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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试图系统地阐述一个积极的动机理论。它将满足前一章列举的理论要求，同时符合临床的、已知的、观察的，以及经验的事实。但它主要还是由临床经验直接导出的。我想，这个理论不仅符合詹姆士和杜威的机能主义传统，并且与韦特海默、戈德斯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论，以及弗洛伊德、霍妮、赖希、弗洛姆、荣格和阿德勒的心理动力学相融合。这种融合或综合可以称为整体动力理论。
通常作为动机理论基点的需要是所谓的生理驱力。最近的两项研究使我们有必要修正对这些需要的看法。这两项研究是：（1）体内平衡概念的发展；（2）发现口味（对食物进行优先选择）非常有效地指明了体内实际的需要或匮乏。
体内平衡是指身体维持血液的经常和正常状态的一种无意识的努力。坎农描述了这一过程，其内容包括：（1）血液的含水量；（2）含盐量；（3）含糖量；（4）蛋白质含量；（5）脂肪含量；（6）含钙量；（7）含氧量；（8）恒定的氢离子标准（酸碱平衡）；（9）血液的常温。很明显，其内容还包括其他无机物以及维生素、荷尔蒙，等等。
对口味与身体需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杨做了如下概括：如果人体缺乏某种化学物质，那么人就会趋向于（以一种不完善的方式）发展出针对那种缺少的食物成分的专门口味或癖好。
那么，似乎不可能也没必要罗列出基本的生理需要。因为，只要我们愿意，它们的数字就可任意增大或缩小，这完全取决于描述的专门性程度。我们不能确定，是否所有的生理需要都是满足体内平衡的需要。现在尚未证实性欲、困倦、单纯的运动、活动以及动物身上的母性行为是否是体内平衡的。而且，这种罗列将不会包括各种感觉上的快意（如嗅觉、味觉、搔痒，抚摩等），这些快意很可能是生理上的，并可能成为动机行为的目标。我们也无法解释这一事实：有机体在趋向于呆滞、懒惰和懈怠的同时，仍有对活动刺激和兴奋的需要。
上一章中已经指出，这些生理驱力或需要应看作独特的而非典型的，因为它们是可以孤立的，在身体上是可以定域的。也就是说，它们既彼此相对孤立，又相对独立于其他层次的动机，也相对独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机体。其次，在许多情况下都可能为这种驱力找到一个局部的、潜藏的躯体基础。这并没有想象中的普遍准确（困倦、疲劳、母性反应等就是例外），但是对饥饿、性欲以及渴望的情况却是准确的。
应当再次指出的是，任何生理需要同时都起着疏导其他种种需要的作用。比如，一个人认为自己饿了，也许实际上更多的是正在寻求依赖或安慰，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对蛋白质或维生素的需要。反之，他也有可能通过其他活动，比如喝水、吸烟等方式来部分地满足饥饿感。也就是说，这些生理需要是相对独立的，但不是彻底独立的。
毋庸置疑，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绝对优势。具体点说，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生理需要而不是其他需要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一个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对食物的渴望可能最为强烈。
如果所有需要都未得到满足，且机体因此而受到了生理需要的主宰，那么，其他需要可能就会全然消失或退居其次。这时我们就可以公正地说，整个有机体的特点就是饥饿，因为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控制了。此时，他会将全部能力都投入到满足饥饿的行动中去。这些能力的状态几乎完全被满足饥饿这一目的所决定。感受器、效应器、记忆、智力、习惯，现在，这一切都仅仅是满足饥饿的工具。对于达到满足饥饿这一目的毫无用处的能力会暂时隐蔽起来或处于休眠状态。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诸如买汽车的欲望、写诗的冲动、对美国历史的兴趣、对一双新鞋子的需求等，都将被忘记或退居二线。对于一个处在饥饿边缘且达到危险程度的人来说，除了获取食物，其他任何兴趣都不存在。他记忆里是食物，梦里是食物，思想活动的主旨是食物，感情的对象是食物。在组织平稳地进食、饮水或进行性行为的过程中，通常与生理驱力融合得更为微妙的决定因素现在彻底被吞没了，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此时（仅仅是在此时）带着解除痛苦这一绝对目的来谈论纯粹的饥饿驱力和行为。
当人的机体被某种需要主宰时，它还会显出另一个奇异的特性：人关于未来的人生观也会发生变化。对于一个长期处在极度饥饿状态下的人来说，乌托邦就是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他往往会这样想，假如确保他余生的食物来源，他会感到绝对幸福并且不再有任何其他奢望了。此时，对他来讲，生活的意义就是吃，其他任何东西都不重要。爱、自由、公众感情、尊重、哲学，这些都被当作无用的奢侈品弃置一边，因为它们根本不能填饱肚子。可以说，这种人仅仅是为了吃而活着。
这类情况确实存在，但并不十分普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危急情况在正常运行的和平社会里是罕见的。人们之所以会忘记这个明显的道理，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老鼠除了生理动机外很少有其他动机，既然已经在动物身上做了这么多有关动机的研究，那么就很容易将老鼠的情况转用在人的身上。其二，人们认识不到文化本身也是一种适应性工具，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使生理上的危急情况越来越少。在大多数已知的社会里，经常处于危急状态中的极度饥饿是不常见的，也是不普遍的。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当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说“我饿了”，其实他是在感受食欲而非饥饿。他只可能偶然遭遇生死攸关的饥饿，且一生中只有那么几次。
显然，遮掩高级动机对人的能力和本性持片面观点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使机体长期处于极度的饥饿和干渴中。如果有人想使危急情形典型化，运用“人在极度的生理匮乏时期的行为”来衡量人的全部欲望和目标，那么他一定对很多事实视而不见。“人只靠面包活着”并不是谬论——但这只有在没有面包时才能成为事实。那么，当面包充足并且人们长期不曾感到饥饿时，欲望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更高级）的需要会立刻出现，这些需要（不是生理上的饥饿）开始控制机体。当这些需要满足后，就会有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出现了，依次类推。我们说人类基本需要组成一个相对的优势层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句话的重要含义之一是：在动机理论中，满足与匮乏是同样重要的概念。因为它将机体从相对更强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而允许更社会化的目标出现。生理需要以及它们的局部目的在长期得到满足时，不再是行为活跃的组织者和决定因素，而只以潜能的方式存在，即如果遭受挫折，它们会再次出现并控制机体。然而满足了的要求不再是要求。机体的控制者和行为的组织者只能是未满足的需要。饥饿一旦得到满足，它在人目前的原动力中就会变得无足轻重。
这种说法可以作为后面更加详细的讨论的假设：正是那些某种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的人最能忍受将来可能产生的这种需要的匮乏，然而，过去一直被剥夺这种需要满足的人，对目前需要满足的反应则与他们不尽相同。
如果生理需要相对得到了充分满足，就会接连出现新的需要，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归类为安全需要（稳定、安全、依赖、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法律、界限、体制、秩序的需要；对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等）。上面谈到的生理需要的所有特点同样适合这些欲望，只不过程度稍弱。它们同样可以完全控制机体，成为行为的唯一组织者，调动机体的全部能力来为它们服务。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机体当成一个寻求安全的机制，效应器、感受器、智力以及其他能力都是寻求安全的工具。正如在饥饿者那里表现的一样。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不仅对其目前的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对其未来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是强有力的决定因素。一切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包括生理需要，因为它们已经被满足了，所以现在不再受到重视了）。如果这种状态表现得足够严重，持续的时间足够长久，那么就可以说，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仅仅是为了安全而活着。
在这一章里，我们的兴趣主要在成年人身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婴幼儿和儿童的行为来有效地获得对成年人的安全需要的理解，因为安全需要在他们身上要简单得多、明显得多。婴幼儿对威胁或危险的反应更加明显，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抑制这个反应，但成年人会不惜任何代价地压抑它。因此，当一个成年人感觉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我们是无法在表面上看出这点的。假如幼儿突然受到干扰，或受到高声喧闹、闪电等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惊吓，或跌倒，或在母亲怀中失去支持，或受到粗鲁的对待，或感到饥饿，等等，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做出反应，仿佛遇到了危险
。
我们还能在婴幼儿身上看到其对各种身体不适的更直接的反应。有时，这些不适似乎马上就有本质上的威胁，使幼儿感觉到自身不安全。例如，呕吐、腹痛或其他剧烈的疼痛会使孩子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世界。经历这类痛苦的时刻，在孩子看来，仿佛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高照变得暗无天日，什么都可能发生，一切过去曾是稳定的东西在他们眼里都变得不稳定了。比如，一个因吃了不好的食物而致病的孩子，他会有一两天感到害怕，夜里做噩梦，并且还会出现一种他病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即要求保护和一再的保证。最近，一些论述外科手术对儿童心理影响的著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儿童的安全需要还表现在他喜欢安稳的程序或节奏，他似乎需要一个可以预见的有秩序的世界。例如，父母方面的不公正、非正义或相互矛盾会使孩子感到焦虑不安。与其说这种态度是来源于不公正本身（或由不公正造成的某些痛苦），不如说这样的待遇是世界变得不可靠、不安全，以及不可预见的凶兆。在一种至少有一种骨架轮廓的系统里，儿童似乎能更茁壮地成长。在这种系统里，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将来，都有某种程序和常规，都有某些可以依靠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教师和心理治疗家们发现，儿童更欢迎和需要有限度的许可而非不受限的许可。也就是说，儿童需要有组织、有结构的世界，而不是无组织、无结构的世界。
父母在正常家庭结构的中心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家庭内部的争吵、动手、殴打、分居、离婚、死亡都属于非常可怕的事情。同样，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吓唬孩子说要惩罚他，粗声粗气地对他讲话，对他进行谩骂，粗暴地对待他或体罚他，这一切都会使孩子惊慌失措、惶恐万分。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下，这其中包含的绝不仅仅是皮肉之苦。的确，在某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同时也是害怕失去父爱或母爱的表现；然而，它也可以发生在被完全抛弃的孩子身上，这样的孩子依附于父母似乎不是出于对爱的希望，而纯粹是为了寻求安全和保护。
让一个普通的儿童面临新的、陌生的、奇特的、无法对付的刺激或情况，常常会引起威胁或者恐惧的反应，例如从父母身边走失，和父母短暂分离，面对陌生的面孔、新的情况或新的任务，看到奇特的不熟悉的或应付不了的事，遭遇疾病、死亡，等等。当孩子面对这些情形时，会发疯似的依附于父母，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父母作为保护人的作用（更不用说父母作为食物提供者和爱的提供者的作用）
。
从这些观察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点：社会中的普通儿童及成年人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的、可以预料的、有组织的、有秩序的、有法律的世界（在后者身上不甚明显）。这个世界是他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或危险的事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无论他遇到什么情况，强大的父母或保护人都可以使他免于遭难。
在儿童身上我们很容易就能观察到这些反应，从某个方面来说，这也证明了我们社会中的儿童都有极强的不安全感（或者说他们没有被抚养好）。在一个没有威胁、洋溢着爱的家庭里，成长的儿童通常不会有上文所描述的那些反应。在这类孩子身上，大部分威胁反应往往起因于连成年人也觉得危险的事物或情况。
在我们的文化中，健康或幸运的成年人在安全需要方面享有很大程度的满足。安全、稳定、运转顺利、健全的社会通常会使自己的成员感觉不到来自野兽、严寒酷暑、谋杀、强奸、动乱、暴政等的威胁。因此，从非常现实的意义上来看，安全需要不会成为他的有效动机。正如一位吃饱了的人不会再感到饥饿。如果我们想直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需要，就必须把目光转向神经质的或接近神经质的人，转向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穷途潦倒之人，或者转向革命、社会动乱或权威的崩溃。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只能在下列现象中观察到安全需要的表现。例如，人们一般都愿意找有保障的、可以终身任职的工作，渴望有一个银行户头和各类保险（医疗、失业、残疾、养老保险等）。
寻求安全和稳定还有更广的范畴，这点多见于极为常见的偏爱：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不熟悉的事物；或者偏爱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种宗教或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寻求。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认为一般科学或哲学是部分地由安全需要促成的（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科学、哲学或宗教方面的努力还有其他的促动因素）。
否则，只有在真正的危机状态中，才能将安全需要看作调动有机体潜能的活跃因素和支配因素，这些危机状态包括：疾病、战争、犯罪浪潮、权威的崩溃、自然灾害、社会解组、精神变态、脑损伤、长期恶劣的形势，等等。
在社会里，一些患神经病的成年人在对于安全的渴望上和感到不安全的儿童一样，只是这种现象在成年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特殊罢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胁引起的，这些威胁存在于被他们认为是敌对的、势不可挡的、充满威胁的世界中。这种人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像随时会大难临头，也就是说，他们随时都像是在对危急情况做出反应。他们的安全需要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寻求一位保护人或一位可以依赖的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位搞独裁的“元首”。我们有必要将神经病患者描述为保留着童年时代世界观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一个患神经病的成年人，其一举一动都好像是真的害怕要被打屁股，或惹母亲不高兴，或被父母抛弃，或被抢走食物。他孩子般的惧怕心理和对一个危险世界的恐惧反应已经转入地下，丝毫没有受到长大成人和接受教育过程的触动，现在又随时被一些能让儿童担惊受怕、威胁重重的刺激因素诱导出来。在这方面，霍妮写了不少有关基本焦虑的好文章。
在一种类型的神经病中，对安全的寻求表现得最为明晰，那就是不由自主的、如痴如醉型的神经病
。这类神经病的患者发疯似的想使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确保不会出现无法预料、无法控制或不熟悉的危险状况。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礼节仪式、清规戒律和程式将自己围护起来，以应对各种各样的偶然事变，同时阻止新的偶然事变的发生。他们同戈德斯坦描述过的脑损伤病例非常相似。这类病人总是想尽办法来保持心理平衡，例如，通过避免所有奇特、陌生的事物；通过将他们有限的世界整理得一板一眼、井井有条，避免任何事情出格。他们试图将世界安排得不可能发生任何意外。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且这一意外不是他们的过错所致，那么他们会表现得惊慌失措，似乎这个意外的事变对他们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我们在健康人身上看到的强烈的偏爱，例如对熟悉的事情的偏爱，到了不正常的人身上就成了一种生死攸关的需要。对于新奇和未知事物的健康趣味，在一般神经病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或只在最低的限度上存在。
在存在着对法律、秩序、社会权威的真实威胁的社会环境中，对安全的需要可能会变得非常急迫。混乱或极端的威胁会使大部分人出现退化现象：从高级需要向更加急迫的安全需要退化。一个常见的、可以预料得到的反应是，人们更容易接受独裁或军事统治。这一点对所有人，包括健康的人，都是成立的。因为人们在对危险做出反应时，更倾向于现实主义地向安全需要的层次退化，以准备进行防御。但这似乎最有可能发生在生存在安全线附近的人身上。对权威、合法性、法律的象征的威胁特别令他们感到不安。
如果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那么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并且会以此为中心，重复着已经描述过的整个环节。对爱的需要包括感情的付出和接受。如果这一点无法得到满足，个人就会空前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爱人、妻子或孩子。这样的人渴望同别人建立一种充满深情的关系，渴望在其团体和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做出努力。他希望在其团体和家庭中获得一个位置，胜过希望获得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他甚至会忘记：他在饥饿时把爱看得不现实、不必需、不重要。此时，他强烈地感到孤独、被抛弃、被拒绝、举目无亲，他尝到了浪迹人间的痛苦。
关于归属需要，我们掌握的科学资料很少，尽管在诗歌、小说、自传、戏剧及新兴的社会问题文学中，它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借助文学作品我们大致了解了工业化社会导致的人类频繁迁徙、漫无目标、流动性过大给儿童身心带来的严重损害。儿童变得没有根基或蔑视自己的根基、蔑视自己的出身、蔑视自己所在的团体；他们被迫与亲朋好友分离，被迫与父母姐弟分离，尝尽作为过客和初来乍到者的辛酸，他们丝毫体会不到作为本地人的优越感。我们还低估了乡土、族系、同类、同阶层、同伙、邻里、熟人、同事等种种关系所具有的深刻意义。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我们要结群、要加入集体、要有所归属的动物本能
。
我认为，社会的流动性，家庭的分崩离析、代沟，传统团体的瓦解，持续不断的都市化、消失的淳朴乡情、美国式友谊的肤浅加剧了人们对接触、亲密、归属的渴望以及对战胜目前迅速蔓延的孤独感、疏离感、异化感的需要。这一切又不同程度地导致训练小组、个人成长组织、专门性社群的迅速发展。我强烈地感觉到，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反叛组织——我不知道有多少或到了什么程度——缘于极度渴望集体感、渴望接触、渴望面对共同的敌人以及渴望真正地团结在一起；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敌人，它仅仅通过设置一个外来的威胁，就能形成一个亲善的组织。类似的情形曾发生在士兵之间，他们被共同的外来危险推动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他们往往一生都会紧密相依。如果一个好的社会要发展、要健全，它就必须满足人的这一渴望。
在我们的社会中，从适应不良和更严格的病理学的案例来看，这些需要的挫折是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核心。爱、情感，以及它们在性方面的表现，一般是被暧昧看待的，并且习惯上包括许多限制和禁忌。实际上，所有精神病理学家都强调，在适应不良的情况下，对于爱的需要的阻挠是造成适应不良情况的根本所在。因此，在临床研究方面，有许多关于爱的研究，除了生理需要外，我们对它的了解也许比对其他需要了解得更多。苏蒂对我们的“温柔禁忌”做了非常精彩的分析。
需要强调的是，爱和性并不同义。性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一般的性行为是由多方面决定的，也就是不仅由性需要决定，也由其他需要决定，其中主要是爱和感情的需要。爱的需要既包括给予别人的爱，也包括接受别人的爱。
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获得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实力、优势、成就、权能、胜任，以及自信、独立和自由的欲望
；一类是对于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的尊敬或尊重）的欲望，对地位、声望、荣誉、支配、注意、公认、重要性、高贵或赞赏的欲望。这些需要更被阿德勒及其拥护者所强调，更容易被弗洛伊德所忽视。然而在今天，它们的重要性越来越引起精神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们的注意。
自尊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位置、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用处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遭受某种挫折，人就会产生自卑、弱小及无能的感觉。这些感觉又会使人丧失其最基本的信心，使其要求补偿或者产生神经病倾向。从对严重的创伤性神经病的研究中，我们很容易明白基本自信的必要性，并且深切地认识到，如果没有自信，人们是何等的无依无靠。
从神学研究者关于骄傲和傲慢的讨论，从弗洛姆关于一个人对自己性质的虚假的自我知觉的理论，从罗杰斯关于对自我的研究，从类似兰德这样的随笔作者及其他来源那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基于来自他人的看法而不是基于自己的真实能力、潜力、胜任某项任务和与此相适的自尊的危险性。最稳定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的他人的尊敬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声望、名声以及无端的奉承之上的。即使在这里，将基于单纯的意志力量、决心和责任感所取得的实际的胜任情况和成就，与凭借真正的内在天性、素质、遗传基因或者天分（或者如霍妮所说，依靠人的真实自我而不是理想化的虚假自我）非常自然、轻松地取得的成就区分开来是很有帮助的。
即使这些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我们可以经常（假如并非总是）预期：新的不满足和不安又将迅速发展起来，除非个人正在从事着适合他干的事情。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下来，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忠实于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就可以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关于自我实现的更充分的描述请看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
“自我实现”这一术语是戈德斯坦首创的，本书将在一种更加特殊和有限的意义上运用它。它指的是人对于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能够使其潜力得以充分开发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那个人，成为他所能成为的一切。
在满足这一需要所采取的方式上，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有的人可能想成为一位理想的母亲，有的人可能想在体育上有所作为，还有的人可能想在绘画或创造发明上有所建树。
在这一层次上，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自我实现需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明显出现，通常要依赖于前面所说的生理、安全、爱和自尊需要的满足。
基本需要的满足有一些直接的先决条件，包括在无损于他人前提下的行动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寻求信息的自由、调查研究的自由、防卫自由，以及集体中的公平、正义、诚实、秩序，等等。这些条件不是目的本身，但它们接近目的本身，因为他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太密切了，而显然基本需要本身就是唯一的目的。这些条件之所以受到保护，是因为没有它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就不可能完成，或至少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假如我们始终记得，认识能力（感性和理性学习）是一整套适应性工具，它们除了其他功能外，还有满足我们的基本需要的作用。很明显，它们遭遇的任何威胁、任何剥夺或阻碍都会直接威胁到基本需要本身。这个观点部分地解决了这样一些普遍的问题：好奇心，对知识、真理和智慧的追求，解释宇宙之谜的强烈欲望。保密、新闻审查、不诚实、对交流的阻碍等威胁着所有这些基本需要。
我们对于认知冲动，对于它们的动力以及病态了解甚少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临床上并不重要，在由医疗传统（旨在消除疾病的机构）主宰的诊所里也是如此。在这里，没有传统神经症病例中纷繁的、使人激动的谜一样的病状。认知心理病理学苍白无力，容易被忽略，人们往往认为认知的精神病态是正常的，并不迫切地需要治疗。结果，我们在心理治疗和心理动力理论的伟大创立者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等的著作中全然找不到与这个主题有关的论述内容。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尝试过创立认知心理疗法。
希勒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在其著作中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谈好奇心和认识的精神分析学家
。在学院派心理学家中，墨菲、韦特海默和阿斯奇等人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只附带地提到过认识的需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获取知识、使宇宙系统化是在世界上获得基本安全的方法，或者对于智者来说，是其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另外，探究和表达自由也被作为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来详细论述。尽管这些论述有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构成对好奇、学习、推究哲理、实验等的促动角色作用等问题的最终答案。它们最多是不完整的答案。
我们知道，获取知识有一定的消极决定因素：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合理的理由假设一些根本上是积极的冲动：满足、好奇心、了解、解释、理解，等等。
（1）我们很容易在高级动物身上观察到类似人类好奇心的东西。比如，猴子会把东西撕碎，把指头捅进窟窿里，在各种情境中进行探索，在这些情境中，不大可能有饥饿、害怕、性欲、安抚等情况存在。哈洛的实验以一种可按受的实验方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2）人类面对特大威胁时会追根寻源并尽可能做出解释，甚至对危及生命的情况也不例外。对此，人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例。无名的“伽利略”一直层出不穷。
（3）对于心理健康者进行的研究表明，作为这一类人的特征，他们着迷于神秘的、未知的、杂乱无绪的或没有答案的事物。这一点似乎正是吸引人的地方；这些领域本身就非常有趣。相比之下，他们对众所周知的事情感到索然无味。
（4）试图从心理病态出发进行外推或许是可行的，如强迫性神经病患者（在临床观察上）都显示出强硬而急切地固守熟悉的事物，害怕不熟悉的、无规则的意外的事物，害怕无秩序状态的倾向。另一方面，有些现象也许又会显示出相反的可能性。这些现象包括非自然的违抗习俗，顽固地反对任何权威，行为狂放不羁，渴望使人震惊，等等。这些都可能在一些神经病患者以及处于反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人身上出现。
（5）当认知需要受挫折时，极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心理病态的结果。下面的临床印象也是的确存在的：我见过几个实例，它们清楚地告诉我，一些变态现象（兴味索然，自我厌恶，对生活失去热情，压抑身体的功能，逐步破坏理性生活和各种趣味等）
产生于那些感到生活乏味、工作枯燥的智者中间。我这里至少有一个实例证实了适当的认知治疗有消除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这个治疗包括恢复业余研究，寻找一个需要更多脑力的工作，以及进行观察、顿悟。我见过很多聪明、富裕、无所事事的妇女逐渐发展了这些智力营养缺乏的症状。常常有些人按照我的劝告埋头做一些与他们相称的事情，结果他们自身的症状明显有所好转或痊愈，这足以使我清楚地感到认知需要的存在。在那些消息、新闻、事实的来源被切断的国家，在那些官方的理论与明显的现实相矛盾的国家，至少有一部分人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不相信任何价值，对事物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怀疑不言而喻的东西，丧失道德，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彻底瓦解，等等。另一部分人似乎采取更被动的方式：顺从、沉默、丧失主动性，丧失能力和与世隔绝。
（6）了解和理解的需要在幼年晚期和童年期就表现出来了，并且可能比在成年期表现得更强烈。不仅如此，无论怎样解释，这似乎是成熟的自然产物而非学习的结果。孩子没有必要让人教他怎样去好奇，但是却可能被收容教养机关教导着不要去好奇，比如戈德法布的研究。
（7）最后，满足认知冲动使人主观上感到满意，并且产生终极体验。虽然人们注重所得的成果，注重学习，忽视洞察和理解的这一方面；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在任何人的生活中，洞察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欢快、幸福、激动的时刻，甚至可能是人一生中的一个巅峰时刻。以上论及的那种克服困难的现象，那种一旦遭受挫折便出现的变态的现象，一些普遍的（跨人种的、跨文化的）现象，那种永不消失（虽然微弱）的持续的压力，满足这些需要的必要性（作为全面发展人类潜力的一个前提），在个人早期历史中自然出现的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基本的认知需要。
但是，这种假设并不全面，即使在我们认识到了之后，我们仍在不断地受到激励，一方面要使认识越来越细致入微，另一方面又要朝着某种宇宙哲学、宇宙神学的方向发展，以使认知领域越来越开阔、博大。我们获得的事实如果是孤立的或原子式的，它们终究要被理论化，不是被组织就是被分析，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过程被一些人称为寻求意义的过程。那么我们再来假设一些欲望：系统化的欲望，理解的欲望，分析的欲望，组织的欲望，寻找联系和意义的欲望，创立一个价值系统的欲望。
一旦允许讨论这些欲望，我们会发现它们也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层次系列，其中了解的欲望优先于理解的欲望。我们曾描述过的优势层次集团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似乎也适用于这个小集团。
我们必须提防将这些欲望与前面提到的基本需要相分离的倾向，即在认知需要和意动需要之间采取绝对的两分法。了解和理解的欲望本身就是意动的，即它们具有力争的特点，并且如同基本需要一样，也属于人格需要。此外，正如我们所知，这两个集团是相互关联的，不是彼此分离的；并且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它们既是彼此协作的，又是相互对抗的。有关这一部分中的论点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我的另一部著作《存在心理学探索》。
我们对审美需要的了解比对其他需要的了解要少，但是历史、人类美的属性和美学家的证据不允许我们回避这个令人不快（对科学家来说）的领域。我曾以经过选择的人为对象，在临床-人格学的基础上努力尝试研究这种现象并且至少能说服我自己，在某些人身上的确存在真正的基本的审美需要。丑的事物会使他们表现出某种病态，美的事物会使他们痊愈。他们积极地渴望着，只有美才能够满足他们的这种渴望。几乎在所有健康儿童的身上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关于这种冲动的证据在所有文化、所有时期都可以找到，甚至可以追溯到穴居时代。
审美需要与意动、认知需要的重叠太多了，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将它们完全分离开来。秩序的需要、对称性的需要、闭合性的需要、规律性的需要、行动完美的需要、结构的需要，都可以归于认知的需要、意动的需要或审美的需要，甚至可以归于神经症的需要。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这个层次集团说成仿佛是一个等级固定的集团，然而实际上它并不完全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刻板。的确，我们研究的大多数人的这些基本需要似乎都是按照已经说明过的等级排列的。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情况。
例如：
（1）对于有些人来说，自尊似乎比爱更加重要。层次序列中的这种最普通的等级颠倒通常因为这样的观念：最有可能获得爱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定或有权威的人，他们令人尊敬或敬畏，充满自信或敢作敢当。因此，缺乏爱并且寻求爱的人可能竭力表现得具有进攻性和自信心。然而实质上，他们寻求高度的自尊以及自尊的表现方式与其说是为了自尊本身，不如说是将它作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们的自我表现是为了爱，而不是出于自尊本身。
（2）另有一些显然是有创造天赋的人，他们的创造驱力似乎比其他任何一种反向决定因素都重要。他们做出创造性行为，不是作为由于基本需要的满足释放出的自我实现，而是作为不顾基本需要满足的匮乏的自我实现。
（3）有些人的志向水平可能永远处于压低或者压抑状态，也就是说，在层次序列中占劣势的目标可能干脆被丢失，并且可能永远消失，结果，这个处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如长期失业）的人，可能余生仅仅满足于获取足够的食物。
（4）所谓心理变态人格是永久丧失爱的需要的另一个例证。根据掌握的权威材料来看，这些人从生命的头几个月开始就缺乏爱的哺育，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爱的需要以及给予、接受感情的能力（就像动物因出生后并未立即锻炼而丧失吸吮或啄食的反应能力一样）。
（5）等级颠倒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一种需要长期得到满足时，其价值有可能被低估。比如，从未经历过长期饥饿的人就很容易低估它的效果，并将食物看成无足轻重的东西。如果他们被高级需要控制了，这个高级需要的重要性似乎已经压倒了一切。那么极有可能（且确有其事）他们为了高级需要而使自己陷入无法满足某种更基本的需要的困境。我们可以预料一下，在这种更基本的需要长期匮乏后，就会出现重新估价这两种需要的倾向。这样，优势需要将会在曾经将它轻易放弃的人的意识中占据优势地位。例如，一个为保其自尊而失去工作的人，在经历了约六个月的饥饿后很可能愿意找回工作，甚至不惜牺牲尊严。
（6）对于表面的等级颠倒还有一个不完整的解释：我们一直从意识中的需要或欲望的角度而没有从行为的角度来讨论层次优势。观看行为本身可能给我们带来错误的印象。我们的观点是：当一个人同时缺乏两种需要时，他会想要其中更基本的一个，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让我们再次强调，除了需要和欲望，决定行为的还有许多其他因索。
（7）也许比这些例外都重要的是那些涉及理想、高尚的社会准则、价值观，等等。具有这类价值观的人会成为殉道者，他们可以为了追求某个理想或价值放弃一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基本概念（或假设）来理解这些人。这个概念可以称为由于早期的满足而增强的“挫折承受力”。在生活中，基本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特别是在早年得到满足的人似乎拥有一种经受这些需要在目前或将来遭到挫折的罕有力量，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具有作为基本满足的结果的坚固健康的性格结构。他们是坚强的人，面对不同的意见或对立观点时，能够泰然处之。他们能够抵挡公众舆论的潮流，能够为坚持真理而牺牲个人，正是那些给予了爱并且获得充分的爱、与很多人都建立深厚友谊的人能够在面对仇恨、孤立、迫害时岿然不动。
以上所述内容抽掉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所有关于挫折承受力的全面讨论中还包括一定数量的习惯问题。例如，那些习惯于长期忍受饥饿的人也许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忍受食物的匮乏。对于形成习惯的倾向，如以往的满足哺育了现在的忍受挫折能力的倾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呢？这仍旧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我们可以假设两种倾向都在发挥作用，二者并行不悖，因为它们并不互相冲突。说到增强的挫折承受力这种现象，最重要的满足似乎极有可能是在生命的头两年中提供的。也就是说，在生命的早年就被培养成坚强、有信心的人在后来面对威胁时仍旧保持这样的性格。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理论性讨论可能给你这样一种印象，这五个层次需要似乎是按照以下关系排列的：一旦一个需要得到满足，另一个需要就会随之产生。这个说法极有可能造成这样的虚假印象：只有当一个需要百分之百地得到满足后，下一个需要才会出现。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基本需要都部分地得到了满足，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未得到满足。要想更加真实地描述这个层次序列，就应该在这个优势层次序列中逐级减小满足的百分比。例如，为了说明情况，我可以任意假定一组数字，可能一般公民大概满足了85％的生理需要，70％的安全需要，50％的爱的需要，40％的自尊需要，10％的自我实现需要。
至于说到一个新的需要是在优势需要满足后出现的这一观点，这种出现并不是突然的、跳跃的现象，而是缓慢地从无到有的过程。比如，如果优势需要A仅满足了10％，那么需要B可能还没有出现；当需要A得到25％的满足时，需要B可能只显露出5％；当需要A满足了75％时，需要B也许会显露出50％；等等。
这些需要既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也不一定是无意识的。然而从整体来看，在一般人身上，它们常常是无意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必要查找一大堆证据来表明无意识动机的绝对重要性。目前单纯以优先为根据，我们可以推测，无意识动机总的来说比有意识动机重要得多。我们称之为基本需要的东西通常大部分都是无意识的，虽然某些富有经验的人借助恰当的方法，可以把它们变为有意识的。
基本需要的分类还试图重视具体的欲望在不同文化中的表面差异背后的相对统一性。当然，任何具体文化中的某个人的有意识动机的内容通常会与另一个社会中某个人的有意识动机的内容迥然不同。然而，人类学家的共同经验是：在人与人之间，甚至是不同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近程度，远比我们首次与他们接触时产生的印象大得多。并且，随着我们对他们了解的逐渐深入，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于是我们认识到，最惊人的差异是表面的而不是根本的，例如发型和衣服款式的不同，对食物的偏好不同，等等。我们对基本需要的分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试图解释文化与文化间的表面多样性背后的统一性。但是我们无意强调这种统一性对所有文化来说都是绝对的。我们的观点仅仅是，相对来说，它比表面的意识欲望更重要、更根本、更普遍，并且更接近人类共同的特性。基本需要与表面的欲望或行为相比，更加为人类所共有。
这些需要绝不能被理解为某种行为的唯一的或者单一的决定者。例如，任何看起来是由生理需要促动的行为都有可能带有多种动机，比如吃东西、性享乐等行为。长久以来，临床心理学家发现，任何行为都可能是多种冲动发泄的渠道。或者说，绝大多数的行为都是由多种动机促成的。在动机决定因素的范围内，任何行为都往往由几个或全部的基本需要同时决定，而不是只由其中的某个需要决定。由一种动机决定的情况往往是例外情况。吃东西部分是为了消除饥饿感，部分是为了安抚其他需要、改善其他需要的状况。一个人进行性行为，不仅是为了发泄性欲，还可能是为了确立男性的自信；或者是为了一次征服的快感，获得强者的感觉；或者是为了赢得更基本的感情。作为说明，我想指出的是，如果不是在实践上，至少是在理论上对某人的单一行为进行尽可能详细的分析，从中发现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表现。这一点与特质心理学中较幼稚的一派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用一种品质或一个动机来解释一种行为，即一种进攻性行为的根源仅仅是一种进攻性的特质。
表达性行为与应对性行为（机能性的努力与目的性的追求）之间有着本质区别。表达性行为并不试图做什么，它只是人格的反映。愚蠢的人之所以言行愚笨，是因为他就是他，而不是因为他想要或试图这么做，他也不具有这样的动机。我说话时用男低音而不用男高音、女高音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愉快的人独自一人时脸上露出的笑容，一个健康的孩子的漫不经心的动作，健康者走路时轻快的脚步和他笔直的姿态，这些都属于表达性行为，而不属于机能性行为。此外，一个人在言谈举止方面体现出的风格，无论有无动机，几乎都是表达性的。
那么，是否所有行为都能表现或反映性格结构呢？答案是否定的。生搬硬套的、机械的、习惯的、随俗的行为也许能，也许不能。与刺激物相关的行为就属于这种情况。
最后有必要进行强调的是，行为的表现性和行为的目的性并非两个相互排斥的范畴，一般的行为通常兼容两者（这一问题会在第六章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这个理论以人类为出发点，而不以任何低级的、可能更简单的动物为出发点。我们在动物身上获得的很多发现被证明，这些发现只适于动物而不适于人，研究人的动机要先从研究动物的动机开始是毫无道理的。对于隐藏在这种貌似简单、普遍的谬误背后的逻辑，或者更确切地说，对逻辑的背离，哲学家、逻辑学家以及科学家都已经在各自的领域内做了足够的揭露。就像研究地质学、心理学或生理学不必先研究数学一样，研究人也不必先去研究动物。
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动机，根据其与基本目的的接近程度，都有各自的重要性。对冰激凌的欲望实际上可能是对爱的欲望的间接表达。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种对冰激凌的欲望就成了极其重要的动机。但如果只将冰激凌当作爽口的食品，或者说它仅仅引起了偶然的食欲，那么相对来说这种欲望就不那么重要了。日常有意识的欲望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征兆，是更基本的需要的表面指示物，假如我们只承认这些表面欲望的表面价值，就会使自己处于一种完全混乱的状态。这种状态永远不可能被解除，因为我们忙于认真处理的是征兆而不是潜伏在征兆背后的事物。
挫伤不重要的欲望不会导致心理病理后果，但挫伤根本上重要的需要却肯定会导致这种后果。因此，任何一种心理病理理论都必须以合理的动机理论为基础。冲突或挫折不一定会致病，只有当它们威胁到基本需要或与基本需要紧密相关的局部需要时才会致病。
上文已多次指出，新的需要通常在占优势地位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出现。因此，满足在动机理论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如此，需要一旦满足，就不再起积极的决定作用或组织作用。
举例来说，一个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不再有尊重、爱、安全等方面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兴趣仅仅在于有什么东西正在促动我们，而不在于什么东西已经、将要或可能促动我们，那么一个已经满足了的需要就不再是促动因素了。我们必须把它看作不再存在、完全消失了的。这一点应该受到强调，因为在我所了解的每一种动机理论中，它不是被忽视了就是被弄反了。完全正常、健康、幸运的人没有性、饥饿、安全、爱、名誉或自尊的需要，只有当他们面临短暂威胁的偶然时刻，这些需要才会出现。如果要做进一步的补充，我们也必须断言，人人都有完整的病理反应能力，例如巴宾斯基的研究，因为一旦人的神经系统遭到破坏，这些反应就会出现。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们提出这个大胆的假设：任何基本需要受到挫折的人都有理由被设想成一个病人。这相当于我们把缺乏维生素或无机物的人称为病人。谁会说维生素的匮乏比爱的匮乏更重要呢？我们了解爱的匮乏的致病作用，谁能说医生在诊断和治疗糙皮病或坏血病时比我们求助于价值问题的方式更科学、更符合逻辑呢？如果允许这么做，我可以干脆地说，健康人的主要动力来自充分发展和实现自己潜能的需要。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活跃的、长期的意义上具有任何其他的基本需要，那么他无疑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就像一个人突然缺盐或缺钙就会生病一样。如果我们可以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病态”一词，那么就应该面对人与其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同样的问题。既然一个基本需要满足匮乏的人应该被看作病人，既然这种基本需要满足的匮乏是个人力量之外造成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个人的疾病完全来源于社会。因此，所谓良好社会或健康社会，就是通过满足其成员的所有基本需要来使其出现最高目的的社会。
如果你认为这一论点不同寻常或似是而非，你可以认为它只是在我们不断变换方式考察人类更深层的动机时要出现的许多似是而非的论点之一。当我们探索人究竟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时，我们就接触到了人的本质。
高级基本需要经过长期的满足后，可能变得既独立于它们更强有力的先决条件，又独立于它们本身的满足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爱的需要在其生命早期就得到满足的成年人，在安全、归属及爱的满足方面，他比一般人更为独立。我倾向于将性格结构看成是心理学中功能自主的重要例证。正是那些健康、坚强、自主的人最能经受得住爱和声望的损失。然而，在社会中，在这种坚强和健康通常是因安全、爱、归属和自尊的需要在早年长期得到满足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类人的这些方面在功能上已具有自主性，即独立于曾产生这些方面的满足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