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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周期的成因以及经济政策能够和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以平抑周期，存在各种各样的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些思想归纳为两个流派。一个流派认为，市场经济本质上具有产生周期波动的趋势，并且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是有害的。另一个流派则倾向于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相当稳定的。即使经济有时表现出周期性的波动，这也是个体行为优化的结果，减轻经济波动即便有可能，也不会增加社会福利。
前者的观点联系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目睹了古典经济学在现实中遭遇的失败，后者是此前主流的理论范式，但无法解释和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此，凯恩斯创建了一个新的领域，即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宏观经济学。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个体的最优行为加起来可能并不会使总体经济水平也达到最优的结果。在经济学中，这种观点被称为合成谬误。例如，当经济陷入衰退时，个人收入下降，对每个家庭而言，减少消费（即所谓的“勒紧裤腰带”）可能是颇有远见的。然而，如果每个人都减少消费，经济活动就会放缓，经济体就会陷入更严重的衰退。因此，干旱、洪水和油价上涨等外部冲击就会被放大，这会形成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改善经济周期的无效状况。在这个例子中，政府财政扩张（即更多的支出）可以弥补私人部门消费的减少，从而缓解经济衰退。
在凯恩斯主义关于经济周期的观点中，需求冲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价格和工资不会随着需求和供给的变化立即调整。因此，这就可能会出现需求过剩（商品短缺）或供给过剩（库存增加）。刚性价格假设是凯恩斯主义以及最近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由于价格无法对宏观经济冲击做出充分的调整，冲击就会导致产出、就业和其他经济总量指标的大幅波动。凯恩斯（1936）最初特别强调投资需求遭受的冲击是经济波动的外部原因。他猜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取决于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宏观经济冲击可能也会影响总需求的其他组成部分，比如消费或出口。
教科书中的凯恩斯模型讲述了一个故事，以解释宏观经济冲击如何传播，从而产生经济周期。故事是这样的：对于一个给定的生产水平，需求（销售）激增导致了存货的突然下降。生产者觉察到这一点，便开始通过雇用更多的工人来提高产量，并通过加大投资来扩大生产能力。投资增加，就业增加，这导致消费进一步增加。消费和投资同时增加会产生更多的产品需求。因此，需求增加趋向于自我强化，从而创造出持续的繁荣。
但是，这个过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尽管价格和工资具有刚性，但需求的持续增长给价格和工资施加了上行压力，最终，价格和工资开始上涨。因此，除非该经济体的生产能力能够持续与需求同步增长，否则繁荣将导致通胀，即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更高的物价水平使得对名义货币的需求增加，因为人们现在需要用更多的货币来购买同样数量的商品。这推高了货币的价格，也就是利率。（请注意货币本身通常不会产生利息收入。因此，人们在持有货币而不是政府债券等可以生息的金融资产时，实际上放弃了利息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讲，利息是人们为持有货币而付出的代价。在经济学中，利息是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更高的利率会阻碍投资，抑制经济的繁荣。通货膨胀还促使政府酌情对经济施以限制。一旦经济转向低迷，整个过程将发生逆转。
另一派的观点有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它遵循古典理论的传统，基于价格具有完全弹性的假设，这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相反。因此，需求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是有限的。需求冲击会迅速改变价格和工资，在数量上并不会偏离供给太远。在新古典模型中，经济周期是由供给侧因素引起的。对于供给冲击，新古典模型强调冲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影响，这一点在第3章中已有论述。因此，经济周期分析与经济增长研究密切相关。
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的新古典模型经常被称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通常将经济波动解释为个体优化的结果。可以证明，如果每个个体都具有相同的目标函数，并且市场是完全的和完美的，那么经济的表现就如同整个经济是由追求最优化的单个决策者（即代表性个体）构成的一样。经济可能会波动，但这种波动反映了最优结果。冲击主要来自供给侧，比如技术冲击（生产过程中的创新等）和自然灾害。就业波动是因为工人对工作或闲暇的偏好发生了变化。因此，即使政府干预可以暂时提高产出，对平抑经济周期也没有作用。
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现在被视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准模型，就是强调私人部门如何理性地形成预期，以及在政府改变政策时私人部门的行为如何改变。理性预期假设意味着家庭和企业在形成预期时不会一直犯错，因为这些行为人足够聪明，如果预期不断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预期。例如，政府或许能够实施减税，从而出其不意地刺激经济，而减税的资金需要用未来的增税来弥补。但是，如果政府重复这样的政策，公众很快就会明白减税之后总是伴随着增税，从而不会再按照预期的方式做出反应。
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经济令人瞩目的繁荣与萧条之前，让我们先考察另外一种强调非经济冲击的经济周期观点，看看它们是否契合日本的经验。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是由诺德豪斯（Nordhaus，1975）、希布斯（Hibbs，1977，1987）以及其他学者发展起来的。
这一理论认为，政治因素可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形成经济周期。现任政府可能会为了寻求连任在竞选之前刺激经济。执政党的更迭可能会彻底改变宏观经济政策。
这一理论的提出受到了美国经验的启发，在美国，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现任总统及其政党有动机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经济，试图说服选民相信，如果他们当选，会有好的经济结果。在日本，大选时间是一个内生的政策变量。首相可以在他四年任期内的任意时间解散众议院。因此，因果关系是双向的：既定的选举可能会导致经济周期，就像美国那样；但是经济扩张也可能会促使首相要求提前举行大选。
猪口（Inoguchi，1983）、伊藤（1990）和其他学者对议会制度中的政治经济周期进行了建模。猪口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更有可能抓住经济表现良好的时机，要求举行大选。他将自己的发现部分归因于日本强大的官僚体系，这一体系不受政治影响。
伊藤（1990）证实，在经济条件有利时，政府就会试图举行大选，但他也发现，政府每四年必须至少举行一次选举的限制是重要的。根据他的估计，选举的可能性会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而增加，随着通胀率的上升而减少，随着上次选举以来的季度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特别是，在任期较早时举行的选举经常伴随着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在任期接近结束时举行的选举可能伴随着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因为已临近必须举行选举的时间。
他还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有一个有趣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经济表现与距离上次选举以来的时间之间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在上次选举后的第10～11个季度举行的选举，都伴随着4%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当任期进入第4年（第13个季度及以后），选举举行时的经济增长率低至2%。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选举所处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上一季度。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关系变得不那么明显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第一个选举周期是首次完整的四年任期。政府可能没有意识到结构性变化已经永久性地降低了经济增长率。政府一直在等待一个高增长的季度，但它从未到来。从1980年第一季度开始的选举周期只持续了半年，而这次选举是在经济表现不是特别强劲的时候举行的。
日本的经验表明，政府并没有像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描述的总统制那样，在临近选举前操纵政策。相反，大选通常在经济扩张时期举行。换句话说，是日本政府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操纵了选举的时间，而不是经济状况影响了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