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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前两节看到的，日本的经验展现了教科书中经济发展模式的几个典型特征，包括产业结构和国际贸易模式随时间的转变。这一观察引发了一系列研究，旨在探讨日本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例如，凯利和威廉姆森（Kelley and Williamson，1974）构建了一个有关明治经济的定量模型，以检验哪些因素导致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功。这种方法被称为计量史学（cliometrics）或量化经济史（quantitative economic history）。他们检验了几个有趣的假说，例如是否有剩余劳动力可以随时用于现代工业，以及出口是不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那些热衷于经济史定量研究方法的人来说，这本书非常精彩。
一些研究比较了明治时期的日本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后者没有像日本那样较早地实现经济起飞。一个与明治时期日本可比较的典型案例是1850—1914年的泰国，该国在这一时期被称为暹罗。这两个国家有相似的政治制度，避免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初始经济条件相似，并在外国强制下实行开放的国际贸易政策。
其他一些研究试图鉴别日本与其他成功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之间关键的共同特征。一个有影响力的假说是，实现现代经济发展，每个国家都应该遵循唯一的一条道路，后发国家可以沿着这条道路以更快的步伐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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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可能被认为已经重复了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走过的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道路。在五六十年以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都或多或少复制了日本发展的各个阶段。日本引领而其他经济体效仿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被赤松要（Akamatsu，1962）在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称作“雁阵模式”。先是传统商品出口的扩张，比如日本的茶叶和生丝，紧随其后的是初级进口替代品，比如棉纺织品。然后出口替代取代了初级进口替代。最初，出口集中于轻工业品，但是之后类似的进出口替代在重工业领域重演。
根据这一假设，印度工业化的失败应归咎于在轻工业缺乏足够经验的情况下就试图发展重工业。
20世纪80年代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四小龙”的崛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所谓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出现之前，日本是唯一实现现代工业化的亚洲经济体。通过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比较，我们发现这些取得现代经济发展成功的亚洲经济体拥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强调教育、纪律严明的劳动力、高储蓄率以及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然而，仔细探究之后就会发现，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例如，韩国积极引进外国资本，而战后时期日本很少从国外借款。虽然我们可以肯定，日本的经验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但是不可能找到一个适用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唯一发展战略，因为这些经济体具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