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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彟于59岁那年病殁。大树一倒，母子几人的生活立刻陷入风雨飘摇之中。灵柩在长沙大崇福观里停放了七个月，没能及时归葬故里。武士彟生前受赏赐甚多，不可能是因为没钱办丧事，也许是妇道人家一时张罗不起来这事。
消息传到长安，引起唐太宗注意。他对武士彟一向评价甚高。贞观六年（632），荆州大旱伤稼，武士彟为百姓着急，亲赴长沙寺，迎阿育王像，祈雨七日。像这样勤政为民的事相当不少，唐太宗特下诏褒扬：“公比洁冬冰，方思春日。奸吏豪右，畏威怀惠。善政所及，祥祉屡臻，白狼见于郊垌，嘉禾生于陇亩。其感应如此！”（《册府元龟》）因为把地方治理得好，象征吉祥的白狼也跑出来了，多穗大谷子也生出来了。话虽夸张，但赞赏之意跃然纸上。
唐太宗时代的政绩标准，就是“善政”。政绩不是楼盖了多少、税征了多少，而是“奸吏”被打压下去多少，百姓富不富足。皇帝当然要多给行善政之臣一些好脸色。
太宗在后来还曾对武则天说，武士彟病重时，他曾派医官前往诊治，因故受阻而返。足见他是在乎这位忠臣的。为了褒扬先进，太宗过问了武士彟的丧事，且追赠了礼部尚书，命地方官府主办丧事，归葬文水。还命并州大都督、英国公李勣监护下葬事宜。
这个待遇，虽不十分隆宠，但还不差，跟武士彟生前的地位差不多。
当年十二月，武则天兄妹随母亲杨氏扶柩回文水原籍。节气萧瑟，路途千里。一路上的车马劳顿已是不堪，还要时时应酬地方官的吊丧，他们一家人的心情不会太好。
这次远行，对于武则天这位“高干子女”来说，无疑是一次走入民间的行动。沿路百姓的困苦之状给了她极大震撼。贞观初年时，隋末大乱的创伤仍在，“户口未复，仓廪尚虚，灌莽极目”（魏徵语）。一眼望不到边的荒草棵子，穷啊！
走了一路，看了一路的乞丐。走到山西境内，衣衫褴褛跪地乞讨的尤其多。武则天终于忍不住，问娘：“前年我还听爹讲过，中原富庶，可无忧。诏敕上也道‘仓廪足实，黎民安乐，外户不闭’。往日在荆州府衙，亦不见有乞讨者，我还信以为真。却不知，这一路都不见民富，唯见乞讨，何也？”
娘说：“府衙里来往的，尽是大僚，哪里能见着乞丐？出了州县衙署，还不都是这样子？”
武则天那时还较为天真，疑惑道：“今日不是明君在位吗？莫不是州县官员克剥百姓，阻塞皇恩？不知今上可有耳闻？”
旅次见闻，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后来执政时，经常考察民情、鼓励农桑，还诛杀贪官，除了权谋上的考虑之外，怜悯民生的情结也是一大因素。
路途上颠簸了一个月，总算到了地方。武士彟的葬礼还挺隆重，朝廷派来了使者，并州、文水的重要官员齐集。但是京中往日有过交往的朝官、贵戚却来得寥寥。世态炎凉，这也不怪。过去高祖在，武士彟毕竟是从龙旧部，人家多少得给点儿面子。现在进入新时代了，人也不在了，谁能真正缅怀一个“四民之末”的商人？
葬礼一毕，大都督李勣也就再不来关照了，州县诸官更不似往日那样殷勤趋奉。杨氏心里不是滋味——成功者，在一个势利社会里，真是死都死不得呀！
从小康家庭走入困顿，这种刺激最能催生非凡人物。父亲身后的萧索，不能不在武则天心里烙下印迹。
外面如此，家里也不平静。元庆、元爽依例在家守孝三年，和后妈的接触就频繁了。据《旧唐书·列传·外戚·武承嗣传》载：“士彟卒后，兄子惟良、怀运及元爽等，遇杨氏失礼。”《新唐书·列传·武士彟传》也说：“诸子事杨不尽礼，衔之（杨氏恨他们）。”
武惟良、武怀运，是武士彟二哥的儿子，他们和元庆、元爽一样，对武士彟娶的这个后老婆都不太感冒。武士彟活着的时候，元庆、元爽谁也不敢跳，父亲一死，他们就按捺不住了，可能是对后妈多有顶撞，或者不理不睬，总之是很无礼。
这时候的杨氏万念俱灰，原本想长期礼佛，为亡夫祈福，以消极态度打发余生。但看到武家子侄如此猖獗，便感到不能不管武则天三姐妹的命运。
杨氏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女人，想到做到，遂决定携三女到长安去投亲。瘦死的骆驼怎么也比马大，宏农杨家的人，不能在这里任人欺负！
武则天深为母亲的遭遇不平，对他的两个兄长也是“衔不置（恨个没完）”。双方结下的梁子，纠葛日久。等到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武家兄弟仗着是功臣之后，仍不买账。武则天母女哪里会饶了他们，安个罪名就把他们给干掉了——我让你们狗眼看人低！
把这些兄长们除掉后，武士彟的爵位宁肯给了大姐之子贺兰敏之，也不给元庆和元爽的儿子。后来杨氏死后，也不葬在文水武氏祖茔，而是葬在了杨达的墓旁边。
与武家亲族不两立的这种心态，甚至也影响到武则天做了大周皇帝之后的立嗣考虑，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到长安后不久，大姐嫁了人。二囡这年14岁，也是待嫁之龄了。似乎她的命运也就是找个好人家，做个内当家的，终其一生。
可是，一个机遇突然降临了，说不上是好还是坏。武则天勇敢地迎了上去，踏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若干年后，她在这条路上走的每一步，都会让大唐的土地狠狠颤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