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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只有当我开始询问有关人类所谓的“高级生活”和人类进化问题时，才会与以方法论为中心的科学家发生冲突。当我在做关于狗和猴子的行为研究，并尝试做学习、调节和激发行为的实验时，现有的方法论工具就能很好地帮助我，这些实验设计合理、控制合理，并且数据准确可靠。
只有当我开始向研究者提出新的问题时，提出我难以处理的、含糊不清且难以把控的问题时，我才真正地陷入麻烦。我发现，许多科学家在这样的情况下都对他们无法应付的、处理不好的事情不屑一顾。我记得有一次在我愤怒的时候，我说出了一句警语来进行反击：“不值得做的事，是做不好的”。现在我想我可以补充一句：“需要做的事，即使做得不是很好，也值得去做。”事实上，我很想说，在研究一个新问题时，第一次尝试可能是不尽如人意的、不精确的和粗糙的。这样的第一次是谁都无法避免的，但是人们应该从第一次尝试中学到下一次该如何做得更好。我记得有个孩子，当他被告知大多数火车事故都与最后一节车厢有关时，他竟然建议通过消除最后一节车厢来减少事故的发生！
结尾是无法消除的，开端也是无法消除的，甚至这样的想法都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否定。开辟新的领域无疑会更加令人振奋且收获颇丰，而且对社会也更加有益。科学突击队肯定比军事警察更为科学所需要，即使他们更容易变得肮脏且要遭受更高的伤亡率。比尔·马尔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漫画可以很好地说明前线战斗士兵和后方梯队士兵以及波兰军官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必须有人第一个穿过矿区。（我起初称这个为“通过心灵领域”！）
当我在精神病理学方面的工作引导我探索非病理学——心理健康的人时，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例如价值观和规范性的问题。健康本身就是一个规范性的词语。我开始明白了为什么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留有空白。按照常规的研究准则而论，这并不是一项良好的研究（实际上，我称它为探索而不是研究）。它很容易受到批评，我也做过。有一个无法躲避的问题需要面对，就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可能会影响我选择的研究对象。当然，有一组评审员会更好。今天，我们的一部分测试比任何无根据的判断都更加客观和公正。但在1935年这样的测验还不存在，当时要么独断结论，要么根本不做，我很庆幸我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因此，我学到了很多，也许其他人也学到了。
对这些相对健康的人及其特征的研究，使我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科学家都打开了眼界，这使我不再满足于我过去认为的许多理所当然的解决方案、方法和概念。这些人提出了新的问题：什么是常规性、健康、善良、创造力和爱的本质？什么是更高的需求、美丽、好奇心、满足感、英雄主义？什么是利他主义和合作性、爱护弱者、同情与无私？什么是人道主义、伟大、超越的经验、高级价值？（从那以后，我一直在研究这些问题，我相信我有可能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做出一些贡献。它们并不是不可验证的、“不科学”的问题。）
人类的这些“高级”心理过程并不适合也不能恰当地融入现有的机制中，从而得到可靠的知识。事实证明，这台机器很像我厨房里的一种叫作“垃圾处理器”的东西，它并不能真正处理所有的东西，只能处理一部分问题。我记得曾看到过一台精巧而复杂的汽车自动清洗机，虽然它在清洗汽车方面做得很出色，但它只能做到这一点，而落入它手里的其他所有东西都只能被当作一辆要清洗的汽车来处理。我想，如果你拥有的唯一工具是一把锤子，那么这会诱使你把一切东西都当作钉子来处理。
总之，我如果不放弃我的问题，就只能发掘新的解决方法。而我更倾向于后者。许多心理学家也同样如此，他们选择尽自己最大努力去解决重要问题（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限制自己只做那些依靠现有技术就能完成的事情（以方法为中心）。如果你把“科学”定义为有能力做到的事情，那么无法做到的事情就变成了“非科学”的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下文做更详尽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