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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多数病理案例中可以看到，这种工作动机证明了一点：寻求知识有助于减轻焦虑。
首先，让我们简单地了解一下那些脑部受伤的士兵，科特·戈德斯坦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的伤病和损失的能力，不仅让他们感觉自身的能力下降，而且让外部世界看起来更加不可抗拒了。他们的许多行为可以被理解为试图保护自尊、避免焦虑，以面对那些他们难以应对且只能期待失败的问题。为此，首先他们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以回避他们无法处理的问题，并将自己局限于他们所能够处理的问题中。在这样一个狭隘的世界里，胆量变小，尝试减少，对愿望和目标不再有高期待，他们便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其次，他们对这些狭窄的世界进行了谨慎的排序和构筑。他们为一切东西创造了条件并使其各安其位。他们尽力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以使其可预测、可控制和变得安全。再后来，他们倾向于将它们冻结成静态不变的形式，以避免变化和流动。因此，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可预测、更可控制且更不容易产生焦虑。
对于那些能力有限、不自信的人和认为外部世界远超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的人来说，这些都是明智的、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事情，它们是有作用的，士兵们的焦虑和痛苦实际上也因此减轻了。在偶尔来参观的观察者看来，这些病人看起来很正常。
这些给人以安全感的机制在实用主义看来是健全的（而不是“疯狂的”、离奇的或神秘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与新失明的人的密切联系中看出：新失明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不如以前，也必然会将世界视为更危险、无法抗衡的，且必须立即建立各种安全机制，以保护自己免受实际伤害。因此，他们不得不立刻缩小活动范围，也许是闭门不出直到他们能“控制”外部世界。每件家具都必须固定好它的位置，每件东西都必须保持原样。不能发生任何不可预知的或意外的事情，因为那是十分危险的。世界必须保持原样，改变意味着危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路线必须牢记于心，所有必要的物品必须留在它们原来的地方。
这种情况在强迫症患者身上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简单地说，这似乎是对人内心的冲动和情感的恐惧。这是一种下意识地担心，如果他们失去控制，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或形成谋杀。因此，一方面，他严格控制自己；另一方面，他把这个内心的戏剧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去，并试图控制它。他在内心拒绝的东西——情感、冲动、自发性、表达力，他在外部世界也同样拒绝，尽管以一种矛盾的方式拒绝。当他拒绝内心的声音和信号，从而失去了对自发的愿望和本能的信任时，他必须依靠外部的信号来告诉他该做什么和何时做，例如依靠日历、时钟、日程表、时刻表、量化、几何、法律，以及各种各样的规则。由于其变化性、流动性和不可预测性可能会使他无法控制，所以他还必须规划未来，对其进行编排，使其具有严密性，未来变得可预测；而他的行为也会逐渐被“组织”成可重复的方程式。
在这里，我们也认识到了具有相同安全机制的人。强迫症患者通过避免不舒服的人、问题、冲动和情绪来缩小自己的世界，也就是说，他过着一种狭隘的生活，并且倾向于成为一个狭隘的人。他缩小了自己的世界，以便能够控制它。为了避免他害怕的事情，他规整、调节甚至冻结自己的世界，以便它可以被预测，从而可以被控制。他倾向于“按数字”、按规则行事，依靠外部线索而非内部线索，依靠逻辑和事实，而不是冲动、直觉和情感。（一位强迫症患者曾问道：“他如何才能证明自己恋爱了？”）
极端歇斯底里的神经症患者，通常与强迫症形成对比，在这里我们对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内心压抑着极大的痛苦。很难想象这样的人能成为什么样的科学家，更不要说成为工程师或技术专家了。
最后，我们可以从一些多疑的人和偏执的人那里了解一些相关事实，他们强迫自己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即他们害怕自己不知情。他们必须知道紧闭的大门后发生的事情，门后奇怪的声响也必须得到解释，听不清的话也必须要努力听清楚。对于他们来说，危险在于未知，只要未知，它就存在着危险。这种求知行为主要是防御性的。它是强迫性的、不灵活的、引起焦虑的和产生焦虑的。这种行为表面上看是对知识的寻求，因为一旦知道现实并不危险，它就不再有趣。那就是说，现实本身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