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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糖实验及其随后几十年的后续研究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儿童期的自控力对于人生的发展至关重要，使用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对这项能力进行评估（至少是粗略评估）。在实验过程中，有些儿童等待的时间长到让人难以忍受，而有些儿童在几秒钟内就会按铃，我们的研究难点就是解密其中的心理机制和大脑机制。如果能够对形成和瓦解自制力的条件进行识别，也许可以帮助那些不擅长等待的人。
我之所以选择学龄前儿童开展研究，是因为我见证了自己孩子身上发生的变化，发现这个阶段正是小孩子们开始理解“后果”的时候。他们完全能够领会如果选择了小奖励，就不能得到更心仪的、更多的奖励。该项能力的个体差异也正是在学龄前开始显现的。
从出生开始，似乎很多奇迹都发生在学会爬行、说话、走路、上幼儿园的过程中。婴儿期，需要帮助时只能大哭；到了学龄前，为了得到期待中的两块饼干，他们可以独自坐在椅子上漫长地、无聊地等待，这一转变在我看来不可思议，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
一个世纪前，弗洛伊德认为，新生儿是完全被冲动驱使的生物，但随着母乳喂养的结束，这种生物本能会从追求即刻满足转变为追求延迟满足。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在经过认真思考后，弗洛伊德在1911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出生后的几年内会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婴儿对自己需要的物体——母亲的乳房——建立了心理的“幻觉影像” [1] ，并会持续关注它。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婴儿的本能和性能量都指向这一幻觉影像。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构建中，这种视觉呈现方式可以“捆绑时间” [2] ，它使婴儿有能力禁止并推迟对即刻满足的冲动。
对奖品进行心理呈现并充满期待，有助于为了实现目标而努力。这一观点非常激动人心，但当时还未发明可以窥视人类大脑的成像仪器，如何对儿童开展验证尚不明确。我们发现，引导儿童对所期待的奖品进行心理呈现的最直接方式是让他们在等待的时候看到奖品。在最早的实验中，当儿童选择了最想要的奖品后，研究人员会采取两种做法：一是把奖品放在不透明的托盘里摆在他面前让其清楚地看到；二是把奖品放在托盘下面遮挡起来，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完全可以理解奖品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是在托盘下面。 [3] 你认为在哪种情况下学龄前儿童最难坚持等待呢？
你可能凭直觉就能猜对：当奖励暴露在外面时诱惑力更大，这种等待非常煎熬；遮挡奖励会让等待变得容易一些。当奖励（无论是延迟的两个，还是当下的一个，或者是同时出现）展现在眼前时，学龄前儿童等待的平均时长不超过1分钟，但当奖励被遮挡后，他们可以等待长达10倍的时间。虽然回想起来这个结果似乎显而易见，但是我们需要证明才能确认我们已经找到一个真正具有诱惑力的、冲突性的情境。
把奖品暴露在外让孩子们等待时，我透过单向透视窗暗自观察了他们。有些儿童会用手把眼睛蒙住，或者把头枕在胳膊上看其他方向，抑或把头扭开避免直视奖品。他们大多数时间会竭尽全力把目光移开，但偶尔也会偷看一眼以提醒自己奖品还在那里，值得他们继续等待。还有些小孩会悄悄地自言自语，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向自己发出指令，从而反复确认自己的想法：“我要等待，以拿到两块饼干。”或者大声重复他们选择的结果：“如果按了铃铛，我只能得到一块饼干，如果我等一等就可以得到两块。”还有一些小孩会把铃铛和托盘从眼前和手边推远，一直推到桌子的另一边。
成功的延迟者创造了各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以便淡化冲突和他们正在感受的压力。为了从烦躁的等待中转移注意力，他们会插入有趣的想象，打赢意志力的战争：创作小歌曲（“这一天多美妙，万岁！这是我在红木城
的家！”），制造搞怪表情，抠抠鼻子，掏掏耳朵，摆弄他们发现的东西，手脚并用发明游戏，把脚趾当成钢琴键盘弹。如果所有转移注意力的方法都用完了，有人会闭上眼睛试着睡觉。比如一个小姑娘，抱起胳膊，把脑袋枕在上面，趴在桌子上，最后竟然睡着了，小脸距离那个醒目的铃铛只有几英寸
。学龄前儿童能够掌握这些策略堪称奇迹，如果你曾经参加过某些枯燥的讲座，你会发现孩子们的做法与坐在讲座前排的人非常相似。
父母带着儿童长途开车时，一般会帮助他们自娱自乐，使旅程过得快一点儿。我们在惊喜屋也尝试了这种方法：等待开始之前，我们告诉孩子们在等待的时候可以想出一些“有趣的主意” [4] ，并且提示他们几个例子，比如，“妈妈推我荡秋千，我上去下来，更高一点儿，上去下来”。只需提示几个简单的例子，即使最小的孩子也具有神奇的想象力，能够找到他们自己的有趣想法。如果研究人员在离开房间之前提示他们使用这种有趣的想法，即使把奖品暴露在外，孩子们也可以等待平均10分钟以上。他们自己创造的有趣想法会对抗奖品暴露的冲击力，等待时长可以与遮盖奖品的情况一样。如果不提前设计分心想象，他们的等待时长不超过1分钟。相比之下，如果提示他们一直想正在等待的奖品（比如，“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等待的时候想想棉花糖”），这样他们一定会在门关上后很快就按响铃铛。
为了让实验的参与者更容易形成弗洛伊德头脑中的心理图像，我们给孩子们展示了奖品的图片而不是直接摆放奖品。我和研究生伯特·摩尔（现任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行为与脑科学学院院长）把孩子们选择的奖品以真实尺寸的完美图片展示给他们。图片使用幻灯片放映机（当时最好的技术）的屏幕显示，放映机就放在孩子们围坐的桌子上。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孩子选择的奖品是棉花糖，他在等待的时候就会看到一张棉花糖的幻灯片。 [5]
我们收获了一个巨大的惊喜：结果完全扭转了。把真实的奖品摆在眼前会让延迟难上加难，但展示奖品的真实照片会让等待轻松很多。与看到无关图像，看不到任何图像，或者看到真实奖品的儿童相比，看到真实照片的儿童可以等待的时间几乎延长了两倍。非常重要的是，图片必须是孩子们想要得到的奖品，不能是与他们所选奖品相似的东西。总之，让等待变轻松的是奖品的照片，而不是奖品本身。这是为什么呢？
莉迪亚是一个4岁的小姑娘，粉嘟嘟的小脸，明亮的蓝眼睛，满脸带笑。我问她是怎么面对奖品的图片等到最后一刻的。“图片不能吃呀！”她一边回答一边开心地品尝起属于她的两块棉花糖。如果4岁的小姑娘一直盯着她想要的棉花糖，她很可能会只关注棉花糖的诱人之处并按响铃铛；如果她看到的只是图片，这张图片可能只是一个冰冷的提示，告诉她在等待后能够得到什么。正如莉迪亚所说，图片不能吃，弗洛伊德可能也想到了： 对需求物的幻想是无法食用的 。
我们的一项研究中有一个前提条件——对那些直接看到奖品的儿童，研究人员出去之前要说下面一段话：“你可以假装它们不是真的，只是一些图片。如果你想要这样做，并且也愿意这样做，你就可以在心里给这个东西加一个相框，就像一张图片一样。”对那些看到奖品图片的儿童，要引导他们想象奖品是真实存在的 [6] ：“你可以在心里认为它们在你面前是真实存在的，努力相信它们就在那里。”
面对奖品的图片，孩子们可以平均延迟18分钟；但当他们假装在眼前看到的是真实的奖品而不是图片时，他们等待的时间不超过6分钟。面对真实奖品时，一般情况下他们延迟的时间不超过1分钟；但如果把奖品想象成图片，他们可以等待18分钟。他们在想象中创造的图像会战胜摆在桌子上的物品本身。
加拿大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伯莱因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对刺激物的两个方面进行了区分。 [7] 首先，具有诱惑力、吸引力的刺激物是可以被消耗的，也是可以唤起欲望、激发欲望的。具体到我们的实验而言，它让你想吃掉棉花糖，并且在吃掉时是愉悦的。其次，它具有可描述的特点，这包括非感性的、认知层面的信息。具体到我们的实验而言，棉花糖是圆的、白色的、厚的、松软的、可食用的。刺激物对我们的影响取决于我们在头脑中用哪种方式呈现它。诱惑性的呈现聚焦刺激物的吸引力：棉花糖有嚼劲、甜甜的，或者老烟枪吸满一口烟的感觉。这种诱惑聚焦会自动激发冲动反应：吃掉它或是吸进去。相比之下，冷静性的呈现则聚焦更加抽象的、与认知相关的信息特点（圆的、白色的、松软的、小的），这种呈现向你描述刺激物的样子，但不会增加它的诱惑力。它可以让你“冷静地思考”，而不是想要抓住它。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我们设计了两种情况。 [8] 一种情况下，研究人员在离开房间前，引导孩子们想一想奖品有诱惑力、吸引力、激发食欲的特点：棉花糖甜甜的、有弹性的口感。另外一种情况是“冷静思考”，研究人员引导孩子们把棉花糖当作圆圆的、松软的云朵想一想。
当引导孩子们聚焦到奖品的冷静特征时，他们能够等待的时长是聚焦到诱惑特征时等待时长的两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儿童如果开始用诱惑聚焦去想他们正在等待的特定奖品，就立刻无法继续等待了；但如果用诱惑聚焦去想一个看似相同，但并不是他正在等待的奖品（比如，等待棉花糖时想椒盐卷饼），就是一个绝佳的分心方法，这可以使他们等待的时长平均达到17分钟。对于儿童想要立刻得到的东西，如果引导他们用诱惑聚焦去思考，他们根本无法等待；如果引导他们冷静思考，等待就会变得容易一些。
学龄前儿童的情感经历也会决定他们在多久之后按响铃铛。正在孩子们一心想吃棉花糖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走出房间之前提议，等待的时候可以想想使他们伤心的事情（比如哭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他们），就会出现与诱惑聚焦一样的情况，他们会立刻停止等待。如果想想有趣的事情，他们可以等待几乎三倍的时长：平均接近14分钟。
对于9岁的儿童来说，如果我们赞美他们（比如他们的画作），而不是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负面评价，他们更有可能选择延迟奖励。
[9]
对儿童起作用的因素也同样适用于成年人。
[10]
简言之，当我们感到伤心或心情很糟时，我们很少会延迟满足。
[11]
与快乐的人相比，那些经常陷入负面情绪和抑郁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当下的、较少的回报，而不是延迟的、更有价值的回报。
人们想要的奖品越有诱惑力、越是与众不同，引发的冲动反应就越难以平静 。研究人员曾经在以色列公立学校开展实验，向大约7000名四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提供了各种不同组合的选项，包括奖励数量（一个或两个）、延迟时间（立刻或一周，一周或一个月）和吸引物（巧克力、钱、蜡笔）。结果在我们的意料之内：选择延迟得到蜡笔的学生最多，选择巧克力的人最少。 [12] 正如所有减肥人士所熟知的，当打开冰箱门，或是听服务员介绍甜品时，吸引他们的诱惑力就会开足马力。
但是动力并不来自刺激物本身，而是在于刺激物在头脑中被评价的方式：如果人们对刺激物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它对人们的感受和行为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在餐厅面对甜点盘里的巧克力慕斯时，如果你想象刚刚在厨房里有一只蟑螂咬过它，它的诱惑力就会荡然无存。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说“世上本无所谓好与坏，思想使然” [13] ，他对经验的这种评价方式虽然是悲剧性的，也缺乏积极意义，但颇具智慧。哈姆雷特的这个观点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对刺激物和经验一旦形成根深蒂固的态度或“精神呈现”，想要做出改变就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做脑外科手术，是毫无可能的。如何使用认知重新对事件进行较为轻松和有效的评价，是认知行为疗法的主要难点，对于所有计划改变自己根深蒂固的态度和习惯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这是贯穿本书的一个基本问题。
棉花糖实验让我相信，人们如果可以改变对刺激物的心理呈现，就可以实现自控，并从已经控制他们行为的诱惑中解脱出来 。他们可以对刺激物的诱惑力进行改造，通过认知层面的重新评价弱化刺激物对自己的影响，至少是某些时候，在某些条件下。其中的技巧就是创造恰当的条件。为了使自己强大起来并能承受痛苦，虽然不需要像斯巴达勇士一样咬紧牙关磨炼意志，但在强大的动机和良好的意愿之外，确实还需要其他条件。
力量就来自前额皮质，它在被激活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对刺激物的评估，可以产生无数种冷却冲动和诱惑的方式。学龄前儿童的前额叶虽然尚未发育成熟，但他们强大的想象力证明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把面对的诱惑变为“一张图片”，并在脑海中给图片加上了相框；或者通过自创歌曲和玩脚趾制造自我分心，把注意力从诱惑物上转移到别处；抑或从认知层面上聚焦刺激物的冷静特征和信息特征，而非诱惑特征和冲动特征。我发现当孩子们将棉花糖转化为飘浮在天空中松软的云朵，而不把它当作美味、筋道的棉花糖时，他们可以面对奖品和按铃，一直坐在椅子上等待，以至于我和学生们甚至都无法忍受了。
我们现在知道，可以根据儿童对外部奖励进行心理呈现的方式预测他们等待的时长。通过其他研究我们还发现，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学会了更多策略，延迟满足的能力也随之提升。 [14] 但是，为了赢得奖品必须等待足够的时间，儿童是否知道哪些策略有帮助呢？儿童是怎样认识这些策略的呢？儿童对于这些策略的认识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发展的呢？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策略的认识可以提升他们延迟满足的能力吗？
对参加棉花糖实验的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我和同事们向他们询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情况、行为和想法会让他们在等待时感觉到更难或是更容易呢？ [15] 这些儿童此前都没有参加过实验，当时参加实验的程序也是标准化的。他们坐在小桌旁，托盘上放着他们自己选择的奖品，我们介绍铃铛的使用方法，解释“现在的一个和延迟的两个”。此时，研究人员并不急于丢下孩子们离开房间，而是询问他们什么情况是有助于等待的。比如：“把棉花糖放在托盘上，让你看到它；或者把棉花糖藏在托盘下面，让你看不到它。你觉得哪种情况下更容易等待呢？”
大多数3岁儿童都无法理解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怎样回答。4岁儿童可以理解我们的问题，但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最差的策略：他们希望把奖品放在外面，在等待时看着它们，想着它们有多么好吃。我们问为什么希望把奖品露在外面，他们说“这样让我感觉好一点”“我只是想看到它”“太好吃了”。很显然，他们只关注自己想要什么（“我喜欢它们”），他们还不理解，也不关心的是：看到奖品会让等待变得异常艰难。他们希望自己正在等待的东西就在眼前，但是奖品暴露在外就会打败他们计划等待的初衷，还会让他们在按响铃铛、抓住奖品时感到惊喜。他们不仅没有正确地预测到自己的行为，还执意创造了无法得到延迟奖品的条件。这些发现也许可以帮助父母们理解为什么4岁的儿童还是很难控制自己。
但是在随后一年的时间内，孩子们就会发生惊人的变化。多数5—6岁的儿童希望遮盖住奖品，并会持续赶走想起奖品的念头，这便是一个自控力策略。
他们还会尝试从诱惑中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唱首歌”，或者“我想我要去外太空”“我想我要去洗澡”）。随着他们再长大一些，他们会发现关注结果，并把结果反复告诉自己具有很大的作用（“如果等待，我就可以得到两块棉花糖；如果按铃，我就只能得到一块”）。并且他们还会使用指令给自己提出建议：“我要说‘不可以！不要按铃’。如果我按了铃铛，老师就会进来，那么我只能得到一块棉花糖。”
我问9岁的西蒙：“你在等待棉花糖时怎么做才能让自己轻松一点呢？”他用一幅画给出了答案，画中一个人正坐着参加棉花糖实验，旁边有一个表示他想法的泡泡，显示他正在想“我需要一些分散自己注意力的方法”。西蒙还写下了自己的建议：“不要去看你正在等待的东西；也不要什么都不想，因为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就会马上想到它；使用你能找到的东西跟自己玩。”在进一步的了解中，西蒙解释了他的做法。他告诉我：“我会在脑子里想象出至少1000个人物，就像我房间里那些袖珍玩具小人，我想象带着他们一起出去玩耍。我还会编故事，冒险故事。”跟西蒙一样，其他同龄的儿童也具有神奇的创造力，当他们在类似棉花糖实验的情况下需要延迟满足时，他们会利用想象力跟自己玩，让时间很快过去。
大多数12岁以下的儿童意识不到冷静的思想比冲动的思想更有价值。一旦过了12岁，他们就可以理解对于奖品的冲动思考会击败延迟，而冷静思考（比如把棉花糖转化为松软的云朵）则可以减少他们的欲望，并使等待更轻松。正如一个男孩所说：“我没法吃掉松软的云朵呀。”
推动我们研究工作的核心问题是：了解有助于延迟的策略可以给予儿童及成人更多的自由吗？可以帮助他们拒绝诱惑和压力，不再被其控制、驱使吗？多年后，在一次治疗冲动问题的暑期露营中，我们对里面的男孩开展研究时发现了问题的答案（详见第15章）。 [16] 在参加棉花糖实验时， 能够理解延迟满足策略的儿童，相比不理解的儿童而言，可以等待更长时间，即使在对年龄和语言表达能力这两个变量进行控制或排除后，结果也是相同的 。显然，增强孩子们对延迟策略的理解可以成为父母和教师的一个目标，并且这个目标是相当容易实现的。
20世纪80年代，我把在斯坦福开展的跟踪研究的初步结论向欧洲一所领先的行为科学研究机构进行了汇报。我谈到了棉花糖实验中的等待时长与青少年成绩（包括SAT分数）的相关性。我的朋友麦拉是该研究机构的高级研究员，讲座过去几个月后，她联系到我，用凝重的语气告诉我，有个情况让她很担忧：无论她使用什么方法，4岁的儿子都一直拒绝延迟满足他最喜欢的饼干。这位顶级科学家也误解了我所说的相关性的含义。麦拉认为，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对于众多儿童都一致的研究结论至少应该对她的儿子也是成立的。在她使用了我们介绍的所有方式后，她儿子都无法延迟满足，这就说明他前途黯淡。
当然，平静下来后，麦拉意识到她对于结果的解读是错误的： 有意义的、一致的、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相关性对于大众来说具有普适性，但并不能确切预测某一个体 。以吸烟举例，很多人年纪不大就死于吸烟引发的疾病，但也有人（其实是很多人）不会如此。如果约翰尼在学龄前为了得到棉花糖而等待，我们可以预测他有能力延迟满足，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可以预测的。但如果他不能等待，我们就无法确定其中的原因。可能他希望等待但是没做到，或者只是因为测试开始前他没去卫生间。如果儿童渴望延迟，但最后却按了铃铛，了解其中的原因是非常有价值的。
后面的章节会讨论，有些儿童早期的延迟能力较差，但是过几年会增强；有些儿童早期非常渴望延迟，并且也有能力延迟，但后来自控力水平会下降。宾幼儿园的实验显示：对于诱惑物的心理呈现可以改变甚至扭转其对行为产生的影响。有些儿童原来等不到1分钟的时间，如果他们改变对于诱惑物的想法，就可以等待长达20分钟的时间。对我来说，这个发现要比远期的相关性更为重要，因为它指出了可以强化自控力的策略，并可以减少压力。随后几十年，认知神经科学和脑成像的技术进步为研究产生延迟能力的大脑机制打开了一扇窗。我们现在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当我们极为迫切地想要控制冲动时，我们的想法是如何冷却大脑的。
[1] S. Freud,“Formulations Regarding the Two Principles of Mental Functioning”in Collected Papers, vol. 4, translated by Joane Rivie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2] D. Rapaport,“Some Metapsychological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Activity and Passivity,”i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David Rapapor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7),530–568.
[3] W. Mischel and E. B. Ebbesen,“Attention in Delay of Gra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no. 2 (1970): 329.
[4] W. Mischel, E. B. Ebbesen, and A. R. Zeiss,“Cognitive and Attentional Mechanisms in Delay of Gra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1, no. 2(1972): 204–218.
[5] W. Mischel and B. Moore,“Effects of Attention to Symbolically Presented Rewards on Self-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8, no. 2 (1973): 172–179.
[6] B. Moore, W. Mischel, and A. Zeiss,“Comparative Effects of the Reward Stimulus and Its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in Voluntary Dela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4, no. 3 (1976): 419–424.
[7] D. Berlyne, Conflict, Arousal and Curios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80).
[8] W. Mischel and N. Baker,“Cognitive Appraisal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Delay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1, no. 2 (1975): 254.
[9] G. Seeman and J. C. Schwarz,“Affective State and Preference for Immediate versus Delayed Reward,”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7, no. 4 (1974): 384–394; see also B. S. Moore, A. Clyburn, and B. Underwood,“The Role of Affect in Delay of Gratification,” Child Development 47, no. 1 (1976): 273–276.
[10] J. R. Gray,“A Bias toward Short-Term Thinking in Threat-Related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5, no. 1 (1999): 65–75.
[11] E. H. Wertheim and J. C. Schwarz,“Depression, Guilt, and Self-Management of Pleas ant and Unpleasant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 no. 4(1983): 884–889.
[12] A. Koriat and M. Nisan.“Delay of Gratification as a Function of Exchange Values and Appetitive Values of the Reward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 no. 4 (1978): 375–390.
[13] W. Shakespeare, Hamlet: The New Variorum Edition , edited by H. H. Furness (Toronto,Ontario:General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Act II, Scene 2, 245–246.
[14] W. Mischel and R. Metzner,“Preference for Delayed Reward as a Function of Age, Intelligence, and Length of Delay Interval,”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no. 6 (1962): 425–431.
[15] B. T. Yates and W. Mischel,“Young Children’s Preferred Attentional Strategies for Delaying Gra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no. 2(1979): 286–300; H. N. Mischel and W. Mischel,“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Knowledge of Self-Control Strategies,” Child Development 54, no. 3 (1983): 603–619.
[16] M. L. Rodriguez, W. Mischel, and Y. Shoda,“Cognitive Person Variables in the Delay of Gratification of Older Children at Ris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 no. 2 (1989): 358–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