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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邱蔚六
时间：2021年6月23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史馆
访谈：刘军、江浩艳
记录：刘楠
摄影：刘宇翔
整理：江浩艳
我为什么会选择医学，这个要从我念中学的时候开始说起。1947年，我进入高中以后，我的父亲曾经受过一次枪伤。当时父亲被送到医院以后，由于伤势比较严重，经过了多次手术。经医生全力抢救，父亲总算脱离险境，转危为安了。我休学了近半年时间，在医院陪护父亲。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接触医学，特别是接触了外科。在我的印象中，医生很伟大，能够救死扶伤、济世活人。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1951年我高中毕业了，当时填报志愿，我就选择了华西协合大学的医学院、牙医学院以及药学院。结果发榜的时候，我被牙医学院录取了。华西协合大学的牙医学院成立于1917年，在全国创建最早，当时最出名。它是一所教会学校，我就读的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是它的附属中学，因此选择报考华西协合大学的医学院、牙医学院和药学院都是很有基础的。
1955年，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系口腔1951级（1955届）部分同学毕业照（第一排右二为邱蔚六）
1955年我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上海第二医学院。到了以后，系主任找我们新人谈话，会了解你想选择哪一个专业。由于我对外科特别喜欢，正好口腔系需要人，所以我就进入口腔颌面外科工作。
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颌面外科正式建立是在1953年，当时的两位主任都是全国顶尖的。1955年，张涤生教授从同济医院调到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任科主任。张锡泽教授是华西医科大学毕业的，1953年到广慈医院建科，1955年正式从中山医院调到我们这里。所以我很幸运，这两位张教授都是我的恩师。1961年前，口腔颌面外科同时担负着颌面整形外科的任务。1961年，整形外科正式成立，从口腔颌面外科独立出来，这两位张主任就分开来了。我在口腔颌面外科是跟张锡泽教授，恩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两位张教授都是要求很严格的。张涤生教授的科研思路、科研方法是非常好的，张锡泽教授以严师出名，而且他们对下一代都很关心、爱护。医学本身有一个传承的问题，正是踩在他们的肩膀上，才有了我们今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口腔颌面外科的蓬勃发展。
张涤生教授
张锡泽教授
1959年，张锡泽教授提出，我们口腔颌面外科要赶超美国的斯隆—凯特琳肿瘤研究中心的头颈外科。该中心主任马丁是世界头颈肿瘤外科的奠基人和开创人之一，我觉得这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追赶的目标，让我深刻地感受到虽然我们中国的口腔颌面外科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但是我们可以有这个力量，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赶上世界水平。我们的这个目标目前也已经基本实现了。
临床工作中会碰到很多困难。特别是头颈部肿瘤，它往往涉及颅底，颅底这个地方以前认为是手术的禁区。耳鼻喉科、颌面外科医生都是做颅外的，叫颅底以下，颅底以上属于神经外科。因为神经外科对颅底、颅外的解剖不是很熟，所以这种晚期病人，特别是侵犯颅底的病人，生存率就非常低，当时大概30%不到，这让我们临床医生总是感觉到束手无策。当时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我就想，既然颅面外科可以开颅做，我们颅底肿瘤是不是也可以开颅做符合肿瘤手术原则的整体切除。20世纪70年代初，我和普外科的尚汉祚医生商量，是不是可以合作，想一个办法，既做到能够整块切除，又能够保证病人的生存率。这就是当时我考虑做颅颌面联合切除的原始想法。后来我们在尸体上做了若干的实验，之后再应用到临床，生存率有了明显提高。据我们2010年统计，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50%以上。
任何一个临床医学学科，它的发展有两大任务。第一点，对内对外都要有明确的方向，要有追赶的目标，要加强人才梯队的培养。第二点，学科的进步要紧跟时代的发展。作为一名临床医师，以前在认识上有误区，认为医师应该是学者型的医师，但是现在不单单需要学者型的医师，还需要工匠型的医师。现在要培养和造就的是既有理论又有很好技术的学者跟工匠精神兼顾的人才，从思想和认识上应有所改变。
第一例颅颌面联合根治术（右一为邱蔚六，右二为尚汉祚）
小三线建设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上海的小三线设在安徽南部，属于皖南地区。皖南的小三线建设主要由上海支援，我去的地方是绩溪，由上海第四建筑工程公司负责建设工作。当时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第九人民医院、新华医院、仁济医院都派出了小分队。在我们那个点上包括我在内一共有四个人，来自九院和新华医院，我作为小组长负责那边的医疗工作。我们主要是为小三线单位服务，为工程队服务，同时也为当地的农民服务。当地农民晚上有病来叫我们，我们就立即出动，背着药箱去给他们看病，主要是外伤和车祸，得阑尾炎和扁桃体炎的也比较多。来看病的大多是年轻人。
参加安徽皖南工程医疗队时期的邱蔚六
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我们改建了一间手术室，这个手术室完全是依靠我们自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我们跟工人们的关系非常融洽，他们晚上没事就到我们医务室来聊天。有两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第一件事就是在我们去的第一年，第四建筑公司开劳模表彰会，非得把我们医疗队摆上去，我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我们又不属于你们系统，我们是医疗卫生系统派出来的，但他们非给我们不可，我很感动，说明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他们的认可。另外一件事印象也很深，皖南的小三线建设分布了很多医疗队，医学院本部也有一个医疗队，在歙县的一个乡下，很偏僻，而且要坐船进去。医疗队的领队陈万隆同志找到我，说有一个甲状腺肿瘤患者，看了好多次都没人敢给他动手术，我们是否能给他动一下手术。我就说：“好！”。过去一看，那个肿瘤很大，但是看样子还是一个偏良性的，我就说我们试试看。当时在那个地方做这个手术，应该是很冒风险的，而且工宣队也和我们讲“只准成功，不能失败”。要做手术单靠他们这个医疗点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正好他们那个点有一位仁济医院妇产科主任严隽鸿，还有一位新华医院来的麻醉师励永美，再加上我们医院普外科的张培华医生，由我主刀，严医生、张医生做助手，结果手术获得了成功。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我早上在家听见广播报道了这个消息。一到医院，看见到处都是请愿书，大家都希望能够参加医疗救助工作。我和我的爱人王晓仪也递交了报名参加医疗队的申请，她是口腔内科的医师，最后我被选上了。我们医院一共去了30来位医务人员，包括各个科的医生、化验员和口腔医学的实习生。我和杨顺年医生分别担当两队的队长，工宣队做指导。
唐山大地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们从上海出发到唐山的机场，就花了差不多20多个小时。由于交通不便，我们先坐火车，然后到天津的杨村，再从杨村的机场乘飞机到唐山机场。飞抵唐山机场上空，我隔着机窗，看到下面简直就是瓦砾遍地。
到了唐山机场以后，领到任务，我们是要去丰润县（现为唐山市丰润区），丰润县离唐山市大概有三四十公里，到那个地方去设点抢救。到了以后我们看到已经收容了不少地震伤员，刚踏进帐篷，我们就听到了一声声的呼叫声：“医生救救我。”因为天气比较热，我们到得也比较晚，所以还是有一部分人发生了感染。当时我们医疗队每人都背了一个背包，里边主要是药品和压缩饼干。在那里，半天的抢救就把我们带的所有药物全部用光了。在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后勤工作太重要了。就比如麻醉的问题，在那种情况下手术全麻是不可能的，我们带去的药进行局部麻醉，又能应付几个病人呢？可是那么多病人都有需要，到最后没办法，只好采用针刺麻醉。现在做手术一般不会选择针麻，毕竟它有一个镇痛不全的问题，但是在那个特殊时期，那么紧急的事态之下，我认为针麻真的宝贵，还是起到了作用。
上海九院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合影（第二排右五为邱蔚六）
我们医疗队到了以后，前几天的工作主要是以抢救为主，以后逐渐转入到病人的分类救治上，没有手术室就盖个草棚当作临时医院。医务人员基本上一个礼拜以后才喝到了第一碗粥。那种情况下也没有固定的厕所，为了预防传染病的传播，我们后期的重点工作就是做好消毒防疫。唐山大地震是天灾，受伤的人也多，在这个时候医务人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和同事一起在灾区临时帐篷里救治患者（左一为邱蔚六，右一为林国础）
1950年，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参加了由成都市团市委举办的青年学园，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正规的党的教育。当时我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在叫共青团。进入华西协合大学以后，1953年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那个时候刚刚建立党组织，学生当中就从我们这个班发展了第一批党员。我爱人就是第一批入党的，可是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我的入党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但是我的入党心愿始终是不变的。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也始终抱着一个宗旨，做好自己，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为国家多做点贡献。1981年，我父亲得到了平反，两年后，也就是在我递交入党申请书30年以后，在党组织的再次启发下，我终于实现了入党的夙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4年，受到组织上的信任和委托，我担任了上海第九人民医院院长，李春郊同志任党委书记。说句老实话，要领导整个医院，当时我心里还是有一点不安的。在我任职的9年当中，和李春郊书记一起基本抓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科室的建设。因为九院原本是南市区中心医院，曾作为二医儿科系的教学医院，新华医院建立儿科系的时候，九院有一些好的儿科医务人员被调去了新华医院，与其他综合医院相比，实力上就稍显弱一些。
上海九院党委会研究医院发展（左二为邱蔚六）
在我任期内重点加强了科研工作，九院的骨科力量比较薄弱，当时戴尅戎医师希望有一间房间，能够做步态研究，我们积极支持。同时，从仁济医院引进了血管外科的孙建民教授，正式成立了血管外科，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特别是对于静脉的血管疾病的研究，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担任院长以后，我总结出这样一条经验，归纳起来三句话：医疗是基础，教学是根本，科研是灵魂。最近几年又总结出一条经验：育人是己任。我们的张锡泽老师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对下一代的培养非常关心，宁肯自己做人梯，这一点对我的影响也蛮大的，而且我感觉，育人的问题一定要未雨绸缪，不能够临渴掘井。
从1955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做了66年的口腔颌面外科医生。在60多年的医教研工作当中，有很多令我印象深刻的人和事，也获得了一些荣誉。我所获得的所有荣誉和奖项，有领导的眷顾，有我自己的付出，更是由于我们团队的共同努力，才能最终取得这些成绩。2009年获得的国际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协会的最高奖项——杰出会士奖，对我个人来说当然是很光荣的，但是更重要的，我认为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地位的提升。这个奖励在我前面只有五个人获得，亚洲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我在领这个奖的时候讲，这是中国人的，也是颁给亚洲人的；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亚洲人的骄傲。
2009年，国际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学会（IAOMS）将其最高奖项——“杰出会士奖”授予邱蔚六（右为邱蔚六）
2021年5月，“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工委邱蔚六工作室”成立了，之所以用我的名字命名工作室，这是上海市教育系统给我的一份荣誉。
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工委邱蔚六工作室揭牌仪式（左七为邱蔚六）
与建科的时候相比，口腔颌面外科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从最初不到10张病床到现在8个病区、300多张病床，病人的手术量在全国也是最多的，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说用显微外科技术治疗病人，恢复组织缺损功能的病人超过万例，这在国际上都很少见。而且我是第一任（代表中国）国际口腔颌面外科理事协会的理事，有更多参与国际交流的机会，为我科后续国际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平台和条件。现在我们口腔颌面外科也分了三个科，分科以后我认为发展更快，因此在一定的时候进行一些体制上的改革是很重要的。
最近我总结出来“育人是己任”，那么从我个人而言，张锡泽老师培养了我，我怎么样培养下一代？怎么样既教授他们理论知识，又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呢？早一点放手有利于他们的成长，要给年轻人以机会，在各个方面把他们往前推。同时，要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只有复合型的人才，才能够发展我们的学科。成立这个工作室，我就在想我应该做什么。虽然我现在年纪大了，精力也有限了，但是我还可以做我能做得动的事情，发挥自己的作用。希望医院所有的老师、医师们都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做好人才培养工作。这个工作室刚刚挂牌，希望过几年能够看到我们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