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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科学家估计是180万年前，雨林环境中树上的大型猿类进化成为早期人类。他们正在演变成直立人，依靠双脚奔走在草原地区，艰难地生存繁衍。史前冒险时期，人类这一物种很有可能是依靠大脑中的冲动情绪系统 [1] ，即边缘系统，才得以生存下来的。
大脑的边缘系统包括原始的大脑结构，位于脑干顶端皮质层的下面。这些结构调节生存所需的基本动机与情绪，包括恐惧、愤怒、饥饿和性行为。这一系统帮助我们的祖先应对那些既是食物也是致命威胁的鬣狗、狮子等野兽。在边缘系统中，杏仁体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小小的杏仁形状的结构，它对于产生恐惧、进行性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杏仁体会快速调动身体的行动，但它不会为了思考或是思虑结果而暂停。
我们的边缘系统至今仍然在使用与人类祖先相同的方式运转，它保持我们的“激动—行动”机制，专门对强烈的、引起情绪波动的刺激做出快速反应，自动引发愉悦、疼痛和恐惧。边缘系统在人类出生时就具有完全的功能性，可以让婴儿在饥饿或疼痛时大哭。今天的我们虽然不必使用边缘系统对付愤怒的狮子，但它会帮助我们在黑暗的小巷里躲开可怕的人，避免在冰面上开车时急转弯。在这些情况下，边缘系统仍然是十分宝贵的。冲动系统给生命带来了热情，它激励学龄前儿童想要得到两块棉花糖，但也让他们难以忍受等待的煎熬。 [2]
冲动系统的启动会触发瞬时行动：饥饿和对其他诱惑物的需求会引发迅速的“激动—行动”表现，威胁和危险信号会引发恐惧和自动防御攻击反应。冲动系统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 [3] ，他把这一机制看作心理的无意识结构，包括性冲动和攻击性生物冲动，都是为了寻求即刻满足，缓解压力，并且丝毫不计后果。冲动系统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它的运转是自动的，并且经常是无意识的，但它的功能要比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冲动和攻击性生物冲动强大很多。冲动系统是反射性的、简单的、情绪化的，它可以自动、快速地引发消耗性行为、挑逗性行为和冲动性行为。它可以使学龄前儿童按响铃铛，吃掉棉花糖，让正在节食的人吃比萨，让老烟枪吞云吐雾，驱使性欲失控的男人强暴女性保洁员。
聚焦诱惑物的冲动特征很容易激发我们的“激动—行动”机制中的“行动”反应。棉花糖实验中曾经有一个4岁的男孩，他突然伸出手重重地打在了铃铛上，他自己对此也感到非常意外，难过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驱动他行为的是对棉花糖的嚼劲和甜味的期待。对节食者、酗酒者和烟民来说，相应诱惑物的冲动特征都会用独特的驱动力让受害者陷入无助。巧克力棒、威士忌、香烟，他们只要看一眼或想一下，就会立刻自动引发行动。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越多，就越难改变心理呈现的方式，想要转移自发的“行动”反应也就越困难。在幼年时期学习并练习一些培养自控力的策略，相比于改变那些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有害自身的成瘾行为，前者要容易得多。
高压会触发冲动系统。这是进化史中的一种适应性反射，用来应对正在靠近的狮子，因为它可以产生神奇的速度（毫秒之间）和自动的自我保护反应。如果现在出现了需要做出迅速反应才能保住生命的紧急情况，这一系统仍然是有用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成功要依靠保持冷静、提前计划和理性解决问题，冲动反应就会失效。冲动系统在人类幼年时起主导作用，因此让学龄前儿童开展自我控制是非常困难的。
冷静系统与大脑的冲动系统紧密相关，它是认知性的、复杂的、反思性的，启动较慢，位于前额皮质的核心。
在类似棉花糖实验的情况下，这一冷静的受控系统对于面向未来开展决策和自控非常关键
。但我们必须了解的是，高压会削弱冷静系统，并增强冲动系统。冲动系统与冷静系统在一种互惠的关系中保持着持续的无缝干预
：当一个较为活跃时，另一个就会减少活跃度。虽然我们不太可能遇到狮子，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会面对无数现代社会的压力，因此冲动系统经常会高于冷静系统，只有当我们非常需要时，冷静系统才会活跃起来。
前额皮质是大脑中进化程度最高的区域 [4] ，可以产生并支持人类独有的“高秩序”的认知能力。它调节我们的思想、行动和情绪，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源泉，对干扰我们追求目标的不当行为发挥着重要的抑制作用。当我们所处的情况发生变化时，它有助于我们重新调整注意力，并灵活地改变策略。自控力就根植于前额皮质区。
冷静系统发展得非常缓慢，在学龄前阶段和小学前几年逐步变得活跃，直到20岁后才能发育成熟。因此，儿童和青少年特别容易受到冲动系统的控制。与冲动系统不同的是，冷静系统可以根据刺激物的信息特征进行调节，产生理性的、反思性的、策略性的行为。
正如前文所说，棉花糖实验里成功的延迟者可以非常有策略地将自己的注意力从诱人的奖品和铃铛上转移开，他们在发挥想象力时可以关注奖品的冷静的、抽象的信息特征（棉花糖像松软的云朵或棉花团），并会绕开或转化奖品的诱惑特征（让自己相信那只是一幅画，给它加一个相框，图片是不能吃的），从而让自己冷静下来。他们此时所使用的多种认知技能就是未来人生所需技能的原型。这些技能会让他们在高中时认真备考，而不是与朋友出去看电影，也可以帮助他们抵制人生中遇到的无数种当下的诱惑。
年龄是一个重要因素 。 [5] 很多4岁以下的儿童无法在棉花糖实验中推迟满足。当面对诱惑时，他们会在30秒内按铃或者开始吃奖品，因为他们的冷静系统尚未得到完全开发。但到了12岁时 [6] ，实验中60%的儿童可以面对饼干和铃铛等待长达25分钟的时间。
性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男孩和女孩在成长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喜好，他们等待的意愿会受到不同奖品的影响：对男孩来说是奖励的东西，女孩可能并不想要，反之亦然（灭火器与洋娃娃，刀剑与化妆盒）。即使奖品的价值一样、动机也一样，女孩通常也可以比男孩等待更长的时间，她们的冷静策略也跟男孩不同。虽然我没有计算过，但学龄前男孩似乎更多地使用身体动作策略，比如在椅子上摇晃或是把诱惑物推开，而女孩似乎更喜欢自己唱歌，或是简单地不去理会诱惑物。但这些只是我的印象，还谈不上研究发现。
女孩意志力更强
[7]
，也有能力等待较长时间，这一点在学校开展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老师、家长和女孩们自己都会认为她们比男孩更加自律。在4岁之前，女孩一般要比男孩听话
[8]
；在后面几年内，女孩在完成功课方面更加自律，成绩比男孩更好。然而，评价者对于性别差异是持有文化刻板印象的，人们认为“好女孩”就应该谨慎、认真，“小伙子”应该更冲动、更难被驾驭，甚至可以粗暴，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球场上而不是书桌上。当设想延迟奖品时，比如“你想今天拿到55元，还是61天后拿到75美元呢”，多数女孩都会选择延迟的奖品
。但是当选项从设想的变成真实的之后（用一个信封装一张1美元纸币，当天拿走，如果一周后原样返回就可以得到2美元），性别差异就消失了。
简而言之，我们一直试图在棉花糖实验和其他自控力测试中寻找性别差异，但收获甚微。实现延迟满足需要具备一定的动机和自控力技能，一般来说女孩在这方面更有优势，至少在至今所研究的人群和年龄组中是这样的。 [9]
在面对诱惑时，可以短暂避开冲动系统的一个方法就是想象他人会怎么做。当为他人而不是自己做出选择时，就更容易使用冷静系统。有一位研究者，虽然我现在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永远忘不了他的故事。他让学龄前儿童思考一个选择，立刻得到一小块巧克力，或者是10分钟之后得到一块很大的巧克力（他把两块巧克力都展示给孩子们）。当他问一个小男孩：“聪明的小孩会怎么选呢？”孩子回答说聪明的小孩会等待；当他问：“你会怎么做呢？”男孩说：“我现在就要！”对3岁的儿童开展实验时结果也是一样的。给他们两个选项，一个是立刻得到的小奖品，另一个是需要等待才能得到的大奖品。如果问他们实验人员会选择哪个时，他们就会用冷静系统，一般都选择延迟的奖品；但当他们为自己选择时，选项就变得有诱惑力了 [10] ，多数人会选择立刻得到小奖品。
短期的压力体验可以带来适应性，使人行动起来。压力可以是无害的，但是如果压力太大或是持续太久就会有害。 [11]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压力之下，遇到一点挫折就会暴怒，比如堵车和结账排队的情况；如果长期处于极端危险、动荡或贫穷的情况下，人就会崩溃。延长的压力会削弱前额皮质，这一区域不仅对于等待棉花糖至关重要，而且有助于高中毕业，保住工作，追求高学历，应对办公室政治，避免抑郁，维持关系，避免做出一些直觉上正确，但仔细想来非常愚蠢的决定。
耶鲁大学神经科学家艾米·安斯顿对压力的影响研究进行了回顾，她指出“即使是稍微过度的不可控压力，也可以导致前额认知能力迅速和夸张的损失”。 [12] 压力持续的时间越长，认知能力受到的损伤越大，危害就越持久，最终会导致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 。 [13] 因此，当面对压力时，我们更需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相应的大脑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无法运转。正如哈姆雷特 [14] ，当压力飙升时，他深受其害而无法自拔，愤怒的反思和被撕裂的感受让他麻木，导致他无法思考，无法有效行动，只能摧残自己周遭的一切，最终加速了自己的毁灭。
莎士比亚用戏剧生动地表现了哈姆雷特的精神剧痛，400年后，我们可以将他头脑中经历的一切进行重构，不是用神奇的诗歌语言，而是使用一个持续遭受压力的大脑模型。在持续的压力之下，大脑的构造会被完全重造。哈姆雷特没有任何希望，因为压力挥之不去，他的冷静系统，特别是对于解决问题至关重要的前额皮质和对于记忆至关重要的海马体开始萎缩，最终阻止了正常的情绪反应。《哈姆雷特》毫无疑问是一部悲剧。
[1] For how the hot and cool systems work, see J. Metcalfe and W. Mischel,“A Hot/Cool System Analysis of Delay of Gratification: Dynamics of Willpower,” Psychological Review 106, no. 1 (1999): 3–19.
[2] J. A. Gray, The Psychology of Fear and Stress,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87);J. Le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J. Metcalfe and W. J. Jacobs,“A ‘Hot-System/Cool-System’ View of Memory under Stress,” PTSD Research Quarterly 7, no. 2 (1996): 1–3.
[3] S. Freud,“Formulations Regarding the Two Principles of Mental Functioning”in Collected Papers, vol. 4, translated by Joane Rivie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4] A. F. Arnsten,“Stress Signaling Pathways That Impair Prefrontal Cortex Structure and Function,”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0, no. 6 (2009): 410–422.
[5] H. N. Mischel and W. Mischel,“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Knowledge of Self Control Strategies,” Child Development 54, no. 3 (1983): 603–619. For recent work adapting the Marshmallow Test for use at younger ages see P. D. Zelazo and S. M.Carlson,“Hot and Cool Executive Funct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Development and Plasticity,”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6, no. 4 (2012): 354–360.
[6] O. Ayduk and others,“Regulating the Interpersonal Self: Strategic Self-Regulation for Coping with Rejection Sensitiv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no. 5 (2000): 776–792.
[7] A. L. Duckworth and M. E. Seligman,“Self-Discipline Gives Girls the Edge: Gender in Self-Discipline, Grades, and Achievement Test Scor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 ogy 98, no. 1 (2006): 198–208.
[8] G. Kochanska, K. C. Coy, and K. T. Murray,“The Development of Self-Regulation in the First Four Years of Life,” Child Development 72, no. 4 (2001): 1091–1111.
[9] I. W. Silverman,“Gender Differences in Delay of Gratification: A Meta-Analysis,” Sex Roles 49, nos. 9/10 (2003): 451–463.
[10] A. Prencipe and P. D. Zelazo,“Development of Affective Decision Making for Self and Other Evidenc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First-and Third-Person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 no. 7 (2005): 501–505.
[11] B. S. McEwen,“Protective and Damaging Effects of Stress Mediators: Central Role of the Brain,” 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8, no. 4 (2006): 283–297.
[12] Arnsten,“Stress Signaling Pathways,”p. 410; R. M. Sapolsky,“Why Stress Is Bad for Your Brain,” Science 273, no. 5276 (1996): 749–750.
[13] B. S. McEwen and P. J. Gianaros,“Stress- and Allostasis-Induced Brain Plasticity,” Annual Review of Medicine 62 (2011): 431–445.
[14] W. Shakespeare, Hamlet: The New Variorum Edition, edited by H. H. Furness (Toronto:General Publishing Company,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