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69年
，在阿波罗13号发射两天后，船体的氧气罐发生爆炸。因爆炸产生的碎屑散布在太空，船体也遭到损坏。“休斯敦，我们刚刚有麻烦了。”宇航员杰克·斯威格特（Jack Swigert）用军人般淡定的语气向控制中心汇报。当时，数百人聚集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休斯敦地面指挥中心，力争解救被困在外太空的3个人。
宇航员距离地球32万多公里远，燃料、水、电和空气即将被用完，找到解决方案的希望几乎为零。但这些不会改变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后文简称NASA）控制中心负责人吉恩·克兰兹（Gene Kranz）的节奏。他对飞船上的全体人员说：
当你们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宇航员们就要回家了。我不关心可能性有多小，我也不在乎之前是否做过这样的事情……你们必须相信，人民也必须相信，宇航员们就要回家了。
控制中心如何才能实现这个诺言？工程师早已把整个任务模拟到分毫不差：阿波罗13号进入月球轨道的时间、部署登月舱的时间，以及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行走的时间。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放弃事先演练好的剧本，重新来过。控制中心也预先做好了中止任务的准备，但是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船体的主要部分状态良好，并且登月舱可弃。然而，事与愿违，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服务舱因爆炸被毁，指挥舱在漏气，电量也所剩无几，只有登月舱还在运作。NASA设想了很多种故障的可能，唯独没有这一种。
工程师们很清楚，从这样一个金属盒中营救3名宇航员，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金属舱以时速4 800多公里冲入太空，里面维持生命的装置正在失灵。而在当时，先进卫星通信系统和专用台式电脑还远未出现，工程师们只能依靠计算尺和笔来找到可以将指挥舱放弃，并把登月舱变成搭载宇航员回家的救生艇的方法。
工程师决定将问题逐一攻克：首先是计划返回地球的路线，然后研究如何在节省能量的前提下控制并驾驶宇宙飞船。但是，机舱那边的情况正在持续恶化。陷入危机后的一天半时间内，二氧化碳的含量就会使在那个狭小空间里的几人处于危险境地。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宇航员就会在几小时内窒息。登月舱虽有一套过滤系统，但是所有的圆柱形过滤条都已经用光了。唯一的选择就是把遗弃的指挥舱中还没用过的过滤罐抢救出来，然而，那些罐子是方形的，这给抢救增加了难度。怎样才能把一个方形的过滤罐放到一个圆孔中呢？
控制中心的工程师们很快想出了一个方法：从舱内的存货入手，把一个塑料袋、一只袜子、一张硬纸板，还有压力服上的一条软管拼凑在一起，并用胶带绑起来，设计出一个适配器。他们让宇航员把飞行计划文件夹的塑料封皮撕下来，把它当作一个漏斗，这样一来，空气可以通过它进入过滤器中。之后，工程师又让宇航员把本该在月球漫步时穿在太空服里面的塑封发热内衣拽出来。接着，根据地面上的指示，宇航员把发热内衣丢掉，只留下塑料封皮。就这样一片接着一片，宇航员们把临时过滤器组装了起来。
很快，舱内的二氧化碳含量终于回到了正常水平，这让所有人都暂时松了一口气。但其他挑战随即接踵而至。阿波罗13号正临近整个任务中最危险的“再入”过程，同时还面临着指挥舱中电能即将耗尽的危险。当初在设计航天器的时候，没有人设想过有一天指挥舱会需要靠登月舱来充电。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反过来的。依靠咖啡因和肾上腺素的刺激，控制中心的工程师们赶在航天器进入大气层之前的最后阶段想出了利用登月舱中的加热器电缆给指挥舱充电的办法。
电池一充满电，工程师们便指导宇航员杰克·斯威格特发动指挥舱。杰克·斯威格特在航天器里按照指令连上电缆，接通逆变器，调整天线，拨动开关，激活遥测系统，完成了一套他从未训练过也未曾想象过的启动程序。面对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工程师们即兴发挥，找到了全新的应对方案。
1970年4月17日破晓前，此时距陷入危机已经80多个小时了，宇航员们准备最后降落。地面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在进行最后检查。当宇航员进入大气层的时候，航天器的无线电信号中断。事后，克兰兹回忆当天在控制中心大家的反应：
到现在，一切都不可逆转了……整个控制室陷入了沉默，只剩下电子设备和空调的嗡鸣声及Zippo打火机时不时开合盖子的响声……每个人就像被拴在自己的控制台上一样，一动不动。
一分半钟后，“阿波罗13号安全了”的消息传到控制室。
工作人员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一向坚忍的克兰兹也激动得流下了泪水。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前移到1907年。当时，一个名叫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年轻画师，意外收获了一笔钱财，使得他能够在贫困潦倒的时候，购买到一张大油画布，并开始创作妓院妓女的肖像，以未经修饰的视角来看待性，让作品充满了挑逗性。
毕加索从炭笔素描开始，画人像、人体，还有景物。在他作品的最早版本中，有一名水手和一名医科学生。但毕加索决定把男性从画布中移除，只把5位女性当作绘画的对象。毕加索尝试了描绘人物不同的姿势和位置，又否定了其中的大部分。在打了成百上千次草稿之后，他决定正式在那张大油画布上作画。一天，他邀请他的情妇和其他几位朋友来看这幅还在创作中的作品。而他们的反应却让毕加索很失望，以至于他有几个月都没碰过那幅画。但最终，他还是在暗地里继续进行创作。
毕加索把创作妓女肖像的过程看作是一次对自己以往绘画方式的“驱魔仪式”：他在这幅画上花费的时间越多，他离他早期的作品风格就越远。当他再次邀请人们来看这幅画的时候，他们对画作的敌视态度只增不减。他想把这幅画卖给他最忠实的买家，但是这一次，这些买家也嘲笑这幅画的前景。因为害怕毕加索的精神错乱，朋友们都疏远他。毕加索对此感到非常沮丧，他收起了这幅画，把它放进了柜子里。
9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幅画才最终被公开展出
。策展人
用《亚维农少女》（
Les Demoiselles d' Avignon
）作为这幅画的标题，来替代最初的《亚维农妓院》（
Le Bordel d' Avignon
），以减轻对公众的冲击。但是，评论家对这幅画的反响褒贬不一，一名评论家嘲讽道：“这群立体主义者不等战争结束，就又要向良知宣战了……”
NASA控制中心。
毕加索笔下的作品《亚维农少女》。
但是，这幅画的影响力之后却不断增加。几十年后，当《亚维农少女》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院展出的时候，《纽约时报》的批评家写道：
这幅由5个扭曲的裸体人像组成的作品，带来的巨大影响力是罕见的。画笔一挥，这幅画不仅挑战了过去的艺术，也不可阻挡地突破了今天的艺术。
美术史学家约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之后写道：
《亚维农少女》这幅画……使人们能够用新的视角、新的思想和新的意识来看待事物……是20世纪第一幅名副其实的杰作，是现代运动的主要导火索，也是20世纪艺术发展的基石。
那么，是什么使得毕加索的作品如此具有原创性？答案就是，他改变了欧洲画家打了几百年的幌子——忠于生活。在毕加索的画笔之下，人的四肢是扭曲的，5个人像仿佛是用5种不同的风格来画的，其中两个的脸像是戴了面具。在他的画中，人看起来已不完全像人。毕加索的画一下子削弱了西方世界一直以来对美、端庄和真实的观念。《亚维农少女》代表着对艺术传统最猛烈的打击之一。
这两则故事的共同点在哪里呢？乍看起来，并没有很多。营救阿波罗13号是靠协作完成的任务，而毕加索的作品是自己一个人创作的；NASA的工程师与时间竞赛，而毕加索用了好几个月才把想法付诸画布之上，又等了近10年，他的作品才得以公开展示；工程师们并不追求原创点，他们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具有功能性的解决方案，而“功能性”恰恰是毕加索最不想要的，他的目标是创作出前所未有的作品。
但是，NASA的工程师和毕加索的行为所经历的认知程序是一样的。这种程序不仅适用于工程师和画家，对发型师、会计、建筑师、农场主、鳞翅目昆虫学家，或者其他任何进行创造活动的人来说都是适用的。他们这些打破常规的新办法、新突破，都是大脑中程序运作的结果。人类的大脑并不像录音机那样只是被动接收、记录数据，它还能不断地处理、加工所接收到的感官数据。这种脑力劳动的果实便是对已知世界的更新。我们周遭的一切——街灯、交响曲、法律、十四行诗、义肢、智能手机、摩天大楼、风筝、笔记本电脑、自动驾驶汽车等，都是大脑的基本认知系统在吸收周围环境数据后，制造出的新产品。
不仅如此，人类还可以利用大脑，通过发明自修复混凝土、可移动建筑、碳素纤维小提琴、可降解汽车、微型航天器，以及对未来的不断重塑，来塑造明日世界。但是，正如大型计算机程序在电脑中安静地运作一样，创造力也在不能被直接感知的幕后工作。
每天在大脑内部运作的程序是有它的特别之处的。人类的确是庞大动物物种谱系中的一员，但是，奶牛为什么不能编舞？松鼠为什么不能设计通往树顶的电梯？短吻鳄为什么不能发明快艇？……这是因为，在人类大脑运作的程序中，产生了一种进化调节，这种调节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还可以让我们进行假设性创造。
这本书讲的就是关于人类大脑这个创造性的程序的：它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人类会拥有它？人类用它创造了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往何处？我们将通过本书展示对突破本身期望的追逐是如何使人类拥有超凡创造力的。在回顾艺术人文和科学技术的画卷时，我们将会看到，创新是如何把各个学科领域串连起来的。
正如创造力在人类近几个世纪的文明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样，它在未来的发展中也是基石般的存在。从日常生活到学习、工作，我们正一同迈入一个不断改变的未来。在短短几十年中，我们已经由制造经济过渡到信息经济了。但是，这并不是终点。现在，电脑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越来越强，使得人们可以解放自己，去做别的事情。而我们也从创意经济中，得以或多或少地瞥见未来的模式。
当笔者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合成生物学家、应用程序开发者、自动驾驶汽车设计师，还有多媒体工程师，这些职业还没有出现，但是现在，他们却是未来的开路先锋。而10年以后，我们的工作与现在正在做的，也会大有不同。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不断加速的变化呢？唯一办法就是，找到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量：认知灵活性。我们从经验中提取“原材料”，进行处理，并生成新的产物。由于我们拥有超越所学到的事实的能力，不仅可以洞悉自身所处的大千世界，还能够想象其他可能的存在。我们能够从事实中发展出想象力，精通“是什么”，会预想“如果……会怎样”。
在这样一个不断进行自我重塑的世界中成长，我们需要去了解：在创新的时候，在我们的脑子里发生了什么。通过学习那些推动新点子生成的工具和策略，我们可以展望遥远的未来，而不是拘泥于过去。
然而，学校系统并没有表现出对创新的重视。创造力是青少年探索和表达自我的驱动力，却由于学校对熟练更为重视而受阻碍了。侧重创造性学习更多的是社会趋势的一种反映。相比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学生，老师们更喜欢乖巧的学生，因为前者常常被看作捣蛋鬼。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美国人更希望孩子尊重长辈而不是独立，循规蹈矩而不是拥有好奇心，行为规范而不是富有创造力。
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就需要重新调整优先顺序。在这样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以往的生活和工作规则不可避免地会被淘汰，我们需要为孩子能应对瞬息万变的新生事物打好基础。年轻人大脑中运作的认知程序和NASA的工程师与毕加索的大脑中的并无差异。但是年轻一代的大脑还需要更多的训练。均衡的教育不仅要传授技术，还要培养想象力。几十年后，当学生们高高抛起学位帽，走向家长还无法预见的世界的时候，这样的教育所带来的回报就会显现出来。
本书的作者之一安东尼·布兰德（Anthony Brandt）是一位作曲家，另一作者是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一位神经学家。两个人已经是多年的好友了。几年前，安东尼根据大卫写的《奠基之母》（ The Founding Mothers ）创作了清唱剧《母性》（ Maternity ）。在《奠基之母》中，大卫追溯了历史上造就世界的伟大母亲们。一起工作为彼此对创造力的探讨提供了机会，规避了之前各自为政的局限性。
数千年来，艺术为我们直接通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搭起了桥梁，不仅使我们了解到自己想了些什么，还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如何想的。在人类历史中，没有哪一种文化是脱离音乐、视觉艺术和故事而存在的。与此同时，近几十年里，脑科学在认识人类行为背后的无意识动力上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的观点可以为理解创新提供一个并行的视角，这也恰恰是这本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