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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很多人不能脱开一个套路，眼光总是放在武则天如何使诈术上面。其实，武则天为何能在贞观之后的政坛上迅速蹿起，高宗为何独独需要一个武则天来做政治帮手？这问题不可不弄个明白。
这事要从贞观那时候谈起。
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但这个政治模式在他死后渐渐有了质的蜕变。早先“贞观”之所以能“治”，是因为皇帝愿意纳谏，诚心诚意实行开明政治。而在太宗晚期，这种优良作风已大为减弱。正如魏徵所说的“渐不克终”，也就是晚节不保了。
比如，在贞观初，太宗乐于听取批评意见，“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晚期则不大愿意听逆耳之言了，“虽勉从之，犹有难色”。再怎么英明的君主，只要一独断，就什么毛病都来了：早年简朴，晚岁奢靡；以前爱惜民力，后来却热衷于“不急之务”。征高丽，就是他不惜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一个顶点。
皇帝如此，权臣也如此。长孙无忌等一派人，固然对贞观末年的政局稳定功不可没，但是在贞观之后，已经把太宗的开明政治变成了专制政治。五年里无人上书言事，他们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
永徽初年，朝中贿赂、谋官、枉法求财（权钱交易）的风气已经很盛，连褚遂良这样的大僚也不能免，一度曾因贪贿而被贬为刺史。
大唐的吏治呈现出了僵化、专制、腐败流行的病态。这连高宗也有所耳闻，他曾经询问长孙无忌：“朕闻京都的衙门，行事互观颜面，多不尽公。为何？”
长孙无忌根本就没当回事，随便答道：“颜面阿私，自古不免。至于徇情枉法，那是言过其实了。稍许收些人情，恐陛下亦不免，何况臣下为亲戚谋私，怎么能完全杜绝？”
对贿赂之风表现得如此麻木，可见当时的政治已有相当大的黑暗面。宰辅大臣不以为非，反而认为这是官场常态，这离贞观精神已有十万八千里了。
高宗上台，肯定是想整顿纲纪、刷新风气的。只可惜他不像乃父，缺了点儿刚烈之气，所以，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需要有一个强悍的政治同盟。这个同盟，非武则天莫属。这就是为什么两位后妃年轻漂亮，却败给半老徐娘的武则天的原因之一。
武则天得宠的另一个原因，是高宗与长孙一派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临界点。武则天的出现，给了高宗“收复失地”的巨大决心，也带来了现实的可能性。
正因为有这些政治因素在，武则天的蹿升以及争宠斗争的残酷才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才不至于仅仅是一场争风吃醋。
也是天佑武则天，恰从显庆元年（656）起，高宗的头痛病加重，“多苦风疾，头重，目不能视”。据今人考证，可能是高血压加耳前庭功能失调。这就给武则天提供了参与政务的更大空间。
据史书载，高宗“凡百司奏事，皆委武后详决”，百分之百地信任武则天的政治判断力。
武则天初登后位，雄心勃勃，也乐于完成这个非凡的使命。按照高宗安排，她与亲信许敬宗每天在武德殿西门值勤（待诏），掌控朝政，了解动向，不知疲倦。
上朝时，夫君在前应答，武后在后决断，形成流水作业程序，有条不紊。以至于到后来宰相们认为“天下无虑”，竟提出，可以改变以前那种每日视事的制度，改为隔日视事了。
在这种高屋建瓴的态势下，武则天要实施的下一步，也是最重要的“定点清除”行动，当然是以长孙集团为目标的。
对长孙无忌的打击，有一系列的前哨战。
比较有意思的是，两军对垒，却是武则天一方的中坚——李义府首先受到冲击。李义府此时是武则天阵营里官职最高的一个，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已经挤进了宰相队伍。
事情的起因，还在于李义府的人品太烂。这年八月，李义府有恃无恐，闹了个桃色事件。
洛州妇人淳于氏，因犯奸淫罪被关进大理寺狱，李义府听说这女人长得美，便垂涎三尺，竟然叫大理寺丞毕正义徇情枉法，把这女犯放出来，好纳为妾。
大理寺是古代的“最高法院”，丞是具体办事的从六品小公务员。毕正义官太小，不敢不听命，更不敢讲什么“正义”。
关陇一派得知这消息，哪里肯放过他！大理寺卿（从三品）段宝玄立刻将此事上奏。高宗让给事中刘仁轨等人去审理，毕正义也被下狱。李义府害怕事情泄露，竟然逼毕正义在狱中自杀。
这个丑就丢大了，估计武则天也是火冒三丈；但用人之际，不能计较太多，孟尝君、曹操就是榜样。下属私德有亏，无碍大局。也许是她跟高宗吹了风，高宗便不打算处理李义府。反正毕正义已死，死无对证，且纳女犯为妾并未成为事实。放一马，也不是不可。
然而侍御史王义方不服，认为不可如此草草，他上奏弹劾李义府“擅杀六品寺丞，罪不可恕”。他还指出，如若放纵，今后生杀之柄将不决于皇上。
高宗此时已经铁了心要维护李义府，他撇开这个话头不提，反而责备王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将他贬为莱州司户（掌户籍、赋税的小官）。
软弱的君主也有不讲理的时候啊！高宗从这个时候起，施政上已开始有了明显的“武氏风格”。
这个反击武氏阵营的好机会，长孙无忌、韩瑗并没有加以利用。他们仍然保持沉默。后世史家认为，长孙集团这一阶段的应对策略极为不妥，是“前不应当示强，后不应当示弱”。此时再软弱，也没有回身余地了，不如绝地一搏反而有再生的可能。
武则天这边却是进行得有板有眼，对长孙集团的剿灭行动已悄悄开始！
按照武则天的计划，先实施的是外围行动。把长孙无忌的亲信一个个调离京城外放。太常寺卿、驸马都尉高履行，被派到益州（今四川成都一带）大都督府任长史；工部尚书长孙祥，被派到荆州大都督府为长史。从表面看，这两位部长级人物虽然外放，但所任的职务也非常重要。这两个州，是天下显要州郡，都督是由亲王在京城遥领，不实际到任，那么副职长史就是实际上的州官，权力很大。
然而，这两个人不是别人，一个是长孙无忌的表兄弟，一个是他的堂兄弟。这一步棋，天下人都看明白了：是未演“定军山”，先演“断臂山”，砍了你的左右手再说！
长孙无忌此时倒还沉得住气。他自武则天封后以来，一肚子的怨恨，索性不去上朝了，在家编纂《武德贞观二朝史》，以静制动——反正我是皇帝的舅舅，还能吃了我不成？
统帅隐身于后，避开风险，以免中军动摇。而在前台做困兽之斗的，是韩瑗、来济。
此时，褚遂良外贬已有一年多，侍中韩瑗上奏，想说服皇帝把褚遂良召回，以恢复关陇一派的元气。他奏道：“朝廷贬谪贤良之臣，向为风气败坏之兆。遂良体国忘家，乃国之老臣，无闻罪状，即遭贬谪，内外、百姓无不叹惋。遂良虽有迕君之罪，然颠沛经年，陛下何不怜而赦之乎？”
高宗此时情绪还好，平静地说：“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而责之。卿何必言重？”
韩瑗、来济见高宗的话有所松动，便慨然力争：“遂良乃社稷忠臣，为谗谀之人诋毁。陛下无辜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高宗听这话说得无礼，脸色就有些不好。
韩瑗却不察言观色，一时失口，竟然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臣不愿见唐室之衰亡也！”
高宗闻言，勃然变色，吼道：“你下去！”
朝议时，武则天在帘后，但始终未出一声。她观察得很细，心中已然有数。
韩瑗退下后，立刻上本辞官，但高宗不准。
显庆二年（657）闰正月，高宗带着武后行幸洛阳宫，在这里住了下来，并于当年年底宣布将洛阳定为东都。后世有史家说，因武则天在长安宫中常见王皇后、萧淑妃的鬼魂作祟，故有此避祟之举。而实际上，是因为唐疆土已比前朝有所扩大，政治中心南移也是为便于统治。
到了三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关陇一派建议高宗，把褚遂良从潭州（今湖南长沙）调到更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任都督，这也可能是为了让他再远离政治中心一些以避祸。
关陇一派恢复声势基本是无望了，与此相对，拥武一派却在一路猛进。9天后，李义府被提升为中书令。中书省是国家的政务中枢，在唐代也一度有西台、凤阁、紫薇省之称。中书令则是中书省的主官，正二品，是辅佐皇帝执大政的国家重臣。
这个安排，预示着终局一击就要来临！
果然，到了当年七月，许敬宗、李义府秉承武后意旨，突然诬奏：“韩瑗、来济潜谋不轨，与褚遂良朋党为奸，密谋叛乱。因桂州为用武之地，故改授遂良为桂州都督，意在引为外援。”
几个宰相要谋反？荒唐，但也不是没可能啊！
高宗是经不起吓的，闻奏大惊，也不管有没有证据，立刻贬韩瑗为振州（今海南三亚）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刺史，并终身不许入朝。
褚遂良更是问题的核心，又被贬到爱州（今越南清化）为刺史。王皇后的舅舅柳奭虽然已是死老虎，早就贬到荣州（今四川荣县）了，这次也受牵连，又贬到象州（今广西）为刺史。
至此，关陇集团瓦解。
大唐南疆的化外荒僻地，忽然多了一批宰相级别的刺史。
褚遂良这一贬，给贬到如今的外国地面去了，心情恶劣可想而知。他左思右想，再无扳回局面的可能，当初的倔强劲儿早已消失，只有上表乞怜。他说：自己当初是有功于陛下的，曾反对李泰为太子，与无忌等四人定策，要立陛下。先帝临终时，臣独与无忌二人受遗诏，陛下当时哀恸，臣曾加以宽慰，陛下手抱臣颈。臣与无忌立刻奉陛下还京，处理大事，致使内外安宁。臣力小任重，动辄得罪，今成蝼蚁微贱之躯，乞陛下哀怜！（见《新唐书》）
表上去之后，高宗不理。
这表章写得字字血泪，情动于中。按理说，高宗不可能不被打动。之所以没反应，据《新唐书》推断，是“牵于武后”——被老婆管住了。
政治不讲感情，高宗的冷漠给褚遂良的身心打击很大。第二年，就在越之南郁郁而终，时年60岁。
褚遂良这个人，是个功过参半的人物。他是贞观元老，办事干练，为大唐的兴盛立过大功；又是著名的书法家，博闻广识，说是一代人杰也不为过。但在另一方面，此人又并无甚高明见解，思想迂腐。私德上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曾经强占民田，为人所诟病。尤其在太宗末期陷害前宰相刘洎，导致刘洎被太宗冤杀，是他抹不掉的一大政治污点。
这正是，现在人家拿来攻子之盾的，都是子之矛。
许敬宗因诬告了这帮贞观老臣，四天之后，就升了侍中，成了正宰相，顶替了韩瑗的位置。现在，武则天在门下省有许敬宗、中书省有李义府，高宗的圣旨再不会受到阻挠了，政务上的事情顺手得多了。
许敬宗、李义府这两个人，为人谄谀，行事诡诈，以株连功臣而发迹，人多有不齿。武则天在开辟政治通道时，起用了这两个人，使她后来很难洗清名誉。尤其在后人的眼中，形成了她专用卑鄙小人的印象，多少掩盖了她后来在用人方面的公平与明智。
最先投靠的许敬宗，当时名声就极臭。隋末江都兵变之际，其父许善心遇害。许敬宗不敢营救，反而在乱兵面前跪地求饶，才活了一条命。此事传出后，为天下所耻笑。
李义府更是个无赖小人。高宗和武后信任他，他就狂了，卖官鬻爵，大捞黑钱，把老妈、妻子、儿子、女婿都发动起来收钱，到他家走门路的人不绝于途。
闹到后来，连高宗都看不过眼了，把李义府叫去劝诫：“听说你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有罪过。我亦为你掩盖，未对你讲，你可好好劝告，勿令如此。”李义府勃然变色，颈腮发红，稍后反问：“谁向陛下道此？”高宗说：“只要我说得对，何须问我如何得知？”李义府拒不认错，缓步而去，高宗居然也容忍了。
中书令杜正伦是李义府的同僚，资格比李义府老，看不惯这个新贵穷凶极恶的样子，李就衔恨在心。两人在高宗面前互相攻击，高宗一气，就把杜正伦贬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刺史，把李义府打发到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当刺史。
吏部尚书唐临是长孙一派的人，他见李义府被贬出中央了，大为兴奋，想趁机扳回局面。他把素与李义府有怨的张伦调为剑南道（今四川、云南一带）巡察使，准备好好收拾一下这个不知耻的李义府。
唐临还保奏与来济关系不错的许炜为江南道巡察使，以保护被贬在台州的来济，等待将来翻身的机会。
武则天当然知道李义府不成器，但“革命”大业初起，好人不愿意参加，不用这混蛋用谁？于是对李义府施以援手，决不给关陇一派以喘息之机。她对高宗说：“唐临弄权，私自选人授官，朝中对此多有烦言。不罢此人，朝廷将蒙尘。”
高宗相信了这话，立刻贬了唐临的官，断了关陇一派最后的幻想。不久唐临就死在了潮州刺史任上。武则天接着又提议，让许敬宗代李义府为中书令，另派大理寺卿辛茂将兼任侍中。
到显庆四年（659）四月，武则天的人事安排全部到位，宰相队伍差不多全换成了自己人，关陇一派仅剩下长孙无忌孤家寡人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