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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思维模式：
传教士、检察官、政客和科学家

或许你不知道迈克·拉扎里迪斯的名字，但是他曾对你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小，迈克就是一个电子奇才。四岁时，迈克就用乐高积木和橡皮筋给自己做了一台电唱机；上高中时，老师们的电视机坏了，他们都会找迈克来修理。闲暇时，迈克组装过一台计算机，还为高中的知识竞赛队设计了一个性能更好的蜂鸣器，凭此赚到了大学第一年的学费。和他那个时代许多伟大的企业家一样：在还有几个月就能拿到电气工程专业学位时，他从大学退学了。这位移民后代在世界上名声大噪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迈克的第一个成果，是一台能够读取电影胶片条形码的设备，他为此申请了专利。这种设备后来在好莱坞得到广泛应用，为迈克赢得了艾美奖和奥斯卡技术成就奖。然而，与他的下一个重大发明相比，这个成就简直是小菜一碟。迈克的第二项发明才是令他的公司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公司的关键，这项旗舰产品问世后很快就吸引了一批狂热的追随者，比尔·盖茨、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都是其忠实用户。“这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奥普拉·温弗瑞曾夸赞道，“没有它我活不下去。”就连奥巴马总统在进入白宫时，都拒绝把他的设备交给特勤局。

这项重大发明就是黑莓手机。

迈克曾设想，让黑莓手机成为能够收发电子邮件的无线通信设备。截至2009年夏天，黑莓手机占据了美国近一半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但是到了2014年，其市场份额暴跌至不到1%。

当一家公司出现这种急转直下的情况时，我们很难将其归咎于某个原因，因此，我们倾向于将其拟人化：黑莓手机的适应力不行。然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非一个公司要做的事情，而应该是每个人每天在做出大量决策时要做的事情。作为联合创始人、总裁兼联合首席执行官，迈克负责黑莓的全部技术和产品决策。迈克曾经的梦想或许是点燃智能手机革命的火花，但是他不愿重新思考，于是黑莓公司逐渐失去生命力，也几乎扼杀了他自己发明的产品。他哪里做错了？

我们大多数人都以自己的知识和专长为荣，并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观点。这在稳定的世界中是行得通的，我们也会因为坚守自己的观念而得到回报。但问题是，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思考和重新思考对我们同样重要，值得花费几乎相等的时间。

重新思考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心态。我们已经有了重新思考所需的心理工具，只是要记得把它们从库房里拿出来，除一除锈。

深思熟虑

随着人们获取信息和技术能力的增强，知识不仅在增长，增长的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在2011年，你每天消化的信息是25年前的5倍。1950年，医学知识大约需要50年才能翻倍；而到了1980年，医学知识每7年增加一倍；到了2010年，仅需3.5年就能翻倍。变化的不断加速，意味着我们比以前更容易质疑我们的观念。

而这样的转变并非易事。当我们坚守观念时，它们往往变得更加极端且根深蒂固。我仍然很难接受冥王星可能不是一颗行星的结论。在教育领域，即使因为历史观的进步和科学思维的迭代，过去的知识已经落后，要升级一门学科并修订教科书通常也需要数年时间。最近的研究发现，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很多已被广泛接受的观念，包括埃及艳后的出身（她的父亲是希腊人而非埃及人，母亲身份不详）、恐龙的外貌（现在古生物学家认为一些暴龙背上有彩色羽毛），以及视觉的存在条件（实际上盲人已经在训练自己去“看”了，声波可以激活视皮质并在大脑中生成视觉图像，就像回声定位帮助蝙蝠在黑暗中导航一样）。 古董唱片、老爷车、古董钟表都可能是珍贵的收藏品，而过时的观念所形成的思想“化石”，我们最好还是放弃。

我们能很快指出他人何时需要重新思考。当我们想对诊断结果寻求更多意见时，我们就是在质疑医生的判断。可惜的是，当涉及自己的知识和观念时，我们通常更倾向于感觉自己是对的，而非实际情况是对的。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做出很多决策，从招聘员工到选择结婚对象，不一而足。我们需要将寻求更多意见培养成习惯。

设想你的一位朋友是财务顾问，他推荐你投资一个不在你的雇主计划内的退休基金，而你的另一位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朋友告诉你这个基金有很大的风险，你会怎么做？

斯蒂芬·格林斯潘就处于这种状况，一边是持怀疑态度的朋友的警告，一边是基金的过往业绩数据，他在两者之间权衡。他的姐姐已经投资该基金数年，并对结果很满意。她的一些朋友也买了，收益虽然并不突出，但增长率始终维持在两位数。财务顾问十分相信这个基金，并将自己的钱投了进去。掌握了这些信息，格林斯潘决定更进一步。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将退休金的1/3投进该基金。不久，他得知他的投资组合增长了25%。

然而，当该基金崩溃时，他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这正是伯纳德·麦道夫策划的庞氏骗局。

20年前，我的同事菲利普·泰特洛克有一些奇特的发现。在我们的思考和谈话中，我们经常会代入三种不同职业的思维模式，这三种职业分别为传教士、检察官和政客。在每一种模式中，我们都会呈现独有的特征并使用一套独特的分析工具。当神圣的信念岌岌可危时，我们就会代入传教士模式：通过布道来保护和宣扬我们的理念。当发现其他人推理的缺陷时，我们会进入检察官模式：通过整理论据来证明其他人的错误，打赢这场官司。当试图赢得观众时，我们转换到政客模式：为得到选民认同而进行活动和游说。这样做的风险是：我们沉迷于宣扬自身理念的正确性，指摘他人的错误观念，并为获得他人的支持而进行政治活动，以至不再去费力重新思考自己的观点。

当格林斯潘和他的姐姐选择投资伯纳德·麦道夫的基金时，他们不是只依赖某一种心智模式，三种模式的共同作用促使他们做出了不幸的决定。当姐姐告诉格林斯潘她和朋友们如何赚钱的时候，她在宣扬这个基金的优点。她的信心使格林斯潘反驳那个警告他不要投资的朋友，认为后者产生了“条件反射式的怀疑”。当格林斯潘被自己想要同意的欲望驱使时，他处于政客模式——财务顾问是一个他喜欢且想要取悦的朋友。

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落入这样的陷阱。不过，格林斯潘说他本应该知道得更清楚，因为他恰好是诈骗领域的行家。当决定放弃这份投资时，他几乎已经完成了一本关于我们为什么会受骗的著作。当回顾这件事时，他希望自己能用另一种方法来做决定。他本可以系统地分析基金策略，而不是简单地相信结果；他本可以从可靠的来源中获得更多观点；他本可以先用小额投资试水更长一段时间，而不必一下子赌上一生的积蓄。

如果能这样做，他就进入了“科学家模式”。

一副不同的眼镜

如果你的职业是科学家，那么重新思考是你所在行业的基本原则。你需要不断意识到自己理解能力的局限性。你应该对知道的怀疑，对不知道的好奇，并基于新数据更新观点。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科学原理的应用就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生物学家发现了青霉素，火箭专家将人类送上月球，计算机科学家建立了互联网。

但是，科学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科学家具有一种思维模式，一种不同于传教士、检察官和政客的思维模式。当寻找真相时，我们就进入了科学家模式：通过实验来检验假设并发现知识。科学方法不是预留给穿白大褂和拿烧杯的人的，使用这些方法也不需要伏案多年与显微镜和培养皿为伴。假设我们在生活中与在实验室里要做的事情一样，实验就能为我们的日常决策提供信息。这让我不禁想问：其他领域的人能通过训练，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吗？如果可以，那么他们最终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吗？

最近，四位欧洲的研究者决定寻找答案。他们对上百位意大利初创企业的创始人进行了一项大胆的实验，行业涉及科技、零售、家具、食品、医疗保健、休闲和机械制造等领域。大多数创始人的业务尚未创收，这使得他们成为研究科学思维如何影响底层思维的理想对象。

这些企业家来到米兰参加企业家培训项目。经过四个月的课程学习，他们学会了制定业务战略、访谈客户、构建最小可行产品并完善产品原型。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已经被随机分到科学思维组和对照组。两组的培训内容相同，只是科学思维组被鼓励通过一副科学家的“眼镜”来观察初创公司。从科学家视角看，企业的战略是一种理论假设，客户访谈帮助构建假设，最小可行产品和产品原型则是测试这些假设的实验。他们的任务是严格测量实验结果，并根据实验结果是否支持假设来做出决策。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对照组初创企业平均收入低于300美元，而科学思维组初创企业平均收入超过1.2万美元（如图1-1所示），收入增速是原来的两倍多，这些企业也更快地吸引到更多客户，这是为什么？对照组的企业家倾向于坚持他们最初的战略和产品，他们很容易宣扬过去决策的优点，指出替代选择的缺点，迎合支持原有方案的顾问。相比之下，那些被训练得像科学家一样思考的企业家，转变思维的频率是对照组的两倍多。当假设未得到支持时，他们认为这正是重新思考商业模式的时机。

实验结果让人意想不到。我们通常会赞美卓越企业家和领导者坚强的意志以及独到的眼光——他们拥有典范的信念：果敢和肯定。然而，有证据表明，企业高管在竞标时，最好的策略是行动缓慢且具有不确定性。就像严谨的科学家，他们非常从容，以便随时灵活地改变想法。我开始认为果断决策的价值被高估了……但我保留改变这个想法的权利。

你不需要成为职业科学家也能像他们一样理性思考，成为职业科学家也不能保证你一定会使用自己的科学工具。当把自己偏爱的理论奉为真理，把建设性的批评视为亵渎时，科学家就变成了传教士。当允许自身观点因受欢迎程度而非准确性而摇摆时，他们会转向政客模式。当一心想揭穿和抹黑他人，而非发现真相时，他们就进入了检察官模式。在相对论颠覆物理学之后，爱因斯坦曾反对量子革命：“为了惩罚我对权威的蔑视，命运让我自己成为权威。”有时，即使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有必要像真正的科学家一样思考。

在成为智能手机先驱前的几十年里，迈克是公认的科学天才。上中学时，他因在科学展览会上制造太阳能电池板而登上当地的报纸，因阅读过公共图书馆里的每一本科学书而获得奖励。翻开他的八年级纪念册，你会看到迈克被描绘成一个卡通图案：一个从头上射出闪电的科学狂人。

当打造黑莓手机时，迈克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当时的无线电子邮件设备的特点是手写板输入太慢或者键盘太小。人们不得不笨拙地将工作邮件打包转移到移动设备上，再花很长时间下载。他开始提出假设并派工程师团队测试自己的设想：设备能不能被人们握在手中，仅用拇指而非多个手指打字？设备之间能否有可以同步的邮箱？信息是否可以通过服务器中继，并只有在解密后才出现在设备上？当其他公司效仿黑莓手机时，迈克会拆开它们的手机进行研究。一直没有什么产品让他觉得惊讶，直到2007年夏天，第一部iPhone（苹果手机）的计算能力让他感到震惊。“他们将苹果计算机放了进去。”他说。迈克接下来所做的事情或许是黑莓终结的开始。如果黑莓手机的崛起主要归因于迈克作为工程师科学思维的成功，那么黑莓手机的终结主要归因于他作为首席执行官重新思考的失败。

随着iPhone一飞冲天，迈克依然坚守着曾让黑莓手机轰动一时的功能理念。他坚信人们需要用无线设备收发工作邮件和接打电话，并不需要把一台装满家庭娱乐应用程序的计算机放在手机里。早在1997年，一位顶级工程师就想在手机中加入互联网浏览器，但是迈克让他把注意力放在邮件上。10年后，迈克仍然确信，功能强大的互联网浏览器会耗尽手机电量并使无线网络的带宽变得紧张。他并没有去检验其他假设。

2008年，黑莓公司市值已超过700亿美元，但手机仍然是公司的唯一产品，而且缺少可靠的浏览器。2010年，当迈克的同事提出以加密文本消息为特色战略时，迈克虽然接受了，但对允许和竞争对手的设备交换信息表示担忧，他觉得这可能会使黑莓手机过时。随着他的保守想法在公司越来越受欢迎，公司放弃了即时通信，错过了WhatsApp（智能手机通信应用程序）后来抓住的高达190亿美元的市场机会。尽管在重新思考电子设备设计上很有天赋，但迈克不愿意为他的“宠儿”重新思考市场。在这一点上，智力无法成为解药，可能更像一种诅咒。

越聪明越失败

智商并不能保证思维敏捷。如果缺少改变想法的动力，那么无论有多高的智商，你都会错过很多重新思考的机会。研究表明，在智商测试中得分越高，你越有可能陷入刻板印象。这是因为你的识别模式速度更快。而且，最近的研究表明，越聪明的人越难更新观念。

一项研究调查的是，成为数学高手能否让人在分析数据方面更强大。如果给出的数据是关于一些平淡无奇的事情的，比如皮疹的治疗，那么答案是肯定的。但当数据能够激发强烈情绪，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比如美国的枪支法案时，结果会怎样？

成为一名量化分析师会使你更准确地进行结论解读——只要数据能够支持你的观点。然而，如果实证模式与你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数据处理能力就不再是资产，反而成为一种债务。你的数据处理做得越好，你就越难分析与自身观点相矛盾的模式。在评估禁枪令失败的证据时，支持持枪的自由派数学天才的表现比同行要差。与此相对应，如果分析师是支持禁枪的保守派，在评估禁枪令有效的证据方面表现更差。

心理学界认为，至少有两种偏差驱动了这种模式。一种是证真偏差：所见即所期。另一种是期望偏差：所见即所想。这些偏差不仅会阻止我们运用自己的才智，还会将才智扭曲成反对寻找真相的武器。我们找理由更深入地宣扬我们的观念、更有激情地维护我们的观点，并驾驭我们的政治同盟。可惜我们通常无法意识到由此产生的思维缺陷。

我个人最喜欢的偏见是“我没有偏见”，有此偏见的人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客观。事实证明，越是聪明越可能陷入此局。你越聪明，就越难看到自身的局限性。善于思考会让你更不善于重新思考。

当处于科学家模式时，我们拒绝让自己的想法成为意识形态。我们不会从答案或者解决方案出发，而是以问题和难点为引导。我们不会凭直觉说教，而是会有根据地进行讲授。我们不仅对其他人的观点持良性的怀疑态度，还敢于否定自己的论点。

像科学家一样思考，不仅意味着要以开放的心态处理问题，还要积极地保持开放心态。这需要探讨我们可能会犯错误的原因，而非必须正确的原因，并根据学到的东西修正我们的观点。

这在其他心理模式中鲜有发生。在传教士模式下，改变想法是有道德缺陷的标志；而在科学家模式下，这是学术诚信的标志。在检察官模式下，自己被说服就是认输；而在科学家模式下，这是迈向真理的一步。在政客模式下，我们在胡萝卜和大棒两种手段之间来回跳转；而在科学家模式下，我们会在更清晰的逻辑和更强大的数据面前改变观点。

我在尽最大的努力用科学家模式来完成本书。 我是一名教师，而非传教士。我无法忍受政治，也希望在作为终身教授的10年里，我已经抵制住自己曾经为满足观众而经受的诱惑。尽管在检察官模式上花了过多的时间，但既然决定站上法庭，那么我宁愿成为一名法官。我不期望你赞同我的全部想法。我希望你对我思考的内容（包含引导你重新思考自己想法的研究、故事以及想法）感兴趣，毕竟，学习的目的不是确认我们已知的观念，而是让观念不断进步。

我的一个理念是：我们不必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开放心态。在某些情况下，传教士、检察官和政客模式也是有用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的确会从更开放的心态中获益，因为在科学家模式中，我们的思维更加敏捷。

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在研究著名科学家莱纳斯·鲍林和乔纳斯·索尔克时发现，这两位与同行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认知灵活性，他们愿意“根据情况需要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相同的模式也适用于伟大的艺术家，对极富创造力的建筑师进行的独立研究也有同样的发现。

我们甚至可以在美国总统身上看到这一特质。专家们根据一系列性格特征对美国总统进行了评估，并将其与独立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做的排名进行比较。在控制了任职年限、战争和丑闻几项因素后，只有一项特质始终如一地预测了总统们的卓越成就。这项特质不体现为他们是雄心勃勃还是强势，是友好还是不择手段，也不体现为他们是否有吸引力、机智、沉着或优雅。

让总统们与众不同的是他们的求知欲和开放性。他们阅读广泛并渴望了解生物学、哲学、建筑学和音乐方面的最新进展，对国内外事务也是如此。他们有兴趣听取新观点并修正旧观点。他们会视许多政策为要进行的试验而非要达成的政绩。尽管职业身份是政治家，但他们经常像科学家一样解决问题。

不要停止怀疑

当研究重新思考的过程时，我发现它经常在一个循环中展开（如图1-4所示）。先从谦逊的思想开始，即知我所未知。我们都能够列出一长串我们不了解的领域。我不了解的领域包括艺术、金融市场、时尚、化学、食物、为什么英式发音在歌曲中会变成美式发音，以及为什么无法给自己挠痒痒。承认我们的不足将打开怀疑之门。当质疑现在的理解时，我们会对缺少的信息感到好奇。这种探索使我们有了新的发现，通过强化“知无涯”来保持谦逊。如果知识就是力量，那么“知未知”就是智慧。

科学思维倾向于谦虚而非骄傲、怀疑而非确定、好奇而非封闭。当我们脱离科学家模式时，重新思考的循环就会被打破，让位于过度自信的循环。如果处于说教的状态，我们就看不到知识的缺口：我们会认为已经发现了真理。骄傲催生了深信而非怀疑，这让我们成为检察官：我们可能会专注于改变他人的想法，但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我们会陷入证真偏差和期望偏差。我们变成了政客，忽视或不理会那些不能赢得“选民”青睐的事情，这些“选民”包括我们的父母、老板以及高中同学（我们仍在努力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忙于前台表演，以致真相被搁置在后台，由此产生的验证使我们变得傲慢。我们成为 肥猫综合征 的受害者，躺在过往的成就上，不再对我们的观念进行压力测试。

在黑莓手机的案例中，迈克陷入了过度自信的循环。成功发明的自豪感令他过度自信。他对键盘而非触摸屏的偏好显而易见，而这正是他乐于宣扬的黑莓手机的优势，也是他抨击的苹果手机的缺点。当公司股价下跌时，迈克陷入证真偏差和期望偏差，并成为粉丝荣誉的受害者。“这是一款标志性产品，”他在2011年谈到黑莓手机时说，“商务人士、领导人和名人都用它。”2012年，iPhone已经占领了全球1/4的智能手机市场，但是迈克仍然抵制在玻璃屏幕上打字的想法。“我不明白，”他在一次董事会上指着触摸屏手机说，“键盘才是他们购买黑莓手机的原因之一。”正如一个只在自己的根据地竞选的政客一样，迈克专注于现有的数百万用户对键盘的喜好，而忽视了数十亿潜在用户。需要强调的是，我仍然想念键盘，我很高兴键盘手机获得回归的许可。

当最终开始重新设计屏幕和软件时，迈克手下的一些工程师不愿放弃他们以前的作品。没有做到重新思考的情况普遍存在。2011年，黑莓公司的高级员工给迈克和公司联合首席执行官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上说：“我们曾嘲笑他们，认为尝试将计算机植入手机是行不通的，而现在我们已经落后了三四年。”

坚定的信念把我们锁在自己建造的监狱里。解决办法并不是放慢思考的速度，而是加速重新思考。这正是苹果从破产边缘起死回生，并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的原因。

苹果公司的复兴传奇以特立独行的天才史蒂夫·乔布斯为中心。他的信念和清晰的愿景催生了iPhone。实际上，他曾经竭力反对移动电话这项业务。而有远见也有能力的员工改变了他的想法，他才真正重振了苹果。尽管乔布斯知道如何进行不同模式的思考，但重新思考主要是由他的团队完成的。

2004年，一组工程师、设计师和营销人员向乔布斯推销他们的想法——将热门产品iPod（苹果公司推出的数字多媒体播放器）装进手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乔布斯大吃一惊，“这是我听到的最愚蠢的想法。”这个团队意识到，手机已经开始具有播放音乐的功能，但是乔布斯担心这会蚕食苹果公司蓬勃发展的iPod业务。他讨厌移动电话公司，也不愿在运营商的约束下设计产品。当电话掉线或者软件崩溃时，他会沮丧地将手机砸碎。在私人会议中和在公众面前，他一遍又一遍地发誓不会开展手机业务。

然而，苹果公司的一些工程师已经在该领域展开了研究。他们共同努力劝说乔布斯，告诉他，他不知道哪些是他不知道的事情，并劝他不要故步自封。他们认为，打造一款人人都喜欢的智能手机，并且让运营商按照苹果公司的方式来做，是有可能实现的。

研究表明，当人们抵制变革时，不变的部分会被强化。当具备可持续性时，变革愿景才更有吸引力。这意味着，尽管我们的战略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我们的身份特性将会持续下去。

与乔布斯密切合作的工程师明白，这是说服他的最佳方案。他们向乔布斯保证：不会将苹果公司变成一家手机公司。苹果仍然是一家计算机公司，只不过在现有产品列表上加上了手机。苹果公司已经在你的口袋里装了2万首歌曲，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将其他东西也放进你的口袋呢？他们需要重新思考技术，但会保留苹果公司的基因。经过6个月的讨论，乔布斯终于对这件事产生了足够的兴趣，并同意展开尝试，让两个不同的团队进行一项试验，以测试他们是否应该为iPod增加电话功能，或者将苹果计算机变成一个两倍于手机大小的微型平板。这次尝试的结果众所周知：仅在问世4年后，iPhone就为苹果公司贡献了1/4的收入。

iPhone的推出展现了重新思考给智能手机带来的巨大飞跃。自其诞生以来，智能手机不断创新，目前的产品有着不同的尺寸和形状、更清晰的摄像头、更长的电池寿命，但企业目标和用户体验几乎没有什么根本性变化。回想起来，如果迈克能对他的宠儿黑莓手机进行更为开放的重新思考，今天黑莓和苹果会不会因互相激励而令智能手机产业发展得更好？

知识的诅咒是让我们闭目塞听，不去思考未知的事物。能否形成良好的判断力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敞开心扉。重新思考将是我们人生中越来越重要的习惯，对此我信心十足。当然，我也有可能是错的。如果是，那么我会尽快重新思考。 Xi3CZOQCOPYqg1wbOXbGBefGGId1/Yd4xOtzfc3nOHTvX4me4KpLafFHuJwgvz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