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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修订中，我试图融入自己16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只修改了部分内容，但本书的主题因此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重要修正，因此这不失为一次实质性的扩充的修订，下文我会就修改的部分逐一进行阐述。
当本书在1954年诞生时，它实质上是想在当时已有的经典心理学的基础上进行发展，而非否定它们或建立另一种与之对立的学派。它试图通过探索人性的“高级”层次，来扩展我们对人性的认知（我本打算将这本书命名为《人性的更高境界》）。如果我必须把这本书的主题浓缩成一句话，我会说，除了那个时代各个心理学派对人性所下的定义外，人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本性，它的性质是类本能
的，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我能多说一句，我会强调人性深刻的整体论的性质，这种整体论的性质与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分析的、解剖的、原子论的、牛顿式的方法是针锋相对、互不相容的。
换句话说，我接受实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现有资料，我在它们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我欣赏实验心理学的经验主义和实验精神，赞成精神分析学对真实的揭露和对内心深度的探索，但我无法接受它们塑造出来的人的形象。也就是说，本书将代表一种不同的人性哲学，一种崭新的人的形象。
在我当时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场心理学内部的争论；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局部表现，一种新的全面的生活哲学。这种新的“人本主义的”世界观以一种更有希望、更令人振奋的方式来架构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等）、每一个行业（包括法律界、政界、医学界）以及每一个社会机构（包括家庭、教育、宗教等）。在修订本书时，我秉承着这种信念，在本书提出的心理学理论中写下了如下看法：这是一种更广阔的世界观、更具有包容性的人生哲学的一个侧面，它已得到初步验证，至少已经可以自圆其说，因此必须被认真地对待。
令人气愤的是，这是一场真实发生的革命，它赋予人、社会、自然、科学、终极价值、哲学等全新的形象，但它至今仍被知识界的大多数人所忽视，特别是被那些掌握着传播媒介、能够影响知识分子及青年的人所忽视。（基于这一原因，我将此次革命称为“不被关注的革命”。）
社会中的不少人提出了一种以极度绝望和愤世嫉俗为特征的观点，这种观点甚至会堕落成腐蚀性极强的恶意和残忍。事实上，他们否认了改善人性和社会的可能性，否认了发现人类内在价值的可能性，否认了热爱生命的可能性。
他们不相信诚实、敏锐、慷慨、友爱是真实存在的，当与那些被他们嘲笑为傻瓜、“童子军”、守旧派、“榆木脑袋”、无辜者、空想家或盲目乐观者相处时，他们超越了合理的怀疑主义和批评态度，变得无法克制自己，进而演变成一种实际上的敌意。这种实际的攻击、憎恨和伤害远远超出了轻蔑的范围。有时，他们似乎是在进行一种愤怒的反击，针对一些他们认为是愚弄、阻碍、嘲笑他们的伤害性行为。我认为，精神分析学家可以从中看到他们对于过去的幻灭和失望，以及从中产生的发泄和报复的动力。
这种关于绝望的子文化，这种“比你更损”的态度，这种只相信弱肉强食、悲观绝望的而不相信善意的观点，无疑是反道德的、反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也无疑是与本书以及参考文献中所认同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尽管我们仍要对肯定人性中“善”的前提十分谨慎（见本书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六章），但我们已经可以彻底否定人性在根本上是堕落的、邪恶的这种绝望的观点。这样的观点不再仅仅是喜爱和偏好的问题了，要想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必须死守着愚昧和无知的态度不放，并且拒绝考虑事实。因此，这种绝望的观点只能说是一种自我的投射，而不是一种理性的哲学或科学态度。
本书的前两章和附录B中提到的人本主义和整体论的科学观，已经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中得到了有力确证，特别是得到了迈克尔·波兰尼的著作《个人的知识》的有力证实。我的著作《科学心理学》中也提到了类似观点。这些著作与现今仍在广泛流行的古典、传统的科学哲学存在较大分歧，它们为与人相关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科学哲学替代物。
本书始终秉持整体论的方法，附录B更是对整体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甚至是有些费力的叙述。整体论显然是正确的——毕竟，宇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有着其内在的联系；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有着其内在的联系；每个人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有着其内在的联系……然而，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整体论在实践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最近，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原子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某种形式上的轻微的心理变态，或者至少是认知不成熟症候群的一种症状。整体论的思维和观察方式似乎更容易为健康的、自我实现的人所接受；而对于那些不那么成熟、不那么健康的人来说，这一接受过程似乎异常困难。当然，到目前为止，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印象，之所以在此提及，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将它作为一种假设来进行验证，而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容易办到的。
我在本书的第三章至第七章中提到了动机理论，也可以说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始终都在阐述动机理论。这一理论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历史。它最初是在1942年向一个心理分析学会提出的，它试图将我在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D. M. 列维、弗洛姆、霍妮和戈德斯坦等人的理论中所看到的部分真理纳入一个单一的理论体系中。我从自己零散的治疗经验中得知，上述每一个论者都有正确的时候，都能对一些患者做出正确的诊断。我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些临床问题：哪些早期的剥夺会导致神经症？哪种心理医学可以治愈神经症？哪种预防措施可以预防神经症？对各种心理医学的需要有哪些轻重缓急？哪些是最有效的？那些事最基本的？
公平地说，这一理论从临床的、社会的、人格学的角度来看颇为成功，但从实验室和实验的角度来看还有待提升。它符合大多数人的个人经验，并向他们提供了一种有结构的理论，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具有一种直接的、个人化的、主观的合理性。然而，它仍然缺乏实验的验证和支持。我尚未想出一个好的办法在实验室里对它进行检验。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将这种动机理论应用到了工业环境中，从而解开了这个谜题的部分答案。他发现不仅这种理论对整理资料和观察结果非常有用，而且这些数据可以反过来作为验证这种理论的资料。现在我们所有的经验性证据都是来自这一领域而不是来自实验室。（我的著作年表中有一部分这类报告。）
我从这件事以及从生活的其他领域中学到：当我们谈论人类的需求时，我们谈论的其实是他们生活的本质。我们怎能将这种本质放在动物实验室或试管中进行检验呢？显然，它需要我们观察完整的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活情况。
第四章的内容来源于临床治疗，主要找寻神经症的致病原因，而不重视那些不会给心理治疗师惹麻烦的动机，如惯性和惰性，感官享受，对感官刺激和活动的需要，单纯的生活热情或缺乏生活热情、易于产生希望或易于失望，在恐惧、焦虑、匮乏的情况下易于退化等；更不用说那些同时也是促动因素的人类最崇高的价值：美、真理、卓越、完善、正义、秩序、连贯、和谐，等等。
在我的著作《存在心理学》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优心态管理》中有关低级牢骚、高级牢骚和超级牢骚的章节，以及《超越性动机理论：价值生活的生物学基础》中，我对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进行了必要的补充。
如果不考虑人生的最高渴望，便永远不可能理解人生本身。成长、自我实现、对健康的追求、寻找自我和独立、对卓越的向往（以及对“向上”奋斗的其他表达方式），这一切都必须作为一种广泛的、或许是普遍性的人类趋势被接受下来。
然而，其他退步的、恐惧的、自我萎缩的倾向也依然存在，只不过我们（特别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很容易陶醉于“个性的成长”，从而忘记它们。我认为，对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分析学的全面了解是预防这种幻觉的必要措施。我们必须意识到，很多人做出的选择不仅不明智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糟糕；成长通常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有的人会因害怕而逃避成长，我们对那些机会既喜爱又不自觉地感到恐惧，我们都会对真理、美、美德又爱又怕。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而言，弗洛伊德的作品仍然是必读书目（读他的事实，而不是他的玄学）。我还想推荐一本霍加特的著作，这本书会帮助我们理解并同情他所描写的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理解庸俗、琐碎、廉价和虚假的东西对他们的吸引力。
第四章和第六章“基本需要的类本能性质”，在我看来，它们构成了人类内在价值系统和利益系统的基础，这些价值和利益本来就是自身意义的明证，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这是一种分层次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是存在于人性的本质之中的。这种价值系统不仅是全人类都渴望和需要的，而且可以用来避免一般疾病和心理病变。换句话说，这些需要和超越性需要也是内在的强化因素和无条件的刺激因素，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各种工具性学习和适应。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这些内在利益，动物和人类愿意学习任何技能。
尽管在此没有足够的篇幅来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我还是要说，把类本能的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不单单看作一种需要，并且看作一种权利，这样既合情合理又大有裨益——就像承认人有权为人，猫有权为猫一样。要想具有完整的人性，满足这些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是必需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项天赋权利。
这种分为各个层次的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系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对我有所帮助。它就像一顿自助餐或一盘大杂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随意挑选。也就是说，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动机时，也要考虑到判断者的性格因素。他会基于自己普遍化的乐观或悲观主义去选择某些动机，然后将行为归因于这些动机。我发现，人们在今天往往会选择悲观的动机，这种选择过于普遍，以至于我有必要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对动机的贬低”。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倾向，一种宁愿选择低级需要而不愿意选择中级需要、宁愿选择中级需要也不愿意选择高级需要的倾向。宁愿选择纯物质主义的动机，也不愿意选择社会性动机或超越性动机或这三者的混合物。这是一种妄想狂似的猜疑，是一种对人性的贬低。我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但据我所知，学界对这种情况还没有比较充分的描述。我认为，任何关于动机的理论都必须包括这个额外的变量。
当然，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会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背景下，轻而易举地找到许多例子，以此来说明抬高或贬低人类动机的普遍倾向。目前，我们文化中的倾向显然是普遍贬低的。出于解释的目的，低级需要被过度滥用，而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却很少为人所提及。在我看来，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是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不是经验性的事实。我发现，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的作用远比病人想的要大得多，也比如今知识界敢于承认的大得多。这显然是一个极具经验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同样，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把它留给某个派系或内部集团自行解决。
在论述满足理论的第五章中，我增加了一节关于满足的病理学的内容。当然，这是我们在15或20年前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当一个人已经达到了他一直想要达到的目标，也就是应该带来幸福的目标之后，病态的后果就会随之而来。我们从奥斯卡·王尔德身上学到的是：要警惕我们的愿望——因为在愿望实现的同时往往会发生悲剧。这种事无论在物质的、人际的还是超验的层次上，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发现中可以得知，满足基本需要并不会自动地产生一套人们可以寄托信仰并为之献身的价值系统。相反，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其后果很有可能是无聊的、漫无目的的，甚至是反社会常态的。显然，当我们为自己所缺乏的东西而奋斗时，当我们希望得到我们没有的东西时，当我们为实现愿望而积蓄力量时，我们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满足的状态不一定是快乐、幸福、愉悦的状态，而很有可能是一种摇摆的、未决的状态，满足的状态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提出新的问题。
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发现意味着，他们对有意义的生活所能想到的唯一定义就是“缺少某种不可或缺的东西并为之奋斗”。但是我们知道，那些自我实现的人，即使他们所有的基本需要都已得到满足，他们也觉得去探索生活或者说去感知活着的状态才是更有意义的，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存在的王国中。因此，普世价值观下对于有意义的生活的看法是错误的，至少是不成熟的。
对我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如今人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领悟到我所说的“牢骚理论”。简而言之，根据我的观察，需要的满足只会带来短暂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很快就会被一种更高的不满所代替。因此，人类对永恒幸福的追求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当然，幸福确实来过，它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得到的。但我们似乎必须接受它的变幻无常，尤其是当我们更多地关注它强烈的形式时。巅峰体验不会持续也不可能持续很久，强烈的幸福是偶发性的，而不是持续性的。
但是，这相当于是对影响了我们三千年的幸福理论进行一次修正，这种幸福理论决定着我们的各种概念，如天堂、伊甸园、美满生活、美好社会、完善的人的概念。传统的爱情故事的结尾总是“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理论也是如此。对社会中虽然真实但十分有限的改良所做的宣传，我们早已听腻了，我们在激动不已后又感到大失所望。我们过分相信工会主义、妇女选举权、参议员直选、累进所得税以及其他宪法修正案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我们认为每一个变革都能带来一个黄金时代，带来永恒的幸福，带来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但结果往往是虚妄的幻灭。然而，幻灭意味着曾经有过幻想，我们期待改进的发生，这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我们还期待着完美生活的到来，期待永久幸福的实现，那就有些荒诞了。
而且大家还要认识到一个现今存在的普遍现象：我们所得到的福祉，在这些福祉被剥夺前，慢慢地我们会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直到它被忘记、从意识中消失，最后甚至不再被珍惜。例如，当我在1970年1月写这篇前言的时候，美国的文化特征是：过去150年间美国取得的无可厚非的成绩和进步，被一些轻率或肤浅的人抛在一边，他们认为这些成绩和进步是虚假的、毫无任何价值的，不值得去珍视、去保护。而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仅仅是因为这个世界仍是不完美的。
以目前为妇女“解放”所做的斗争为例（我可以举出十几个其他的例子），我来向大家指出有多少人倾向于以一种一分为二的分裂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以一种分层次的、按等级的整体式思维来进行思考。一般说来，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少女的梦想——一个她自己看不到的梦想，通常是一个男人爱上她，给她一个家和一个孩子。在她的幻想中，她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事实是，无论一个人多么渴望一个家、一个孩子或者一个爱人，她迟早会对这些福祉感到厌烦，会把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开始感到不安和不满，觉得生活仿佛还缺些什么，必须要获得更多的东西。于是，她们开始把家庭、孩子和丈夫视为一种束缚甚至是奴役，然后用一种非此即彼、不求兼顾的方式获取更高的需求和满足，比如专业工作、自由旅行、自立的生活，等等。
然而，认为上述一切都是互相排斥、不可兼容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不明智的表现，也是不满理论和分层次、按等级的整体需要论的主要观点。这个心怀不满的女人希望抓住她所拥有的一切，与此同时又像工联分子一样，期望得到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她通常会希望保留所有的既得利益，同时获得额外的利益。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还没有领悟这个永恒的教训：无论她渴望的是什么，事业还是其他，一旦这些被实现，整个过程就会再次重复。在经历了短暂的幸福、兴奋和满足后，她会不可避免地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并再次变得焦躁、不安和不满。
我时常会想，如果我们能充分意识到人类的这些特性，如果我们能放弃对永恒的、连续的幸福的幻想，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我们只有短暂的满足、随后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不满和抱怨的泥潭、愤愤不平地要求更多东西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使广大民众了解那些懂得自我实现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即为自己已得的幸福而感到庆幸，避免跌入左右两难的选择陷阱。一个女人可能会得到女性所特有的全部满足（被爱、家庭、孩子），然后，在不放弃任何一种既得满足的情况下继续向前发展，直到超越女性的天性，同男人共享全面的人性，她的智力、她可能拥有的才能、她独特的天赋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第七章“心理病理的起源”的宗旨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过去十年，遗传学有了巨大进展，迫使我们相较于15年前更加承认基因的决定性作用。我认为对心理学家来说，这些发现中最重要的是X和Y染色体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二倍体、三倍体、缺失，等等。
第八章“破坏性是本能的吗？”也根据这些新发现做了相当大的修改。
也许这些遗传学上的进展有助于进一步表明我的立场，但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目前，关于遗传和环境作用的争论几乎和过去50年一样简单。一边倒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不是倒向简单化的本能理论，即动物身上的那种本能；就是倒向环境论，即完全否定整个本能观点。这两种观点都很容易被驳倒，而且在我看来都站不住脚，可以说是非常愚蠢。与这两种两极分化的观点相比，第六章及后面的各个章节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第三种观点，即人身上残存的本能非常微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动物意义上的纯粹本能。这些本能残留和类本能倾向是如此之弱，以至于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文化和学习去除，也就是说，文化和教育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事实上，精神分析学说和其他揭露疗法的治疗方法（更不用说“对自我的找寻”）是一项非常困难且微妙的任务，它们要通过学习、习惯和文化的表层去发现我们残存的本能或类本能倾向，去弄清楚我们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总而言之，人有一种生物的本性，但这种本性非常微妙，需要特殊的手段才能发现；因此，我们必须个别地、主观地去发现我们的动物性和物种属性。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性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文化和环境虽然不能创造，甚至也不能增强遗传性潜能，但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消灭或削弱这种潜能。就社会而言，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论据，以证明世界上每一个婴儿的机会都是绝对平等的。既然人的潜能很容易在恶劣的环境中丧失或毁灭，那么这种论点在倡导一个健全的社会方面也就特别有力。这完全不同于已经提出的一个论点：人是人类的一员，那么仅仅根据这一事实，个体也足以得到做一个完整人的权利，即实现人类可能有的全部潜能。做人，在生而为人的意义做人，同时也必须从成长为人的角度来加以界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婴儿只是一个潜在的人，他必须在社会、文化、家庭中成长为人。
这一观点迫使我们要更加严肃地对待同类的身份以及个体差异。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它们，相信它们：（1）可塑性强、极为表面化、易被改变、易被消灭，但会由此产生各种微妙的病变，这就需要完成以下微妙的任务，即（2）设法发现每个个人的性情、素质和隐藏的个性，以便使他不受束缚地在自己的风格中成长。否认自己的真实性格会造成微妙的心理以及生理上的代价和痛苦，这些痛苦并不一定能被认识到，且不容易从外表看出，但这种态度需要心理学家更多地给予关注。反过来，这又意味着在各个年龄阶段都要对“良性成长”的实用意义给予更多关注。
最后，我必须指出，如果我们放弃“社会是不平等的”这个借口，那么其后果是令人战栗的。我们越是不断地消灭社会不公，就越发现它们会被“生物的不平等”取而代之，因为从婴儿出生时就有着不同的遗传潜能。如果我们能够为每个婴儿的优势潜能提供充足的机会，那就意味着我们同时也要接受他们的劣势潜能。如果一个婴儿出生时心脏有毛病，或者肾脏功能不健全，或者有神经系统缺陷，那么我们该怪谁呢？如果这一切只能怪大自然，那么这对那些受到大自然“不公平”对待的人来说，他们的自尊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一章以及其他一些论文中，我介绍了“主观生物学”的概念，我发现它在弥合主观与客观、现象与行为之间的鸿沟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我发现人们能够且必须对自身的生物学进行内省的、主观的研究，我希望这一发现对他人特别是对生物学家也能有所裨益。
论述破坏性的第九章做了很多修订，我把它归入了范围更广的邪恶心理学范畴，希望通过详细论述邪恶的一个方面，来证明整个问题在经验上和科学上是可以解决的。对我来说，把它置于经验科学的范畴之下意味着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我们的了解会稳步增长，而这总是意味着有可能就此采取某些措施了。
我们已经知道，攻击性是由基因和文化共同决定的。而且我们还认为，区分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攻击性是非常重要的。
正如不能把进攻性完全归咎于社会或内在的人性一样，有一点也已经十分清楚了，邪恶既不只是一种的社会产物，也不只是一种心理的产物。这听起来实在太明显了，简直不值一提，但今天仍有许多人选择相信一些站不住脚的理论，甚至用这些理论来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
我在第十章“恢复正常和健康的方法”中介绍了协调化控制的概念，即一种不但不会危及满足反而会加强满足的理想化控制。我认为这一概念对理论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它使我能够区分（病态的）冲动和（健康的）自发性，这种区别在今天尤为重要，特别是对青年人以及其他许多认为任何控制都必定是压抑和邪恶的人来说尤为重要。我希望这种见解对其他人也有所帮助。
我没有把这一概念应用到解决自由、伦理、政治、幸福等老问题上，但我认为，对任何一个在有关领域进行严肃思考的人来说，协调化控制的现实意义和巨大威力都是显而易见的。心理分析学家会注意到，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弗洛伊德对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整合相一致。我认为，如果能将其中的类似之处和不同之处琢磨透彻，那么这对心理动力学的理论家们来说，会是一种获益匪浅的实践。
在关于自我实现的第十一章中，我将这个概念明确局限于年长一点的人，从而排除了一个造成混乱的因子。根据我使用的标准，自我实现不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年轻人的个性或独立性尚不完备，他们不曾有足够的时间来体验一种持久的、忠贞不渝的、超越了罗曼蒂克阶段的爱情关系，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使命，一个自己甘愿为之奉献的祭坛。他们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没有足够的经历（对他人的责任、悲剧、失败、成就、成功）使自己摆脱完美主义的幻想并变得现实，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死亡，不懂什么是忍耐精神；他们对自身和他人的邪恶没有足够的了解，以至于不懂何为怜悯；他们所经历的短暂岁月还无法使他们超越对父母和长辈、对权力和权威的矛盾心理；他们一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教养以展现出获得智慧的可能性；他们一般也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不随波逐流，不对坚守道德感到羞愧；等等。
在心理学中，最好将成熟的、完全具备人性的、自我实现中的人的概念与存在于任何年龄层次的健康概念区分开来。我发现，这能使他转化成“健康成长趋于自我实现”这一非常有意义和值得研究的概念。我对大学年龄阶段的青年人做了很多的调查，结果证明，将“健康”和“不健康”区别开来是有可能的。在我的印象中，健康的青年男性、女性往往仍在继续成长，他们讨人喜欢，可爱且没有恶意，怀着善良和助人为乐的精神（但很不好意思说出来），私下里喜欢那些值得他们尊敬的长辈。青年人对自己没有信心，因在同龄人中处于少数者的地位而感到不安（他们私下的见解和品味都比较规矩、直接、受超越性动机的促动，即比一般人更有道德）。他们私下对年轻人有时表现出的残酷、卑鄙和暴民精神状态等感到不安。
当然，我不确定这种症状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发展为自我实现——我所描述的年长一点的人的自我实现。只有纵向的研究才能确定这一点。我曾把自我实现这一主题描述为超越民族意识的，我甚至认为他们超越了阶级和等级。我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前提是富裕和社会尊严会使自我实现变得更有可能。
在我的第一份报告中，我没有预料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人是否只能与“善良”的人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在我的记忆里，自我实现的人本质上是灵活的，他们可以很现实地适应任何人、任何环境。我认为，他们有能力以适当的方式同好人相处，也有能力以适当的方式同坏人相处。
我对“牢骚”和贬低已达到的需要满足，甚至诋毁以及抛弃这种满足的普遍倾向进行了研究，从中得出了对自我实现人的另一点补充性描述。相对来说，自我实现的人可以幸免于承受人类的普遍不幸。他们具有“感恩”的能力，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始终为自己的幸福心怀感恩。奇迹即使接连发生也是奇迹。他们意识到，对天恩不能受之无愧，对好运决不可认为是理所当然；这种意识确保他们一直珍惜生活，永不厌倦生活。
我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非常成功——我必须承认，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毕竟，这是一场伟大的赌博，顽强地追求一种直觉上的信念，甚至在研究过程中对科学方法和哲学批评的某些基本法则置之不理。然而，那些是我自己相信并接受过的法则，我简直如履薄冰。因此，我的探索是在焦虑、冲突和自我怀疑的背景下进行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据和证明（见《著作年表》），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再有这种根本性的担心了。但我非常清楚，我们现在仍然面临这些根本性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已完成的工作只是个开始，我们现在准备用更客观、被广泛认同的、不掺杂个人因素的协作方法来选择自我实现（健康、自主、具有完备人性）的人进行研究。交叉文化的研究必不可少。追踪研究，从摇篮一直到坟墓，将会提供唯一真正令人满意的确证——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除了像我一样选择奥运会金牌得主外，抽样调查总人口显然也是必要的。我不认为我们能够理解人类所有的罪恶，因为即使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人，他的身上也有“不可治愈的”罪恶和缺点。
我相信，这些研究将改变我们对科学、伦理、价值、宗教、工作、管理、人际关系、社会及其他一些观念的根本性看法。此外，一旦我们能够教育我们的青年放弃他们不切实际的尽善尽美的愿望，使他们不再要求有尽善尽美的人、社会、教师、父母、政治家、婚姻、朋友、组织等，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存在——除了巅峰体验和完美融合的短暂片刻外，那么我想巨大的社会和教育变革也几乎会立刻发生。即使我们所知甚少，也非常明白上述尽善尽美的期望只不过是幻想，因此它会不可避免地、严酷无情地造成幻灭，并随之带来厌恶、愤怒、压抑和报复。“现在就来一个极乐世界”的要求本身就是邪恶的主要来源。如果你要求一个完美的领导或一个完美的社会，你也就放弃了在更好和更坏之间做选择的权利。如果把不完善定义为邪恶，那么世上就没有不邪恶的东西了，因为事物总是不完善的。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一新开辟的伟大研究领域最有可能成为我们了解人性固有价值的源泉。这里存在着价值体系、宗教替代物、理想主义的满足和标准的人生观，没有这些，人类就会变得丑陋、卑鄙、粗俗和琐碎。
心理健康不仅能在主观上给人一种良好的感觉，而且是正当、真实、实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比病态更“好”、更优越。它不仅正当、真实，而且洞察力更强，既能观察到更多的真理，也能观察到更高一层的真理。也就是说，缺乏心理健康不仅给人一种可怕的感觉，而且属于某种形式上的盲目，某种认识上的病态，一种道德和情感上的缺失。此外，它还是某种形式的残疾，是能力的丧失，是行动能力和成就能力的降低。
健康的人虽然不多，但终归还是存在的。既然健康及其所具有的一切价值——真、善、美等——都被证明是可能存在的，那么，从原则上来说，它们也是可以实现的。对于那些向往光明而不愿失明、希望感觉良好而不希望觉得难受、追求完整而不愿有残缺的人，可以建议他们去寻求心理上的健康。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小女孩。当被问及为什么善良比邪恶好时，她回答说：“因为它更美好”。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答案：无论是基于生物的、医学的、达尔文式的生存价值观，还是基于主观和客观上的成长价值观，生活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有兄弟情谊、同心协力、互相信任、Y理论）比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X理论、极权统治、互相敌视、霍布斯式的社会）要好得多。同样的思路可以证明，好的婚姻、好的友谊、好的父母也是如此。它们不仅是人们所期望的（首选的、所喜爱的），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也是“理想的”。我知道这可能会给专业的哲学家们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我相信他们会处理好。
这证明了优秀的人是可能并且确实存在的——尽管他们的数量很少且极其脆弱，但这已经足以给我们勇气、希望，给我们继续战斗的力量，使我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有成长起来的可能性。同时，只要我们还对人性怀有希望，无论这种希望多么清醒、多么克制，都能帮助我们走向友爱和怜悯。
我决定删去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章“走向积极的心理学”，因为在1954年正确率高达98%的东西，今天或许只有2/3的正确率了。今天，一种建设性的心理学尽管还没有得到广泛运用，但至少是已经存在、可以运用的了。人本主义心理学、新型的超越心理学、存在心理学、罗杰斯心理学、经验心理学、整体心理学、价值寻求心理学等都是蓬勃兴起的、可供人使用的，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但不幸的是，大部分的大学心理学专业还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心理学的大部分领域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局面，对这方面感兴趣的研究者必须刻意寻找，或只能碰运气。对于那些想要亲自品读的读者来说，我认为在穆斯塔卡斯、塞弗恩、布根塔尔、苏拉奇和维奇等人的读本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有关人物、观点和资料的出色实例。至于相关的学校、刊物、学会的通信地址，可以参见我的著作《存在心理学探索》附录中对优心态系统的介绍。
对于那些希望能获取更多知识的研究生，我仍然推荐第一版的最后一章，在大多数大学的图书馆可能都能找到这一章。基于同样的原因，我还推荐我的《科学心理学》。对于那些愿意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并为之付出努力的人来说，则可以读一下这个领域的著作——波兰尼的《个人的知识》。
本书是对传统的无价值科学的否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徒劳地学习一门无价值科学的否定。它比过去更为坦白地恪守规范，更有信心地肯定科学是寻求价值的，科学家们是在价值的激励下进行探索的。我敢肯定，这些科学家们能够发现人性本身的结构中那些内在的、终极的、属于整个种类的价值。
对某些人来说，这似乎是对他们所热爱和尊崇的科学（也是我所热爱和崇敬的科学）的一种攻击，我承认，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有许多人，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认为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是无价值科学的唯一替代物，并且两者是互相排斥的。对他们来说，接受一种必然意味着排斥另一种。
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是浅薄无知的。规范性的热情（做好事、帮助别人、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同科学的客观性并不矛盾，甚至可以使一种更完善的科学成为可能。通过扩大客观性的概念，使这一概念不仅包括“旁观者的认识”（放任的、不涉及自身的、有关外界、来自外界的认识），还包括经验知识和我所谓的爱的知识或道家的知识，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更为强大的科学。
道家学说关于客观性的简单模式来源于一种现象学，一种对他人的存在不掺杂任何私心和杂念的爱和欣赏。例如，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朋友、职业、自己的“问题”的爱都有这样的彻底性和接受性，这种爱绝不会起到干涉和妨碍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喜欢它原来的样子、未来的样子，没有改变它或改善它的冲动。对于任何事物，我们都需要极大的爱才能听其自然、维持它的原样、任其发展。一个人可以单纯地爱他的孩子，让他成为他想成为的人，这也是我论点的重点——一个人可以像爱他的孩子一样热爱事实，从而相信它的发展。一个人甚至可以在孩子还没降生之前就热爱他，屏息静观，满心欢喜地等待，期待着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并且现在就爱上那个未来的他。
预先给孩子制订计划，对他抱有奢望，给他规定好应负担什么责任，为他预设无数种未来可能的角色，希望他们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这一切都是不符合道家理念的。这意味着孩子只能成为家长期望的样子，这样的孩子一出生就穿上了紧身衣。
同样，热爱并信赖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实不是没有可能；当它的本性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感到高兴和惊奇，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可以相信，一种没有受到污染、操纵、强迫的事实是非常美好、纯洁、真实的事实，相比之下，同一个事实，一旦我们强迫它顺应一种预先的期望或当前政治的需要，它将会变得截然不同。事实也可以一出生就穿着紧身衣。
规范性的热情可能被错误地理解，预先的要求会扭曲即将出现的事实，然而一些科学家正是这样做的，实际上他们是为了政治而放弃了科学。但对于具备道家思想的科学家来说，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热爱尚未诞生的真理，并设想它是最好的结果；他们对未来的事实放任自流，任其发展；因为他们的规范性热情，这一切都显得顺其自然。
我也相信这一点：真理越纯粹，越少受那些先入为主的教条主义者的污染，也就越有利于人类的未来。我相信，将会使世界得益更多的不是我今天所奉行的政治信念，而是将来的事实。我对将来的认识比对我的认识更值得信赖。
这是“服从的是上帝的意愿，而不是我的意愿”的一种人本主义科学的翻版。我对人类的担心和希望、对行善的渴望、对安宁和友情的追寻——我认为这一切都会有最好的结果，只要我对一切都抱有一种豁达的态度，只要我对于一切事实都保持客观、不掺杂任何个人色彩，只要我一直坚信所知越多裨益越大。
在这本书以及此后的发表的诸多论文、论著中，我假定一个人是否能够实现他的真实潜能，取决于他身边是否具有能够满足他基本需要的人，取决于“生态学”的所有因素，取决于他的周围是否具有“健康的”文化，甚至取决于整个世界的处境，等等。一个“有利的先决条件”的复杂分类系统，能够使得我们向自我实现和完整人性方面进行发展。这些物理、化学、生物、人际、文化的条件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以至于它们能够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获得人类最基本的必需品和基本的“权利”，只有拥有这些必需品和基本的“权利”，他才能成为一个有能力掌控自己命运的人。
一旦对这些先决条件进行探讨，我们不免会感到悲伤，因为人类的潜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被摧毁、被抑制；因此，一个具有完整人性的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奇迹，这样一个人的出现真是太稀罕了，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但同时，我们也会感到振奋，因为自我实现的人是存在的，而且是可能存在的。诸多的挑战并非无法完成，终点线也并非难以逾越。
在这里，调查人员肯定会受到人际关系和心理问题的种种责难，这些责难是人与人之间的，也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不是责怪他过于“乐观”，就是责怪他过于“悲观”——这主要取决于人们目前关注的焦点。同样，人们还会指责他鼓吹遗传，或是指责他鼓吹环境。各种政治团体会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给他们强行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
当然，科学家将抵制这种“全有或全无”的二分法和标签化的倾向，将继续分层次、按层级地思考问题，整体把握许多同时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他会竭尽全力地去接受各种资料，并将它们与自己的愿望、希望和恐惧区分开来。现在很清楚，这些问题——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好人，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完全属于经验主义科学的范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在这些领域内促进认识的发展。
同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社会能够造就具有完整人格的人——相比，本书更多地着眼于第一个问题，即具有完整人格的人本身是什么样子。自从1954年这本书第一次出版以来，我已经就这一问题写了很多文章，但我并不想把这些研究成果收到修订版中。相反，我将推荐读者阅读我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同时，我想着重强调，有必要熟悉一下关于规范性社会心理学（有时它还被称为组织发展、组织理论、管理理论等）的大量研究文献。在我看来，这些理论、病例报告和研究的意义十分深远，因为它们确实提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民主和极权理论以及其他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一样可供人们选择。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惊讶，竟然很少有心理学家知道诸如阿吉里斯、本尼斯、利克特和麦格雷戈等人的著作，而他们都是刚刚提到的这一领域的知名人物。无论如何，想要认真对待自我实现理论，就必须要十分认真地对待这种新型的社会心理学。如果让我为那些想要了解这一领域最新发展的人推荐一本期刊，我会选择《应用行为科学学报》，尽管它的名称容易让人们产生误解。
最后，我想说，这本书是我们走向人本心理学（它已经被称为“第三势力”）的过渡，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还不够成熟。人本心理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一扇研究那些被称为超越的和后人本的心理现象的大门；反之，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哲学局限性会将这些资料封闭起来。在这些现象中，我所包括的不仅是意识和人格的各种高级和积极的状态，即对物质主义、身穿紧身衣的自我、对“原子—分割—割裂—敌对”观点的超越，还包括价值（永恒的真理）是大大扩充了的自我的组成部分这样一种认识。一份新的刊物《后人本心理学》已经开始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了。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就超人类这一主题进行思考，这是一种超越人类本身的心理学和哲学。它尚未出现，但即将出现。
马斯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