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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看准时机趁势而起的小人物，掀动了永徽末年的政坛波澜。
他叫李义府，也是一个闻名于当时的好笔杆子。他是瀛州饶阳（今河北饶阳）人，出身寒微，擅长文字。当年有人把他推荐给太宗，太宗要考考他的才学，即令他赋诗，他援笔立成，内有“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之句。太宗呵呵大笑，曰：“吾将全树与汝，岂唯一枝？”
他在贞观重臣刘洎、马周的推荐下，连任监察御史、太子舍人，算是李治一系的旧人马。到了高宗时代，水涨船高，升为中书舍人，成为草拟圣旨的圣手书生。其文名与中书令来济不相上下，时人并称“来李”。
但是他的后台刘洎，在贞观末年遭褚遂良诬陷而被赐死，马周也病死。所以在高宗时期，李义府的官位虽然升了，长孙一派却老压着他，没实权也就没有什么安全感。
李义府为人阴柔，面常带笑，内心却颇狭隘猜忌，人送外号“李猫”。这著名的“李义府之笑”却打动不了阅人多矣的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对他心甚厌之，准备把他贬为壁州刺史。壁州在今天四川的通江县，山高水远，是唐代的“老少边穷”地区了。
这消息被李义府提前获悉，不由得惊慌失措，只好问计于同僚王德俭。
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从许敬宗那里多少知道些宫廷内幕，便怂恿李义府道：“皇上欲立武昭仪为后，直恐宰相掣肘而已。君何不出面建言，富贵立至！”
哦？这倒是！
就在说话的当夜，李义府代王德俭在中书省值宿，越想越是个好机会。于是说干就干，趁夜将表写好，天一亮就递了上去。他在表中声称：请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以应兆民之心。
高宗见了这表，喜出望外，马上把他唤来面谈，赐给珠宝一斗以资鼓励，原拟贬他职的敕令也作废了。武则天也大悦，派遣密使前去勉励了这个小秘书一番。
两人为什么这么高兴？
因为废后一事，到现在都还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本想通过暗箱操作，以减轻舆论压力，但长孙无忌又臭又硬，就是不同意。这事情竟然就卡壳了。
李义府是第一个把这事公开挑明的朝官，这表示废后也是有人拥护的。话一旦可以公开说出，局面就会有松动的希望。
为了嘉奖他的首倡之功，不久，高宗就把他提拔为中书省的副职长官——侍郎，正式进入了中枢，由小臣翻为大臣。前几天对于贬窜巴山蜀水的忧虑，一天散尽！
“李猫”的这一声叫，石破天惊，朝中立刻就有响应的，呼啦啦冒出了一大批敢蹚浑水的激进派。
长孙无忌精心构筑了近七年的权威堤坝，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有了李义府劝进而升官的榜样，出头“申劝”的人就多了起来，慢慢地聚集起了一批力量，他们是许敬宗、崔义玄、王德俭、侯善业、袁公瑜等。这批人的身份，多为寒族出身的小臣，成了武则天图谋“大业”的第一批功臣。
废后的舆论渐渐公开化，长安县令裴行俭听到，认为是国家之祸端，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此事。裴行俭是将门之后，多才且擅草书，当年正值年轻气盛。他们几人的行为被大理寺丞袁公瑜探知，便告诉了武则天之母杨氏。不久，裴行俭就被贬到西州任都督府长史去了。这一脚，可就把他给踹远了——西州在今天的新疆吐鲁番。
武则天，已经开始向不可一世的长孙派挑战了！
永徽六年（655）九月初一，是个可资纪念的日子，高宗和武则天酝酿了许久的摊牌行动，就在这一天退朝之后正式展开。
当天，许敬宗被任命为礼部尚书。这是摊牌行动前的先声夺人之举。
退朝后，高宗传出话来，要在内殿召集部分宰相议事。名单是：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褚遂良。这里面，没有地位相当的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和崔敦礼。前两位，就是曾明确反对封武则天为“宸妃”的那两个。
所议何事？退朝后正在门下省政事堂里议事的七大宰相议论纷纷。
首先大家肯定：“当是与昭仪事有关。”
有人便提议：“长孙太尉当先言之。”意思是说，等会儿在议废立事时，长孙应该先表态。
然而褚遂良不同意，他说：“太尉是今上之舅，议事若有不如上意，则使今上有怒舅之名，不可。”
于是有人再提议：“英公李勣，上之所重，当先言之。”
褚遂良还是不同意：“司空乃国之元勋，若有不如意，使上有责功臣之名，不可。遂良是奉遗诏的顾命之臣，若不尽愚忠，他日何以于地下见先帝？”（《唐会要》）
褚遂良这是想要自己来打先锋。这一决定，注定了他后来的悲剧命运。
众人就这么商定了，要与皇帝死扛到底！唯有李勣不是关陇一伙的，因此没有表态。
等到众人来到御前，高宗见气氛严肃，忽然感到难以启齿，对着长孙无忌凝视良久，才鼓足勇气说：“莫大之罪，以绝嗣为重。今皇后无嗣，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卿等以为如何？”
褚遂良早有思想准备，随即朗声道：“皇后出自名门，先朝所娶，无愧妇德。先帝病重时，执陛下手以语臣：‘我好儿、好新妇今将付卿。’陛下也曾听到，言犹在耳。皇后无过，恐不可废！今不敢违先帝之命。”
这是对高宗的当头一棒，首先搬出先帝来压压你的气势！
高宗要休正妻，多少有点儿理亏，因此底气也确实不大足。随后他提出反驳，说可以根据《唐律疏议》中的“七出”原则来执行。所谓“七出”，是指中国古代丈夫休妻的七种理由，即：不孝顺父母、无子、淫乱、嫉妒、恶疾、口多言、窃盗。这七大原则，早在汉代就有。
但是高宗没有大臣们精通法律。因为《唐律》中还有所谓“三不出”原则，也就是有三种情况丈夫不能出妻。一、妻曾为公婆持三年之丧，不能出；二、娶时男方贫贱，后来富贵，不能出；三、有所娶而无所归（即娘家已无人），不能出。这也是汉代起就有的规矩。
王皇后的情况，起码符合“三不出”的前两条。
褚遂良当即以“三不出”来应对你那个“七出”。
长孙无忌早就有态度，当场虽没发话，但沉默也是态度。
高宗大不高兴，只好宣布散会。
对这一情节，史学家雷家骥先生发现了一个破绽，就是高宗并没有把“杀昭仪女”和“厌胜”作为王皇后的罪状，可见这两件事应该是没有实证的。（见雷家骥《武则天传》）
这不算完，次日下朝后，高宗再次召集宰相开了第二次会。李勣借口有病，躲了。
高宗又提起话头，问大家意见。于志宁首鼠两端，看看皇帝，又看看长孙无忌，不发一言。褚遂良仍以前言相对，高宗不听。
褚遂良急了，声色俱厉道：“陛下若必别立皇后，请选天下大族。武昭仪昔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掩天下人耳目？今若复立为皇后，岂不遗讥后世？陛下若亏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败乱之端，自此始也！今臣迕圣颜，罪当万死，倘得不负先帝，则甘从鼎镬！”——这是说，我不能辜负先帝，不允许让他的小老婆做你的老婆，你就是把我烹了我也不答应！
这是揭了高宗的老底，高宗一时无语，面色尴尬。
褚遂良还不罢休，把大臣上朝拿在手上的笏板往台阶上一放，道：“还陛下此笏，乞放归田里！”说完，他解下头巾，伏地叩头至流血。
高宗也来了火，喝令来人，把他拉出去。
武则天一直在帘后观战，终于也按捺不住，大声道：“何不扑杀此獠！”
强人性格，一语即见！
在此危急形势下，长孙无忌连忙阻止道：“遂良顾命先朝，有罪不可加刑！”（见《资治通鉴》《唐新语》）
太尉大人的这一句话，才算把局面暂时稳住。此时有太监上来，将血流满面的褚遂良带出去了。
协商会开不成了。没参加会议的侍中韩瑗，这时恰好有事进来奏报，便借机流泪谏道：“皇后是陛下在当太子时，由先帝选定，今无过错，却要废黜，四海之士，谁不惶然？且国家若屡有废立，非长久之术，愿陛下为社稷考虑！”
高宗仍然不听。
九月初三，韩瑗又为此事进谏，悲泣不能自胜。高宗听得烦了，大怒，急令人把他带出去。
长孙无忌集团知道已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此时若不奋身一搏，则全线崩溃。于是韩瑗被带出来后，又上了一疏，来济也在同时有密表上奏。两宰相的观点相当一致，他们在原来的立场上略做退让，只说选择皇后要慎重，武则天身份不正，资质不够，恐怕对国家会有不利后果。还用了妲己、褒姒、西施、赵飞燕来加以影射，分明就是将武则天指为红颜祸水！慷慨陈词，言之凿凿。总之就是认为选了这个女人为后，国将不国，指日可待！
老臣们的态度如此顽强，这让高宗在盛怒之下，也不禁心生踌躇。国家政权的运作，至今还在这批贞观老臣的掌控之下，对方固若金汤，他作为新君，要是真的掰了脸，能有多大的胜算？
高宗为此而甚感沮丧，差一点儿就要放弃立武则天为后的打算了。
但就在此时，元勋李勣的一句话，起了一语定乾坤的作用。
总攻未果，高宗和武则天都很郁闷，忽然想到李勣称病不朝，其中是否大有深意？于是，第二天高宗密召李勣入见。
面对这几乎是唯一可信赖的开国老臣，高宗自然而然就向他袒露了心曲：“易后之事，遂良固执不从。遂良既是顾命大臣，事若不可，当止乎？”这是在探询，事情是不是应该停下来？
李勣对双方的态势、实力和意图，都了然于心，只轻轻松松说了一句：“此是陛下家事，何须更问外人？”（《唐会要》）
快哉！人真是不点拨不透啊。高宗精神为之一振，明白了：
——必须将废后进行到底。
刚刚荣升尚书的许敬宗，此时也勇气大增，居然几次跑到太尉府中劝说长孙无忌回头是岸。终于把长孙无忌说恼，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许敬宗见硬攻不成，就在朝中散布舆论，说：“田舍翁积得十斛麦，尚欲换却老旧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
武则天闻言，也颇为振奋，叫左右把许敬宗此话去说给高宗听，让高宗知道废后行动并不孤立。有了臣下支持，高宗胆量愈壮，没几天就下诏，把褚遂良一脚踢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当都督去了。
长孙派折损一大将，人人心里都明白，改立皇后的事已难以扭转了。
九月初的这三天决战，以武则天大获全胜而收束。她此时的力量已不可小瞧，不单是一个最高权威站在她身后，外朝内廷处处有她的眼线；庶族官员中有不怕当出头鸟的斗狠之士，元老之臣中有李勣表态力挺。整个拥武阵营人数虽少，但有皇权做后盾，前景乐观，气势相当高昂。
反观长孙一派，虽位高权重、经营多年，但目前正处于逆势，且因专横导致众臣离心，无法一呼百应。他们固然是在极力维护贞观政治遗产，其心不二，但由于永徽以来的政坛夹杂了他们太多的私货，贞观时的清明政治已退化为单纯利益格局，因此在反废后的抗争中，无法举起令人信服的正义旗帜。没有正义做号召，没有群臣的道义支持，在皇权与相权的决战中，他们转瞬间就有可能从巨人变为土偶。
永徽六年（655）十月十二日，盖子终于揭开，高宗下诏正式废后：“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配岭南。”王皇后父亲王仁祐的所有尊号同时除去。所幸老头儿已死，才得以免去一场屈辱。
接下来的五天，皇后位置出现了真空。
问这宝座为谁而留？
武则天的脸上正有着世间最甜美的笑容。
这位少妇，明天就要母仪天下了。她在这一年，不过才31岁。而此时距她迈出感业寺大门的那一天，也不过才四年。
王皇后、萧淑妃在四年前还是全唐朝最尊贵的女人，一个跟斗栽下来，竟成了阴谋“鸩毒”皇帝的罪人。高宗的这道废后诏大概是在盛怒之下草就的，为了堵住长孙一派的嘴，索性把问题说得严重，以使之没有反复的余地。
“厌胜”或有，“鸩毒”何辜？
两个紧紧依附于皇帝才得以享尽尊贵的女人，有什么理由谋害皇帝？政治的逻辑，有时真的就是不讲逻辑。
失败者的身家性命，永远是成功者的垫脚石。
王皇后与萧淑妃接到诏书后，如雷轰顶，相对而泣。争宠争出了滔天大祸，此时还有什么话说？紧接着，两人就被置于别院，形同禁闭。外家的亲属，原来鸡犬升天的，现在一切都被剥夺，只待踏上漫漫的流放路。
这时他们才会有几分清醒：由裙带而来的显赫荣华，老天把它收走也很容易！
大局已定。百官们知道时代变了，纷纷上表顺应潮流，请立昭仪为皇后。
高宗于是做出顺应民意的样子，于十月十九日下诏，称：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诏》）
这当然是一篇神圣的谎言。
武则天的出身门第平平，不过就是本朝新贵，何以就成了人杰地灵的显赫家族？太宗时期一个默默无闻的低级妃嫔，何以就成了宫女而且是道德榜样？本是先帝病榻边两人就已定情，何以成了太宗的慷慨赏赐？
先帝的老婆如何成了自己的老婆？就这么寥寥几字，给说通了！
要骗别人，先骗好自己再说。
两天后，高宗又按例大赦天下。武则天在此时，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显出她非同一般的城府与老辣。她上表说：“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廷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
要求奖赏政治对手？这是何意？
高宗看了，心里有数，把这表章拿给韩瑗和来济观看。
韩瑗、来济是何等人物，立刻就看懂了：这哪里是请求表彰他们，分明是炫耀，是示威，是警告——这笔账，早晚要算！看罢，韩瑗、来济忧惧不已，屡请辞职。
高宗当然不许，在这个时候，他并不想有太大的政治动荡，只让你们知道厉害就好。
到十一月初一日，一切准备就绪，武则天也出宫，回武氏宅邸暂住。太极宫和武宅两处都张灯结彩——皇帝要迎亲了。
这一套手续，跟老百姓娶媳妇也差不多，只不过极其隆重。高宗派了李勣、于志宁为正副使，乘车持节，带领仪仗，煞有介事地来到武宅，举行了“求婚”和册封仪式。
武则天仪态万方，正是天下第一新娘的模样。司仪宫人为她戴好首饰、穿上凤袍，面北而立。双方人员经过一系列烦琐的程序，由武氏一方的人接过皇后任命书和皇后大印。武则天遥向宫中拜谢，然后升座，接受宫女、太监们的祝贺。礼毕，她就随着两位婚礼大使，一行人浩浩荡荡回宫。
百官则在肃义门齐集，朝见新皇后。百官朝见皇后，这是本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典礼，自这一次创新起，竟然成为惯例。妇女地位，因之大大提高！
这是一次极有分量的政治秀，使得百官对新皇后的威严印象深刻。
女人地位上升，就要先挫一挫男人们的锐气。
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再没见有什么企图阻挡巨流的石头滚出来。
武则天神态怡然，俯看伏地跪拜的群臣，大约是抑制不住心潮激荡——
男尊乎？女卑乎？不一定吧。从大唐永徽年间起，事情可能要有变化了。各位，你们就请看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