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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企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的讨论，只选定其中的几个方面。一部分原因是我一直研究这些问题，另一部分原因是我认为它们特别重要，但主要是因为这些问题被忽视了。
今天已经受到公认的理论认为，神经症从某个方面看，是一种可以描述的病理状态，它是现存的医学模型上的一种疾患或病症。但我们已经学会用辩证的方式来看待它，认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向前的运动，一种趋向健康和完满人性的向前的笨拙摸索，胆怯而软弱地，在畏惧而不是勇气的庇护下前进，不管在现在，还是在未来。
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主要是临床证据，但是已经有其他的研究证据）表明，几乎每个人，甚至几乎每一个新生儿身上都有对保持健康的积极意愿和促进个人成长的冲动，都有趋向人类潜能的实现的冲动。但我们即将面临一个非常悲伤的现实，那就是很少有人这样做。人类总体中只有很小的比例达到了同一性、个性、完满人性、自我实现，等等。甚至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是如此。比较地看，我们的社会是地球上最幸运的社会之一。这是我们最大的悖论。我们有实现更健全的人格的强烈渴望，那么，为什么它不能更经常地发生？是什么阻挡了它？
这是我们处理有关人性问题的新方法，即这种对实现健全人格的“可能性”的充分了解，同时深感失望的是，这些可能性很少被实现。这种态度与“现实主义”的接受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将这种情况视为一种正常的现象，例如，像金西所做的那样，以及像电视上的民意调查者所做的那样。然后，我们倾向于从描述性的角度，从没有价值的科学观的角度，进入所谓正常的状态，即使这一常态或一般状态是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状态，因此我们应该满足于现状。从我概述的观点来看，常态更可以解释为一种疾病、残疾或发育迟缓，那是我们和其他每一个人所共有的，因此未加注意。我记得我在读本科时用过一本关于变态心理学的旧教科书，这本书很糟糕，但它有一个很好的封面插画。下半部分是一排婴儿的照片，粉粉的，甜美、赏心悦目、天真、可爱。上面是地铁列车上的很多乘客，黯然神伤，愁眉不展，沉闷，像是在生气。下面的标题很简单：“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我想说的。
我还应该提到，我一直在做的和我现在想做的部分工作，是关于研究工作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是在为研究做准备，试图用更多的科学的方式阐述所有这些临床经验和个人主观经验，也就是说，为了让数据更精确，进行检验和测试，验证它是否真的是这样，直觉是否正确等。为了这个目的，也为那些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人，接下来，我想简要地介绍相关理论上的问题。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即事实与价值观之间、现实与理想之间、描述性和规范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对于那些自哲学产生以来就已经研究过它的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而且他们还没有给出最终结论。我想提出一些个人建议，以便解决这一古老的哲学难题——不妨称它为突破困境的第三只角。
我在这里想的是一般性的结论，部分来自格式塔心理学
家，部分来自临床和心理治疗经验。换言之，以苏格拉底式的方式思考，事实往往指向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它们是矢量的。事实不像一块锅饼那样躺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一些路标，告诉你该做什么，给你提建议，把你推向一个特定的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它们“要求着”，它们有需求性，它们甚至有“必要性”，正如克勒所说的那样。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每当我们了解到足够的知识，我们就会知道该做什么，或者我们更清楚该做什么；足够的知识通常会解决问题，在我们的道德和伦理抉择的关键时刻，也就是当我们必须决定是否要做这件事时，知识的价值就在这些时候体现出来了。例如，我们在治疗时会有这样的共同经验：随着患者的意识越来越清醒，他们也越来越容易做出选择和解决问题。
我要说的是，有些事实和词语，它们本身既规范又具有描述性。我现在称之为“融合词”，意思是事实和价值的融合。除此之外，我不得不强调的是，它们应该被理解为解决现实与理想问题的一种尝试。
我从谈论的开始，就在一种坦率且规范的方式中前进，正如我认为我们所有人在这种工作中都会这样做一样。我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健康的？我以前的哲学教授，仍然以一种像长辈一样的非常友善的方式对待我，我也把他当作自己的长辈一样尊敬。他偶尔给我写封表示担心的信，责备我对待这些古老的哲学问题的傲慢态度，说些类似这样的话：“你还没意识到你做了什么吗？这个问题背后有人们两千年的思考，你就这么轻易地、漫不经心地谈及这个问题，没有如履薄冰的谨慎。”我记得有次我回信试图为自己解释，说这类事情实际上是科学家的工作方式，这是研究策略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尽可能快地从哲学难题上掠过去。我记得有一次写信告诉他，为了知识的进步，我以战略家的口吻探讨目前这些哲学问题也是一种执着的天真。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从事研究应该采取的态度。我觉得探究式地谈论是非对错这样的问题是具有启发性的，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比较专断。我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这个研究是关于精良的及粗劣的画作的，我对每一幅画都认真严肃地写了注脚——好画在这里被定义为我喜欢的画。如果我可以直接给出结论，那么证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策略。在对健康的人的研究中，如自我实现的这一类人，研究的方式都是从最开始的规范化的方式和带有个性化的风格，一步一步地稳步推进，到使用越来越具有描述性的客观词汇，才有了今天的自我实现的标准化测试。自我实现现在可以在操作上做出界说，就像以前智力的界说一样，即自我实现也是可以用测验测试的。它与各种外部变量关联紧密，并且不断积累更多的相关意义。因此，我认为以探究式的方式做一名“坚定的天真主义者”的行为是完全合理的。大部分我直观地、径直地从个人角度看待的问题，现在正由数字、表格和曲线进行验证。
现在我建议进一步讨论“具有完满人性的”这个融合词。这个概念比“自我实现”这个概念更具描述性和客观性，同时保留了我们所需的一切规范性。我希望从直观的启发式开始，向越来越多的确定性、越来越高的可靠性、越来越多的外部验证发展，这相应也意味着这个概念越来越具有科学性和理论上的实用性。大约十五年前，罗伯特·哈特曼的价值论著作启发了我。罗伯特·哈特曼将“良好”这个程度定义为一个主体实现其定义或概念的程度。这表明，或许可以为了研究的目的，将人性的概念变成一种量化的概念。例如，完满人性可以用编目的方式来定义，即完满人性是一种可以简化的、具有语法规则式语言的、能够去爱的、具有某种特定价值观的、超越自我的能力。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这种对完满人性编目式的定义甚至可以做成一份对照清单。一想到这个，我们可能会有些吃惊。但是，如果能为科学家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上的观点，即这个概念既可以是描述性的、定量的，同时也可以是规范的，那它将是非常有用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比那个人接近完满人性。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人比那个人有更多人性特质。就我在前文提到的融合词的含义来说，这的确是一个融合词。它是客观描述的，因为它与我的愿望和品位、我的个性、我的神经症无关；而我无意识的愿望、恐惧、焦虑或希望，比心理健康概念更容易被排除在完满人性的概念之外。
如果你曾经使用过心理健康或其他健康或正常的概念，你会发现自己有一种想要去预测自己的价值观的冲动，并且把它变成一种自我描述，也许是一种对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描述，也许是你认为人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描述。你必须一直与之抗争，你发现，尽量在这样的工作中保持客观是可能的，但难度很大。你甚至无法保证自己能做到。你是否陷入了采样错误呢？毕竟，如果你根据自己的评估和判断选择调查对象，那么这样的抽样误差会比用更客观的标准进行选择误差更大。
很明显，融合词比纯规范词更为科学，同时也避免了相信科学必须只能是“价值祛除”、非规范的情况，也就是说，认为科学是非人性化的。融合概念和词语使我们能够从现象学和经验学的起点参与科学和知识的正常发展，使其朝着更可靠、更有效、更准确的方向迈进，使科学家们更有信心与其他人共享对科学成果的认同感。
其他显而易见的融合词有：成熟的、进化的、发达的、发育不良的、残疾的、功能完善的、优雅的、糟糕的、笨拙的，等等。更多的是那些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地把规范性的词和描述性的词进行融合的词。或许有一天我们不得不认为融合词是典型的、正常的、常见的以及重要的。那时，纯粹性的描述性词语和规范性词语将被视为边缘词和特殊词。我相信这将会成为新人文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同时这种世界观正迅速进化为一种结构化的形态。
一方面，正如我指出的那样，这些概念过于关注外在，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意识的强大作用，内心的或主观的能力，例如，享受音乐、冥想和思考，品尝味道，感受内心的声音，等等。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谐共处的能力可能与适应社会或适应现实的能力同等重要。
但从理论的精致和研究策略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与那些足以能够体现人性概念的词相比，以上这些概念缺乏客观性和可量化性。
我想补充一点，我认为这些模式同时适用于医学。没有必要将它们彼此区分开来。疾病会使人类减少，并且会让人类人性化的程度
、统一性的程度相应降低。当然，医学的疾病概念尽管是必要的（肿瘤、细菌入侵、溃疡等），但肯定是不充分的（对于神经系统疾病、特征性疾病或精神疾病而言）。
使用“完满人性”而不是“心理健康”的结果就是相应地使用“人性萎缩”而不是“神经症”，但“神经症”这个词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过时的词。关键是人性化能力的丧失和人性化潜能尚未实现，显然，这也是程度和数值的问题。此外，“人性萎缩”这个词有利于外部可观察性的研究。也就是说，它更接近于外现行为，这自然使它比焦虑、强迫症、抑郁等心理问题更加容易研究。它也把一切标准的精神病学的范畴纳入同一个连续系统中，包括来自贫困、剥削、不适当的教育、奴役等的所有发育受阻、残缺、和抑制，也包括来自经济上有特权的人的那些新型的价值病态、存在性紊乱、性格紊乱。它非常细致地论述了来自吸毒、精神病态、专制主义、犯罪等种种萎缩，以及来自其他同样不能在医学意义上称为“疾病”（如脑瘤）的种种萎缩。
这是一种脱离医学模式的激进运动，一个长久被延误的运动。严格来说，神经症是一种神经疾病，我们至今依然对其研究尚浅。此外，“心理疾病”这个说法会把神经症归于和溃疡、损伤、细菌感染、骨折或肿瘤相同的论题范围，并与它们相提并论。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最好将神经症与心灵上的混乱、人生意义的迷失、生活目标的困惑、痛失挚爱的悲伤和愤怒、对未来的绝望、自我厌弃、碌碌无为的自我判定，或者无法得到快乐和爱等问题关联起来。
以上列举的这些精神境况与完满人性的实现和人性之光的绽放相去甚远。它们反映的是最高理想的丧失，是曾有的或者还会有的可能的丧失。生理和化学的卫生和预防在这个精神病理的领域肯定是占据一席之地的，但与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哲学、价值论和家庭等决定因素的强大作用和影响力无法相提并论。
我们转而使用这种心理学意义的、哲学意义的、教育意义的、精神上的生物学研究并从中获得诸多益处。不仅如此，在我看来，它还有助于促进人们对生物基础和体质基础的正确理解，使对自我身份、真我、成长、揭示疗法、完满人性、人性的统一、自我超越或任何此类问题的探讨成为可能。简单地说，帮助一个人朝着实现完满人性的方向迈进，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他对自我身份的认识（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区别）。自我认知这项任务的关键在于从生物性、气质上、本质上去定义一个人，把他当作社会的一个成员，了解他的能力、欲望、需要以及他适合的职业和他的使命是什么。
说得更加直白一点，也就是，这种自我意识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方面，是一种自身内在生物学的、“本能”的、动物性和物种性的现象学。这当然是精神分析试图做的事情，即帮助人们意识到一个人的动物冲动、需求、紧张、抑郁、爱好和焦虑。这也是霍妮区分真实的自我和伪自我的目的。这不也是对一个人的真我进行主观性的辨别吗？并且，如果一个人不首先是自己的身体、本质、作用和物种，那么他到底是什么呢？（弗洛伊德、戈尔德斯坦、谢尔登、霍妮、卡特尔、弗兰克尔、梅、罗杰斯、默里等都是我非常尊崇的心理学理论家，甚至斯金纳也可以被纳进我的这支小队伍中，因为我觉得他提出的一系列“内在强化”的概念与我提出的“本能的基本需求和超越性需求层次”的理论非常相似！）
我相信即使在个人发展达到最高水平的情况下，一个人也可以通过这种模式来实现人格的自我超越。我相信完全有理由接受一个人的最高价值的似本能特性，也就是所谓的精神生活和哲学生活的似本能特性。我觉得这种自我觉醒的价值论可以归入“自身本能性现象学”或“主观生物学”或“经验生物学”等一类说法的范畴。
想一想这一人性程度或量度的单一连续系统在理论上和科学上的重大意义吧，这一连续系统不仅包括精神病学家和医师谈论的各种疾病，而且包括存在主义者、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所操心的一切问题。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将我们知道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也纳入这个单一的连续系统，甚至加上超越自我的、神秘融合的“健康以外的健康”，以及未来有可能揭示的更高的人性的实现等问题。
以这种方式思考对我来说有一个特别的好处，那就是把我的注意力直接引导到我最初称之为“冲动的声音”上，但现在我最好称之为“内部信号”（或暗示或刺激）。在大多数神经症中，我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许多其他干扰下，内部信号变得微弱甚至完全消失（如在严重的强迫症中），或者内部信号没有被接收到或者不能被接收到。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接触过一些体验上空虚的人，他们像僵尸，内心空洞。寻求自我觉醒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具备识别内部信号的能力，了解自我的好恶，找出什么是愉悦的和难以忍受的，清楚自己吃饭、睡觉、排便和休息的习惯。
这些在体验上空虚的人，由于缺乏那些来自内部的指示或真实自我的呼声而不得不转向外部提示以获得引导。例如，通过闹钟来提醒自己吃饭，而不是顺从自己的食欲（他不会有胃口）。他用钟表、规定、日历、时间表、议程来指导自己，通过其他人的提示和暗示生活。
我建议将神经症解释视为个人成长受阻的原因。它是一个人本来应该到达的目标，即一个人以不受阻碍的方式成长和发展能达到的目标。人性和个性可能已经丢失了。世界已经缩小了，主观意识也变得非常有限，能力受到了抑制。例如，最优秀的钢琴家无法在一大群观众面前演出，或者一个恐惧症患者不得不避开高地或人群。一个人如果不能学习，无法入睡，吃不下食物，那么他就像盲人一样，他的某个方面的能力萎缩了。认知性损失、快乐和喜悦感
的消失、能力的丧失、无法放松、意志的弱化和对责任的恐惧，这些都是人性的萎缩。
我已经提到过用更实际的、普遍的和可量化的人性完满或萎缩的概念来取代心理疾病和健康概念的一些好处。我认为这种人性概念在生物学和哲学的意义上也是比较健全的。但在继续讨论之前，我还想指出，人性的萎缩分为可逆的和不可逆的。例如，相较于一个偏执的人，我们更倾向于对一个友善的、可爱的、歇斯底里的人抱有更多的他可能会痊愈的期待。当然，人性的萎缩是弗洛伊德式的、动态的。最初的弗洛伊德的模式揭示了冲动与抑制冲动的辩证关系。在同样的意义上，人性的萎缩也能导致一些后果和过程。就简单描述方式看，它仅仅在罕见的情况下才是一种完成或终局。这些人性的消减在大多数人中不仅引导到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心理学家们已经充分描述的自卫性过程，例如压制、否认、冲突等，它们也引导到我很久以前强调的抗争反应。
如果你遇到过真正漠然的人、绝望的人，那些放弃希望、放弃努力、放弃拼搏的人，那么你就会知道冲突本身是一种相对健康的信号了。相比之下，神经症是一种对自我还充满希望的表现。这意味着一个感到恐惧和不知所措的人，尽管他不信任自己，内心深处是个自卑的人，但他仍然会试图抓住他人性的余晖，寻求每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种基本的权利。你可能会说这对于自我实现和完满人性是一种胆怯和无效的努力，但实际上并不是。
人性的萎缩自然是可逆的。只需要满足其需求就可以解决问题，尤其是儿童，这种效果更加明显。对于一个没有获得足够关爱的孩子，显然，首选的治疗方法是投入足够的关爱，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他的身上。从临床经验和一般人的经验来看，这种方式是奏效的——我没有任何统计数据，但我猜想十之八九会是这样。同时，尊重也是一种神奇的药物，可以用来抵抗一种自我无价值的感觉。这当然也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如果医学模式上的“健康与疾病”是过时的，那么“治疗”和“治愈”的医学概念和权威医师的概念也必须被丢弃和取代。
安吉尔认为逃避成长有很多原因，我想谈谈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所有人都渴望自我提高，渴望发挥更多潜力，自我实现，或者实现人性的完满。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逃避成长，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是什么限制了我们？
我想要特别探讨的是抵制自我成长的原因——个人的成长并没有被自己太过注意或重视，我将这种现象称为约拿情结
。
在我之前的论述当中，我首先将这种压制的行为定义为“害怕自己的优秀”或“逃避自己的命运”或“逃避自己最大的才能”。我本来想尽可能坦率和尖锐地提出一个非弗洛伊德式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害怕最好的情况发生，也担心最坏的情况发生，尽管方式不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当然有可能变得比现在的实际情况更好。我们都有未使用的潜力或没有完全开发的潜力。毫无疑问，我们中的许多人都逃避了本质上适合自己的职业（感召、命运、使命）。我们常常逃避责任，那是自然、命运，甚至是偶然事件命令（或宁可说是提示）的，就像约拿那样试图逃避命运一样，这实际上是徒劳一场。
我们担心人生中最高的可能性会得以实现（像害怕最差的状况会发生一样）：我们通常害怕变成我们在最完美的时刻、在最完美的条件下，以最大的勇气所能设想的样子。我们对于在这种巅峰时刻在我们自身中看到的神一般的可能性感到愉快甚至激动，但我们同时又带着软弱、敬畏和恐惧的心情在这些可能性面前颤抖。
我很容易就能证明这一点，我对我的学生进行提问：“你们当中谁希望写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或者希望成为参议员、州长、总统呢？谁想成为联合国秘书长？或者伟大的作曲家？也许谁想成为像施韦泽一样的圣人呢？你们中谁想成为领导者？”通常，每个人都开始咯咯傻笑，脸红并且表现出羞愧的情状。直到我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你，那么还有谁呢？”他们才会感觉自在。这当然是事实。当我以同样的方式鼓励我的研究生去实现那些更高层次的抱负时，我会说：“你现在在计划写什么好书吗？”然后他们经常脸红、结巴，并以某种方式逃避这个问题。但我为什么不该问这个问题呢？除了心理学家，还有谁会写心理学书籍？所以我继续问道：“你不打算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吗？”“不是的。”“你想要成为一个保持缄默的或者一个不活跃的心理学家吗？这有什么好的？这不是一条通往自我实现的良好途径。不行，你必须成为一个一流的心理学家，也就是说，你要竭尽所能地成为你能成为的最好的心理学家。如果刻意去逃避你能成为的最好的自己，那么，我提醒你，你的余生都将为此感到遗憾。你是在逃避自己的潜能，自己的可能性。”
不仅我们对自己人生最高价值的可能性感到矛盾——这种冲突和矛盾是永恒的、普遍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而且我们对于其他人的人生最高价值可能性也怀有同样的心理。当然，我们喜爱和欣赏有品德的、高尚的、诚实的、正直的、清白善良的人，但是，任何一个探寻过人性深处的人都不会否认我们对圣人、漂亮的女性、英俊的男性、伟大的发明家、智力超群的天才等群体经常有一种非常复杂的甚至是敌意的情绪。不需要心理治疗师介入就能发现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逆反性评估”现象。只要读点历史就能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甚至可以说，当你搜寻这样的历史案例，即使纵观人类整个历史，你都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例外。我们当然会尊敬、爱戴和钦佩所有彰显真实、善良、美好、正义、完美和成功的人。但他们也让我们感到不安、焦虑、困惑，或许还有点嫉妒、自卑和难过。他们通常会让我们失去沉着、从容和自尊，失去我们的自信、自制和自我尊重。（在这个问题上，尼采仍然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现在我们有了第一条线索。到目前为止，我的感受是伟大和优秀的人仅仅通过存在都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低价值的，不管他们是否打算让我们这样认为。如果这是一个无意识的效应，那么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变得愚蠢、丑陋或低人一等，但只要这样的人出现了，我们就很容易做出判断，也就是说，我们表现出好像那些伟大和优秀的人故意让我们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或者好像我们就是他们的靶子。那么，出现这种敌意也就可以理解了。在我看来，主观意识似乎可以阻止这种敌意。换句话说，如果你愿意尝试对自己的“逆反性评估”策略做自我认知、自我分析，即对自己无意识地对具有真实、善良、美好等品质的人的恐惧和仇恨进行反思，那么你很有可能变得不再那么讨厌他们。而且我也愿意猜测，如果你能学会更纯粹地爱别人身上的具有最高价值的品质，那么你也可以以一种不那么惧怕的方式爱自己身上的这些品质。
与这种动态相关的是对最高价值可能的敬畏，其中鲁道尔夫·欧肯对此有精辟的说明。将这一点与爱利克的见解结合起来，对神圣化和去神圣化进行理解后，我们更加意识到，直接面对神和被神化的事物时的恐惧具有普遍性。在某些宗教中，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人生结局。大多数文字前的社会会把一些地方和物体列为禁忌，因为它们太神圣，因而太危险。在我的《科学心理学》一书的最后一章中，我举出了许多科学和医学去神圣化和再神圣化的例子，并且我试图去解释这些过程中的动态心理学。大多数情况下，它来自对最高尚的人性和最好人性的敬畏。（我想强调，这种敬畏是内在的、合理的、正确的、适当的，而不是一些疾病或不需要“治愈”的疾病。）
但现在，我的看法是，这种敬畏和恐惧不仅仅是消极的，使我们逃避或畏缩的东西，它们也是令人神往的精神感受，能让我们进入极度兴奋和狂喜的状态中。清醒的意识、洞察力，以及弗洛伊德所说的“坚持工作”的精神，我认为这些都是克服这种恐惧的答案。这是我所知道的通往我们有可能会隐藏起来或者逃避的最高理想、优秀、善良、智慧或才华的最佳途径。
“巅峰体验”这个词比我起初认识到的有更恰当的含义。我们只是不够强大所以不能承受太多！它太令人震惊，也太耗费精力了。因此，在这些欣喜若狂的时刻，人们经常会说“要承受的太多了”或者“我无法忍受”或“我可能会死”。当我听到这种回答的时候，我有时觉得，是的，他们可能会死。极度亢奋的感受不可能持久。我们的机体太脆弱了，无法承受过多、过强的感受，就像它们太虚弱以至于无法承受长时间的性高潮一样。
“巅峰体验”这个词比我之前所想的更加有意义。急性情绪必然是瞬间的高潮体验，并且它无法与对最高理想的清晰认知、沉思后实现的宁静而沉稳的幸福以及内在的喜悦相提并论。高潮情绪无法持久，但是存在认知可以。
这难道还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约拿情结这个词吗？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怕被撕裂的合理畏惧，怕失去控制，怕垮掉，怕瓦解，甚至怕被那种体验杀死。高潮情绪最终能在实际上淹没我们。我们害怕顺从这样一种体验的畏惧，一种使我们想起一切能在性感缺失中发现的类似畏惧的畏惧，我认为通过了解动态心理学、深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身心医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恐惧。
在对未能实现自我的心理学研究和探索中，我得出了另外一个观点。这种对生长的逃避早就根植于对巅峰体验近乎偏执的恐惧中了。当然，这个观点已经被陈述过很多次了。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的传奇几乎可以在任何文化中找到。例如，古希腊人称它为对自大狂妄的恐惧，它也被称为“罪恶的傲慢”，这当然是一个永久的人类问题。一个人对自己说：“没错，我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我会成为比柏拉图更好的哲学家，流传千古。”这个人迟早会为他曾经的自大和傲慢感到震惊。特别是在他感到没那么强大的时刻，他会对自己说：“谁？我吗？”随后他会承认这是一种疯狂的幻想，甚至把它当作一种妄想。他会将自己的知识与内心的自我及其一切弱点、踌躇和缺点与柏拉图灿烂的、夺目的、完美无瑕的形象进行对比。然后，他自然会感到自己是多么自大和夸张。（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柏拉图在反思自己的时候必然也对自己有同样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他继续前行，超越了对自己的怀疑。）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对自身成长的逃避，也就是对自己抱有较低的期望，害怕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自愿的自我贬低，伪愚，伪谦卑，这些实际上是对自夸、傲慢、狂妄自大的压制。有些人不能优雅地同时表现出谦虚和骄傲这两种姿态，骄傲绝对是创造性工作必要的一种特质。对于发明或创造，你必须要有“创造力的傲慢”，许多投资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当然，如果你只有傲慢而没有谦虚，那么你实际上就是偏执狂。你必须不仅要意识到内在有无限神奇的可能性，还要注意人类存在的局限。同时，你必须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自负和所有人类的自负。如果一只蠕虫试图成为神让你觉得可笑，那么事实上你可能是一个偏执的人，并且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偏执，或者自己正在用恶毒的眼光看待事物。这是一种很好的辨识自己是否傲慢的技巧。
或许我可以谈一下另外一种关于如何正确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技巧，我们可以从阿尔多斯·赫胥黎
身上很好地看到这一点，在我看来，阿尔多斯·赫胥黎当然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能够接受他的才能并充分利用的人。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永远惊叹这一切是多么的有趣和令人着迷，他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对神奇的事物充满了好奇。他经常说：“太奇特了！太奇特了！”他带着毫不掩饰的纯真，怀着敬畏和迷恋，睁大眼睛专注地凝视着这个世界，这是一种对自我渺小的清醒认知，一种谦卑的形式，然后他冷静、勇敢地为自己确立使命。
最后，请参考我的一篇关于自我的论文，可能是系列中的第一篇。它的标题“认知的必要性以及对认知的恐惧”很好地阐述了我想谈论的关于我称为“存在价值”的所有内在和终极价值。这些终极价值，我认为也是最高的需求或超越性需求，正如我在第二十三章中所说的那样，就像所有的基本需求一样，它们基本符合弗洛伊德关于冲动和对冲动的预防理论。因此，我们需要真理，我们热爱它并寻求它，这无疑是可以证明的。然而，我们也很容易证明我们同时也是害怕知道真相的。例如，某些真理本身就需要探寻者自觉承担责任，这容易让人产生焦虑。那么，逃避责任和焦虑的一种方法就是不再探寻这个真理。
我认为我们会为每一个内在的“存在价值”找到一个类似的辩证法。我模糊地想到写一些如下主题的论文：“我们对美的热爱和对它的不安”“我们对善良的爱和对它的愤怒”“我们对卓越的追求和摧毁它的倾向”，等等。当然，这些逆反性评估在神经质的人中更强烈，但在我看来，好像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与我们内在的这些低劣的冲动和平相处。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能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通过主观的自省和思考，把嫉妒、猜忌以及不当的判断和肮脏的想法转化为谦虚、钦佩、感激、欣赏、喜爱甚至崇拜。这是一种接受自己的渺小、懦弱和承认自己不够优秀的方法，不必通过打击别人来掩饰自己的自尊心。
而且我认为很明显，理解这个现存的问题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存在价值，不光认可别人身上的价值，而且也接受我们自身的价值，从而有助于克服约拿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