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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孩子出生后多久才能发现他们是否具备延迟满足的能力呢？我经常与那些正在养育幼儿的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在孩子出生后就可以发现这方面的个体差异。他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非常确信，瓦莱丽有，但是吉米没有，山姆绝对有，西莉亚一点都没有，同时还会附上生动的趣事和对话。他们的故事说明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促使我们开展进一步研究。
1983年，在斯坦福大学开展棉花糖实验15年之后，我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职位，搬回了纽约市，其中最大的吸引力之一就是年轻的同事们。劳伦斯·艾伯是哥伦比亚大学对面的巴纳德学院的教师，拉里是巴纳德幼儿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我们很快就展开了长达20年的合作，进一步研究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延迟的能力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怎样形成的。
对于宾幼儿园里四五岁的儿童来说，等待棉花糖也许算是一种折磨，但对于18个月的婴儿来说，等待妈妈是一种更残酷的折磨，比如巴纳德幼儿研究中心的婴儿们，妈妈离开后，他们的身边只有“陌生人”（巴纳德学院的志愿者）和地板上的玩具。婴幼儿时期，主要养育人（通常是妈妈）都会逐步尝试短暂离开孩子，这种短暂的分离压力是每个幼儿都必须承受的痛苦。大约两岁半时，幼儿与主要养育人的情感关系就可以显示出个体差异，有些是焦虑的，有些是安全的，还有些是复杂矛盾的。在与主要养育人短暂分离和重聚的过程中，幼儿的行为可以预测未来几年内他与家人关系的质量以及他的应对技巧。
约翰·鲍尔比的学生玛丽·爱因斯沃斯设计了一种“陌生环境” [1] 来观察这种关系。约翰·鲍尔比是英国极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研究儿童依恋关系，特别是与主要养育人分离的影响（战争时期普遍存在的压力体验）。爱因斯沃斯设计的“陌生环境”模拟了一个简单的受控的“母亲分离再重聚”的情境，这种分离情境比较温和，一旦孩子开始伤心大哭或绝望地敲门，就说明孩子的压力已经过大，妈妈可以立刻回来。这一实验分三个阶段开展。
第一阶段，“自由玩耍”。妈妈和孩子（以本杰明为例）两人一起在房间中度过5分钟的时间，“就像你们平时在家里一样玩耍”。
第二阶段，“分离”。学校领导把妈妈叫出房间，让一个研究生志愿者和本杰明两人在房间待2分钟。此前，在妈妈在场的情况下，本杰明与该志愿者见过面并有互动，这个时间大约是17分钟。在分离阶段，志愿者保持沉默。如果本杰明表现出了压力，志愿者会简单地安慰他，对他说“妈妈很快就回来了”。
第三阶段，“重聚”。在2分钟的分离后，妈妈回到房间抱起本杰明，志愿者悄悄离开房间，妈妈和孩子再一起玩耍3分钟。
1998年，我的学生安妮塔·塞西想知道根据18个月的幼儿在分离期间的行为能否预测三年后其在棉花糖实验中的表现。为了验证这一想法，我们在巴纳德幼儿研究中心搭建了“陌生环境”，用摄像机记录每一个阶段发生的所有情况。我们以每10秒钟为单位来观察幼儿的行为：他是否在玩耍，是否在距离妈妈较远的地方自由探索，妈妈不在的时候是否通过观察玩具或玩玩具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是否与陌生人玩耍。我们同时记录了幼儿的情感表达和负面情绪（大哭、表情悲伤）。妈妈的自发行为也被以同样详细的方式记录下来，包括她试图主导与幼儿的互动，对幼儿的玩耍进行干预或是引导，抑或忽略幼儿的需要。我们根据妈妈的面部表情、声音表达、与幼儿的位置关系、身体接触的频率、情感表达、是否与幼儿轮流分享等情况，确定妈妈是否属于“母体控制” [2] （maternal control）——过度控制，对幼儿的需要不够敏感。
当妈妈不在时，有些幼儿通过玩玩具、探索房间、与陌生人互动来转移注意力，避免了紧张的压力体验，但是有些幼儿会一直站在门口，然后开始哭泣。妈妈不在的2分钟内，幼儿所承受的压力每秒都在升级，最后30秒的感受一定是无穷无尽的绝望，幼儿在这最艰难的30秒内表现出的行为是最具典型性的，可以预测他们在棉花糖实验中的表现。预测虽不完全准确，但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具体而言，在“陌生环境”中分离阶段的最后30秒内，那些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妈妈不在”转移到别处的幼儿，到了5岁参加棉花糖实验时，也可以长时间等待，并有效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相比之下，此时不能采取必要分心策略的幼儿在几年后的棉花糖实验中也无法等到最后，他们会很快按响铃铛。这些研究结果说明， 在幼年时期通过调节注意力的方法练习自我控制和减缓压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 [3]
婴儿出生后几乎完全受控于他们每一刻的心理状态和主要养育人的照顾。在婴儿离开子宫后的最初几个月，不分昼夜地安抚、轻摇、喂食和怀抱是养育人的主要工作。 [4] 婴儿在被养育的过程中得到的无论是关爱和关心，还是忽视和辱骂，都刻画在他们的大脑中，决定他们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5] 要使婴儿感到安全和安心，关键在于避免使他们的压力指数持续活跃，并促进亲密、温暖的依恋关系。 [6]
婴儿的大脑具有可塑性，如果婴儿经历了极端负面的情况，比如粗暴的打骂、冷漠的环境，他们的主要神经系统就非常容易遭到破坏。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即使是较弱的环境压力，比如父母之间长期发生的非肢体冲突，也是造成神经系统破坏的重要原因。有一项研究曾经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对睡眠中的6~12个月的婴儿脑部进行扫描。在婴儿睡觉时播放愤怒的谈话 [7] ，以及与长期发生冲突的父母一起生活的婴儿，相比来自冲突较少的家庭的婴儿，大脑负责调节情绪和压力的区域会具有较高的活跃度。类似的研究结论也表明，即使成长关键期遭遇的社会环境压力是相对温和的，也会被写入冲动系统。
很显然，随着婴儿的成长，他们的早期经历会植入大脑构造，这对他们未来的人生发展具有决定作用。 [8] 幸运的是，适当的干预措施可以提升婴儿的情绪调节能力，发展他们的认知、社交和情感技能，从而在脆弱的幼儿时期发挥必要的作用。在出生后的几个月中，养育人可以尝试把婴儿的注意力从压力感中转移至他们感兴趣的活动中，这种方式可以逐渐帮助婴儿学会通过自我分心使自己平静下来。在神经层面上 [9] ，婴儿也开始发展大脑额中（midfrontal）区域，这一区域是注意力控制系统，负责平复和调节负面情绪。如果一切发育正常，他们的本能反射会减少，反思会增加，不再冲动，更加冷静，并且能够恰当地表达自己的目标、感受和意图。
迈克尔·波斯纳和玛丽·罗斯巴特是自我调节开发领域的两位先驱，他们是这样描述这一过程的：4月龄的婴儿会关注我们呈现的所有刺激物，一年半后再返回实验室时，他们已经形成自己的想法，此时很难再让他们关注我们所展示的内容，因为他们自己的计划更重要了；竭尽全力之后，我们只能摇摇头嘟囔一句“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了
，他们更强调‘我的’了”。
父母们都清楚一点，两岁生日基本就是孩子们无言地宣告独立的时刻。在婴儿们争取独立的早期革命阶段，斗争对于养育人来说是极具挑战性的。在2~3岁的时候，孩子们开始对自己的想法、感受和行动实施控制，这一技能到了4~5岁时会日益明显。这种自控力对于赢得棉花糖实验的成功和适应学校及更远的未来至关重要。
儿童一般在3岁时就会开始有目的地做出选择，更加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注意力，并抑制那些使他们偏离目标的冲动。比如，斯蒂芬妮·卡尔森和同事们在明尼苏达大学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3岁儿童可以为了实现目标而在较长的时间内遵守两条简单的规则 [10] ，比如“如果是蓝色就放在这里，如果是红色就放在那里”，他们一般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指令来帮助自己明确需要做什么。虽然已经非常令人吃惊了，但这些技能在3岁时还比较有限，在随后的两年内会有长足的发展。到了5岁，他们的头脑已经神奇地复杂起来。大多数5岁的儿童都可以理解并遵守复杂的规则，比如“如果是颜色游戏，就把红色方块放在这里；如果是形状游戏，就把红色方块放在那里”，当然也会有较大的个体差异。虽然这些技能在学龄前阶段刚刚开始形成，但到了7岁时，儿童的自控力技能和对其起决定作用的神经回路已经惊人地发育到了与成年人相似的水平。 [11]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学会调节冲动，实施自控，控制情绪，形成同理心、专注力和良知， 6 岁以前的经历会为这些能力的形成奠定基础 。 [12]
母亲的养育方式如何影响孩子的自控力策略和依恋关系的发展呢？在我们前面介绍的安妮塔·塞西开展的幼儿研究中，我们详细研究了妈妈的行为，来评估她们是否属于“母体控制”，以及她们对孩子需求的敏感度。例如，可以考虑这样两种情况：一类妈妈过度控制、事无巨细；另一类妈妈只关注自己的需要而不关注孩子的需要。这就是菲利普·罗斯的名著《波特诺的怨诉》中的人物形象。当主人公回忆自己在新泽西度过的童年时，他生动地刻画了自己的妈妈：她用意很好，但是她的过度控制令人窒息，她会烦人地监视、评判、纠正他所有的行为，从数学运算到袜子、指甲、脖子，甚至皮肤的每一个裂口。
[13]
幼小的波特诺被她妈妈的爱心美食塞满了肚子，当他拒绝吃炖肉时，妈妈就拿着一把长长的面包刀逼迫他，还煽情地质问他：“想变得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吗？想要受人尊敬还是受人嘲讽？想做男人还是老鼠？”
波特诺的妈妈是一个虚构人物，但我的朋友中也有人说他们的妈妈就是这样的。如果幼儿的母亲像波特诺的妈妈那样，相比妈妈控制较少的情况，他们获取自控力技能的途径就截然不同。这正是安妮塔在观察幼儿与母亲在小房间内互动时发现的情况。
对于在学龄前已经形成有效的自控力技能的儿童，如果妈妈发出了吸引他们注意力的高控制命令，他们一般都会做出抵制性的反应：不再紧挨着妈妈，而是使自己远离妈妈一段距离（3英尺
以上），在房间里到处看看或者玩玩具。有些儿童会让自己离开正在实施控制的妈妈，只要妈妈一接近，他们就走开，这样的儿童在5岁参加棉花糖实验时可以等待较长的时间。他们可以成功地使用注意力控制策略来平复挫败感，把注意力从奖品和铃铛上转移开，方法与他们在幼儿时期摆脱妈妈控制时使用的方法相同。另外一些儿童，他们的妈妈控制力也很强，妈妈要求他们注意时，他们会紧贴在妈妈身边，这样的儿童在参加棉花糖实验时会一直关注诱惑物并很快按响铃铛。
对于妈妈较少实施控制的儿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妈妈尝试吸引他们注意时，停留在妈妈身边的儿童在5岁参加棉花糖实验时，具备有效的自控力和冷静策略。他们会有策略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14] ，较少关注诱惑物，为了得到较多的奖品可以等待很长时间。
相比之下，在相同情况下会远离妈妈的儿童等待的时间较短。这说明了什么呢？如果妈妈不过度控制，并且对孩子的需求敏感，孩子并没有理由和妈妈保持距离，在“陌生环境”实验中，当妈妈为了缓解其压力而试图靠近时，他当然会紧贴着妈妈。如果妈妈对自己的需求高度敏感，但看不到孩子的需求，每次试图控制孩子的一举一动都让孩子感到压抑，情况会怎样呢？安妮塔在结论部分提出了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从妈妈身边走开几步，去玩玩具或是在房间里到处看看，似乎都是不错的办法。这些办法可能有助于孩子发展自控力和冷静技能，帮助孩子在5岁参加棉花糖实验时得到两块棉花糖。
为了验证这种可能，蒙特利尔大学的安妮·伯尼尔在2010年组建了一个研究团队，研究12~15月龄幼儿的妈妈与孩子如何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影响自控力的发展。 [15] 研究人员认真观察了妈妈与幼儿一起完成拼图或其他认知任务时的互动情况，并且在这些幼儿到了16~26月龄时进行了同样的测试。伯尼尔发现，在首次研究中，有些妈妈会通过支持孩子的选择和意愿来鼓励孩子的自主性，这些儿童在棉花糖实验中具有最强的认知技能和注意力控制技能。研究人员对母亲的认知技能差异和教育水平差异进行控制后，结论保持不变。因此我们认为： 如果父母过度管控婴儿，有可能损害他们自我控制技能的发展； [16] 如果在孩子努力解决问题时，父母提供了支持和鼓励，他们的孩子很有希望在幼儿园参加棉花糖实验时得到两块棉花糖，并且放学回家后还会迫不及待地与父母分享他们的做法。
[1] M. D. S. Ainsworth and others,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Strange Situa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1978).
[2] A. Sethi and others,“The Role of Strategic Attention Deployment in Development of Self Regulation: Predicting Preschoolers’ Delay of Gratification from Mother-Toddler Interac tio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6, no. 6 (2000): 767.
[3] G. Kochanska, K. T. Murray, and E. T. Harlan,“Effortful Control in Early Childhood:Continuity and Change, Anteced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6, no. 2 (2000): 220–232; N. Eisenberg and others,“Contemporaneous and Longitudinal Prediction of Children’s Social Functioning from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ity,” Child Development 68, no. 4 (1997): 642–664.
[4] It is the human version of what the rat moms do when they lick and groom (LG) their pups. The rat pups who have high LG mothers perform better on cognitive tasks and display less physiological arousal to acute stress,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are stuck with low LG mothers (M. J. Meaney,“Maternal Care, Gene Express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tress Reactivity across Generations,”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4 (2001): 1161–1192).
[5] C. Harman, M. K. Rothbart, and M. I. Posner,“Distress and Attention Interactions in Early Infancy,”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1, no. 1 (1997): 27–44; M. I. Posner and M. K.Rothbart, Educating the Human Brain, Human Brain Development Series (Washington,DC: APA Books, 2007).
[6] L. A. Sroufe,“Attachment and Development: 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Birth to Adulthood,” Attach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7, no. 4 (2005): 349–367; M.Mikulincer and P. R. Shaver, Attachment Patterns in Adulthood: Structure, Dynamics, and Chang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7).
[7] A. M. Graham, P. A. Fisher, and J. H. Pfeifer,“What Sleeping Babies Hear: A Functional MRI Study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Infants’ Emotion Process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no. 5 (2013): 782–789.
[8] Center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at Harvard University, Building the Brain’s“Air Traffic Control”System: How Early Experiences Shape the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 Working Paper No. 11 (2011).
[9] Posner and Rothbart, Educating the Human Brain.
[10] P. D. Zelazo,“The Dimensional Change Card Sort (DCCS): A Method of Assessing Executive Function in Children,” Nature: Protocols 1, no. 1 (2006): 297–301.
[11] Center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Building the Brain’s“Air Traffic Control”System.
[12] P. D. Zelazo and S. M. Carlson,“Hot and Cool Executive Funct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Development and Plasticity,”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6, no. 4(2012): 354–360.
[13] P. Roth, Portnoy’s Complai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14] M. L. Rodriguez and others,“A Contextual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Regulatory Competencies: The Role of Maternal Unresponsivity and Toddlers’ Negative Affect in Stressful Situations,” Social Development 14, no. 1 (2005): 136–157.
[15] A. Bernier, S. M. Carlson, and N. Whipple,“From External Regulation to Self Regulation: Early Parenting Precursors of Young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ing,” Child Development 81, no. 1 (2010): 326–339.
[16] Sroufe,“Attachment and Development”; and A. A. Hane and N. A. Fox,“Ordinary Variations in Maternal Caregiving Influence Human Infants’ Stress Reactivity,” Psy chological Science 17, no. 6 (2006): 550–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