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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学会了识别和击败X部分，并发现了他的生命力量——一种超乎他想象的关于兴奋、热情和创造力的新境界。
没有什么能比和你职业生涯中第一位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面对面坐着更让你感到无能为力了。就我来说，这一幕发生在我研究生一年级时去实习的一家破旧的社会服务机构里。我的办公室是一个小隔间，墙上装饰着几十年前的旧海报（“要爱不要战争”“冻结租金而非工资”），地上铺着沾有咖啡渍的地毯，还有一把给病人坐的模制塑料椅。我坐在一把磨损的“总裁”椅上，如果向后靠得多些，椅子就会翻倒——我看起来几乎就像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是个傻瓜。每个菜鸟都是。钻研再多课本，听再多讲座，参加再多考试，都不可能让你做好准备去面对那些正在痛苦中挣扎，（通常是绝望地）盯着你寻求解决方案的活生生的人。我的病人来自各行各业，有不少是穷人，但令我惊讶的是，其中大多数是中产阶级，他们陷入困境并非由于自己犯了什么错。他们所有人几乎都比我年长，比我阅历丰富，待在特权圈层，做着安逸的工作，过着封闭的日子。
然而，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是如何对我掏心掏肺，脆弱地把自我放在我手中的。我敬畏他们的勇气，更重要的是，我想通过施以援手来证明信任我是正确的。
我接二连三地失败了，但并不是因为我不肯尝试。我沉浸在当时流行的心理动力学的治疗方法中。它的理论是，一旦病人了解到是什么引发了他们的问题，症状就会消失。一位病人抱怨说他经常焦虑，我们追溯到他暗淡的成长环境——他的父亲患有不治之症，母亲因为打太多份工，很难见上一面。另一位病人想要停止选择心有所属的男人，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始于她那冷漠无情的父亲，她很渴望却从未得到过他的爱。
我的病人希望知道自己是如何陷入这些习惯模式的，但解释本身并不能帮助他们脱离困境。我打从心底里对心理动力学理论产生了怀疑。我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明白了问题的起因就可以解决问题？难道病人不需要从此时此地起做出改变吗？”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发现自己渴望带给病人一些东西，而非仅仅洞悉他们的过去。他们现在就能做些什么，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彼时我并不知道，我注定要向菲尔·施图茨学习我所渴望的革命性的治疗方式。
命运还没有准备好把我们介绍给彼此，所以在求学和实习之后，我开始了自己的实践，尝试采用一种被称为认知行为疗法（CBT）的心理治疗理论。认知行为治疗师不分析过往，而是指导病人改变当下存在问题的想法和行为。这个理论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一个病人的女儿数学考试不及格，我训练他用更现实的结论（“孩子遇到困难是正常的，有些资源可以帮助她下次做得更好”）来代替夸张的结论（“她永远也考不上大学”）。病人觉得不那么焦虑了，不再给女儿施加太多压力，相反他采取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帮助女儿。渐渐地，我们把这种方法推广到他所有的灾难性想法中。
我甚至也对自己使用过认知行为疗法。在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被不理性的、严厉的自我批评所困扰——做每件事情时，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一个轻蔑的声音。“你这个治疗师真差劲儿。你不是一个好的朋友。你一辈子都无法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在遵循认知行为疗法的过程中，不管何时听到这种声音，我都会用相反的证据来提醒自己：“我只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大学学业，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我的朋友们喜欢我。到目前为止，我的大多数病人都是回头客。我肯定做对了一些事。”
这么做有时会奏效。但这些现实检验往往是失败的。老实说，它们经常听起来很荒谬，就像斯图尔特·斯莫利
在《周六夜现场》中傻乎乎的自我肯定：“我够好了，够聪明了，真是该死，大家都这么喜欢我。”更糟的是，有时我试图自我纠正，会招致该声音更恶毒的回应：“对了，你认为病人们再次上门是因为你帮助了他们？他们再来是因为他们很绝望。你和毒品贩子的唯一区别在于，你贩卖的是虚假的希望，而不是毒品。”
我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种比认知行为疗法中所谓的“功能障碍性思维”更强大的东西。那声音像是一股强大的逆流，把我拖进一个世界，在那里，改变不可能发生，我过去及将来都有严重的不足。在那个世界，相反的证据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我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个令人痛苦的地方度日的人，我看到一个接一个的病人掉了进去。他们症状各异——担忧、孤独、缺乏动力、忍不住想发火——但其中大多数人发现，改变想法并不能让他们爬出所处的深渊。
我拒绝了心理动力学理论，因为它对过去的关注并没有为病人提供一种改变现在的方法。认知行为疗法认识到改变当下的需求，但它低估了挑战：其技术无法与一种内在的力量相抗衡，这种力量可以压倒理性思维，使改变看起来不可能发生。
这两种理论都失败了，我感受到了危险的压力：我想帮助病人，证明我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想对自己有信心。什么样的理论能带给我这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