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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看看周围人精雕细琢、不断变换的发型，我们就可以领会到人类对创新的追求。
从自行车到体育场，以及其他所有经由人类之手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不断改善的行为留下的痕迹。
以上种种都指向下面的问题：为什么发型、自行车和体育场都在不断变化？为什么我们不能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并坚持下去？
答案是：人类的革新永不停止。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相对于知道正确的事情是什么，人类更关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人类向往未来，从不拘泥于现状。那到底是什么促使人类的大脑不停运转？
千变万化、各式各样的发型。
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代步工具。
不久前，在空中飞行还是一种极罕见又非常危险的冒险。现如今，每时每刻都有约100万人坐在飞机舱内舒适的椅子中，在距地面数千米的天空中飞行，这是商业航班的成功之处。但是现在，飞行中很少有事情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了：我们像梦游者一样登机，享受美食、躺椅和电影已经成了常规。只有那些能够打破这些常规的意外之事才能引起我们的好奇。
美国喜剧演员路易斯·C.K.（Lewis C.K.）对此大为震惊。在某个喜剧节目中，他模仿一个发牢骚的乘客：“……当时我们上了飞机，但是在跑道上等了40分钟，不得不一直坐在那里。”他对此给予了回应：“哦，真的吗？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你有没有像鸟儿一样，令人吃惊地在空中飞起来？你是说你什么贡献也没做，就参与到了人类可以飞行这个奇迹中？”接着，他又把注意力转向那些抱怨航班延误的人身上：“航班延误？真的？从纽约飞到加利福尼亚要花5个小时，这在以前，可是要花上30年呐！不仅如此，你可能还会死在路上呢。”
路易斯回忆起2009年他第一次在飞机上体验WiFi的经历，那时WiFi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我坐在飞机上，他们说，‘打开你的笔记本电脑，你就可以上网了’。网速很快，我就看起了视频。真是太神奇了：我这是在飞机上耶！”但是过了没多久，WiFi断了。坐在路易斯旁边的旅客因此非常生气，他大喊：“真是垃圾！”路易斯说：“他也就是在10秒钟前才知道飞机上有WiFi，一眨眼就变成人家欠他的了？”
那么到底世界的运转有多快？只能说，非常快。新生事物很快就会变成常态。
拿手机举例吧，就在不久前，我们还在为计划失误而协调地点，重新安排见面，并四处寻找电话亭，用装在口袋里叮当作响的硬币打电话。而现在智能手机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交流的方式，但这项新技术在我们眼中却已经变得寻常、不起眼了。
最新科技的光芒会迅速褪去，在艺术领域也是如此。20世纪的艺术先锋——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写道：
50年后，将有另一代人和另一种批判性语言，会有完全不同的方法。人们要做的，就是努力让一幅画在有生之年保持鲜活。没有一幅绘画作品可以活跃超过30或40年……三四十年后，它会因失去灵气或光辉而沉寂。之后，这幅画要么被遗忘，要么被打入艺术史的炼狱。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震惊世人的伟大作品也面临着被批判或被遗忘的处境。曾经前卫的，会变成新的常态；那些前沿的，也会变得失去锐气。
而对公司而言，在做精细规划时，更新已是常态。每隔几年，公司就会花大价钱聘请顾问，让他们把公司现有的东西换掉。
比如，是要开放式的办公桌，还是要保护隐私的隔间。我们稍后便会知道，在这件事上，改变才是关键。
顾问们没有错，他们建议中的具体事项也并不重要，特定的解决方案也不是最根本的，重要的是变化本身。
为什么人类可以迅速地适应周围的一切？这是因为存在着一种叫作重复抑制（repetition suppression）的现象。当大脑习惯了某样东西，之后每次看到它时，大脑对它的反应会越来越弱。例如，想象一下你遇到了一个新事物，比方说自动驾驶汽车。第一次看到它时，你的大脑对它的反应会很强烈，这是因为大脑之前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它要把它们记录在案。当你第二次看到它时，大脑的反应会比上次稍微弱一些，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在意它，因为对大脑来说它已经没有那么新奇了。第三次见到它时，大脑的反应还要再弱一些，第四次就更弱了。
越是熟悉的东西，我们在它身上分配的神经能量就越少。这就是为什么你第一次开车去上班的时候，似乎要花很长时间。第二天，你会感觉开车的时间稍短了一些。再过一段时间，好像没开多久，你就到工作的地方了。当我们对周围世界越来越熟悉，会感觉到有些事情好像“消失”了，以前那些显而易见的，慢慢变得不易察觉。
大脑对重复刺激的反应减弱，这种效应被称为重复抑制。为了使脑褶可视化，通过脑磁图扫描技术测量的脑部活动被显示在一个“膨胀”的大脑中。图片来源：巴塞罗那大学卡莱斯·艾斯塞拉脑实验室。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由体内的能量存储所决定的。探索世界是一项困难的工作，需要我们不断行动，到处移动，并且耗费大量的脑力，总而言之，是一件耗费能量的事情。
如果我们做出的预测是正确的，那就可以节省能量。当你知道在某个地方能发现可食用的东西时，就不用在所有的地方找个遍了，这样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我们预测得越准确，消耗的能量就越少。重复让我们对自己的预测更有信心，同时也让行动更有效率。
所以说，可预测性的确具有一些吸引人的特质。但是，如果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可预测，那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如此热爱这种可预测性，为什么不索性把电视机换成每天24小时可以有节奏地发出“哔哔”声的装置呢？
我想，大家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装置。因此，缺少惊喜对我们来说是不行的。我们对某事物越了解，思考就越不费力。熟悉会滋生出冷漠。重复抑制一开始，注意力就会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婚姻需要不断地重燃激情，对于某则笑话，你只会笑那么几次，以及无论多么喜欢看世界大赛，你也受不了一遍遍地看同一场比赛。虽然可预测性让人感到很踏实，但是大脑就是要努力吸取新的事物，并将这些新事物放入对应世界的模型中。因此，它总在寻找新的东西。有东西可学，会让大脑兴奋。
由于我们神经机制的这种特殊性，那些好想法、好点子也无法一直保持它们的光芒。以1945年最畅销的10本书为例：
1.《永远的琥珀》（ Forever Amber ），凯瑟琳·温莎（Kathleen Winsor）
2.《圣袍》（ The Robe ），劳埃德·C.道格拉斯（Lloyd C. Douglas）
3.《黑色玫瑰》（ The Black Rose ），托马斯·B.科斯坦（Thomas B. Costain）
4.《白塔》（ The White Tower ），詹姆斯·拉姆齐·乌尔曼（James Ramsey Ullman）
5.《海棠春怨》（ Cass Timberlane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6.《狮子在大街上》（ A Lion Is in the Streets ），阿德里亚·洛克·兰利（Adria Locke Langley）
7.《似水恩情》（ So Well Remembered ），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
8.《长胜将军》（ Captain from Castile ），塞缪尔·谢拉巴格（Samuel Shellabarger）
9.《人间·天堂》（ Earth and High Heaven ），格温瑟琳·格雷厄姆（Gwethalyn Graham）
10.《不朽的妻子》（ Immortal Wife ），欧文·斯通（Irving Stone）
这些书，你可能从未听说过其中的任何一本。要知道，当年这些书可都是家喻户晓的，晚宴也会因为其作者们的出席而添彩。但他们很难想象这些书有一天会被完全遗忘。
在电影《土拨鼠之日》（ Groundhog Day ）中，比尔·莫里（Bill Murray）扮演的天气预报员陷入了不得不重复过同一天的境地。面对这个看似无穷无尽的循环，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绝不用同样的方式活两遍。他开始学习法语，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家，和他的邻居交朋友，做各种好事……
我们会为比尔·莫里叫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想要完美的预测，意外之事才能吸引我们。它能让我们逃离“自动驾驶仪”模式，并对生活中的经历保持洞察力。
事实上，这与我们大脑内同奖赏有关的神经递质系统的活动密切相关：相比可预测的奖励，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奖励会使大脑的活动活跃得多。也就是说，只有意外之事才能使大脑感到满足。
笑话的编制也是基于这个道理。有些笑话里，往往都是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一起去酒吧。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人是用来设置场景的，第二个人建立对话模式，第三个人的存在是为了打破这种对话模式：他只需要回避大脑给出的预测即可。换句话说，违背期望才能产生幽默的效果。如果你把这个笑话讲给机器人听，它只会简单地听到三个人分别做了什么，应该不会觉得好笑。笑话之所以好笑，是因为大脑总是试图做预测，而笑点总是与这些预测相违背。
同理，广告商知道，如果想保持品牌和顾客之间建立的联系，持续的创新必不可少。他们的广告把我们推向某个特定品牌的清洁剂、薯片或者香水，但是如果广告不能持续更新，那我们就不再搭理它们，广告也就失去了影响力。避免重复是人类文化的源泉。人们常说历史会重演，但事实并非如此。充其量，就像马克·吐温所说，历史往往是相似的。不同的时间会发生相似的事情，但细节是不一样的。
所以，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平衡：大脑一方面试着用预测世界的方式来节省能量；另一方面，它又沉浸在寻求意外之事中不能自拔。我们既不想生活在无限循环之中，也不想一直生活在意外之中。这是一种利用已知和探索未知之间的平衡。
事实上，大脑一直都在试图找到并维持利用已知和探索未知之间的平衡。比如，你在决定要和家人去哪家餐馆吃饭的时候，既可以选择经常光顾的那家家人最喜欢的餐馆，也可以尝试一些新的。如果选择了前者，那就是在利用从以往经验中获得的信息；如果你纵身一跃，跳入“烹饪深渊”，那就是在对未知的选项进行探索。
在动物王国，动物们都会在某领域的中间地带聚集。比方说，如果通过经验得知红色岩石下面会有幼虫，而蓝色岩石下面没有，动物就会记住并利用这些知识。但世事无常，也许某天，可能因为干旱、火灾或者其他动物的觅食行为，那些幼虫不再待在红色岩石下面了。
所以说，世界上罕有一成不变的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动物们要在参考它们已有经验和尝试新可能之间进行平衡的原因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动物只会用大部分而不是全部时间来检查红色岩石的下面有没有幼虫。它们会花一些时间去看看蓝色岩石的下面，即使曾多次看过却什么也没发现。它们还会花一些琐碎的时间去查看黄色岩石，也会检查树干和河流，因为永远不知道下一顿饭会从哪里冒出来。在动物王国，来之不易的经验永远与新的追求和目标相矛盾。
人类也是如此。为了舒适，人们需要保证一定水平的熟悉度。我们希望世界是可预测的，但不要太容易预测：我们生活在创新与熟悉的“拉锯”之中。这就是发型的发展变化没有终结的原因，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自行车、体育场、字体、文学、时尚、电影、厨房或汽车。它们和以前的样子看起来很像，但还是有变化的。在世世代代的演化中，大脑已经平衡了这种拉锯：为了在灵活性和严格性之间保持平衡，在利用和探索的关系中作出折中。太多的可预见性会使我们对事情变得冷漠，而太多的意外会使我们不知所措。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创造力就存在于这拉锯之中。
出于对利用和探索的权衡，我们只需要一定量的新鲜感。我们的确想要惊喜，但不要太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会充斥着很多同形物：它们的一些特征都是仿照以往的设计得来的。回想一下，iPad在市场上刚出现时，其特色之一便是装有“书籍”的“木制”书架。同时，程序员也致力于让你在滑动屏幕的时候有“翻页”的体验。为什么不简单地重新定义一本数字时代的书呢？因为那样的话，顾客会感到不舒服，他们还是想要和过去的事物保持一定的联系。
即使从一种技术转移到另一种技术，我们还是会与旧技术建立联系，因为这标示了一条清晰的路径：从过去是什么到现在是什么。在苹果手表上，“数码表冠”看起来就像以前的手表上手动调节时间的旋钮。在接受《纽约客》（ New Yorker ）采访时，设计师乔纳森·伊夫（Jonathan Ive）说，他让这个旋钮稍微偏离了中心，让它“似曾相识”。但如果让这个旋钮居中，用户就会期望它还能执行传统手表的功能；可是如果直接把旋钮删除，它就不像一块手表了。相似的元素把熟悉和新鲜联系了起来。
智能手机里带有很多上面提到的同形物。我们想打电话就要点击屏幕上带有听筒和话筒的传统电话的图标，那种电话现在来看已经是很久以前的技术了。除此之外，即便数码相机里其实并没有机械快门，但是智能手机上的相机还是会有快门声。我们还是会把那些被淘汰的手机软件拖到“垃圾桶”里，也会通过点击某个软盘形状的图标来保存文件，而软盘已经是一种很久远的物件了。网上购物的时候，我们也会把物品放到“购物车”里。这样的联系，使得过去可以向未来顺利过渡。即便最先进的技术，也总与它的历史血脉相连。
虽然这种利用和探索的权衡并非人类特有，但是当几代小松鼠占领了几片灌木丛时，人类已经用技术占领了整个地球。
人类的大脑一定有些特别之处，它们究竟是什么呢？
iPad刚上市时，其特色之一：装有“书籍”的“木制”书架。
苹果手表。
假如与僵尸共进晚餐，你会期望得到什么？不管什么，至少不包括创意想法。为什么？因为僵尸的行为是自动化的：它们只会做出预先设定好的行为。这就是僵尸不玩滑板、不写回忆录、不能发射飞船到月球或者改变发型的原因。
僵尸可能是虚构的，但它们向我们揭示了自然界一些重要的事情：动物王国中的生物大多是靠自动行为生存的。拿蜜蜂来说，同一种刺激每次会引发相同的反应。因此蜜蜂能够做出在蓝色花朵上降落、在黄色花朵上降落、攻击或飞行等判断。可是为什么蜜蜂不能创造性地思考呢？因为它们的神经元是固定在特定位置上的，信号的输入与输出，就像消防队传递水桶一样。蜜蜂还没出生，这些神经元队列就在大脑中开始成形了：化学信号决定神经元的路线，从而构建与运动、听觉、视觉、嗅觉等相关的不同的大脑区域。与蜜蜂辩论不会比说服僵尸更费力：蜜蜂本质上就是一种生物机器，它的思维是在数百万年的进化中形成的本能。
其实，人类身上也具备像僵尸或蜜蜂的这些特质，这使我们拥有了很多本能行为，例如从走路到咀嚼，从躲避到消化……不同的是，我们灵活学习新技能的能力非常强，我们的大脑会因此形成新的神经元线路。
当你学会骑自行车、开汽车、用勺子吃饭或者用键盘打字时，你就会把这些技能深深地烙印在大脑回路中，从而最大程度地优化系统的效率，而且会有一条特定的神经线路比其他的更常用；同时，那些不被需要的线路将永远不再被诱发：这是大脑将错误最小化的方式。
如果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所知的人类生态系统就不会存在：不会有十四行诗、直升机、弹簧高跷、爵士乐，也不会有玉米饼小摊、小彩旗、万花筒、五彩纸屑和混合饮料。
那么，蜜蜂的大脑和人类的大脑有什么不同呢？如果1只蜜蜂的大脑有100万个神经元，1个人就有1 000亿个，因此人类能够完成更多行为。而且不仅在神经元数量上有巨大优势，人类特有的机体组织使我们享有更多的“特权”。
具体来说，我们有很多从感觉（有什么）到行动（我要做）之间的脑细胞，且比其他生物多很多。这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审时度势，考虑不同的可能性，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人类的生活大都“发生”在大脑中负责感知和行为的神经区域之间，这是我们足智多谋的原因。人类大脑皮质的大面积扩展使大量神经元从早期的化学信号中释放出来，因此，大脑皮质上的若干区域可以更灵活地连接。拥有这么多“随时待命”的神经元，人类思维的敏捷程度可想而知有多高。因而，我们能够进行中介行为：一种经过深思熟虑而非简单根据命令而做出的行为。
与自动行为相反，中介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理解一首诗，与朋友进行深度对话，针对问题想出解决方案等。这种思维方式要求我们找到新路径，进而产生创造性的想法。这种神经间的交互更像是议会制辩论，而不是一种按键式的可预测的快速反应：每个个体都以联盟的形式参与到讨论中。
当一个强有力的共识出现时，某个想法就可能会上升到意识层面。因此，这些看似灵光一现的想法，其实都是经过内部成员详尽的讨论产生的。最重要的是，下次再问同样的问题时，答案有可能有所不同。蜜蜂则不一样，它们是不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吸引蜂王的，对它们来说，每个夜晚都一样，它们的大脑每一次都遵循着相同的路径。人类能够编新故事，重新塑造周围的一切，因为人类的神经结构是即兴的。
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生活在反映习惯的自动行为和击败习惯的中介行为的竞争之间。那我们应不应该为了效率而把神经网络进行线性的简化，或者为了灵活性而让其形成树状结构呢？二者都需要。
自动行为使我们掌握专业知识，它像雕塑家的雕塑技法，或像建筑师的建模方法，又或者像科学家进行实验的研究方法，对灵活度的训练有助于想到新发现。如果我们无法驾驭这些新想法，就无法把它们真正运用到生活中。
但是，仅靠自动行为是不能创新的。中介行为才是我们创造新鲜事物的原因，也是创造力的神经基础。正如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所说：“创造力是用新观念打破习惯。”
大量的脑细胞在刺激和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人类强大的创造力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使人类能够超越眼前的事物去思考未来的种种可能。这是人类大脑很重要的魔力之一：我们可以不断地模拟“如果……会怎样”的情况。
事实上，模拟可能的未来是大脑的主要工作之一。应该点头表示同意老板的某个想法，还是告诉老板那是一个愚蠢的想法？结婚纪念日应该为另一半准备什么惊喜？今晚应该吃中国菜、意大利菜还是墨西哥菜？如果得到了某份工作，应该住在乡间还是城市？……
我们无法把脑海中假想的可能都试个遍，因此我们需要在心里模拟种种可能。在所有想象的事件中可能只有一件会在未来实现，也可能所有这些都不会真正发生，但通过对所有可能性有所准备，我们可以更灵活地应对未来。生存依赖这样的远见卓识。
这种模拟未来的能力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类的主要标志。我们很擅长在脑海中生成各种可能的现实：从“是什么”转化成许多“如果……会怎样”的假设性情景。
我们从小就痴迷于模拟未来，角色扮演游戏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一个孩子的脑海中可能充满了自己变成总统时的景象，也可能是在去火星的路上冬眠，又或是在交火中英勇救人……角色扮演游戏使孩子们能够充分想象新的可能性，并获取有关周围的事物的知识。
在成长的过程中，每次考虑其他可能性，或者好奇如果自己选不同的路结果会如何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脑海中模拟未来。无论是买房子、择校、选择人生伴侣或是投资股市，我们常会觉得自己考虑的大部分是错的，或者永远不会发生。以生孩子为例，在怀孕期间，准父母就会问：“会是男孩还是女孩啊？”虽然还没确定，他们还是会讨论给孩子起什么名字，买什么衣服、装饰品和玩具。而在动物界，如企鹅、马、考拉和长颈鹿等，它们每次只生一胎，但它们却不会像人类一样思考这些问题。
“如果……会怎样”这样的思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经常忽略这个活动本身是很有想象力的。语言是为了便于我们把脑海中的模拟一个个“下载”下来而设计的。我们没完没了地思索：如果那天参加了聚会，会玩得很开心；如果当初接受了某份工作，现在会很富有，但不快乐；如果经理当初让投手下场，球队就会赢得比赛……希望是一种创造性的猜测：我们会按照希望的而不是事物本来的样子想象这个世界。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会花大把时间沉浸在充满“如果……会怎样”的世界里。
人类这种在大脑中模拟未来的特点还有出于安全的考虑：在付诸行动之前，先在头脑中演练一下。正如哲学家卡尔·科珀（Karl Kopper）所说，模拟未来的能力“可以让我们作出的假设成为挡箭牌”。即先对未来进行模拟，并据此调整未来的行为，比如，设想如果自己从悬崖上走下去会发生什么，或者后退一步又会发生什么。除了保命，我们还用这些精神工具来演绎眼前不存在的那个世界。
试想一下：如果把爱因斯坦放在宇宙中的电梯里来理解时间会怎样；如果把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带到巨人国和小人国会怎样；如果向恺撒大帝传达了莎士比亚的思想会怎样；如果把“大陆漂移学说之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Wegener）带到大陆尚未破裂分开时的世界会怎样；如果让达尔文有机会目睹物种的起源会是怎样……
模拟未来的天赋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道路。正如英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商业巨头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所说，他觉得自己创业成功的诀窍是他对尚不清晰的未来充满想象力。
然而除了自己的大脑，还有一个因素会激发创造力：别人的大脑。
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年轻时在巴黎曾是一对贫困潦倒的好朋友。美国波普艺术家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20岁左右时，和美国著名抽象派艺术大师画家赛·通布利（Cy Twombly）及美国当代艺术家贾斯珀·约翰斯（Jasper Johns）有过恋爱关系，那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名气。被称为“科幻小说之母”的玛丽·雪莱（Mary Shelley）20岁时，同诗人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和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一起度夏时，写下了《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
为什么创造者们会互相吸引？
其实，世人对艺术家一直有一个误解：当他们与世界为敌时，他们的艺术创造能力最好。在1972年的一篇名为《孤立艺术家的传说》的文章中，作者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对此进行了回应：“把艺术家排除到普通社区之外，这样的论调是不真实的……尽管浪漫主义会使某位艺术家被误解成一个古怪的人，但是他其实非常正常，也有很好的社交能力。”
没人关心，没人注意，没人提供支持或鼓励，对艺术家来说是最坏的境地。那些独自过活的艺术家长期与同伴隔绝，才使他们变成传说中那样。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
没有谁能比荷兰画家凡·高更能代表孤独的艺术家了。他生活在艺术圈的阴影下，生前只卖出了几幅画。但是，当近距离了解他的生活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入世的人：在他与许多年轻艺术家往来的书信中，不仅有与工作相关的内容，还有不加任何修饰的对其他画家的批评。当他的画第一次受到好评时，他送给那位评论家一株柏树作为礼物。他和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在闹翻之前还计划去热带地区建立一个艺术家聚居地。
那么为什么人们仍然要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孤立主义者呢？因为人们才觉得这样才和他的天赋相匹配。但这仅仅是一个误解。在他生活的时代，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既没有不合群，也不是孤独的人。
而这种社会关系网并不仅适用于艺术领域，它在所有从事创造发明的领域都适用。美国生物学家E.O.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曾写道：“伟大的科学家是不会把自己关在隐秘的实验室里顾影自怜的。”尽管许多科学家的确认为他们是在孤独地进行创造，但事实上他们在一张相互依存的巨型网络中进行研究。大的创意群体对某些问题的态度往往会影响科学家的态度，牛顿可以说是他所处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掌握炼金术，因为炼金术士在当时是一个流行的职业。
作为设计精妙的社会动物，我们会不遗余力地使对方感到惊喜甚至惊讶。想象一下，每当朋友问你今天做了什么的时候，如果你的回答同以前一样，估计这段友谊不会持续多久。相反，人类总是想尽各种办法让对方感到震惊、惊喜、惊讶、好奇或是怀疑。这种特质将我们联系起来，让我们相互依赖。
顺便说一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电脑的创造力很有限。无论输入的是电话号码、文件还是照片，在记忆这些事情上，电脑要比人类厉害。但是，计算机的精确性恰恰也成了它们的局限：它们不会开有趣的玩笑、不会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表现得乖巧，更不用说导演一部电影、做一场TED演讲，又或者创作一本催人泪下的小说了。
因此，若要实现具有创造力的人工智能，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由具有探索性的计算机组成的社会，其中所有的电脑都在为使互相之间感到意外和触动而努力。然而现实是，计算机在社交方面的功能是完全缺失的，这也导致了它们的“智能”过于机械。
一种叫作海鞘的无脊椎动物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在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它们游来游去，找一个像藤壶一样可以附着的地方；然后，它们就会为了营养而吸取自己的大脑。为什么？因为它们已经找到了永久的家，不再需要大脑了。其大脑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决定落脚的地方，现在任务完成了，大脑的营养物质就被用来重建其他器官。对海鞘来说，大脑是用来寻找、奋斗和做决策的，一旦海鞘安顿下来，它们的大脑就不再被需要了。
人类可不吃自己的大脑，这是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安定下来。对日常生活的无限渴望，使得创造性深入我们的意识。我们在艺术和科技上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实现期望，还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因此，各种各样甚至有些不着边际的想象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正是因为这些想象，我们建造了复杂的栖息地，设计食谱，变换衣服花样，用复杂精妙的语言沟通，乘坐自己设计的交通工具来回穿梭——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别出心裁。
由于我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普遍浓厚，创新便变得必不可少了。这并不是只有少数人能做到的事情。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创新驱动的，因此，向重复“宣战”使一代代人之间存在着巨大变化和明显区别。对于不断创新的追求是人类生物构成的一部分。
人类完成了其他物种做不到的事情：不停地创造新文化、书写新故事，用前所未有的东西包围着自己，但是猪、美洲驼、金鱼等动物并没有做到这些。但这也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这些新点子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