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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源于认识和理解（或解释）的需求，即认知需求。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总结了各方面的论据来证明我觉得这些需求是出于本能，以此定义了人性（尽管不仅仅是人性）和物种特征。
在文章中，我试图区分由焦虑引起的认知活动和那些没有恐惧或克服恐惧而进行的认知活动（可以称之为“健康的”认知活动）。也就是说，这些认知冲动似乎在恐惧或勇气的条件下发挥作用，但在这两种不同的条件下，它们具有不同的特征。
好奇心、探索、操纵，在恐惧或焦虑的驱使下，可以被视为减轻焦虑的主要目标。从行为上看，这些行为似乎是对研究对象或探索领域的性质感兴趣，其实并不然，这可能是生物体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并降低紧张、警惕和恐惧程度的一种行为。未知对象主要是焦虑的制造者，而审查和探索的行为则主要是为了“解毒”，使其成为不可怕的东西。有些生物体一旦重拾信心，可能会出于对外面独立存在的现实的纯粹好奇而对物体本身进行审查。然而，另一些生物体一旦“解毒”，面对熟悉的事物而不再感到可怕时，就可能对这个物体失去了兴趣。也就是说，熟悉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和感到厌倦。
从现象学角度看，这两种好奇心是不一样的。它们在临床和人格学上也是不同的。正如许多巧妙的实验所证实的那样，它们在一些非人类动物以及人类本身上的行为表现也是不同的。
对于人类来说，我们不可抗拒地被同样类型的数据所驱使，去提出一个超越纯粹好奇心的“更高”概念。不同的学者对理解的需要、意义的需要、价值观的需要、哲学或理论的需要、宗教或宇宙学的需要以及某种解释性的或合法的“系统”的需要有不同的说法。这些由初级向高级接近的概念通常指的是一些对秩序、结构化、组织、抽象或简化事实多重性的需要。相较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好奇心”一词可以解释为对于单一事实、单一对象，或者至多是一组限定的对象、情境或过程的集中关注，而不是对整个世界或大部分世界的关注。
这种理解的需要就像它的认识需要一样，也可以被视为表达自我和组织行为，目的在于减轻焦虑。在这两种情况下，临床和人格学的经验表明，焦虑和恐惧通常比对现实本质的非人格兴趣更强有力。在这种情况下，“勇气”既可以被视为恐惧消除，也可以被视为克服恐惧的能力以及在畏惧的情况下仍能积极活动的能力。
无论是制度化的认知活动（如科学工作和哲学探索），还是个人化的认知活动（如在心理治疗中对真知的探求），都可以在这种背景下得到人们的理解。这其中又包含了多少焦虑和多少无焦虑的兴趣？由于大多数人类活动都是两者的结合，因此我们必须要问，焦虑与勇气的比例是多少？是怎么分配的？行为（包括科学家的行为）在最简化的图式中可以被视为这两种力量交互的结果，即混合了焦虑缓解（防御）机制和以问题为中心（应对）机制。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中以几种不同的方式描述了这一基本的辩证法。每种方法都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
首先，我区分了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在寻求满足的同时缓解焦虑）和我所说的“应对机制”（在没有焦虑的情况下积极、勇敢、成功地解决生活问题）。
其次，另一种有效的区分是缺失性动机和成长性动机之间的关系。认知可以更倾向前者，也可以更倾向后者。当认知主要是由缺失性动机引起时，它更需要缓解、平衡稳定和感受到缺失动机的减轻。
当行为更具成长动机时，它就不再倾向于需要缓解，而是倾向于自我实现和更全面的人性化，且极具表现力、无私、以现实为中心的行为。这就好像是“一旦我们解决了自己的个人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真正地对这个世界感兴趣”。
再者，成长被视为一系列反反复复的日常选择和决定，每个选择的结果不是退回安全范围就是向前发展。我们必须一而再地选择成长，也必须再而三地克服恐惧。
换句话说，科学家可以被看作相对防御性的、缺少驱动的和以安全需要为动机的个体，其主要是由焦虑所驱动，并以一种减轻焦虑的方式行事。或者他可以被视为已经克服了自身的焦虑，可以为战胜这些焦虑而积极地处理问题。作为成长的动力，这也可以被称为是为完整人格和个人实现所激发、趋向的成长。因此，可以自由地转向内在的趋于本质上的吸引人的现实。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只是关心他的个人情感困难，也就是说，他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1] 。
[1]
对付这种焦虑有很多方法，其中一些是认知方面的。对这样的人来说，陌生的、模糊的、神秘的、隐藏的、意外的都容易受到威胁。使它们变得熟悉、可预测、可管理、可控制（不纠正和无害）的一种方法是了解它们。因此，知识可能不仅具有成长的前进功能，而且还具有减少焦虑、保护和自我平衡的功能。公开的行为可能非常相似，但动机可能不同，主观后果也不一样。一方面，我们松了一口气，一个忧心忡忡的房主半夜拿着枪在楼下寻找一种神秘而可怕的声音，这种紧张感降低了。这与年轻学生通过显微镜第一次看到细胞的微小结构，或突然理解交响乐、复杂的诗歌、政治理论的意义时的启发和兴奋，甚至是欣喜若狂完全不同。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人会感觉更重要、更聪明、更强、更充实、更有能力、更成功、更敏锐。
这种动机辩证法可以在人类进程、伟大的哲学、宗教结构、政治和法律制度、各种科学，甚至能在整个文化中看到。简单地说，它们能够以不同的比例同时表示理解需求和安全需求的结果。有时，安全需求几乎完全可以使认知需求屈从于自己消除焦虑的目的。这使得无焦虑的人可以更加大胆和勇敢，可以为了知识本身而探索和理论化。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后者更可能接近事物的真实本质。安全哲学、宗教或科学比成长哲学、宗教或科学更容易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