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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4月28日，随着上一年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开始生效，日本恢复了主权。
从此以后，日本也恢复了独立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力。朝鲜战争带来的对日本商品需求的激增，一直持续到1952年。通过乘数效应，出口增长导致了经济的迅速扩张，并提供了急需的外汇储备。然而，随着生产的扩张，通胀卷土重来。
表3.2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主要经济变量的状况。1951年，朝鲜战争带来的特殊需求的减少使日本陷入了困境。额外需求增加带来的贸易盈余开始下降成为大家担忧的一个重要问题。从1953年到1957年，日本出现了贸易赤字，尽管其规模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少。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核心部分。1960年7月池田勇人出任首相，他在1960年12月12日的国会演讲中提出“十年内收入倍增”的目标，这成为政策讨论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12月，该目标作为政府的基本经济计划被采纳，这预示着强有力的增长导向型经济政策即将到来。最初，批评者认为连续十年保持高增长率过于乐观，但实际上以实际GNP衡量的国民收入在7年内就翻了一番，如表3.3所示。
表3.2 1955—1959年宏观经济状况（单位：%）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企划厅（1998）和Toyo Keizai（1979）。
这种高增长持续了近20年，每次经济衰退都会引发人们对快速增长将要结束的担忧；然而，经济增长很快就恢复了。政府在其经济计划中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总是低估实际增长。实际的经济增长显然超过了当时最乐观的预测。
表3.3 1960—1969年宏观经济状况（单位：%）
注：WPI表示批发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企划厅（1998）和Toyo Keizai（1979）。
战后日本经济的增长远不只是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产出最终超过了战前的趋势预测值，并且增长速度继续超过预期。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考察的问题。
经济增长可以从需求侧或供给侧来分析。只有当需求和供给的增长都没有遭遇严重波折时，平衡增长才能实现，因为从长远看，产出（总供给）应该等于总需求。
在需求方面，像日本这样的小国必须依靠出口才能实现快速增长。因此，提升国际竞争力对于保证需求的增长至关重要。总需求可以分解为国民收入统计的几个方面，表示如下：
Y d =C+I+G+ （ EX-IM ）（3.1）
其中总需求（ Y d ）是消费（ C ）、投资（ I ）、政府支出（ G ）和净出口（ EX - IM ）之和，这也称为按支出法核算的GDP。
在总需求的这些组成部分中，投资和净出口在快速扩张中起着关键作用。从1955年至1975年，日本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占GNP的比例保持在很高的水平，有时高达20%。图3.4显示了私人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占GNP的比例，以及按实际值计算的出口占GNP的比例。请注意，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投资占比上升都很快。尽管这一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有所下降，但是投资显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速增长的引擎。还要注意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口比例似乎并没有增加。出口比例的显著上升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这表明出口也是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对需求侧的分析表明，有关日本经历了投资导向型增长和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流行观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正确的。然而，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投资的作用发生了变化。
图3.4 实际投资与出口分别占GNP的比例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官房。
在供给方面，以现代工厂和机器设备的形式积累的资本对提高生产能力至关重要。用于分析增长的增长核算方法从供给侧考察总产出。它试图将产出增长分解为每种生产要素的增长，并确定每种生产要素的贡献。从供给侧看，产出可以表示为由资本投入（ K ）、劳动投入（ L ）和技术水平（ A ）决定的生产函数：
Y s = F （ K，L，A ）（3.2）
因此，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资本积累、工作时间和就业的增加或者提高现有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进步来实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产出增长分解为这些要素的贡献。任何分解所需的经济计量估计的精确公式取决于生产函数的设定。专栏3.1中讨论的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表3.4通过比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和美国，展示了如何使用传统的生产函数将增长分解为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的贡献。
表3.5比较了日本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状况。由这些表格可以得出5个结论：
●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每种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绝对贡献都更高，这些要素的几乎所有组成部分也同样如此，因此，日本的高增长有赖于这三种主要生产要素。
● 按绝对值计算，有三个子类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超过日本，即就业人数、教育和国际资产。
●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劳动投入中的“工时”部分对日本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美国并非如此。这一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逆转了。根据这些观察，可以肯定地说，认为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是日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将工人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重新配置到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部门，其影响被归入“资源配置的改善”这一分类，日本在这方面也优势明显。
假设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式的，且技术进步是非内含式（disembodied）的：
Y = AK a L 1-a （3.1.1）
其中0＜ a ＜1。
然后，定义Δ Y = Y （ t + 1）- Y （ t ），Δ K 、Δ L 和Δ A 也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产出增长率表示为：
Δ Y / Y = a Δ K / K +（1 - a ）Δ L / L + Δ A / A （3.1.2）
可以证明，如果要素市场是竞争性的，参数 a 是产出中资本所占的份额，而（1- a ）是产出中劳动的份额。资本份额是资本收益率 r 乘以资本投入的数量 K ，再除以 Y ，即 rK / Y 。同样，劳动份额是工资率 w 乘以劳动投入的数量 L ，再除以 Y ，即 wL / Y 。因此，在竞争性要素市场的假设下，我们可以用经济统计的方法计算方程（3.1.2）中除了最后一项（Δ A / A ）以外的所有项。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该等式计算Δ A / A ，即将其作为从Δ Y / Y 减去 a Δ K / K 和（1- a ）Δ L / L 之后的余值。
● 与美国的经验相比，在日本，资本积累比劳动力更重要。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对日本经济增长的绝对贡献和相对贡献都显著下降了。尤其是在这一时期，建筑和设备的平均年龄都增加了。
● 日本的经济增长有一半以上要归功于技术进步与余值。在有关技术的子类中，对日本而言，“知识”代表了技术进步，而这源于西方国家的技术转让、更有效的商业组织以及管理实践的改善。美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知识的进步。由于国内和国外市场的扩大，“规模经济”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得多。
表3.4 增长核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和美国的比较
资料来源：Denison和Chung（1976a，第98—99页）。
表3.5 增长核算：日本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比较
资料来源：Shinohara（1986，第17页）。
虽然增长核算是理解许多经济体增长经验的标准方法，但是众所周知这种方法有两个缺点。首先，增长核算无法解释技术进步。正如我们在专栏3.2中讨论的，技术进步被记为余值。我们知道的只是哪些不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产出增长中不能以资本和劳动的贡献来解释的部分。
增长核算的第二个缺点是，这一框架一个关键的经验含义并没有得到数据的证实。增长核算一开始假定存在一个总量生产函数，并且几乎总是假定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资本边际产出被定义为在其他生产要素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一单位资本产生的额外产出数量。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意味着，随着资本水平的提高，它对产出增长的边际贡献会下降。 [1] 假设边际产出递减的结果是，如果拥有相同的技术水平（ A ），小国的增长速度会快于大国。一个人均收入更高的发达国家拥有大量资本，这意味着资本生产率较低，因此与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增长速度更慢。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往往快于高收入国家，而且随着一个国家因过去的增长带来收入水平的提高，增长率往往会下降。最终，低收入国家将赶上高收入国家。因此，假定资本边际产出递减意味着那些拥有相同技术水平的国家，其产出水平会趋同。趋同假说如图3.5所示。
图3.5 起飞和趋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日本从1950年到现在的经历就是趋同过程的一个典型案例。如果不同国家的技术水平（ A ）不同，那么这些国家可能并不会趋同。然而，这一点无法弥补传统增长核算方法的缺陷，因为该框架没有解释技术是什么，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技术水平会有所不同。一些国家仍然处于低收入和低增长状态，从未走上趋同的道路。这可能是由于未能建立适当的制度，将主要存在于农业部门的低工资工人转移至生产率更高的其他部门。
为了解决以传统方法处理经济增长产生的这些问题，经济学家试图建立模型来解释技术进步何以成为可能。结果证明，对技术进步的解释也能解释为何世界上许多国家未能实现趋同。接下来，我们以保罗·罗默（Paul Romer，1990）发展的模型为例，解释如何解决传统增长理论的问题。
罗默模型的核心思想是，人力资本水平是技术进步过程中一项重要的投入。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就越大。人力资本是指理解能力和改进技术的能力，而不是知识本身。例如，一条计算机代码就是知识，而阅读能力和修改计算机代码的能力才是人力资本。
在罗默的模型中，一个拥有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国家可以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这反过来又使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超过同等规模但人力资本较少的国家。该模型还预测，如果两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处于不同水平，两者可能不会趋同。
几项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说，即技术进步速度进而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例如，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91）用小学入学率和中学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发现一国的增长率与这些变量正相关。
日本的经验与巴罗的发现非常吻合，也符合一般的认知，即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巴罗用作人力资本代理变量的入学率，在日本非常高。例如，1960年日本的小学入学率和中学入学率分别为100%和79%。与1997年低收入国家59%和中等收入国家72%的平均中学入学率相比，1960年的日本表现更优异。这也高于1965年工业化国家63%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