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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刘言祝（刘永纯之子）
时间：2019年10月8日、10月10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史馆
访谈：刘军、江浩艳
记录：汤黎华
摄影：刘宇翔
整理：李果鸣
我父亲是一名医生，但他也是一位很有中国文化修养的学者，很喜欢中国的艺术。我们全家从江苏扬州迁到上海，母亲、父亲、大哥、大姐、二哥、我和妹妹。大姐出生于1929年，二哥出生于1931年，我1937年出生，妹妹1939年出生。如今，我们四个还常常在一起沟通，常常见面。从父亲1897年出生到他1953年去世，中国社会经过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就在这个动荡的岁月里，成为一名很有贡献的医生。可以看到他的努力、他的勇气，他是我们刘家的一家之主。
刘永纯之子刘言祝（左二）在院史馆接受档案馆采访
我是1937年出生的，对于父亲工作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因为他1953年过世的时候，我才16岁。父亲在的那个年代，中国的社会非常动荡，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辛亥革命成功不久，祖父觉得应该去上海，因为这是中国近代化程度比较深的地方。于是在1912年，父亲从扬州跟他的表哥宋国宾还有堂兄刘永琪三人一起来到了上海，祖父把他们送到上海震旦大学读书。
刘永纯（后排左一）与家人在扬州的合影
我父亲、宋国宾先生、刘永琪先生于1912年来到上海，当时他们进的震旦念的不是大学或医科，是预科，因为他们先要学法文。不久，他的堂兄刘永琪因为身体不好，就回老家去了，宋国宾和我父亲留在上海。震旦的几位老师鼓励我父亲去学医，这几位老师对他有很大的影响，除了上课之外，还帮他补习。而那个时候震旦的医科刚刚成立，宋国宾是医科第一届毕业生，我父亲是第二届。1922年毕业之后，父亲也受到学校的鼓励，去法国留学。
刘永纯（第五排居中戴帽者）在震旦大学院读书时的留影
宋国宾、我父亲、胡廷黻，震旦毕业之后全去了巴黎，曾在巴斯德研究院念书。但是巴斯德研究院同其他的大学是不一样的，是比较专业的研究机构。第二年，也就是1923年，我父亲去了法国东北部的一所大学，就是Strasbourg大学，在那儿学习了五年，从1923年到1928年。1928年他毕业，毕业论文在他的教授Barre指导下完成，是关于大脑后边一个神经对身体的影响。后来在医学领域，这个神经的影响被称为Ba—Liu现象，直到今天还被医学专家们引用。后来他又帮Barre教授办了个眼耳喉协会，并多次担任这个协会的秘书。
刘永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院前的留影
父亲于1928年回到中国，不久，1930年就去了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正式展开了他细菌学的研究工作。因为当时巴斯德在西贡已经有了它的研究院。1930年至1936年，父亲在西贡，1936年又回到上海，加入巴斯德在中国上海刚刚设立的研究院。他从1936年起就一直在那儿，工作到1953年过世。1951年，上海巴斯德研究院被改造成解放军医学研究院，后来他过世不久，又调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搬到了北京。
父亲1936年来到上海工作的内容，就是研究、开发疫苗。卡介疫苗是由巴斯德研究院法国总部研发推广到全世界、贡献非常大的一个项目。卡介苗是针对肺结核、肺病、肺痨的，当时中国跟越南都很需要这种疫苗。这些疾病在当时是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父亲也写了很多文章想推广卡介苗，但在旧中国，困难重重。
1948年父亲参加在法国召开的卡介苗国际大会的时候，发表了当时他在中国推广卡介苗的案例。我小的时候，也曾经跟着他去过几个学校，他免费为学生接种卡介苗。他在发表的文章里面，解释了为什么叫卡介苗，因为有两个法国医生的名字，一个开头是卡，一个开头是介，于是就命名为卡介苗。
刘永纯在法国发表的论文（前言）
在最近十年，我们陆续找到了他发表的100多篇文章，很多和卡介苗有关。父亲发表的文章通常分三种：一种是发表的法文论文，我父亲翻译成中文；第二种是我父亲用自己名字发表的；第三种是他和同事一起发表的，介绍了当时他推广卡介苗的情况。这些文章在上海档案馆中都有记录和保存。
父亲和巴斯德的同事郭成周（郭成周—1916年生，1940年毕业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曾在上海巴斯德研究院进修细菌学）一起从事研究工作。郭先生于1945年之前离开了巴斯德研究院，去做抗战的工作，1945年他回到上海之后，又在巴斯德工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1948年，他结婚的时候，在我们家里办了一个小型的宴会，他跟他的新婚太太在我们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去了朝鲜，1953年他回到上海时，我父亲已经不在了。他在我们家里，跟我妈妈谈我父亲在上海墓园里应该做一个石碑，石碑上写“刘永纯医师，细菌学专家”。他问我母亲是否同意这样写，我母亲说你决定就可以了。20世纪末，我们有些联系，他还发给我一些他和父亲在巴斯德的照片。
父亲曾经有机会离开上海，跟法国人去其他研究所工作，但是他没有离开上海，没有离开巴斯德。有两次他回到家里，跟我母亲谈到他跟法国人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这些事情不久也就过去了。在家里他也跟朋友聊，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无产阶级，我们做儿女的在家里听到他在议论，表明当时他对政局的变化也是很敏感的。
在1950年代初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常常带回来很多照片、很多文章放在他的书桌上，我就看到过很多从前线寄回来的照片，这些照片就是美军细菌战的证据。后来他的同事、助手郭成周医生都去了前线，我估计他因为身体不好，就留在上海。他的工作非常紧张，我们现在可以回想，解放军医学研究院是研究细菌的专业研究院，美国细菌战的这个项目一定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项目。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就不能去上班，只能待在家里。1953年他就去世了。
1946年，我父亲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给他的宝星骑士勋章，我们全家都去参加了颁奖典礼，我当时才9岁。典礼在巴斯德研究院的图书馆举行，有很多客人，我母亲也给我讲过，令我印象深刻。她说这个奖颁发给法国人以外的外国人不是很多，甚至给法国人也不是很多，表明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奖项。我现在回忆我父母的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社会对这些奖不是很重视。由于社会环境很动荡，每天需要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而这种事情就完全淡化了。因为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很多住在上海的外国人纷纷离开。上海那个时候非常乱，因为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崩溃，货币贬值得很快，我记得我骑着自行车去我父亲那里，把薪水发的纸币一捆一捆地拿回家。
宋国宾是我父亲的表哥，一起到上海后认识了胡廷黻先生，他们做了十年同学，1922年一起去了法国巴黎，三人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上拍了照，寄回上海的家里。这张照片我们还有。
我父亲跟胡廷黻先生家里的关系很特别。胡廷黻1922年去了法国，1924年回到上海，临行前还去斯特拉斯堡见我父亲。回到上海不久，他就过世了，大概是1926年。那个时候我父亲还在法国。当1936年我父亲回到上海时，我母亲就去找胡廷黻太太，她有两个还未成年的儿子在上海。从此之后，我们全家都称呼胡廷黻太太为胡伯母。她一直是我母亲最好的朋友，我们两家直到现在第二代第三代还有来往。
因为我是1937年出生的，那时我父亲年纪已经比较大。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对我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但是我知道他对我的大哥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我念小学时我大哥已经念大学了。我和我父亲的关系是比较自然的，他到外面去旅游，我常常跟着他。上海天冷的时候洗澡是没有热水的，要到外面去买热水回来，热水在冬天很金贵。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家里买的水，我父亲先洗澡，他洗完了这个水就给我洗。天冷的时候，我跟他去旅游，无锡太湖、杭州西湖酒店里没有暖气，很冷，我就先上床，把被子捂暖了，我父亲再跟我一起睡。
小时候，我并不很在意学习。我的英语默写成绩特别差，但每次测验后学校都要求我把成绩单带回家让父母签名，表示父母了解我的成绩。由于成绩差，我不敢给父亲看，只能硬着头皮给母亲签名，她总是拿慈爱的眼神看我，然后轻声说：“怎么，又是不合格？”这令我感到很难受，自觉又令母亲失望。事实上，父亲知道我的成绩不好，安排了大哥辅导。刚开始时，大哥鼓励地说：“这个词你肯定知道，因为在黑板上看过。你怎么拼这个词？”但我半天也拼不出，令大哥好生失望，每次上课总是不欢而散。
依稀记得到了9岁或10岁时，一天，父母让我收拾衣物，然后把我带到一家钟表修理店，我这时才恍然明白他们的意图。他们对我说，既然学校成绩不好，不如去钟表修理店当学徒，将来也可掌握一门手艺。钟表修理店的老板热情地接待我们，可他万万没料到我父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希望小比德能在你这里学习钟表修理，你能破例收他为徒吗？”那个老板立即拒绝父亲：“您一定是在开玩笑。这孩子出身名门，在学校一定过得很好。我不能收他为徒，请把他带回家，他一定会长进的。”
有一次吃饭吃剩下来的鱼就扔在厨房后面。因为过了夜，第二天鱼就发亮了。我就拿出来问我父亲，为什么这个鱼的骨头黑的时候会发亮。他就说里面有种物质，大概叫磷吧，太阳照了之后有化学反应会亮的，你把它留下来，每天观察，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后告诉我结果。我不久就把这件事情忘了，后来才反应过来，他是在启发我做一点研究。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很严格，但并没有用行动来对待我和妹妹，他有没有这样对待大哥我就不知道了。我听说有次吃晚饭时，大哥回家晚了，父亲就跟母亲说不要留给他吃。还有一次，下很大的雨，我跟我妹妹在外面玩，母亲不在，父亲回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在弄堂里玩水，他就把我们叫回家里，我和妹妹站在他面前，从头到脚全是水。他拿了一根竹棍子，我们对着他看，他对着我们看，准备要惩罚我们的，但最后把我们赶走了，没有打。这件事我印象很深，现在我自己做家长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玩的家长与孩子的关系。
在上海的时候，他喜欢鉴赏国画，常常收到请帖。徐悲鸿的画当时开始出名，还有齐白石的画，有展览他就去，也带我去，还会站在画的前面问我感觉如何。老实说，我当时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这就是我对他的印象，他是一位很严格的家长，但是他有自己的爱好，而且是很深的爱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不单单是一个很用功的医生。这种影响，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很重要。
还有一个我想讲的是，我二十几岁去了美国，我大哥比我先去了几年。我刚到美国不久，他就跟我说，我们聊聊家里的事情。印象非常深。大哥说，我们不要被父亲影响。
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为什么我大哥跟我讲这些。因为他作为长子受父亲的影响太深，我们全家都受我父亲的影响很深，他想表达的是，我们做人要自己开放一点，你想做什么人，不要束缚在父亲这种严厉的影响里面。开始我真的是很不高兴，渐渐地我了解并且很高兴我大哥跟我这样讲，让我不用觉得我一定要跟着父亲的脚步去走我的人生，我可以做我自己。
后来，我在美国拜访了鲍老先生，他就是原来我家隔壁的鲍先生，一个药厂老板。他曾经是我家很好的邻居，我去拜访他，在车站等车回家的时候，他给了我5美金。他说你刚来美国，很辛苦的，要好好做人。当时他讲到，上海弄堂里的邻居都很尊重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我很感慨，这是一个外人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
在我小的时候，母亲常常跟家人说，我们家的条件比很多的上海乡下人要好，她很愿意帮他们，被帮的人也很开心。母亲说，她的这种帮助别人没有父亲伟大，因为父亲帮人家，从来不讲，他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帮了人家。这句话对我来讲，感受也是很深的。所以父亲的影响是各方面的，在最近这十几年，能找到他留下来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最后，我想分享几句我的父亲常挂在嘴边的格言：
成功的关键在于努力，比只拥有聪明的想法更为重要。
作为一名科学家，你得要同时动手及动脑。
生活不能过度奢华及浪费，总得留一点给你的子孙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