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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一座以勒内·笛卡儿命名的医学院雄伟的石柱门外，一群学生聚在大街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盒上就是醒目的大写标语“吸烟有害健康”。这种矛盾的情形屡见不鲜，人们即使知道当下的满足会在未来产生不良后果，往往也不会拒绝当下的满足。
我们在自己和孩子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些人的影子。我们每次许下最真诚的新年愿望后，都会见证意志力的失败：戒烟、健身、停止与你最爱的人吵架，这些决心统统都会在1月底消散。我曾经有幸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共同参加了一个关于自我控制的研讨会。他是这样描述由于意志力薄弱而导致的矛盾情形的：
我们该怎样定义这种“理性的消费者”呢？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碾碎手里的香烟，扔进垃圾桶，痛恨地告诉自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孤儿，就不要再冒着患肺癌的风险抽烟了。”三个小时后，他们却又满大街去寻找还能买到香烟的小卖店。面对一顿高热量午餐，他们明明知道吃了会后悔，但当时会毫不犹豫地吃下去，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失控。为了平衡一下，他们计划吃顿低热量晚餐，但还是想吃一顿高热量晚餐，明明知道吃了会后悔，但当时又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明明知道自己还没有为明天的晨会做好准备，这个会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而明早起床会惊出一身冷汗，但他们还是郁闷地坐在了电视机前。出发去迪士尼前，他们知道孩子们可能会干什么“好事”，他们进行心理建设，告诉自己一定不要情绪失控，可是当孩子们干了这些“好事”后，他们还是情绪失控，搞砸了孩子们的迪士尼之旅。 [1]
关于意志力是否存在及其特质，相关争论从未停止，人们还身体力行地开展实验：有人去挑战攀登珠穆朗玛峰；有人可以忍受多年的自我否定与残酷训练，只为参加奥运会或成为芭蕾舞明星；有人甚至可以戒掉毒瘾；有人可以坚持严苛的节食计划；多年的老烟枪甚至能成功戒烟；但也有人下了同样的决心后，最终却失败了。如果我们深刻地审视自我，我们该如何解释意志力、自控力是如何发挥作用，又是如何失败的呢？
我在1962年来斯坦福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之前，在哈佛和特立尼达研究决策行为。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孩子们做出两种选择：现在得到较少的糖果，或者是稍晚得到较多的糖果（我会在第6章中讨论这个实验）。当面对诱惑时，我们延迟满足的决定和坚守这个决定的能力很快就会背道而驰。走进一家餐厅时，我可以笃定地认为：“今晚不吃甜点！我必须降低胆固醇，我的腰围不能再长了，下次验血的结果别太糟糕……”可是当甜点推车经过时，服务生拿着巧克力在我眼前一晃，还来不及思考，刚才的决心就消失在自己嘴边了。由于这种情形经常出现在我身上，我开始好奇，要如何才能坚守，而不是放弃原有的决心呢？人们是怎样延迟满足，坚持等待，并最终抵制诱惑的呢？棉花糖实验就是可以用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工具。
从人类远古时期开始到启蒙运动、弗洛伊德主义的发展时期，直到今日，儿童始终被认为是冲动的、无助的，他们无法延迟满足，只寻求当下的满足。 [2] 当我带着这些天真的设想观察三个年纪相近的女儿（朱迪、丽贝卡和琳达）时，她们幼年时期发生的变化出乎我的预料。最初她们总是在咯咯笑、大喊大叫，后来就学会了使用一些巧妙的小伎俩激怒对方，同时还能迷惑父母，然后渐渐成了能够与他人贴心对话的人。只有几岁的时候，她们就可以坐着一动不动地等待她们想要的东西。我尝试理解在餐桌前看到的情景：在面对诱惑，并且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她们能够自控并延迟满足，至少是一小会儿的时间。此时她们的小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对此我没有一点线索。
我希望理解意志力，特别是为了得到未来的结果而延迟满足的能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感受并使用它的呢？如果做不到又是因为什么呢？为了将思考向前推进一步，我们需要研究孩子们怎样发展这个能力的方法。当三个女儿在宾幼儿园时，我就看到了她们展现出的这种能力。这所刚刚建成的幼儿园就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室，就在斯坦福大学校内，是一个开展早期教育和研究的综合机构。幼儿园内单向透视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游乐场，还有装有监控的小型研究室，可以在孩子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观察他们的行为。我们使用其中一间开展研究，并且告诉孩子们这里是“惊喜屋”。我们就在那里带着孩子们做“游戏”，其实就是我们的实验。
我带着研究生埃贝·埃布森、伯特·摩尔、安东尼特·蔡司和其他一些学生在惊喜屋里工作了几个月。设计实验，开展小规模测试，对流程进行微调，这个过程虽然有趣，但也很有挑战性。比如，把需要等待的时长告诉学龄前儿童（5分钟或者15分钟）会影响他们实际等待的时长吗？我们发现关系不大，因为他们太小了，并不理解这样的时间差异。奖励的数量有关系吗？确实有关系。但应该是哪种奖励呢？我们需要制造一个尖锐的矛盾：一边是可以让小孩子们情绪激动，并能立刻得到的奖品；另一边是两倍的奖品，但是需要他们等待至少几分钟的时间。奖品对孩子们来说必须有足够的诱惑力，必须是恰当的，但同时又可以方便、准确测量。
50年前，孩子们可能跟现在的小孩一样喜欢吃棉花糖，但是除非马上刷牙，父母有时候不允许他们吃，至少在宾幼儿园里是这样的。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喜好，我们提供了多种奖品供孩子们选择。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我们都提供两个选项：立刻得到一个奖品，或是等到研究者返回时得到两个奖品。当时实验设计的各种细节已经消耗我们所有的精力，这时候联邦政府机构又拒绝了我们的资助申请，并建议我们去向糖果公司申请赞助，这把我们推向了绝望的边缘。我们甚至一度觉得他们的话很对。
信任是影响是否愿意延迟满足的一项因素，我之前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研究证明了这一因素的重要性。 [3] 为了确保孩子们能信任做出承诺的研究人员，研究人员会跟他们玩耍一会儿，直到他们放松下来。然后孩子们被安排在一个放着按铃的小桌子周围坐下。为了进一步增加信任，研究者会重复一个过程：他们一步步走出房间，然后让孩子们按响铃铛，研究人员就立刻跑回来，跟孩子们确认：“你看，你把我叫回来了！”只要孩子们一召唤，研究人员就会回来。直到孩子们理解了这一点，另外一个“游戏”——自控力实验——就可以开始了。
虽然我们尽量使实验简单化，但实验的学术题目相当复杂：“学龄前儿童为了获得较多的延迟奖励而自我实施的推迟当下满足的案例研究”。幸运的是，几十年后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发现了我们的实验并把它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标题为《棉花糖和公共政策》，媒体给它起了个绰号叫“棉花糖实验”。尽管我们在实验中并不总是用棉花糖做奖励，但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实验时并没有拍摄孩子们。20年后，为了记录棉花糖实验的过程，并演示孩子们在等待奖励时的不同策略，我的博士后莫妮卡·罗德里格斯在智利一所公共学校使用隐蔽摄像机对一群五六岁的孩子进行了拍摄。莫妮卡使用了与我们原始实验相同的程序。最先出现的是伊内兹，一个表情严肃、眼睛发亮的可爱的一年级小女孩。莫妮卡把伊内兹安排在学校研究室一张小桌旁坐下，伊内兹选择了奥利奥饼干作为奖励。桌子上有一个按铃和一个餐盘尺寸的塑料托盘，上面一边放了一块饼干，另一边放了两块饼干。把可以立刻得到的奖励和需要延迟得到的奖励同时留给孩子们，是为了让他们更加相信只要等待就可以把奖励拿到手，同时也可以强化他们内心的冲突感。桌子上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房间里也没有玩具或是其他有趣的东西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
听到选项后，伊内兹希望得到两块饼干而不仅仅是一块，并且也能够理解：莫妮卡必须离开房间去工作，但她可以随时按铃召唤莫妮卡回来。莫妮卡请伊内兹试了几次铃铛，并反复演示每次自己都会立刻返回房间。然后莫妮卡解释结果：如果伊内兹独立等到莫妮卡返回就可以得到两块饼干；如果不想等待，则可以在任何时刻按响铃铛，按响铃铛，开始吃饼干，离开座位，都只能得到一块饼干。为了确定伊内兹完全理解，莫妮卡请伊内兹复述了所有指令。
在莫妮卡离开房间后，有一刻伊内兹非常痛苦，她的表情逐渐难过起来，表现出明显的不适感，后来都快要哭了。接下来，她低头看了一眼饼干，睁大眼睛盯了足足十几秒，陷入了沉思。突然，她伸出胳膊，就在她的手马上要碰到铃铛的时候，她立刻停了下来。她用食指小心翼翼地、试探性地在铃铛上面晃动，非常接近但不触碰铃铛。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好像是在逗自己玩。然后她把头甩向了一边，不看托盘和铃铛，大笑起来，就好像她做了一件超级搞笑的事情。她用手捂住嘴巴阻止自己大叫，小脸上堆起笑容为自己庆祝。所有看到视频的人都会产生共情，跟着伊内兹一起大笑，并为她喝彩。她咯咯地笑够了，又接着戏弄那个按铃，但是这次她先是竖起食指发出“嘘”声，然后用手掌盖住已经紧闭的嘴唇，还小声说“不要，不要”，好像是在阻止自己刚才假装要做的事情。20分钟过去了，莫妮卡“只能”主动回来了，但是伊内兹没有马上把奖励吃掉，而是把饼干放进了袋子，带着胜利的喜悦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了房间，因为她想要把饼干带回家给妈妈，让妈妈看看她的成就。
恩里科，比同龄小孩大一圈，穿着彩色T恤，帅气的小脸上顶着整洁的金色刘海，等待的时候非常有耐心。他把椅子斜靠在自己身后的墙上，不停地敲打着，一边无聊地、无奈地盯着天花板，一边使劲地喘气，好像非常享受他制造的撞击声。他一直在敲，就这样等到莫妮卡返回，然后得到了两块饼干。
布兰卡一直在忙着演哑剧，就像查理·卓别林的独角戏。在剧里，她小心地告诉自己在等待奖励的时候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她甚至把空空如也的手掌放在鼻子前，闻着想象中的美味。
哈维尔有一张聪明的小脸，眼光犀利，洞穿一切，等待的时候像是完全沉浸在一个严谨的科学实验中。他表情保持专注，试验在不弄响铃铛的前提下能以多慢的速度举起铃铛并在空中移动。他把铃铛举过头顶，认真地斜视它，然后再把它放到桌子上尽可能远的位置，并且使这个过程尽量慢、尽量长，这是一项出色的精神运动控制技巧，他展现出了一个科学家的想象力。
罗贝托6岁，米色的校服夹克，白色衬衫配深色领带，穿着得体，头发整洁。莫妮卡离开房间时，他迅速看了一眼门口，确认门关好后，迅速地开始研究饼干托盘，舔舔嘴唇，抓起离他最近的一块饼干。他小心地打开奥利奥，露出中间的白色奶油，开始歪着脑袋用舌头小心翼翼地不停地舔奶油，中间只有一秒的停顿，微笑着肯定自己的行为。把奶油舔干净之后，他娴熟地把奥利奥的两半重新对起来，喜悦的表情更加明显了，然后他把没有夹心的饼干放回托盘。接下来，他以最快的速度对另外一块奥利奥进行了同样的处理，把夹心吃光后，再设法把剩下的两半对起来，并放回托盘保持原状。他环顾四周，目光扫过门口，确保一切正常。此时他就像一位演技精湛的演员，缓慢低头，歪头把下巴和脸颊放在右手手掌上，胳膊肘撑在桌面上。他把面部表情转化为一个纯真无邪的样子，眼神里充满信任和期待，用小孩子特有的天真好奇地盯着门口。
每一个看到视频的观众都为罗贝托的表演喝彩、大笑、鼓掌。其中一位来自美国顶尖私立大学的知名教务主任竟然大声喝彩：“如果他来我这儿读书，我给他发奖学金！”我觉得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在设计棉花糖实验时并没有把它作为一项“测试”，其实我一直不太相信那些试图预测现实生活的心理测试。我经常提到通用人格测试的诸多局限，并且决心不去开发这样的心理测试。我和学生设计棉花糖实验不是为了测试孩子们表现得好不好，而是为了发现是什么使他们在想做某事的时候做到了延迟满足。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根据学龄前儿童等待奖励的时长去预测他们未来生活中值得了解的东西，而且所有试图通过幼年时期的心理测试预测远期生活状态的想法也无一成功。 [4]
可是当棉花糖实验过去几年后，我开始认为儿童在实验中表现出的行为和他们后来的人生进展具有一些关联。我的三个女儿都在宾幼儿园就读，几年后我时常会询问她们幼儿园小伙伴的近况。这并不是系统的跟踪调查，只不过是晚餐时间的随意对话：“黛比怎么样？”“山姆最近怎么样？”等她们到十几岁时，我开始让女儿们用0至5分来表示她们在学校的社交表现。我发现，这些儿童在棉花糖实验中的表现与女儿对她们的成长所做的非正式评价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关联。将女儿的打分与原始数据进行比较后，我发现了清晰的关联，我意识到我和学生必须认真地研究这种相关性。
那是在1978年，当时菲利普·K. 皮克（现任史密斯学院的资深教授）是我在斯坦福新招的研究生，他与安东尼特·蔡司、鲍勃·蔡司等学生密切配合，夜以继日地工作，开展延迟满足的研究，后来发展成了斯坦福大学的纵向研究课题。菲利普对于研究的设计、实施和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团队从1982年开始，向曾经参加棉花糖实验的儿童家长、教师、学术顾问发放问卷，针对与控制冲动相关的行为和性格进行了调查，包括孩子们的计划能力、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的技能与效果（比如，他们与同事的关系）、学业成就。
1968—1974年在斯坦福大学宾幼儿园里参加棉花糖实验的儿童超过550人，我们每10年对儿童的样本开展一次跟踪调查，使用一系列方法对他们进行评估。我们在2010年（他们45岁左右）和2014年也进行了信息收集，包括他们的职业、婚姻状况、身体状况、经济条件和心理健康状况。从最早的追踪调查至今，结果都让我们感到震惊。
在第一个跟踪研究中，我们向父母们寄出了少量的问卷，请他们想想：“孩子与同学、小伙伴等同龄人相比，表现如何？”我们请父母们将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与小伙伴进行比较，在1到9分之间进行评分（从“一点儿也不好”到“一般”“极其优秀”），我们同时拿到了老师对他们在学校的认知技能与社交技能的评分。 [5]
在棉花糖实验中可以延迟较长时间的学龄前儿童，在十几年后的青少年期面对挫折时，会展现出较高的自控力， 不容易屈从诱惑，注意力不易被转移，更聪明、独立、自信，更相信他们的自我判断。相比那些延迟时间较短的儿童而言，这些孩子在面对压力时不容易崩溃，不爱唠叨，不会缺乏条理，也不会做出幼稚的行为。而且他们未雨绸缪、善于计划，被激励时更有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更加专注，更擅长使用理智，不容易受到挫折的干扰。总之，这些孩子打破了麻烦不断、顽固不化的青春期典型形象，至少在父母和老师的眼中是这样的。
SAT是在美国申请大学必须参加的考试，为了测量孩子们实际的学业成绩，我们请父母提供了他们SAT考试的语言成绩和数学成绩。为了评估父母提供的成绩的可靠性，我们还联系了SAT考试的组织方——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学龄前在棉花糖实验中等到最后的学生的SAT分数要高得多。 [6] 只能等待很短时间的儿童（后面1/3）与等待较长时间的儿童（前面1/3）相比，SAT考试分数的总体差异是210分。 [7]
在实验中可以延迟较长时间的儿童到了25~30岁时 [8] ，根据自述，他们可以追求并实现长期目标，较少吸食毒品，达到了较高的教育水平，并且身体肥胖指数非常低 [9] 。他们在处理人际问题和维护亲密关系中也更加自如、适应性更强（在第12章详细讨论）。在我们数十年的跟踪调查中，最初在幼儿园中得到的研究成果逐渐显示出更加惊人的影响力、稳定性和重要性：如果根据学龄前儿童在棉花糖实验中表现出的行为可以如此广泛、如此深远地预测（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水平）他们后来的生活，那么必须思考这一成果对于公共政策及相关教育领域的启示。形成自控力的关键是什么呢？这是可以习得的吗？
但是，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形势、加利福尼亚的形势，以及当时正值反主流文化的高潮和越南战争的激战时期，我们的发现也许只是偶然。在斯坦福大学开展研究的几十年后，为了验证这一点，我带领学生与众多合作者开展了一系列其他研究：脱离权威的斯坦福大学校园，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人群开展实验，比如纽约南布朗克斯的公立学校。
我们发现，即使对生活在截然不同背景和条件下的儿童开展实验，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我会在第12章详细描述这一发现。
正田裕一现任华盛顿大学教授，从1982年进入斯坦福大学心理学院后一直在与我密切合作。2009年，也就是宾幼儿园实验的参与者大约45岁时，我和裕一邀请来自美国不同机构的认知神经科学家组建了一个团队，开展了另外一项跟踪研究。团队成员包括密歇根大学的约翰·乔耐德、斯坦福大学的伊恩·戈特利布和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B. J.凯西。这些成员都是社会神经科学（研究大脑机制如何支撑我们思考、感受和行动）领域的专家。他们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方法研究大脑的这种机制，用图像显示个体在执行各种心理任务时的脑部活动。
我们希望检测到不同人群脑部扫描的可能差异，从而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样参与了棉花糖实验的人群中，为什么有些人的自控力始终较高，而有些人的自控力始终较低。我们从美国各地邀请了原来宾幼儿园的男性校友，在重返斯坦福大学的几日内，我们对他们进行了认知测试，并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对他们的大脑内外部进行了扫描。在这期间我们提供了重访幼儿园的机会。
脑部图像显示，在幼儿园时可以抵制棉花糖诱惑，并且在这么多年后依然保持较高自控力的人，与自控力低的人相比，他们的前额纹状体（连接动机和控制过程）区域产生的活动截然不同。 [10] 对于可以等待较长时间的人而言，他们大脑中负责有效解决问题、创造性思维和控制冲动的前额纹状体区域更加活跃 。反之，对于只能延迟较短时间的人而言，他们大脑中的腹侧纹状体（位于脑部更深的原始部位，与欲望、快感和成瘾相关）更加活跃，特别是当他们试图抑制自己对情绪冲动和诱惑刺激的反应时。
B.J.凯西在与媒体讨论这些发现的时候指出，低延迟满足者像是在被强大的发动机驱动着，而高延迟满足者对此具备更好的“心理刹车”（mental brake）。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我们的测量方法下，低自控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控制大脑并不困难，只有当他们面对极大的诱惑力时，大脑和行为才会显示出明显的冲动控制问题。
[1] T. C. Schelling, Choice and Consequence: Perspectives of an Errant Economi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59.
[2] L. J. Borstelmann,“Children before Psychology,”in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I: History, Theory, and Methods, 4th ed., edited by P. H. Mussen and W. Kessen (New York:Wiley, 1983), 3–40.
[3] W. Mischel,“Father Absence and Delay of Gratification: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no. 1 (1961): 116–124; W. Mischel and E.Staub,“Effects of Expectancy on Working and Waiting for Larger Reward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 no. 5 (1965): 625–633; W. Mischel and J. Grusec,“Waiting for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Effects of Time and Probability on Cho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 no. 1 (1967): 24–31.
[4] W. Mischel, 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 (New York: Wiley, 1968). M. Lewis,“Models of Development,”in Advances in Personality Science , edited by D. Cervone and W. Mischel(New York: Guilford, 2002), 153–176.
[5] W. Mischel, Y. Shoda, and P. K. Peake,“The Nature of Adolescent Competencies Predicted by Preschool Delay of Gra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no. 4 (1988): 687–699; W. Mischel, Y. Shoda, and M. L. Rodriguez,“Delay of Gratification in Children,” Science 244, no. 4907 (1989): 933–938; and Y. Shoda, W. Mischel, and P. K. Peake,“Predicting Adolescent Cognitive and Social Competence from Preschool Delay of Gratification: Identifying Diagnostic Conditio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6, no. 6 (1990): 978–986.
[6] Ibid. For links between self-control and intelligence, see also A. L. Duckworth and M. E. Seligman,“Self- Discipline Outdoes IQ in Predict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 no. 12 (2005): 939–944; and T. E. Moffitt and others,“A Gradient of Childhood Self-Control Predicts Health, Wealth, and Public Safe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 no.
[7] (2011): 2693–2698. 7.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rom Phil Peake, Smith College, April 9, 2012, and as reported in D. Golema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 10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Bantam Books, 2005), 82.
[8] O. Ayduk and others,“Regulating the Interpersonal Self: Strategic Self-Regulation for Coping with Rejection Sensitiv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no. 5 (2000): 776–792.
[9] T. R. Schlam and others,“Preschoolers’ Delay of Gratification Predicts Their Body Mass 30 Years Later,” Journal of Pediatrics 162, no. 1 (2013): 90–93.
[10] B. J. Casey and others,“Behavioral and Neural Correlates of Delay of Gratification 40 Years Late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 no. 36 (2011):14998–15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