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来路：文化与哲学是科学的助产士

口述：王振义

时间：2022年3月9日、3月12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振义办公室

访谈：江帆

整理：刘楠

成长的基石：海纳百川的上海第二医学院

1952年，上海有两所医学院，一所是第一医学院，即现在的复旦医学院，是国立的医学院，在医学院校当中一直是领先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第一医学院仍留在租界，因为医学院对一个地方来说很重要，它不仅是高等学校，而且是专门为人的健康服务的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医学院仍是第一医学院。另一所就是我们学校，1952年由震旦大学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而成。我们学校叫什么呢？不能叫震旦，也不能叫圣约翰，更不能叫同德，怎么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医学院，因为前有上海第一医学院，我们学校只能排第二，所以叫第二医学院。这就是我们上海第二医学院的由来。

当时，作为上海仅有的两所医学院之一，我们医学院的综合实力也不错。我们学校虽是“杂牌军”，却是最好的“杂牌军”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医学院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海纳百川。“海纳百川”讲得最多的是王一飞校长，而我叫“杂牌军”，异辞同义。我们学校融合了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医学教育的优点，例如，美系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着重于基础与临床结合，德系的同德医学院和法系的震旦大学医学院则侧重临床。三校合并后，这一特点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二医的师生与二医的发展。

以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在震旦大学医学院学习，三年级时就开始接诊病人，直至毕业。我毕业的时候，累积看的病人、病种都很多，心脏病要看，肺科也瞧，消化病也得出诊，那时反倒血液病看得少。所以震旦大学医学院培养我临床思维方法比较多，基础研究相对较少。后来我发现一个特点，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做基础研究的人比较少，多数倾向于临床。

三校合并初期，分配到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的学生有圣约翰背景的，有同德基础的，也有受震旦影响的。接诊患者时，原是圣约翰的同学就会思考发病机制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病，问题的出发点指向的就是基础研究。我那时候不会，怎么办？我决心去学，我学习的第一本书就是《疾病的机制》，这本书有英文版，也有法文版，我选择的是英文版，因法文版侧重的是临床分析。后来我逐渐明白，临床和基础若不结合，临床治疗提不高，医院实力也提不高。

基础医学与临床医疗的结合，也是瑞金医院能成功抢救邱财康的关键。当时瑞金医院的医生知道烧伤应该怎么治疗、发生感染如何应对，但是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补液要有一定的量，对这些基础医学问题没有研究。那时候瑞金医院烧伤病房有一位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医生，名叫杨之骏，他曾是我们瑞金医院的名医，还曾获得瑞金医院先进工作者。他专门研究烧伤后的补液问题，他们的外科第二主任董方中，也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他们一起研究补液的用量，包括补液里应该含有什么元素，这些都是基础研究。只有基础和临床相得益彰，在工作中不断研究，不断改善治疗方法，治疗才能够成功。

浸染文化肌理的转换医学之果：全反式维甲酸

基础与临床的结合，也促使我找到了全反式维甲酸。我在医学上的贡献就是发现了维甲酸，我怎么会发现维甲酸？起因就是我在临床上看到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病人死亡率非常高，病人入院两三天就去世了。我就想为什么死亡率会这么高？后来发现，这类病人死亡最大的原因是出血。之后又追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白血病？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肿瘤？我就想到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就是“转化”过来的，他本来什么都不会做，连怎么铺床都不知道，吃东西需人侍奉，但后来他被改造得与常人并无二致。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易代之际的皇帝，绝大多数最后都难逃一死，而将皇帝转化成为普通人，这是中国的方式，这里蕴含了我们中国的文化。末代皇帝带给我思考，我们不以“杀”为主，而是诱导、改造。

治疗肿瘤是不是也可以如此？肿瘤细胞有没有可能变为正常的细胞？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刚好在文献上看到国外的经验，特别是美国和法国的经验，还有以色列的，他们的研究认为，活性细胞可以转化成正常细胞，而且已有转化的药。那时候美国人用13—顺式维甲酸，实验证明此药有效，但用在临床，效果不太理想。我想我要学，我要买13—顺式维甲酸来研究。那时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个疗程需2000美金，当时仁济医院血液科主任就买来给病人吃，用后发现疗效欠佳。

我没有办法，我只有全反式维甲酸。全反式维甲酸来自哪里？上海第六制药厂。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产品，开始用于皮肤病，已知它的毒性、指征，但没有血液病的指征。我想美国用“顺”，我用“反”，反过来的反而好。我想也许是这样，顺、反两者是辩证的，所以我有这样的机会。

当然，这不是很盲目地说“顺”不好就用“反”。首先，我是通过分化HL—60细胞，全反式效果非常好。要用于临床怎么办？我前期也做了大量基础研究，不是没有依据。病人用了这个药以后，我们每天观察它的效果如何，我们的研究生就做这个工作。讲到此，我不得不讲起我的夫人，全反式维甲酸第一次临床应用得益于夫人跟我讲的一位病人。一天晚上，我和夫人在一起，夫人跟我讲起她们上海儿童医院收治了一位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儿，化疗后高烧顽固不退，口鼻出血很厉害，患者病情很严重，奄奄一息。我说为什么不尝试用全反式维甲酸呢？我有实验依据，而且已经知道这个药可以用于皮肤病，没有毒性，虽有些副作用，但不是重要的。后夫人经家属同意，尝试用此药去治疗。用了一个月以后，患儿被治愈了。正是这样一个契机，证明了全反式维甲酸的有效性。

全反式维甲酸只有中国有，美国没有。美国的13—顺式维甲酸相较于全反式维甲酸，效果微末。应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完全缓解达90%以上，而且寿命可以延长到80%～90%。因此，我现在不得不讲，我们交大医学院要创新，要给研究人员机会，培养创新人才。不一定是去国外学了很多东西就会有创新，先要有想象，多问为什么，找到“为什么”的道理与答案。

求真务实的哲学审视：一切为了人民

如何更好地推进创新，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推动基础与临床的结合，仍是我们今天面对的课题。我想，作为研究工作者，首先要尊重事实，毛主席讲“实践论”，真理来自实践；第二要学会思考，多问一个“为什么”；第三，根据“为什么”去研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会消耗一个人的一生。

有一位科学家曾讲，我们的研究工作将分为两种：一种是一直钻研下去，喜获新成果；一种是一直钻研下去，没有结果。科学是需要积累的，很多基础研究都是长期累积下来的，很多人都是年纪大了以后，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曾荣获诺贝尔奖的“受体学说”，“受体学说”的原理是我们医生每天都会看到的事情：为什么这个药起这个作用？是因为药物在机体内找到了与之结合的“接受物质”，像箭射向靶心一样。找准受体，这就需要不断地研究，运气好，最终会找到。

像我运气相当好，找到了全反式维甲酸，没有花费特别长的时间，也没有投入特别多的经费。那时候学校里没有投入经费，医院里也无经费。我去申请之后，医院给了我一间5平方米的房间做实验。我的学生陈竺从法国回来的时候，他要做一个PCL研究，医院里连空余的实验室都没有，最后我们院长想办法，在门诊五楼开辟了一间房间做实验室。当时，设备都很差，但是他有信念。那时，全反式维甲酸发现以后，陈竺和我都对一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为什么这个药起作用？一般的医生可能认为药能治愈病人就可以了，不会再追问为什么了。但是，我们会多问一个“为什么”。我们想到基因，试图以基因来解答这个问题。现在发现，全反式维甲酸的作用机制很复杂，是通过很多的机理，要回答这一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也许终其一生就做这件事情。如若一生走完了也没有结果，那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做出了贡献，贡献虽不大，可能没有名气，也没有获奖，更没有奖金，但是将自己的研究做完了，我觉得人生也就完整了。

也许有的人不甘心，认为一定要得到什么奖项，因此就造假，这样的事不能做。科学家要有思想准备，要一生奉献于科学。科学家思考的问题要有价值，不能是乱想，因为一个人的想象当中，有的有价值，有的没有价值。另外，科学家应该思考自己的研究目的是什么，如是为获奖做研究工作，出发点就不对。当你不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获奖和名气还有什么用，这是人生的哲学。我们人类有几十亿的人，然而有多少人是有名的，更多的人是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籍籍无名做贡献的人，他们即使身处困难的条件下，也要让其他人活得好。我最近看了央视的《国家记忆》，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他们牺牲了自己，有的甚至仅二十几岁，他们没有得到什么，他们也没想到日后会有这许多人获益。他们做出贡献了吗？做出贡献了。要评判他们的贡献大不大，我想是大的。做贡献不分年龄，只要做对人类有益的事，贡献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经常跟比我年纪轻的医生说，要经常问“为什么”，这是最基本的。尽管可能用尽一生都找不到答案，也许直至生命的终点才得出最后的结论，这条路走不通了，但至少这条路别人不用走，至少有这样的贡献。这样的贡献是大还是小？我认为还是大的。这才是正确的人生观。科学研究需要正确的人生观指引。

现在，社会上会表扬或纪念一些有名的、有成就的人，但需知道，那些成就已经是过去式了，只能表明这些被表扬、纪念的人为人类做出过贡献。如牛顿定律，我们都知晓，但牛顿定律不是绝对的，时空条件改变，牛顿定律就不成立了，真理具有一定条件。我们今人要做的是吸取他们的精神，守正创新，这就是人生观。毛主席的“实践论”告诉我们，真理不是百分之一百，人不能创作出百分百正确的东西，要学会在坏的东西中看到好处，在好的东西中找到它的坏处，学会辩证思维。人生也是如此，没有哲学，就没有正确的思维方法，也就不可能正确地对待人生，要学会用哲学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人生。人的一生为什么而活？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人类，如我们的国家政策一样，一切为了人民。

我的人生观就是这样，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类。我现年已经98岁了，现在要我去看门诊，我不行，我的身体承受不了；叫我去看急诊，根本不可能，病人没有抢救，我自己先倒下来了，这是实际情况。人老了以后，怎么样为大家、为人类做些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在研究和思考，正如你们现在所看到的，“NK细胞的增生异常”便是我当下的思考。我希望今天的年轻医生和医学生也能树立这样的人生观，真正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XhT6GpiwalVLdP5TsZHSupg301kKj6Ma8qd/DwMEq5xKiOPMK2QMi8yDgxMq/6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