却要强迫他出卖。可以说，耕种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永远是不自由的。等他死了之后，他的产业也不能完全归于他的后代子嗣，这其中的一部分，往往是要上交给领主的。
关于上述的规定，只要看一看在大革命刚刚爆发之际颁布的法典就可以找出，而不用专门在陈旧的法律文书条款里查找。那部在大革命爆发之时颁布的法典，是由伟大的弗里德里希拟定，并由他的后继人颁布的。
随意地往来、买卖、处置、耕作，像这样的情况，对于农民来说，在法国早就不存在了。诺曼底的农奴制度，从13世纪起，就已经被废除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现在的考证中看出。在东部，有一两个被征服的省份，在那里还残留着农奴制度。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看不到农奴制的影子。农奴制被废除的日期，距离人们是如此遥远，以至于人们早就将它忘却了。
然而，农民不再仅仅只是农奴，还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这是在法国所发生的另外一场革命，它关系到人民社会地位的提高。这一事实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停下来，专门对它做出一番论述，尽管它还没有被人们进行充分的考证。
大革命爆发以后，地产才开始重新被划分。因此，地产的划分，是大革命的产物。这是人们长期以来的观点。然而，各种各样的证据表明，人们的观点与事实恰恰相反。
大革命爆发前，至少有20年的时间，对于土地的过分划分，有一些农业协会的人就已经表示不满。那时候，迭戈曾经这样说道：“原来，一块土地，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现在，由于要瓜分遗产，土地被分给了五六个孩子。这些土地，对于孩子以及他们今后的家庭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又过了一些年，内科尔
也说，农村小地产主在法国随处可见，他们的数量很多。
“一块又一块的土地，划分再划分，被人们永无止境地划分下去，原因就在于，当以平等和令人担忧的方式，再一次进行遗产瓜分时，每一个人都想多得到一些。”这是我在一份写给总督的秘密报告中发现的话。这份报告，在大革命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写好了。这句话与今天的人们所说的，几乎一模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于旧制度的土地册，我下了极大的功夫进行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它的原貌。通过这种方式，有时候也能实现我的目标。对于该区现有的地产清单，每一个教区都应该报告上去，这是1790年确定的土地税法中规定的一点。尽管大部分清单已经散失，但是我仍旧在一些村庄里发现了某些清单。在与我们今天的名册相比之后，从那些清单里我发现，这些村庄的地产主数量比现在的要多很多。有些地方的数目，比现在多出50%，有些甚至多出60%以上。如果考虑一点，即从那时候起，法国全国人口以25%的增长率增长，那么，地产主的数量增加，是十分迅速的。
与过去一样，今天的农民对于地产，也怀有同样的热爱，而且这种热爱已经达到了顶峰。农民的激情，在土地占有欲的激发下，全部展现出来。那时候，有一位有名的观察家说道：“在法国，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希望成为地产主。购置土地，一度成为下层阶级的目标。他们不管自己的积蓄是发放给个人的，抑或是投入给公积金的。于是，土地的售出价格，总是远远超出其实际的价值。”
大量的土地，已经被农民划分。这是亚瑟·扬第一次在法国旅行时，看到的众多新鲜事物中的一个。当然，这一事实，也让他备感惊讶。在他看来，法国的土地中，有一半已经是属于农民的了。他经常这样说道：“对于这种形势，我是一点儿也没有预料到。”确实是，像这样的情况，也只有在法国，或者与法国相邻的地区才会出现。
在英国，拥有地产的农民，其数目曾经也很多。但是到了现在，数量急剧减少了很多。在德国，自由农民拥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在各个时代，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有关农民的地产，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甚至是非常古怪的法律，存在于日耳曼人的古老习俗中。然而，像这样的小地产主，数量是很少的，毕竟这种地产始终不是主流的形式。
18世纪末期，几乎与法国的农民一样自由，德国某些地区的农民，也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这些地区，一般集中在莱茵河流域。这些地方，从始至终都是最有活力的。它们是法国革命的浪潮最早波及到的地方。与之相反，德意志的其他地方，由于长时间没有革命浪潮的浸染，便没有发生相似的变化。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由此可见，早在大革命之前，土地的划分，就已经开始了。那种认为大革命开启了法国地产划分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并且仅仅是为了附庸绝大多数人的看法。诚然，在大革命中，贵族的大部分土地，以及教士的全部土地，都被出卖了。但是，正如我有时候耐心查阅资料那样，只要人们认真翻阅一些当时的土地拍卖记录，就不难发现，已经拥有其他土地的人，买走了这些土地中的绝大部分。可以推断，与人们所想象的数目相比，地产者实际增加的数目还是比较少的，尽管地产很容易被买到手。内科尔平时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但是这一次，他却说了一句比较准确的话。他说，在当时的法国，土地所有者就已经数目可观地存在了。
暂时解放土地，而非划分土地，才是大革命的结果。存在大量的劳役，并且没有办法摆脱，这是所有小地产主所必须忍受的情况。因此，当他们经营自己手头的土地时，没有一个人不感到万分痛苦。
与欧洲其他地方不同，对于领主的管辖，这些农民已经完全摆脱。这是另外一场革命，与那场革命——使农民变成土地的所有者——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所以，在这些农民身上，有些劳役原本是应该减除的。然而，事实却不是那样。因此，当这些无疑很沉重的负担，继续落在这些农民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变得没有办法忍受。
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遇到一些人，他们出生在旧制度的法律之下。可见，我们还是比较接近旧制度的。然而，旧制度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它已经在远古的黑暗中逐渐消失。对于一切没有被摧毁的东西，这场革命使其变得模糊不清。这就是它带给我们的结果，使得我们与旧制度相互隔离，彼此好像相距好几个世纪。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1789年之前，人们是怎样治理农村的——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回答。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精确而又详细的论述，需要我们再去研究一些资料。这些资料一定是在这本书之外，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政府档案中。
在农村，农民依旧为领主所统领；农村的全部行政权力，也仍旧掌握在贵族的手里，尽管他们已经长时间地没有参与到国家治理当中。这些观点，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很明显，它们都是错误的。
在18世纪，主持教区一切事务的官吏，一部分是由农民自己选出来的，另一部分是由该省的总督任命的。与从前相比，这些官吏不再由领主选定，也不再是领地的代理人。由这些官吏组成的一些权力机构，召集并主持堂区大会，建立学校，修缮教堂，以及分配赋税。除此之外，这些权力机构还监督管理公社的财产，规定它们的用途；在必要的时候，以公共团体的名义提出公诉，并使之进行下去。监督的职责，以及处理地方上的琐碎事务，已经不再是领主的职责。就像在下一章我们所论述的那样，要么是当地政府，要么是中央政府，它们管辖着教区的所有官吏。
国王与居民之间的中介人，以及国王在教区的代表，这些身份已经不再属于领主。在教区内，分配赈济，颁布国王的命令，征收赋税，招募民兵，以及实施国家的普遍法律等等这些事务，已经不在领主的权限范围之内。所有这些权利和义务事项，都已经归属于每一个人。与其他的居民相比，除了享有免税权和特权之外，领主所拥有的权力与其相差无几。事实上，领主也是一个居民，只不过他的地位稍有不同。在写给下属的信中，总督们一般都会特意说道，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而已。
同样的景象——除了以个人为单位外，贵族不再以整体的形式从事管理活动——不仅仅发生在堂区，也发生区。这样的现象，只有当时的法国存在。除了法国之外，其他地区的统治居民和拥有土地，仍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古老封建社会的特征，还能部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英国，管理和统治的大权，掌握在主要的土地所有者手里。在德意志，国家一般的事务是由贵族管理和控制的。虽然在某些地区——比如，普鲁士和奥地利——贵族的这些权力已经被国王剥夺，但是，大部分的农村管理权依旧在他们的手里。在某些地方，领主的地位依旧保留，这是因为国王虽然强大，可以控制领主，但还不足以取代他们。
事实上，除了司法领域，法国的贵族已经很长时间，不再染指国家行政了。然而，对于领地的司法权，王权不断地对其进行削弱、限制，尽管法官还在听从贵族中重要人物的指示，以他们的名义审判某些诉讼，而他们也不时地在领地范围内制订治安规章。最终，王权完全控制了它。这样一来，司法权的行使，对于领主来说，只能算做是一项收入，而不再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贵族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只剩下金钱部分——这部分权利偶尔还会增加，至于政治部分的权利，已经完全消失了。
对于那一部分还没有消失的特权——实实在在的封建权利，由于它们与人民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在这里，我还想做一番论述。
这些权利的数量很多，种类也很广泛，而且，它们其中的一部分要么已经转化，要么已经消失。因此，今天我们很难判断，究竟哪些权利是属于1789年那时候的。当时，这些权利中的某些，对于人们来说，已经是一些含义比较混杂的词语。而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就更加显得含糊不清了。不过，对于18世纪的封建法专家著作，只要我们认真查阅，并进行相关的仔细研究，就不难发现，数目相当少的主要几种权利，都是由所有现存的权力转化而来的；至于其他的一切权利，它们仅仅是个别的现象，十分孤立，尽管它们也真真实实地存在着。
在法国，众所周知，专门的狩猎权，只有领主才配享有。通常来说，鸽子和鸽舍，也只有领主才会拥有。当地的居民，总是很不情愿地为领主所驱使，使用领主的磨坊磨面，使用领主的压榨机压榨葡萄酒。有一项税费极为严苛，这就是土地转移和变卖税。只要在领地的范围之内，人们每一次购买或者出售土地，都必须向领主缴纳一定的税费。除此之外，年贡、地租以及现金或者实物税，也是领地范围内的土地所必须承担的。一般来说，这些税费不得赎买，只能由地产主向领主缴纳。
在各个地方，为领主服徭役的情况，几乎已经看不到了。虽然在极少数的省份，若干种的道路通行费依然征收，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此种费用，要么被取消，要么降到很低的价格。不过，市场税和集市税，却是所有省份的领主都要征收的。透过这些名目繁多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一点，那就是，这些领主的权利损害了土地耕种者的利益，此其一；其二，它们总是不同程度地与土地，或者与土地相关的产品有关联。
毫无疑问，虽然与封建制度的起源、目的与性质不同，但是教会始终与封建制度紧密相连——教会就像被镶嵌在封建制度中一般，深深地渗透在其中，尽管它与封建制度并没有多少瓜葛。由此可知，与一般的领主一样，教会领主也享有很多好处。
依据不同的教职，主教、议事司铎、修道院长都拥有一定的土地。凭借这些土地，他们征收年贡，分封给他人一定的土地。在所在的地区内，修道院通常也有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就是它的领地。在法国，有一个地方至今还有农奴。于是，这一地区的修道院也拥有农奴。使用徭役、征收市场税和集市税，都是它所享有的特权。此外，修道院还拥有公牛、压榨机、磨坊以及烤炉。如果哪一个村民想要使用，必须缴纳一定的税费后才行。与整个基督教世界一样，法国的教士还拥有什一税的征收权利。
其实，与法国相比，那时候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所拥有的封建权利要大得多，沉重得多。这些与法国一模一样的封建权利，到处都可以看到。指出这一点，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在这里，我以领地的徭役为例证，就足以说明这种权利在德国是多么的普遍而又残暴，而在法国却又是多么得少见而又温和。
另外，还有一些曾经激起我们先祖们强烈反抗的权利。这些起源于封建制的权利有：什一税、终身租税、土地转让和变卖税以及固定的地租。在先祖们看来，它们不仅有悖于文明，而且还严重地践踏着正义。按照18世纪夸张的说法，它们被称之为土地奴役。那时候，英国随处可见这些权利，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好几种这样的权利留存。然而，对于这些权利的存在，英国人民向来没有什么感觉。而且，当英国农业日益发展，并一跃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这些权利并没有影响或者阻碍它的进程。
然而，同样的封建权利，在法国人民那里，却遭到了强烈的仇恨，甚至于当这些权利从法国消失以后，这种仇恨的情绪依旧铺天盖地，难以平息。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领主再也没有办法管辖法国的农民；另一方面，法国的农民已经成为土地所有者。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只是我认为这些是主要的。
如果农民帮助别人经营土地，那么，经营过程中的压榨和勒索，与他没有一点儿关系。如果农民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就不用再交地租。如果农民不再是承租人，那么，他也不用再交什一税。如果农民没有土地，那么，对于封建制度在地产上强加的负担，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应。
另外一方面，如果法国的农民继续由领主统辖，那么，由于这些封建权利是国家体制的自然产物，他们就会接受，而不会觉得难以容忍。
在封建社会里，对于贵族的权势，人们并不是很关注。除了享有特权之外，他们通常还会拥有政权。当他们进行统治管理的时候，他们原先的个人权利会变得更加强大。那时候，人们对于贵族的看法，就像今天我们对待自己的政府一样。贵族强加在人们身上的负担，大都被人们接受下来，其原因在于，人们想要从他们那里获取保障。尽管贵族的特权和权利，让人们难以容忍，但是他们也负责一些事务：处理公务，接济贫困，依法办事，主持公道，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因此，当他们不再负责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自身拥有的特权，就让人感到无比的强大，甚至于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疑问：他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
对于18世纪的法国农民，你们尽可以想象一下，或者就你们身边的熟悉的农民，也可以展开想象。很快，你们就会发现，法国农民的性格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改变。对于土地的热爱，他们一如既往。为了得到土地，他们不惜花费所有的积蓄。在他们看来，付出再高的代价，他们也愿意。这就是我在引文当中所描绘的农民形象。然而，在得到土地之前，他们必须给相邻的地产主交税，而不是给政府。农民和这些地产主一样，既没有什么权势，也与政府没有多大的关系。
得到一块土地之后，农民就把自己的心和种子一起播种，埋到地下。对于这么一小块土地，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自豪。因为普天之下，只有这块土地是由他来掌控的。然而，这时候，与他相邻的一帮人站出来，不让他在自己的土地里干活，而是强迫他去别的地方为他们干活。就这样，他被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拉走了。他的种子，也成为了他们收缴的对象。为了保护种子，他想尽办法。然而，不管他怎样做，他们都阻止了他。
在河流的渡口上，他们设立关卡，向他强行收取通行税。在市场上，当他要出卖自己生产的粮食时，他们又拦住了他，向他收取一定的费用。回到家里，看着自己种植的小麦，他想要自己吃掉。可是，为了得到面粉，他又不得不去他们的磨坊。最后，他还得使用他们的烤炉烘烤面包。结果，那帮人的税金，有一部分就是从他的那块土地上强征来的。而这些税金，既不能被他赎回，也没有时间期限的约束。
他的幸福，他的劳动，以至于他想做的一切事情，都受到那帮邻人的干扰。他的劳动成果，有很大一部分被那帮人侵吞了。他好不容易甩开了那帮人，但是另外一批人出现了。他们穿着黑色的袍子，毫不留情地掠夺他的劳动成果。最后，他所剩无几。
关于这位农民的特征、情感、处境和需求，请你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帮他算一算，他的心头积累了多少新仇旧怨。
虽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封建制度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功效。但是，在所有的民事制度中，封建制度算是最为庞大的了。尽管封建制度所涉及的范围不断缩小，但是在它的影响下，人们心中的仇恨情绪却越来越激烈。人们常说，中世纪的旧制度被摧毁了一部分，而残余的那些使人们更加没有办法容忍。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