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哲学家，也是英国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的启蒙运动学者、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对人类经济思想和社会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位开创性的经济学家，他在1766年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文简称《国富论》），构建了史上第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体系，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作为伟大的启蒙运动学者，他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构建出一套关于道德哲学的思想体系，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系统探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道德哲学基础。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一个只有1500人左右的寇克卡迪。幼年的他聪明好学，14岁就进入格拉斯哥大学主修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以及道德哲学。学习期间，哲学教授弗兰西斯·哈奇森的自由主义精神给了他很多启发。后来，弗兰西斯·哈奇森将年仅16岁的亚当·斯密介绍给了当时正在写《人性论》的哲学家大卫·休谟。1769年4月，亚当·斯密出版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此后不断修改再版。同时，他加强了对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于1763年在格拉斯大学做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在此次演讲中亚当·斯密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确定了经济研究的总方向及其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思想，为日后撰写《国富论》奠定了基础。1764年7月5日，亚当·斯密给好友休谟写信说道：“我刚刚开始写一本书，就算是为了打发无聊时光吧！就像您听到的，我现在简直无所事事。”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信中提到的这本“打发时光”的书将在12年后正式出版，不仅标志着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诞生，而且该书所确立的经济自由思想体系一旦与政治自由相结合，很快就创造了英国的黄金时代，这就是经济学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国富论》。这部巨著的问世，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成立，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亚当·斯密不断对《国富论》进行修改与再版，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文明社会”而热切地希望做更多事情、写更多东西。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只是他所想要建立的一个“博大的综合的思想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他还会撰写一部书，主题是“法律与政府的一般原理，以及其在各个不同时代所经历的不同革命”。也就是说，亚当·斯密想要构建的是包括哲学、历史、经济在内的整个思想体系，遗憾的是，由于政府工作占据了他太多时间，所以没能完成第三部著作。在已完成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前者阐述了分工理论、货币理论、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建立了经济思想体系，后者阐述了同情理论、正义理论和美德理论，建立了伦理学体系。长期以来，《道德情操论》的光芒都被《国富论》所掩盖，但亚当·斯密更重视《道德情操论》，直到晚年卧床，他还在孜孜不倦地修改这本书。可以说，《道德情操论》凝结了他毕生的心血。

两本书的主题乍看起来没有关系，实际上并非如此。它们都强调自爱，即自我保存的力量，都强调审慎、公正的美德，都对商业社会中的道德堕落问题做出了阐释。同时，《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二者互相补充，共同形成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和道德理论体系。无论是《国富论》还是《道德情操论》，都倡导有道德的自利，而不是无道德的自利。这种有道德的自利主要通过培养个人美德以及控制自爱来完成。总之，《国富论》中的经济行为要受到《道德情操论》中道德理论的约束与限制，即经济行为的自利原则必须有所节制，否则就无法协调经济和道德的关系。在亚当·斯密眼中，《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研究的不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是人类社会的不同方面，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人们提到亚当·斯密的思想时，往往会想到这么一句话：“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亚当·斯密并未对这一概念做出过明确的界定。无论是《道德情操论》还是《国富论》，“看不见的手”指的都是个人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引导，进而也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旨在说明个人的行为选择是如何生成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秩序，而我们在行动时并没有意识到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正如约瑟夫克罗普西所说：“在维护生存的事上——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分配上，惹人讨厌的利己色彩就像机械运转一样，转换成对社会、对人类有利的行为。”后来，这一概念被经济学家发展为市场竞争的自发势力，即市场机制。经济学家们显然夸大了亚当·斯密所赞扬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他只是推崇贸易自由，反对政府的过多管理。亚当·斯密虽然倡导自由，但他倡导的自由是处于监督和控制下的，是处于一个文明有序的环境中的，他并没有将其夸大到自由放任的程度。但这一思想无疑意义深远，它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圭臬，并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管理中。

亚当·斯密的思想和理论遗产是如此丰富和宏大，以至于伏尔泰赞美亚当·斯密道：“在法国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位可以与他匹敌的人物，我为自己亲爱的同胞们感到汗颜。”艾伦·格林斯潘也感叹说：“在推动社会理念进步的同时，亚当·斯密实际上实现了一个智慧上的飞跃。”加文·肯尼迪更是认为：“新世纪到来后，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市场调节还是政府管理，以及解决国家内部和全球贫困问题的各种方法；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实际运用上，都始终停留在亚当·斯密留给我们的那个研究水平。”

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亚当·斯密所阐述的商业时代，我们高声赞扬《国富论》，却将《道德情操论》束之高阁。甚至有人认为他的道德理论不值一提，或将其划归为功利主义学说。实际上，我们要理解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就要系统地阅读《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就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说的那样：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