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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登位之初的年号“永徽”，据说在古汉语里有永远美好之意。但是这层意思，在武则天那里也许是有，而在王皇后那里就是讽刺了。
高宗起了废后之念，宫中的气氛就大不一样了，稍敏感一点儿的人都能感觉出来。王皇后这下见识了武昭仪的厉害，萧淑妃大不了缠住皇帝不放，而武昭仪则往往主动出击。其不按照牌理出牌的路数，令王皇后晕头转向。
永徽六年（655）的八月间，处于劣势中的王皇后又出昏招。她因“惧不自安”，也就是害怕武则天动摇她的皇后地位，便与母亲魏国夫人柳氏秘商，求巫婆施用“厌胜”之术。
“厌胜”之术，也叫“巫蛊”，是一种以诅咒害人的巫术。这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只是小儿科的迷信手法，但历来在宫中搞政治的却不断有人尝试。民间人家搞争风吃醋的妇女，也爱用此法。具体做法是，用纸人、草人、木偶、泥俑、铜像乃至玉人，作为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其姓名或生辰八字，或者把被施术者的衣物、毛发乃至指甲，埋入土中或以针钉相刺，巫师再来画符念咒一番。据说被施术者就会有感应，心智昏迷，直至发狂，甚或不明不白地死去。
这不是中原地区的老传统，据说起源于胡人的萨满之术。
历来在宫中搞这个东西，都是大忌，惹出大乱子的例子不少。汉武帝征和元年（前92）爆发的“巫蛊案”，就曾杀掉数万人，逼得太子造反，长安城里血流成河。
王皇后铤而走险，却又搞得事机不密，“事发，帝大怒，断柳氏不许入宫”（《旧唐书·列传·后妃上·高宗废后王氏》）。
老妈因为这事被撵走了，舅舅也跟着倒了霉。在此前一年，宰相之一的柳奭因为外甥女失宠而不自安，请求罢相获得批准，仅任吏部尚书。现在，又丢了尚书的官，给贬到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去任刺史，走到中途，又贬到更远的荣州（今四川荣县）去了。
这事是谁告发的？《旧唐书》里没提。后来司马光等人不相信王皇后能昏到这个程度，便说是武则天诬陷。千年疑案，今天很难搞清楚了。但武则天在其中起了某种作用，是可信的。
出了这样的事，废后问题也就公开化了。后宫的问题成了政治问题。
高宗准备废后的想法，立刻引起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站在保卫王皇后一边的，是以长孙无忌为核心的贞观元老，他们这一伙，是关陇集团——士族官员的代表。一方面，他们是在忠实执行唐太宗的临终嘱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另一方，阵容没这么整齐，倒像是散兵游勇，但不乏机智之人。其中只有一个有分量的，那就是李勣。李勣是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县）人。他本姓徐，也就是《说唐演义全传》里大名鼎鼎的徐茂公。该人是土豪出身的草头王，隋末投了农民起义的瓦岗军，瓦岗军垮了后，他率部下降唐，受到高祖、太宗两代皇帝的器重，是“凌烟阁二十四名臣”之一。
因这一伙反王皇后派是以李勣为头儿，所以有今人称他们为山东集团，代表的是庶族官员。他们最恨长孙无忌的专权，要为自己争利益、争发言权。就拿李勣来说，堂堂的开国名将，却因为出身寒微，不得不对长孙无忌退避三舍，只挂了一个空衔，不问政事。他当然有想法。
长孙无忌确实霸道，因为他有那个资格。他出身鲜卑贵族，家族原姓拓跋氏，自幼就和太宗是朋友。在“玄武门之变”中，他力主发难，把太宗推上了帝位。在太宗时期曾一度独揽相权，又是拥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的发起人。两代皇帝之所以能当上皇帝，都有他的助力，他能不牛吗？
就在柳奭被罢相之后不久，高宗曾召集朝中五品以上官员开会，感慨道：“贞观时，五品以上论事的，终日不绝。今日怎会无事？众卿为何都不说话？”从中可以看出，五年无人敢于上书言事，这些顾命元老是何等专制了！
这个专制，高宗要打破，武则天要打破，李勣与其他不是贵族出身的官员也都憋着劲儿要打破！
王皇后这个冤大头，就成了他们的发起攻击的突破口。女人争宠，就这样成了严肃的政治问题。
武则天现在的目标已经很清晰：她要扳倒王皇后，取而代之。这倒不完全是野心越来越大，而是倘不如此，“惧不自安”的就该是她自己了——王皇后开门延敌是她愚蠢；我要是做了东郭先生，那就是我愚蠢了。
她知道，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不能靠什么女人魅力，而是要靠“政治解决”。
参与政事、物色羽翼，就是她在这一时期不动声色干的两件事。高宗被贞观老臣牵制得太苦，她就鼓励高宗树威。皇帝嘛，就要像个皇帝样！
这是从更深的层次抓住了男人的心。高宗对武则天“亦母亦姊”的依赖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此刻，有一个关键人物浮出了水面，为武则天所瞩目。她要图大事，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
郑州刺史许敬宗，上表请求告退。高宗对这份辞职书拿不准主意，就来征求武则天的意见。由此，武则天注意到了这个人。
许敬宗也是士族出身，但他不是关陇一派，而是杭州新城（今浙江富阳市）人。祖上是“南渡衣冠”，世代在南朝做官。许敬宗本人是个好笔杆子，太宗未做皇帝时就久闻其名，把他召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与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虞世南这样的大名人共事。贞观初年，任著作郎，参与了修国史。
在太宗时代，许敬宗还是太子李治的侍从——太子右庶子。在太宗征高丽、李治监国期间，曾经参与过中枢事宜。
他也算个老臣了，与高宗渊源又很深，是个宰相的材料。但是高宗即位后，他受关陇派的排挤，反而地位有所下降，仅仅是礼部尚书，与相位完全无缘。后来又因嫁女给南越部落首领冯盎之子时，收了人家太多的财贿而被弹劾，被贬到了郑州，心灰意懒。
他是高宗的亲信，这个告退的奏章，其实是以退为进，暗示皇帝：是否应该重新起用我啦！
对这个人，武则天主张施以援手。她给高宗提了个建议：将许敬宗调回京，引为左右，但仍然修他的国史，估计朝臣们对此议论就不会太大。
高宗觉得很好，就把许敬宗调了回来，安排得也不太显眼，只是个管理仪仗的官儿，兼管图书和修国史。事情办完，武则天派人跟许敬宗打了个招呼。许敬宗是老官僚，当然明白这是武昭仪在向他要人情。经过考虑，他做了回复，表示可以效忠。
许敬宗走出这一步，就算踏上了武则天的船。后世史家因为他的投靠，对他评价极差，《旧唐书·列传·许敬宗》说他“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不是个好史官。在他的传里，连他儿子许昂与他小老婆私通的事都记录进去了。
武则天此时已不是初入宫廷的天真小姑娘了，她对朝中各派的实力、诉求、优劣都了如指掌。抓住许敬宗这个人后，她觉得可以放心利用，就于永徽四年（653）秘密召见了他。这次密谈，武则天亮出了她的政治诉求，一是争夺后位，二是立自己儿子李弘为太子。
两件事，图谋都甚大。许敬宗毕竟老辣，只是劝武则天勿太心急，目前仍以网罗人才、收罗人心为主，伺机再动。他还特别劝武则天，要多看历代实录，知古而鉴今。
此后不久，房州刺史、驸马都尉房遗爱与妻子高阳公主谋反事发，长孙无忌在处理这件事上的一系列表现，更坚定了武则天要干预朝政的决心。
房遗爱是贞观宰相房玄龄之子，高阳公主是太宗的第十七女。这两人谋反，高阳公主是主谋，房遗爱是个没头脑的纨绔，跟着跑而已。
这高阳公主也是当今文艺题材关注的名人。她生性聪慧，备受太宗宠爱。由太宗做主，嫁给了房遗爱，但高阳公主对这个夫婿不感兴趣，夫妻关系不谐。后来高阳公主与会昌寺僧人、玄奘的高徒辩机有了私情。事发后，太宗大怒，下令将辩机腰斩。连带高阳公主的数十名侍女也全部被处死。后来高宗即位，高阳公主又犯老毛病，找僧人寻欢作乐。其中有三位僧道不安于本分，怂恿高阳公主造反。
事情就这么闹起来了。这夫妻俩联络了另外两个驸马都尉——薛万彻（高祖女儿丹阳公主之夫）、柴令武（太宗女儿巴陵公主之夫），密谋要推翻高宗，另立高宗的叔叔、荆王李元景为帝。
但一帮金枝玉叶，搞不成什么事。事情败露后，高宗命长孙无忌来收拾他们。
不过，这件事也有另外的说法。即所谓“谋反”完全是冤案，是长孙无忌为排除异己搞的一次政治大手术。
事发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谋反，只是房家自家的一桩家庭纠纷。此乃房遗爱两口子谋夺哥哥房遗直梁国公的爵位，他们夫妻俩在太宗时期就干过一回，被太宗责骂了一顿，现在又来生事，由高阳公主出面诬告房遗直对她“无礼”，究竟是不尊重还是有非礼行为，不得而知。
高宗对这事情也很头痛，就叫长孙无忌去处理。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与太子承乾争位的魏王李泰，也曾有一批支持者，房遗爱就是其中之一。长孙无忌没忘记这个旧账，加之对高阳公主的胡闹也十分厌恶，于是在审案子的时候朝向了另一个方向，审出了公主借僧人的占卜之术来揣测宫中的人事变动。
这个行为虽属不法，但还远够不上谋反之罪。长孙无忌却不管那个，立马坐实两人谋反。而且，李泰已经贬死，长孙无忌深恨当年怂恿李泰夺嫡的一班人，于是索性把案件扩大化，将当年李泰一党统统牵进来，把平日与自己及褚遂良不睦的人也捎带上一同搞死，这就扯出了三驸马拥立荆王李元景谋反案，成为永徽年间震惊朝野的第一大案。
除了这几个驸马公主外，倒霉的还大有人在，最冤的是太宗第七子、吴王李恪。李恪文武兼备，素孚众望，太宗曾有意立他为太子。这样一个人如果登了大位，那长孙无忌还能有什么戏唱？于是长孙表示激烈反对，太宗也只好作罢。
太宗死后，高宗封了李恪为司空，这是正一品的荣衔，此外还有实授的都督任命，看来是较为信任。长孙无忌看在眼里，害怕李恪得势以后会报复他，就一直在找机会打击李恪。恰好谋反案发生，就干脆一勺烩了吧。
被牵进来的无辜，还有江夏王李道宗等人。
高宗虽然相信有这个谋反案，但毕竟还是心肠软，念及叔叔和兄弟之情，提出能否免李元景、李恪之死。
罗织大狱还能讲这个？长孙无忌当然不肯松口，串通一些人几次上表说：“如若谋反不诛，如何惩后？”
此案审到第二年正月，有了结果。高宗拗不过长孙无忌，下诏将三个驸马砍了头，二王二公主也都赐死。
可怜房遗爱，身为太宗当年兵变五大功臣之一房玄龄的儿子，在狱中为求活命，违心地按长孙无忌的暗示，将吴王李恪诬攀进来，却仍是不免一死。
薛万彻至死也不能瞑目，临刑前叹息：未为国而死，却死于房遗爱。
吴王李恪就死之前则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善良，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
太宗庶弟江夏王李道宗流放象州（在今广西），病死于途中。
一干人犯的家属，皆流放岭南，为官奴婢。
人头滚滚，哀声遍地。被翦除的这一帮，无不是皇亲国戚，影响巨大。长孙无忌制造的这一冤案，震慑了整个朝廷，他与褚遂良已形成无敌之势力。
威权震主，这其实已经犯了做人臣的大忌。但长孙无忌环视朝中，觉得并无危险，因为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对他们构成威胁。
造成这一畸形政局的责任，还在于太宗对身后的安排——强臣弱君。他是可以料到这一点的，但太宗实在是太不放心懦弱的李治了，宁肯把江山交给自己的大舅哥去照应，也不想留下一个各方势力均衡的班子。
但是，长孙无忌忘了一点：就算是再懦弱的人，也有他的尊严，何况是当今皇帝！
长孙无忌搞的这一套，武则天默察于心。她看出了他骨子里的残忍，也学到了他构陷政敌的招数。日后她在处置长孙无忌时，用的就是“其人之道”。后世许多史家都认为，这是长孙无忌株连无辜的报应。
武则天越想越感不寒而栗，于是开始频繁地同高宗议论朝政，为高宗点迷津，鼓励他一定要树起君主的权威来。
就在谋反案审结的同时，高宗方面也开始了平衡各派势力的动作。首先是封李勣为司空，让他与长孙无忌同为“三公”之尊。得到这一荣衔的人，唐朝开国以来寥寥无几，皆为皇帝最信任的人，这就是一个明白的信号。
第二年，也就是永徽五年（654）三月，又追赠已故武士彟等13人的官职，以示恩宠。而长孙无忌方面却一直陶醉在胜利之中，没大留神就同意了这个举措，稍后才发现不对。追赠武士彟与王皇后失宠，原来是有连带关系的！柳奭就是在这个时候感觉到大事不好，便自请罢相以求自保的。
高宗与武则天在这一时期配合得相当默契。高宗已然铁了心要废王皇后，把武昭仪扶上去。追赠武士彟只不过是第一步。紧接着，他们就考虑：由昭仪而皇后，中间还差了一格，不十分便当。于是高宗就提出，在“四妃”之外，再封武则天为“宸妃”。
唐有制度，四妃为贵、淑、德、贤，本无宸妃名号。四妃位置已满，再加一个编外的，显然是权宜之计。
但是这一提议，遭到门下、中书两省首长——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的反对，他们以为“妃嫔有数，今立别号，不可”（《新唐书·本纪·则天皇后 中宗》），不要因此乱了大唐的规矩。
反对的人很有地位，反对的理由也很有力。高宗不能霸王硬上弓，只好放弃了。
谋封宸妃无果，高宗和武则天也没了办法，想想，干脆直截了当去向长孙无忌行贿说情。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皇帝向大臣行贿的案例之一。
高宗与武则天乘坐便辇，专程来到崇德坊长孙府。长孙一见，连忙置酒招待，双方畅饮尽欢。席间，在武则天的提议下，高宗又当场封了长孙宠姬生的三个幼子为朝散大夫。这是个散官衔，没有实职，是从五品。一般唐代授予散官衔，起封点都很低，就是国公的儿子荫封也仅能从正六品封起。这三个黄口小儿一下就当了从五品的官，显然是高宗刻意笼络。就连封官的对象也都别有深意——我特别给你的小老婆面子。
然后，高宗不经意地在酒席间提起：“皇后无子，又无后德，何如？”
长孙无忌收了礼，也谢了封荫之恩，但就是避而不答。一场假惺惺的感情酒席最终不欢而散。
高宗在这以后，又秘密遣使给长孙无忌送去金银、珠宝各一车，绸缎十车，作为贿赂，但仍换不来长孙的一个承诺。
武则天忍住性子，又叫母亲杨氏亲往长孙府，多次请求，长孙无忌还是坚不吐口。
这一来，高宗和武则天面子挂不住了！这个顽固的石头，不搬掉看来是真的不行了。
然而，就在此时，又有一个关键人物浮出水面，抖着胆子，把废后立武的事从地下搬到了地上，让局面转眼间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