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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长孙无忌这几年的心态，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位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在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就不问世事，埋头著书。
从显庆元年（656）起，他与史官、国子监祭酒令狐德棻合作，陆续编出了武德、贞观两朝《国史》。还组织史官编撰了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组织礼官修成了《显庆新礼》一百三十卷。
外面在厮杀，他却稳坐著书斋；其他的关陇大佬接二连三被贬，不见他发一言，这真是一场奇特的“静坐战争”。他这是心灰意懒，是无能为力，还是惧祸？后世史家的说法不大一样。
有史家认为，关陇一派在后期的绝望挣扎，都是他在幕后导演的，他不过是外冷内热。但我认为不大像。关陇集团和武后势力的此消彼长，越研究就越觉得不可思议——武则天的进展，真是太顺利了。
首先，关陇一派这几年虽然处于劣势，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会构成顽强的阻力。其次，广大的中间人士恐怕也看不惯显庆新贵们的卑污，不会积极附和武后势力。最后，“后党”一派的人数实际上少得可怜，他们不过就是敢跳出来而已。论资格、论声望、论实力，都微不足道，就算有高宗和武后的支持，也不至于这么痛快地过关斩将。
但是，一个声威赫赫的官僚集团，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被搞垮了，没有激烈的反抗，没有宁死不屈之士，没有覆灭前的绝唱，这才是怪透了！
我认为，首要的原因，就在于关陇的第一领袖长孙无忌放弃了反抗。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探究。
长孙无忌是一个长于行政与智谋的官僚，在生死存亡之际，怎么会有如此的书生气？我看，这是由于信念的破灭。
唐这个国家，虽然是高祖李渊缔造的，但在整个贞观时期，可以说是太宗李世民再造了国家。而长孙无忌，则是再造国家的关键人物之一。
看到自己亲手创造的国家一天天变得陌生，他大概是感到了空前的幻灭。他是“玄武门之变”的坚定发起者，却眼看着永徽年间，一个比宫女高级不了多少的女人渐渐坐大，控制了皇帝和朝政；一些急功近利的低级官员，一夜之间爬上最高的政治平台逞狂；这位元老免不了要寒透了心。
他看到了政治理想的虚无。一切光辉灿烂之物，瞬间一钱不值。那么，还有什么可为之而奋斗？放弃一切，这就是他带有极端个人色彩的选择。
然而，他的“大隐隐于朝”，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一个庞大的势力，无人统领，无人协调，就等于卸去了甲胄的巨人。
褚遂良虽然也是关陇重臣，但他始终是辅佐型、智力型的人物，不能操控全局。于是，群龙无首，不战自溃，这个结局当然就一点悬念都没有了。
关陇集团垮台垮得这么窝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面说过的——专制使人心疏离。这个集团长时间养尊处优、唯我独大，既失去了斗争意识，也在士林中失去了号召力。他们成了一只体态庞大，只知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恐龙。而一旦天变了，就不知所措，只能听天由命。
所以大僚被贬，没有激起任何波澜。武后登台，百官行礼如仪。
他们灭亡得真是不清不楚。
现在，关陇集团所有的人都已经倒下了、闪开了，就剩下这一棵老树还站着。
磨刀霍霍声，已隐约可闻。
长孙无忌仍然那么神闲气定：早晚要来的这一天，就让它来吧。有后世史家说，这一天，是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梦魇。不对！如果是的话，一切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生死荣辱，长孙已完全不在乎了。
显庆四年（659）四月，命中注定的一刻到来了。此时，距褚遂良死已有半年。
事情的起因并不严重，但却是个很微妙的突破口。有洛阳人李奉节，出头告发太子洗马（东宫掌图书的官员）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说他二人勾结朝中权贵，朋党而营私。这是个“说你有，你就有”的罪名。人有朋友，乃是常情，何况官场关系从来盘根错节，谁都有人际关系上的渊源。
所以，这类告发一般都是别有图谋。朝中权贵，所指为谁，在那时不言自明。两《唐书》的编者均认定，这就是许敬宗事先策划好的打击方案。
高宗接到这个白丁的举报后，居然下诏让许敬宗、辛茂将负责审理此案。民居然能告官员结党，皇帝居然马上就立案，这都很蹊跷。
许敬宗接了这个活儿，立刻就开始他准备扳倒长孙无忌的步骤。当初在皇后废立之际，他曾不知深浅地跑到长孙家里去游说，被长孙好一顿臭骂。如今这笔老账，可以来算一算了！
此外武则天在谋取后位时，也曾与皇帝老公低三下四去长孙无忌那里求情，遭过老头子的白眼。现在，也要有个交代了。
上有新皇后，下有新宰相，两股力量开始联手发力。
韦季方跑不了了，大理寺的官员哪敢不买账？他们秉承许敬宗的意思，审问甚急，想让韦季方自诬与长孙无忌有勾结。问官许诺，只要承认了，便可从轻发落。
韦季方究竟是如何得罪了许敬宗的，史记不详。但看得出，他起码是个有良心的人，不忍诬陷长孙无忌。在狱中，他不但抵死不认，还寻机自杀。自杀虽然未成，也是命在旦夕了。
许敬宗见犯人活不长了，又一时榨不出口供，索性就造假了，上奏诬告：“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日事发，所以自杀。”
他怕高宗不信，又将一封从韦季方身上搜出的密信一并递上，并奏道：“此信是题给‘赵师’的。赵师者，无忌也。阴为隐语，欲陷忠良，以伺机谋反。”
一个一般的告状案，到此陡然露出险恶的一面。这是要兴大狱的兆头！
高宗近几年虽与舅舅渐行渐远，但也仅仅是执政理念有所不同，万想不到会有阴谋在身边酝酿。他刚开始的反应，就是不信，让侍中辛茂将再去核实。
这位新贵辛茂将，是许敬宗的心腹，他的复核结果，当然是确有其事。
高宗还是不能信：“茂将无用，所奏不可信。果有此邪！阿舅为小人所间，生疑阻则有之，何至于反？”
许敬宗知道，“以疏间亲”的风险极大，必须要扳倒对方，一点儿退路都没有，所以嘴相当硬：“臣详细推究，反状已露，陛下犹以为不确，恐非社稷之福。”
高宗听了，很懊丧，叹道：“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旧年高阳公主与遗爱谋反，今阿舅亦然，使朕愧见天下人！”说罢，竟然泪下。
稍后，又问：“此事若实，如之何？”他一下子没了主意。
许敬宗见高宗已有所动摇，便趁热打铁道：“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岂得成耶！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相三十年，天下惧其威。臣恐无忌知季方自杀不果，事将败露，若为救急计，一旦悄然发动，陛下遣谁当之？今幸而宗庙有灵，苍天有眼（另外还有我许敬宗有胆），因审小事，乃得大奸，实天下之庆也！臣昔日见宇文述、宇文化及父子均见信于炀帝，结为婚姻，委以朝政。宇文述死，宇文化及又得统领禁兵。一夕间在江都作乱，先杀不附己者，臣家亦遭其祸乱（我虽想救父但怕死未敢）。大臣苏威、裴矩等，皆附之。待天明，隋之江山亡矣！前事不远，望陛下鉴之，速作裁断！”
这一番如簧之舌，说得高宗心烦意乱。惶急之中，好歹还算守住了底线，没有立刻表态，只是让许敬宗再去审审清楚。
这事哪还能搞得清楚！许敬宗退下后，神态虽还自若，其实已汗流浃背。他这一篇谎言，哄哄最高领导还行，一旦与当事人对质，势必漏洞百出。长孙无忌若闻得风声，到高宗面前自辩，自己恐怕就无活路了！这样的后果不得不防，他急派心腹禀报武后，希望得到内援。同时又派人严密监视长孙一家，务求阻断长孙无忌与朝中的消息往来。
这一夜，他过得焦虑不安。
幸而，长孙无忌现在已是光杆司令，不似先前满朝都是耳目。太尉大人仍是闭门谢客，埋头著书，丝毫没想到将有大祸临头。对自己的结局，他是有估计的，虽然武后之酷烈，已露出大部分锋芒，但自己毕竟与当今皇帝有舅甥之亲。所谓娘舅亲，历来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缘关系，就算将来夺了他的太尉名号，又能怎样？
他现在，是真正意义上的孤臣，其辈分、其资历、其清高，都不允许他低下头去哀求一个由自己亲手扶上龙椅的外甥。即便是那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又能如何？武士彟本来就不算个什么人物，武家的小丫头，还能翻了天吗？
——老臣的自信，就跟老树一样，不容易摇撼。
许敬宗安然度过了这一晚，其间大约是得了武后的明确指点，底气足了不少。
次日，许敬宗复奏，一番话编得有鼻子有眼：“昨夜再审季方，季方已承认与无忌谋反事，并供出韩瑗曾对无忌说：‘公以梁王（李忠）为太子，今梁王既废，皇上亦疑公，故将高履行（无忌表弟）贬出。’由此，无忌不安，始谋求自安之计。后见长孙祥（无忌堂弟）又被贬出，韩瑗亦得罪，故日夜与季方等谋反。臣参验供词，均与事实符合，请按律收捕！”
许敬宗现在虽有宰相之尊，但终究资历尚浅，他这么说话，简直是在要挟皇上。这后面如果没有武则天在暗助，估计借他一万个胆他都不敢。
高宗闻言，极为震动，忍不住泣下道：“阿舅若果如此，朕绝不忍处分，否则天下如何言朕？后世又如何言朕？”
许敬宗再次紧逼：“薄昭，汉文帝之舅也，文帝以代王而登极，薄昭有大功焉。后薄昭犯罪，仅为杀人之小过，文帝法不阿私，命百官着孝服，流泣而杀薄。迄今天下皆以汉文帝为明主。今无忌忘先朝之大德，舍陛下之大亲，谋夺社稷，若比薄昭之罪则不可同日而语，按照典刑，合诛五族（岂不是要诛到皇帝家来了）。今所幸奸状自暴，逆贼供服，陛下何疑，犹不早决？臣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陛下若稍迟延，恐即生变，悔无及矣！”
这简直就是一篇事先背好的演讲词。危言耸听之下，高宗给吓住了，对许敬宗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胡说八道完全认可。
高宗本人并不是一个谋反起家的皇帝，对这方面其实并不敏感。但他的父亲李世民就是个靠谋反夺位的皇帝，因此，贞观一朝对谋反的警觉气氛仍弥漫于今。
许敬宗的恐吓，明显是有的放矢，终于说得高宗跟着他的思路转了。
脑筋缺根弦的皇帝也不想想：长孙无忌若要谋反，日夜与一个图书馆长商量什么？
长孙无忌他们当年的算盘打得好：扶起一个无甚主见的皇帝，元老们的日子会快活些。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皇帝能被你们左右，同样也就能被别人左右。
高宗竟然不把长孙无忌叫来问问，就下诏削其太尉官爵与封邑，以扬州都督身份安置到黔州（今四川彭水县），但仍按一品官员的待遇供给饮食。
看开列出的朝廷供给清单，很有趣——每日细白米二升，粳米、粱米各一斗五升，粉一升，油五升，盐一升半，醋三斤，蜜三合，梨七颗，酥一合，干枣一升，木撞十根，炭十斤，葱、韭、豉、蒜、姜、椒之类各有差。每月给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鱼三十尾、酒九斗。
这是载于《唐六典》的一品供给标准，要真是每日不打折扣地供给，那真是“物质极大丰富”了，让今人不敢想象。
历史上对罪臣这样的处置，极为罕见。这个处置，本身就充满矛盾。既谋反，就应族诛，何来以封疆大吏身份安置？若谋反不确凿，又为何要从高位拿下，近乎流放？政治待遇降了，何以生活待遇照旧？
高宗不问长孙无忌原委，就强行处置，我以为原因有两点：一是可能被吓着了，不愿意直面阴谋，毕竟那是自己曾万分信任的舅舅，问起来会尴尬；二是心里还有些虚，怕三两句话被舅舅问倒，定不了案，从而留下隐患。
总之，长孙无忌就这么莫名其妙退场了。也许他以为，厄运最多不过如此。可是这位大僚想错了，事情到此，许敬宗已无法回头。那么，留下一个活口，就等于留下可能翻案的机会，许敬宗怎能安睡？
所以诬陷者，必然要把事情做绝。不管你是否放弃抵抗，活着，就是你的罪！
长孙这个决口一被打开，总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当。许敬宗趁势再奏：“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柳奭仍潜通宫掖，谋行鸩毒。于志宁亦党附无忌。”于志宁早在皇后废立之争时，就明确表示出中立态度，但也逃不掉——不在于立场如何，是因为你不下来，我们的人就上不去。
接下来的整肃，犹如铁碾滚过，一片狼藉。高宗下诏，追削褚遂良的官爵，连已故爱州刺史也不是了。除去柳奭、韩瑗名籍，免掉于志宁的官职。长孙无忌上路期间，沿途发兵遣送。
扫荡了关陇大僚本人，再扫荡亲属和裙带关系。
褚遂良的儿子彦甫、彦冲流放爱州，在半途中双双被杀。
长孙无忌之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除名，流放岭南；族弟长孙诠流放嶲州（今四川西昌），到了流放地后，被县令按上意杖杀；表弟高履行由益州长史再贬为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不久又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刺史。
还有一个人的命运令人感叹。凉州（今甘肃武威）刺史赵持满，力大善射，性喜豪侠，其姨为韩瑗之妻，其舅为长孙铨。许敬宗怕这个莽汉发难，就诬陷他与长孙无忌同反，将他快马召至京师，下狱，用尽酷刑。但赵持满终不诬服，只高声叫道：“身可杀也，辞不可更！”狱吏无法，只得代写供词结案。后被下诏诛杀，尸首弃于长安城西，亲戚都不敢去收尸。
他的友人王方翼叹道：“栾布哭彭越，义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义，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于是前去大哭一场，收而葬之。金吾卫（负责治安的禁军）把他关了起来，上报高宗，高宗赞赏其义气，就没给他定罪。
许敬宗此时处于高度亢奋状态，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些事全部办妥。稍微喘了口气，于当年七月，又将此案进一步升级。
在长孙无忌离京后的三个月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现不得而知。可以见到的是，形势到了七月，突然更加恶化。从四月的处置看，高宗在下手时还保持了一点温情——我虽然贬了你，但让你吃好喝好。但等人到了地方，他忽然就变了脸。
七月，高宗有诏，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和新拜相的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户部）尚书卢承庆这五位，共同复查长孙无忌案。
来者不善！
高宗究竟是要宽恕长孙，还是要将此案升级，不是很明确。但许敬宗有了令箭，就由不得高宗控制了。他特别挑选了以前告发裴行俭的那个中书舍人袁公瑜来当催命使者，冒着炎天暑热赶赴黔州，再审长孙谋反事。
袁公瑜狐假虎威，逼长孙无忌在供词中株连他人。一个中书舍人也来胡搅，算什么东西！长孙无忌当即严词拒绝。
袁公瑜是个小人，对许敬宗的意图了然于心，他故意激长孙无忌道：“公何不自缢以谢罪？公死，我必代公具状。”
长孙无忌被逼到这一步，知道硬扛下去生亦无望，而且日子拖长了，恐怕还要连累更多的亲属及他人。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自缢了断。
袁公瑜阴谋得逞，马上具状上奏，说铁证如山，完全属实。高宗得报，又下令斩柳奭、韩瑗。柳奭遂被杀于象州。
袁公瑜此次执行命令，积极得近乎疯狂。当他得知韩瑗已死在振州的天涯海角了，竟然风尘仆仆南下渡海，到了韩瑗贬所，开棺验明正身无误，才返回复命。
这一案中，长孙、柳、韩三家受牵连被贬降者，计有十三人。中间派于志宁也被贬为荣州刺史，亲属被贬者九人。
关陇一派的几大名相中，只有来济的命运稍好。他当初被诬告，只说他与褚遂良一起煽动长孙无忌不满，没说他参与“谋反”，因此得免一死。结案后的次年，从台州再贬为西域庭州（今新疆境内吉木萨尔之北）刺史。唐诗中多次出现的“轮台”，就在这地方，那时候与古高昌国接壤，是唐朝极为偏远的地方。
两年后，突厥来犯，来济毕竟是大唐忠臣，且对前途完全绝望，于是集合将士，慷慨陈词道：“我曾陷刑网，蒙赦性命，当以身尽职，特报国恩！”遂不等披上甲胄就冲入敌阵，最终战死，时年53岁。高宗闻报，大概也有所触动，追赠他为楚州（今江苏淮安，古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四大都”）刺史，由官方提供灵车送还故乡，总算是有了一份死后的哀荣。
来济，是扬州江都人，身世也相当显赫，父亲来护儿是隋朝的左翊卫大将军、荣国公。在宇文化及发动的兵乱中，阖家遇害，仅剩下他一人。史载，他自幼多艰，笃志好学，有文词，善谈论，尤其通晓时务。中进士后，在贞观年间任通事舍人，后升为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同撰《晋书》。
他一向是个敢说话的人。太子承乾谋反事发后，太宗问侍臣道：“欲何以处承乾？”群臣没有敢讲话的，唯有来济上奏道：“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尽天年，即为善矣。”太宗由此大悟，妥善安置了承乾。
这样一个人才，被许敬宗之流牵入一场诬陷案中，结局如此壮烈，完全可证，所谓“谋反案”实乃子虚乌有，不过是打击政敌、排除异己的手段而已。古亦然，今亦然。最高执政者也不会不明白这道理，总归装糊涂罢了。
长孙无忌无声无息地死于蜀中。至此，垄断大唐政坛约四十年之久的长孙集团，完全被摧毁。一棵老树倒下，连枯叶都没有飞扬起来一二。此后，再无余波，再无集团性的反扑。正如史家所说，“自是政归中宫矣”（《资治通鉴》）。
分析整个事件，不能不令人惊叹。其诡秘之处甚多，精彩之处也甚多。
首先是武则天这只“无形的手”，在剿灭长孙集团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们能够看得见后果，却不大能看得清它的动作。
在永徽年间，长孙集团垄断了全部相位和绝大部分中层职位，以“朋党”而论，其势力之大堪称惊人。相权绝对压倒皇权的现象，也很惊人，以至于在房遗爱谋反一案中，高宗向大臣求免叔叔和兄长一死都不能如愿。
然而，从永徽六年（655）起，长孙集团开始迭遭打击，时间才过去两年多，就宣告全盘覆灭。任何人，看到这样一个进程、这样一个战果，都不能不佩服在帷幕最深处的那位决策者。
今天有人评论说，对长孙集团实施的是“剥笋式”的打击战略。也就是先外围，后核心；先枝叶，后主干；先断两臂，后斩首。
不错，整个打击过程，有重点，分步骤，讲效果，看得出有一个完整、成熟的部署。
这样一只果断、高明的“无形的手”，不可能是许敬宗、李义府这类躁进之徒能胜任的，也不可能是高宗这个庸懦的皇帝能想到的。
那个在幕后不露声色的棋手，只能是武则天。这盘棋，别人下不了。
在打击行动开始之初，台面上实际只有两个人在跳，许敬宗和李义府。他们面对的是四位现任宰相（长孙无忌、韩瑗、来济、于志宁）和两位前宰相（褚遂良、柳奭），实力和经验都不成比例。尽管在两人背后有高宗支持，但高宗从来就没有在任何时候表现出果断来，这样的君臣三人，是撼不动长孙无忌这棵老树的。
显庆二年（657），李义府又因恃宠枉法被贬，公开舞台上只剩下许敬宗在唱独角戏。但是剿灭行动一点儿没有因此而迟滞，反而更加迅速、凶猛。
可见，帷幕后面那个人，只能是武则天。
可是，她究竟在哪一件事上发了什么话呢？
没有。
特别是在最后的“长孙无忌谋反案”中，武则天没有一次走到前台来。所有的“指使”“操纵”“授意”等说法，都只能是推测，查无实据。
武则天已经学会了“不着一字”。她已经不是那个在愤怒时能够脱口而出“何不扑杀此獠”的性情女子了。坐在皇后位上的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政治家了。
有人评说道，她的“第三次杀人”（第一次权且认定是杀女儿，第二次是杀废后废妃）与前两次相比，手法老练，手段残忍，规模巨大。诚然！这不过是同一个评价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总之，对长孙集团的清算，绝不是简单的报复、出气、争权，而是显示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政治思维，这才是她身上最可怕的一点。
她绝对是“女人身，男人心”！
击杀长孙无忌一派，根本不是她政治蓝图上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她自己想画画儿，请别人交出笔来。
许敬宗、李义府是何许人也，她很清楚。她没跟他们一块儿蹚浑水。这些人，不过是棋子。至于高宗，对她来说，固然是丈夫、知遇者、拯救者、权力的来源；但是，在终极的意义上，恐怕也是颗棋子！
高宗在这场剿灭行动中的态度，也非常奇怪。后世对他“昏懦”的评价几成定论。但我越注意这段历史，就越觉得蹊跷。史家们从编撰《旧唐书》时起，直到现代，大多认为他是被武则天牵着鼻子走，最终撕去舅甥之间的温情面纱，下了毒手。但我以为，未必。高宗，我们不能低估他在这一阶段的智商。他是不愿意受制于人，才与长孙无忌渐渐疏离，最后闹翻了脸的，那么又怎么解释他能甘愿受制于另一股力量？
高宗性格软弱，但绝不是白痴，也不是“甩手掌柜”。政务上一切决于武则天，不等于他可以允许老婆随心所欲。武则天之所以能说服他、控制他、能指点着他走，是因为两人有相交集的政治需求。
摆脱相权制约，摆脱老臣政治——这是两人共同的“痒点”。武则天为他挠准了地方，他才有可能言听计从。
因此，从他和许敬宗关于长孙无忌有没有可能谋反的对话来看，这个历来为史家所看轻的皇帝，如果不是一个傻瓜，就是一个绝顶的天才。
许敬宗不过是个新进大臣，纵然巧舌如簧，如何能几次机辩就把皇帝的看法根本扭转？这个皇帝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说服得了的吗？如果是，那么武则天怎么可能当得上皇后！
我怀疑，在长孙谋反事件中，皇帝、皇后和新宰相是三人联手唱了一台戏。许敬宗唱黑脸，因为他需要有个固宠的机会。高宗唱白脸，因为他不愿意担骨肉相残的恶名。武则天则不露脸，因为她珍惜名誉——不是为了身后，而是为了当世，而且不久之后就有用。
戏唱完了，三人各有所得。不过两个男人在名誉上均有所失。许敬宗，罗织陷害，株连将相，这个恶名就算钉牢在他脊背上了，千秋万代有人骂。高宗，懦弱无智，忠奸不辨，千年之下也有人不屑。
有得而无失的，只有武则天一人——起码手上未沾一滴血！
凡要走路，总会有人说，就让人家说去吧。
最后再来评价一下长孙事件。从历史的细部来看，这是个大冤案。高宗、武后起用小人，以阴谋手段诛灭大臣，助长了一班小人的谄媚竞进之风。但是从历史的宏观看，推翻贞观老班底，打破门阀垄断，又是开一个新体制的前提条件。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世事为什么不可以翻转一下？
汉以后，就一直没有长久且稳定的大一统王朝。在恢复了稳定后，好的执政者，就应有所作为。贞观一朝的努力，只使社会恢复到了隋末变乱之前的状态。一个肇始不久的皇朝，当然不应仅止于此。
今后，应该有怎样更好的制度？
——这就是武则天之所想。
长孙集团不愿意想这些，那就注定了有人要请他们退场。
这个出来清场的女人，所图者大，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