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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世纪60年代末，伴随着巨额贸易顺差，日本经济增长加速。这表明自1949年以来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一直固定在360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现在已被低估。而且，问题不仅限于日元。美国连续出现贸易逆差，而德国则保持贸易顺差。汇率必须做出大规模的调整。尽管自1944年开始生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明确在一国经济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时，固定汇率制度也有调整的机制，但这一机制很少发挥作用。贬值的国家将贬值视为政治上的尴尬事件。与之竞争的国家也反对这种做法，它们担心这会影响价格竞争。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让位于浮动汇率制度。1971年8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暂停履行将美元兑换为黄金的承诺。在经历了从1971年12月签订《史密森协议》至1973年2月的调整时期以后，主要货币在1973年春季开始浮动。由于日本政府和私人部门已经习惯于固定汇率，这一转变需要一些时间。
在调整期间，日元重新估值（即升值）遭到了商界和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部分原因可能是担心出口行业失去竞争力。然而，巨额贸易顺差的积累表明，日元应该调整币值。许多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主张调整汇率，尽管对于以多快的速度调整有不同观点，而政界的观点恰好相反。通产大臣暗示，日本温和的通胀不无益处，因为这将提高日本产品的价格，从而削弱日元升值的必要性。如果维持固定汇率制度被认为是一项经济任务，那么为了避免重新估值而实行通胀就是合理的。然而，这种制度只是实现其他经济目标如降低通胀率和提高增长率的一种手段。但是，由于对通胀的态度比对日元升值更为宽容，以及“日本列岛改造”的政治目标（Tanaka，1972），田中角荣首相掌舵的日本政府在1972年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并降低了利率。通胀的压力在1973年整个春季日益加大。
1973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宣布实施石油禁运，通胀开始抬头。通胀预期使情况变得更糟。1974年，失控的通胀率达到了30%。那一年，工资上涨也超过了20%，这进一步加剧了物价上涨，成为物价-工资螺旋上升的典型案例。日本至少花费了数年时间，才将资源从有利于促进增长的部门重新配置到节能和污染控制部门。
1973年的石油禁运和前一年尼克松主动向中国示好，让日本产生了危机感。日本国内能源匮乏是既定现实，但是直到1973年严重的通胀，日本才意识到能源是多么重要。1972年2月尼克松突然访华给日本公众带来的冲击不亚于上一年美元暂停兑换黄金。这次访华令日本政府颇为尴尬，因为它事先并不知晓尼克松的计划。这一事件也使日本人意识到，他们与华盛顿的政治关系并没有那么好。
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强调了全球环境问题，也助长了这种悲观情绪。这份报告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的增长率一直很高，而零增长意味着日本经济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日本的污染也让许多人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在四起重大的诉讼案件中，那些不小心污染了环境的企业都被判有罪。
到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1980年）时，日本的货币政策远为谨慎，通胀率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石油危机可以视为对总供给的不利冲击，这降低了日本经济的供给潜力，至少在中期是这样。总供给曲线的突然下移导致产出（即GNP）下降和通胀上升。如果要阻止产出向下调整，那么通胀就会加剧，就像1973—1974年的情况；如果要避免价格急剧上涨，就必须容忍产出下降持续更长的时间。无论是哪种情况，两次石油危机都显著降低了日本的增长潜力。
当然，导致日本战后奇迹结束的三个主要因素，即石油危机、投资减少和技术进步放缓
，并非相互独立。石油危机使人们注意到日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严重依赖，这让许多人对前景感到悲观，导致对未来增长和当前增长潜力的预期有所下降。日本生产商和投资者突然意识到全球自然资源的限制，以及日本作为原材料进口国的脆弱性。由于预期未来盈利下降，投资需求也随之减少。投资减少降低了当前的总需求和未来的产能，并减缓了采用先进技术的步伐。
此外，也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点上日本在技术上赶上了美国和西欧国家。既然一个国家自己开发新技术要比只是获得许可困难得多，那么日本增长率的下降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