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犯错的喜悦：
为不相信所思所想而激动

1959年秋天，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邀请一群人参与一项非常不道德的研究。他精心挑选了一批哈佛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参加一系列实验，实验持续到他们毕业。学生们自愿每周花几个小时参与研究，这项研究将会为如何理解人格形成并解决心理问题贡献新的认识，但学生们并不知道，参与实验会让他们的信念遭受挑战。

研究者亨利·默里原本是一名内科医生和生物化学学者。在成为声誉卓著的心理学家之前，他发现自己所在的研究领域对人们如何应对困难的互动关注甚少，对此他感到很失望，并决定将这一课题纳入自己的实验项目。他让参与的学生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出各自的人生哲学，包括核心价值观和指导原则。当学生们交作业的时候，每人都会和另一个完成同样作业的人配对儿。接下来每对儿学生都会用一两天的时间了解同伴的人生哲学，他们争论的场景会被拍摄下来。这个经历比他们预想的要激烈得多。

默里根据自己在二战时期对间谍进行心理评估的方法，设计了这项研究的框架。作为美军中校，默里被招募进战略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负责详细审查有潜力的特工。为了评估候选人应对压力的方式，他把他们带到地下室，用强光照着他们的脸进行审问。考官会不时地突然站起来喊：“你是个骗子！”一些候选人当场退出，还有一些被吓哭了，那些承受住猛攻的人得到了实验机会。

现在默里为更系统地研究压力反应做好了准备。他仔细筛选，创建了包含广泛人格类型和心理问题的学生样本。他给这些学生按照类型起了和性格特征相关的昵称，比如“电钻”“石英”“蝗虫”“中枢”“守法”（下文会详细讲述）。

当学生们参与辩论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的备选搭档不再是自己的同伴，而是一名法律系的学生。他们并不知道，法律系学生已经和研究团队“勾结”在一起，他的任务是用18分钟的时间，对受试者的世界观发起猛攻。默里称这为“有压力的人际争论”，他让法律系学生用“猛烈的、压倒性的、个人辱骂的攻击方式”让受试者愤怒和焦虑。在辩论中，可怜的学生们在捍卫自己的观点时汗流浃背，大喊大叫。

痛苦还不只如此。接下来的几周，学生们被请回实验室，观看辩论录像中自己的反应。他们看到自己面容扭曲，语无伦次。他们总共花了8小时来回顾这让人难堪的18分钟。25年后，当回想起这段经历时，很多受试者还清楚地表示感觉非常痛苦。“电钻”的描述是“怒不可遏”。“蝗虫”回忆起了自己的困惑、愤怒、懊恼和不适。“他们骗了我，告诉我会有一场讨论，实际上却是一次攻击。”他写道，“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这样做是为什么？”

其他受试者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他们反而从被迫重新思考的信念中获得了乐趣。“有的人可能觉得这种经历让自己有点儿不太舒服，他们珍视的（对我而言，至少是大学二年级时珍视的）人生哲学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被挑战了。”一名受试者回忆说，“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在接下来一星期都让人感到痛苦的经历，更别说整个人生了。”另一名受试者把这件事描述为“特别令人愉悦”，还有一个人甚至说“有趣”。

自从第一次知道受试者的反应如此热情，我就特别想知道背后的原因。他们是如何做到自己的信念像器官一样被摘除还如此享受的？我们如何才能学会做到这一点？

由于研究记录未被解封，大部分受试者尚未透露自己的身份，我做出了次优选择：寻找他们的同类。我找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还有两位全球顶尖的选举预测专家。他们不仅对承认错误毫无不适感，而且对此满怀激情。我想，他们可以教会我们如何在发现自己的信念不正确的时候更优雅地接受错误。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更频繁地犯错，而是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犯错的频率要高于我们愿意承认的次数，我们越是否认，给自己挖的坑就越深。

主宰你思想的独裁者

我儿子5岁的时候，在得知他叔叔要有小孩了之后十分兴奋。我和妻子都猜会是个男孩，我的儿子也是这么想的。几周后，我们得知是个女孩。当我们把消息告诉儿子的时候，他立马哭了。我问他：“你为什么哭呀？是因为你希望自己有个堂弟吗？”

“不！”他喊道，用他的拳头敲着地板，“因为我们猜错了！”

我向他解释，犯错不都是坏事。犯错可以是一个信号：我们学到了新知识，这个发现本身就足以让人开心了。

我并非生来就有这样的认识。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曾下决心始终保持正确的判断。二年级的时候，我指出老师把lightning错拼为lightening；在交易棒球卡时，我会不假思索地说出最新比赛的数据，证明价格指南上对球员的估值是错误的。我的朋友觉得我这样很招人烦，给我取了个外号，叫“事实先生”。情况愈演愈烈，直到有一天我最好的朋友决定，在我承认自己错了之前，他不再和我说话。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开始接受自己也会犯错这个事实。

社会学家默里·戴维斯在他的经典论文中指出，一些观点之所以经久不衰，并不是因为正确，而是因为有趣。而某个观点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挑战了我们的薄弱观念。你知道月球最初是由一次大撞击后地球岩浆蒸发，熔岩雨积聚形成的吗？你知道独角鲸的角实际上是它的牙齿吗？当一个想法或假设对我们没有那么重要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乐于质疑。我们的情绪变化过程是从惊讶（真的吗？）到好奇（告诉我更多！）和激动（哇！）。我在这里引用艾萨克·阿西莫夫的一句名言，伟大的发现通常不是从“我找到了！”，而是从“太有趣了……”开始的。

然而，当质疑某种核心观念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选择封闭而不是开放。这就好像有一个微型独裁者住在我们的大脑里，控制事实流入大脑。在心理学中，相应的专业术语是“极权主义自我”，其作用是把威胁性信息拒之门外。

当有人攻击我们的性格或智商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大脑中的独裁者是如何起作用的。这种冒犯会破坏我们身份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至关重要又难以改变。极权主义自我这时就像大脑的保镖一样，用安慰性谎言来保护我们的自我印象，比如“他们只是嫉妒了”“你真的特别好看”“你马上就能发明新版的宠物石了”。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经这样打趣：“你千万别欺骗自己——你是最好骗的人。”

当我们深信不疑的观念面临威胁时，大脑中的独裁者也很愿意掌权。在上述哈佛大学攻击学生世界观的研究中，负面反应最强烈的受试者被称为“守法”。他来自一个蓝领家庭，异乎寻常地早熟，16岁上大学，17岁就参与了研究。他的观点之一是科技对文明有害。当他的观点被质疑的时候，他变得充满敌意。“守法”之后成了一名学者，他在写代表作的时候，很明显地仍然固守着他的观点。他对科技的担忧只会加剧：

工业革命及其影响对人类来说是一场灾难。尽管工业革命之后，所谓发达国家的国民预期寿命大幅增加，但是令我们社会动荡、生活空洞，让人类在肉体痛苦和……中失去尊严，并且对自然造成严重破坏。

这样的判断是对威胁的惯常反应。神经学家发现，我们的核心观念一旦遭遇挑战，就会触发杏核仁，也就是原始的“蜥蜴脑”，吹走刚刚过去的理性的凉风，带来灼热的“战斗或逃跑”的反应模式。愤怒和恐惧是发自内心的：感觉就像有人在击打我们的大脑。极权主义自我带着精神铠甲前来驰援。我们成了传教士或检察官，要去感化或者谴责无知的人。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写道：“我们非常擅长发现他人观点中的弱点，却对自己的弱点视而不见。”

我觉得这很奇怪，因为我们的观念不是生来就有的。不像身高或者原始智商，我们对自己的观点有完全的掌控力。我们能够选择自己的观点，也能够选择随时重新思考。这应该是我们的日常任务，因为我们有一辈子的证据来证明我们会经常犯错。

• 我确定在周五前能够完成这章的草稿。

• 我坚信包装盒上有巨嘴鸟的麦片是水果圈，但我刚刚发现盒子上写的是果脆圈。

• 我确信昨晚把牛奶放进冰箱了，奇怪的是，它今天早上却在餐台上出现了。

我们大脑中的独裁者通过激活“过度自信循环”而大行其道。首先，我们的错误观念被过滤泡屏蔽了，当只看到支持自身观点的信息时，我们就能保持自信。其次，我们的观点被封存在回音室里，在那里我们只能听到别人强化和证实这些观点。尽管最后形成的堡垒坚不可摧，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专家群体决心打破这个循环。

依恋问题

不久前，我在一个会议上分享了自己对付出者、获取者和公平者的研究。我研究的是：在销售和工程领域，慷慨、自私和公正的人哪一类工作更高效？听众中有丹尼尔·卡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发现我们直觉中的谬误。演讲结束后，他对我说，对我的研究发现——与获取者和公平者相比，付出者的失败率更高，但成功率也更高——感到惊讶。

如果读到一份颠覆你认知的研究，你会做何反应？很多人都会采取防御措施，从研究设计或统计分析中寻找瑕疵。丹尼尔恰恰相反，他的眼睛闪着光，粲然一笑：“真是太棒了，我错了。”

后来，我和丹尼尔一起吃午饭，问及他的反应。根据我的观察，他当时真的很兴奋，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显得非常开心。他说，在他85年的人生里，从未有人指出这个问题，他单纯地享受发现错误的时刻，这意味着与从前相比，他的错误观念减少了。

我知道这种感觉，在大学时代，吸引我对社会科学产生兴趣的，正是那些和我的预想大相径庭的研究。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告诉室友我在重新思考的所有假设。在我的第一个独立研究项目中，我检验了自己的预测，其中十多个假设最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这是对知识保持谦卑的重要一课，我没有崩溃，而是感受到一种兴奋的冲动。发现自己错了的感受非常愉悦，这意味着我学到了东西。就像丹尼尔对我说的：“知错是唯一让我确信学到知识的方式。”

丹尼尔对说教、指控、耍手腕都不感兴趣，他是致力于发现真理的科学家。当我问他如何保持这种模式时，他说，他拒绝让自己的观念成为身份的一部分。“我改变主意的速度快得让合作者发疯，”他解释说，“我对自己想法的依恋是暂时的，对它们没有无条件的爱。”

正是依恋，让我们不能发现观点是离谱的并进行重新思考。要想解锁犯错的喜悦，我们需要让过去的自己脱离现在的自己。据我所知，有两种脱离方法特别有效，一种是让你的现在和过去脱离，一种是让你的观点和身份脱离。

先从第一种脱离说起。心理学上，一种方式是测量现在的你和过去的你的相似度：哪一对儿圆圈最符合你对自己的看法？（如图3-2所示）

此时此刻，让现在的自己脱离过去的自己可能会令人感到不安。即便是积极的改变也会产生消极的情绪，身份的改变会让你觉得脱轨和脱节。一段时间之后，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是谁对心理健康是有益的，只要你能把自己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的故事叙述完整即可。一项研究发现，人们一旦感觉到脱离了过去的自己，抑郁程度就会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有所减轻。当感到人生似乎在转变方向或者你正在改变时，你就更容易摆脱过去坚持的愚蠢想法。

过去的我是“事实先生”。我太执着于我知道的东西。现在，我对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更感兴趣。正如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告诉我的：“如果回顾过去的自己，你不是在想‘哇，一年前我可真傻’，那么说明你在过去的一年里没学到多少东西。”

第二种脱离是把你的观点和身份分开。我猜，你在看医生的时候，不希望那个医生的身份是“脑叶切除术专家”，你也不想把孩子送到一个身份是“体罚者”的老师那里，更不想生活在一个警察局长的身份是“站住并搜身”的城市。在很久以前，这些行为都被认为是合理且高效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习惯于用信念、观点和意识形态来定义自己。当时移世易、知识迭代的时候，这种定义方式就会阻碍我们的思想产生变化。我们会神化自己的观念，以至对自己犯错的想法充满敌意，极权主义自我会跳出来压制反驳论点，粉碎相反论据，关闭学习之门。

你是谁，应该是一个关于你最看重什么的问题，而不是关于你相信什么的问题。价值观是你生活的核心原则，可以是卓越和慷慨、自由和公正，也可以是安全和正直。将身份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你能够保持思想开放，用最好的方式提高自己。你希望医生的身份是守护健康，教师的身份是帮助学生学习，警察局长的身份是维护安全和正义。当他们用价值观而不是观点来定义自己时，他们也为自己赢得了根据新证据改变做法的灵活度。

尤达效应：你必须把学到的东西放下

在我寻找乐于发现自身错误的人的过程中，一位值得信赖的同事告诉我，我必须去见见让-皮埃尔·贝格姆斯。他快50岁了，是那种喜欢诚实地面对错误，即使伤人也要实话实说的人。当他的儿子还在蹒跚学步时，父子俩一起看一部太空纪录片，让-皮埃尔随口说，太阳有一天会变成一个红巨星并吞没地球。他的儿子并不觉得好玩，他边哭边喊：“可我喜欢地球！”让-皮埃尔感觉很糟糕，决定闭口不言，不再提及那些可能会妨碍地球长期存在的威胁。

早在20世纪90年代，让-皮埃尔就有收集新闻中专家预测的习惯，他还给自己和专家的预测打分。后来他开始参加预测锦标赛，一项由Good Judgment网站（人们在那里试图预测未来）组织的比赛。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俗话说，“就连历史学家都不能预测过去”。每次锦标赛都会吸引全球数千名参赛者，他们会预测重大政治、经济和科技事件。预测的问题有时间限制，有可测量的特定结果。例如，现任伊朗总统6个月后还会在任吗？哪支球队会赢得下届世界杯？未来一年，是否会有个人或者公司因涉及自动驾驶技术的交通事故而面临刑事诉讼？

参赛选手不仅需要回答是和否，还必须给出事件发生的概率。这样可以系统地检验他们是否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几个月后，他们将会得到基于预测准确性和校准度的打分，赢得分数不仅要给出正确答案，还要对正确性本身有正确的判断。最好的预测者是那些对正确预测充满信心，又对错误预测保持怀疑的人。

2015年11月18日，让-皮埃尔参加了一项预测，震惊四座。一天前，一个新问题出现在预测锦标赛上：2016年7月，谁能够赢得共和党的美国总统初选？选项有杰布·布什、本·卡森、特德·克鲁兹、卡莉·菲奥莉娜、马尔科·鲁比奥、唐纳德·特朗普，以及以上都不是。当时离共和党美国全国代表大会还有8个月，特朗普被很多人当成笑话。据纳特·西尔弗（网站FiveThirtyEight背后著名的统计学家）预测，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提名候选人的概率只有6%。当凝视自己的水晶球时，让-皮埃尔认为特朗普有68%的概率获胜。

让-皮埃尔不仅仅擅长预测美国事件的结果。他对英国脱欧概率的预测始终徘徊在50%左右，而他的大部分对手则认为公投通过的概率非常小。他成功地预测了塞内加尔在任总统将会在连任大选中失败，尽管连任的基础概率很高，其他预测者也普遍认为现任总统能够大获全胜。其实，早在专家和民意测验把特朗普纳入竞争者范围之前，让-皮埃尔就倾向于特朗普。“这是出乎意料的。”他这样写道。在2015年，很多预测者“都在否认特朗普有获胜概率”。

基于他的表现，让-皮埃尔可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选举预测者。他的优势是能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他非常冷静，却多次改变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 他并没有民调或统计学背景，他是一名军事历史学家，这意味着他没有预测领域的任何相关优势。统计学家固守自己的观点，关注如何叠加民意测验的结果。让-皮埃尔则更关心那些更难以量化、容易被人忽视的因素。对特朗普来说，这些因素包括善于利用媒体、知名度、获胜议题（比如移民政策和“边境墙”）。

就算预测不是你的爱好，通过研究让-皮埃尔这样的预测者是如何形成观点的，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我的同事菲利普·泰特洛克发现，预测技巧并不关乎我们知道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思考。当他和合作者研究影响预测表现的一系列因素时，他们发现坚毅和雄心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智力也不是排在第一位的，而是排在第二。还有一个因素的预测能力大约是智力的三倍。

这项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预测者更新观念的频度。最好的预测者进行重新思考的循环次数更多。他们拥有自信的谦虚，能够检验自己的判断，同时拥有发现新信息的好奇心，从而修正自己的预测。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进行多少次重新思考是必要的。尽管个人和具体情境中的平衡点千差万别，但平均值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通常参加过几年预测锦标赛的选手，对每个问题的预测会修改两次，而顶尖选手则会更新四次以上。

上述做法是非常容易操作的。更好的判断并不需要几十次或者几百次修改。只需要稍加努力重新思考，就能有所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程度的反思是超乎寻常的。我们中有多少人还记得自己上一次承认错误、修改观点是什么时候？就像记者凯瑟琳·舒尔茨观察到的那样：“尽管少量证据就足够让我们得出结论，但是不足以让我们修改结论。”

这就是最好的预测者擅长的事：渴望重新思考。他们更愿意把观点看成直觉而非真相，看成可能性而非必须接受的事实。他们会在接受想法之前产生疑问，并在接受想法之后继续不断地怀疑。他们一直在寻找新的信息和更好的证据，尤其是相悖的证据。

在《宋飞正传》中，乔治·科斯坦萨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如果你相信它，它就不是谎言。”我要加一句：“不能因为你相信它，它就是真相。”避免将所有进入大脑的想法都当作智慧的象征。避免将所有进入内心的情绪都内化为拥有情商的标志。

另一位全球顶尖的预测者基尔斯特·莫雷尔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她显然非常聪明，但是她的学术和职业背景与预测国际事件都不太相关。她的专业主要是通过研究人类髋关节运动原理，设计更舒适的鞋，制造人工智能轮椅，等等。我询问她如此擅长预测的原因，她的回答是：“自己错得越久，越没有好处，不如尽快改变想法。探索发现的感觉很棒，我想人们都会喜欢这种惊喜的。”

基尔斯特不仅抹去了承认错误的痛苦，还将其转化为快乐的源泉，她给自己建立了经典的条件反射机制，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听到铃声就会分泌唾液一样。如果不断地犯错能够让我们找到正确答案，那么犯错本身就可以变得很愉悦。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我们会享受过程中的每一步。基尔斯特最大的失误是没能准确预测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她认为希拉里会战胜特朗普。她并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所以预测错误的前景令她十分痛苦——这对她的身份来说太重要了。她知道特朗普有可能当选，但是她不愿去想这样的可能，因此没有往这个方向上预测。

在2016年，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错误。不计其数的专家、民意测验和权威预测都低估了特朗普当选以及英国脱欧的概率，因为他们在情感上沉浸在以往的预测和身份中。如果你今天想成为一名更好的预测者，那么放下你昨天坚持的观点会有所帮助。早晨起床的时候，打个响指，下决心说“我不在乎”。不去管谁是总统，还是你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世界是不公平的，你几十年积累的专业能力已经过时了！这是小菜一碟的事情，对吗？就像你想要放弃一段感情一样。然而，让-皮埃尔做到了这一点。

2015年春天，当特朗普决定参加竞选的时候，让-皮埃尔只给了他2%的提名人获胜率。随着特朗普在8月的民意调查中排名的上升，让-皮埃尔开始质疑自己的判断。他把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分开，承认鉴于当时获得的信息，最初的预测是可以理解的。

将观念和身份剥离则更为困难。让-皮埃尔不希望特朗普获胜，所以很容易落入期望偏差的陷阱。他通过让自己关注另一个目标来克服干扰。他解释说：“我之所以不执迷于最开始的预测，是因为想要赢得预测，想要成为最好的预测者。”对于实际想要的结果，他还是很关注的，但是更值得他重视的是不要犯错误。他的价值观是事实高于团队结果，他认为：“如果证据能有力地证明我的团队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是错的，我就接受它。我认为我所有的观念都是暂时的。当事实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会改变观点。”

研究表明，哪怕只是发现一个自己可能犯错的理由，都足以抑制过度自信。让-皮埃尔则更进一步，他列出了所有专家对“为什么特朗普不会获胜”的分析，然后寻找证据证明他们（和自己）是错的。他在民意测验中找到了证据：专家普遍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少数派的候选人，对共和党选民的吸引力不大，让-皮埃尔却发现特朗普在共和党的各个核心选民群体中都非常受欢迎。到了9月中旬，让-皮埃尔成了仅有的异类，将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提名人胜出的概率提高到50%以上。“接受自己会犯错的事实，”他建议，“试着反驳自己的观点。当你犯错时，没什么好沮丧的，你可以对自己说：‘嘿，看我发现了什么！’”

最可能是我犯的错

尽管让-皮埃尔在预测特朗普获胜上有先见之明，但他在面对自己的情感时还是很难坚持自己的判断。2016年春天，他发现媒体对希拉里邮件事件的报道是个危险信号，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坚持预测特朗普会获胜。但到夏天的时候，当思考特朗普胜选的概率时，他整夜难以入睡。他改变了自己的预测，转向了希拉里。

事后回顾，让-皮埃尔没有为自己的决定辩护。他坦言，尽管自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预测者，但还是犯了新手常犯的期望偏差错误，让自己的偏好影响了判断。他关注那些能让他预测希拉里获胜的因素，因为他热切盼望特朗普失败。“这就是我应对自己做出不好预测的方式。”之后他有了出乎意料的举动：嘲笑自己。

在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嘲笑他人。如果欣然接受自己的错误，我们就不怕自嘲。自嘲可以提醒我们：尽管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慎重，但是我们也没必要太拿自己当回事儿。研究显示，经常自嘲的人往往更开心。 我们可以将过去的错误观念变成现在的乐趣来源，而不必为自己的错误感到自责。

当然，犯错误并不总是让人感到愉快。接受错误的过程包含很多痛苦时刻。但是，如果认识到这些都是进步的必经之路，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这些时刻。如果不能从犯错中找到片刻欢乐，我们就很难做对任何事情。

在伟大的科学家和超级预言家身上，我发现了一个矛盾：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犯错，是因为害怕犯错。令他们与众不同的是时间范围。从长远看，他们希望找到正确答案，但他们也明白，这意味着短期内他们会遇到绊脚石，被迫倒退，甚至改变路线。他们放弃了玫瑰色的眼镜，选择了结实的镜子。他们害怕下一年因错误判断而丢分，他们有强大的动力对过去一年的错误保有清醒的认识。杰夫·贝索斯说：“那些总是正确的人总是在倾听，也总是在改变自己的想法，如果不经常改变想法，就会经常犯错。”

让-皮埃尔有一个锦囊妙计，可以在犯错时抓住自己。那就是当做出预测的时候，他也列出这个预测的前提条件，以及在哪些情况下他需要改变自己的想法。他说这种方法可以让他保持诚实，避免固守一个糟糕的预测。

预测者在比赛中的做法对生活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当你形成一个观念的时候，问问自己哪些情况下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之后，跟踪自己的观点，你就能看到自己什么时候是对的，什么时候是错的，以及你的思考是如何演变的。“一开始我只想证明自己的观点，现在我想要完善自己，看看自己可以做得多好。”让-皮埃尔说。

对自己承认错误是一回事，向别人承认错误是另一回事。尽管可以推翻大脑中的独裁者，我们还是会面临被他人嘲笑的风险。在一些情况下，我们担心，别人一旦发现我们犯错，我们的声誉就会受损。那些接受自己错误的人是如何应对的？

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物理学家安德鲁·莱恩在全球顶级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项重大发现。他首次发现了可以证明行星围绕中子星（已经爆炸成超新星的恒星）运转的证据。但几个月后，在准备去天文学会议发表演讲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忽略了地球的轨道是椭圆形而非圆形的，没有因此调整计算上的重大错误，这令他非常难堪，他发现的行星根本就不存在。

在数百名同行面前，安德鲁走上会议厅讲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当结束发言的时候，在场所有人起立鼓掌，一位天体物理学家称这是“我所见过的最高尚的行为”。

安德鲁·莱恩并不是个例。心理学家发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会让我们显得无能，而是诚实和好学的表现。虽然让科学家承认自己的研究失败或结论不可靠是有损声誉的事，但是，如果诚实接受新的数据而不是予以否认和狡辩，那么科学家反而会赢得更好的评价。演员威尔·史密斯曾说：“事情出了问题是谁的错并不重要，如果你的责任是解决它，承担责任就是夺回你的权力。”

当我们发现自己可能犯了错误的时候，一个标准的辩解是：“我有权发表我的观点。”我想修改一下：是的，我们有权在大脑中持有观点。但如果要大声表达这些观点，我们就有责任为这些观点打好逻辑和事实的基础，和他人分享我们的推理过程，并在更好的证据出现时，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样的理念带我们回到了哈佛学生身上，在亨利·默里这项不道德的研究中，学生们的世界观遭受了打击。我可以推断，那些享受研究体验的学生和伟大的科学家以及超级预言家拥有同样的思维方式。他们把自身观点遭遇的挑战看成让人兴奋的机遇，用来提升自身的思考能力。而那些感受到压力的学生不知道如何剥离观念，他们认为观点就是身份。对世界观的攻击威胁了他们的自我价值，他们大脑中的独裁者冲出来进行辩护。

我们来看看那个被称为“守法”的学生。他觉得研究给他带来了情感伤害，研究结束40多年后，他这样回忆：“在辩论中，对手对我们进行了各种侮辱，这是让人特别不愉快的经历。”

今天，“守法”有了不同的绰号，大多数美国人都非常熟悉，那就是“大学炸弹客”。

特德·卡钦斯基后来成了数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境内恐怖主义者。他寄出了3枚炸弹，导致3人死亡，23人受伤。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刊出他的手写宣言后，他的弟弟认出了他的字迹，随后他被逮捕，长达18年的调查也宣告结束。他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前文我引用的段落出自他的宣言。如果读了整篇文章，你就会发现其内容或结构不太可能引起你的不安。能够引起不安的是他异常坚定。卡钦斯基没有考虑其他备选方案，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会犯错，请看下面文章的开头：

工业革命及其影响对人类来说是一场灾难……令我们社会动荡、生活空洞……技术的发展让情况恶化。……让人类在肉体痛苦和……中失去尊严，并且对自然造成严重破坏……如果现行体制继续存在，那么结果在所难免：我们无法改变或调整现行体制……

卡钦斯基的案例留下了很多关于他心理状态的未解疑问。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学会质疑自己的观点，他还会为自己诉诸暴力进行合理化辩护吗？如果有能力发现自己的错误，他最终还会犯下那么严重的错误吗？

每当遇到新的信息时，我们都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让观点附加在身份之上，固执地进行传播和指控。我们也可以像科学家那样，把自己视为追求真理的人，即使这意味着要去证明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 TVZV/L5PK2TwvIqffU9gAUiXXKJQVpNVBmb0vowSgC5Y0WPRrfRe12n2s2amrb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