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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胡安东（胡廷黻之孙）
时间：2019年12月27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史馆
访谈：刘军
记录：江浩艳
摄影：刘宇翔
整理：李果鸣
祖父胡廷黻是在1912年毕业于福建高等学校，即现在的福州第一中学，同年考入震旦大学院预科班一年级。1914年，预科毕业，祖父怀着医学能够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的理想，选择了医科作为他在震旦大学的主修科目。祖父从1914年到1921年，一共花了7年的时间，荣获医学博士学位。
1915年，在医科一年级的结业典礼上，祖父胡廷黻用法语做了演讲，获得震旦大学院姚院长（Henry Yao）的高度赞扬。
1919年1月大考，此届医科共有五人，震旦大学医科为了提高考试质量，首次从校外请来两位医学博士：一位是民国总统府医官，瓦德博士；另一位是法国驻华大使馆医官，布西尔（Bessier）。他们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为震旦大学医科班学生出考题和监考。最先考的一科是解剖，考试室内包括旁听席在内的十几个人中，有主考官瓦德和布西尔，旁听者中有驻沪法国领事、震旦大学法国院长郝院长、中方院长姚院长，外加医科一年级全体学生，气氛严肃紧张。考生每人抽签5道题，10分钟准备，25分钟答题，口试先用法语，再用中文答辩。考试从上午8点考到晚上6点多，晚餐后即在考试室内宣布成绩。那次考试祖父胡廷黻得“最优”，考试完毕后，两位监考官和五位学生合影留念，留下了震旦校史上极其珍贵的一张照片。
青年胡廷黻
中法政府初次派遣代表监试医科毕业生并合影（第二排右一为胡廷黻）
祖父成天埋头在书籍中，越钻研越深，心力交瘁，终于在医科学习的最后一学期病倒了。他得的是慢性骨炎，只能静卧床上才能好。有时候他硬着头皮到教室里来听课，有时候无法上课，就向同学借笔记自己看书学习。就这样带病坚持最后一学期，顺利地完成了所有课程，在1921年7月1日拿到了震旦大学医学博士毕业文凭。
祖父常常与同届同学们在考试前一起埋头书案、交流笔记、温习功课、讨论问题、讲解难点，和同班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祖父胡廷黻和朱林荪的友谊可谓源远流长。他们都是浙江绍兴人，来沪之前在福建高等学校已经同学2年，又在震旦同学9年，同住一个宿舍，即震旦大学校舍27号，亲如手足，每年寒暑假期从震旦返绍兴，两人约好同来同往。在祖父的《冠廷诗词集》中有诗《赠林荪》，共8首，每一首都有一段故事，详细描述了祖父与朱林荪的“漫云此去隔云津，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深厚友情。祖父和朱林荪于1917年9月，在震旦大学结拜为兄弟，以交换兰谱为证。兰谱是民国时期结拜兄弟时互换的帖子，帖中详细说明两人情投意合，愿结为亲兄弟的深情厚谊。后来朱林荪的女儿朱淑德嫁给了祖父弟弟胡廷玉的儿子胡特，实现了朱胡两家的联姻。
祖父胡廷黻与同班同学宋国宾也可谓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他们两人震旦同窗9年，又赴法国巴斯德医学院留学2年，回国后一起在震旦大学任教授2年，而且住同一宿舍。俩人在一起前后共有14年之久，可谓知己知彼、知里知外、知根知底、知心知灵。《如梦令·赠恪三时年元旦》创作于1921年元旦，饱含深情地描述了两人兄弟般的情谊：“多少悲欢离合，休说，休说，且共加餐努力！”
对于另一位同班同学陈慧根，祖父曾写道：“吾友陈慧根，嘉兴人，同学五年矣，拙于外而敏于中。君子人也。课余无事，相与纵谈。乃悉举其抑郁告我，始知陈亦天下伤心人。”两人交往到交心之间的友谊，由此可见一斑。在诗词《如梦令·十一年元旦赠慧根》中写道：“君是吾今好友，永久，永久！花好月圆人寿！”
祖父在学习医科之余，最喜欢涉猎的还是中国文学和历史，像《资治通鉴》和《红楼梦》都是他的最爱。每逢寒暑假，他都会带回家乡许多文艺刊物，如中文《小说月刊》、法文小说等。他的同班同学宋国宾回忆说，没有想到在胡廷黻生病时，竟然能读完《资治通鉴》，这在身体十分健康的常人看来都难以胜任。可见祖父的文学功底和好学上进。
祖父在写诗方面的才能是与时俱进的，他不是一味地沉浸于熟门熟路的五言、七言旧体诗中，而是积极地尝试着写现代文的诗词。这在100年前是难能可贵的。他的39首现代文诗歌就是明证，在他的《冠廷日记》中，还抄录了不少当年胡适发表的新诗。
祖母陈蓉芬，生于1892年7月26日，父亲是清朝官员。袓父和祖母结婚于1911年，结婚第一年在福建省福州市。当时祖父18岁，还在福建高等学校读书，祖母20岁。一年后即1912年，正好辛亥革命成功，清朝政府被推翻，祖父全家在曾祖父的带领下返回老家绍兴。祖母带着孩子在绍兴张溇乡下过日子，而祖父本人只身到上海震旦大学院预科学习，从此以后祖父祖母分隔两地。年复一年，只有严寒和酷暑才有夫妻团聚，别恨离愁挥之不去。尽管祖父母的婚姻是他们的父母包办的，但俩人的感情一开始就很好。在小诗《张家垫》中，他对比了十里洋场的上海和绍兴乡下的张家店，说道：“我虽然住在繁华闹热的上海，却心心念念不忘那荒凉寂寞的张家垫。”他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写道：“何以呢？因为我那个知心识意的人儿，住在那里。”
祖母对祖父学医、从医是全力以赴支持的，不仅精神上鼓励，让他树立远大理想，财务上也是身体力行。她把嫁到胡家时的积蓄1000元大洋也拿出来支持祖父在震旦大学院的学习，以及后来赴巴黎留学时的学费和生活费。不仅如此，祖母还养育了三个儿子，大儿子胡庐因病早逝，二儿子胡端和三儿子胡欧都长大成人。当年祖父逝世时年仅33岁，祖母那时也只有35岁。祖母坚持独身，搬进了徐家汇圣母院，成为启明女子中学教刺绣的老师，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精湛的刺绣技艺，以微薄的收入含辛茹苦地把身边7岁的儿子胡端和2的儿子胡欧养大成材。
祖父胡廷黻由于成绩优异，获得震旦大学的奖学金，在教授的推荐下，于1922年8月19日乘上了轮船安巴士号，赴法国巴黎的巴斯德研究院留学，去实现他的远大梦想。与他同行的是比他低一届的刘永纯博士，俩人在这45天的航行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虽然祖父胡廷黻在法国留学只有短短的两年，但这是他收获极其丰富的两年，取得了旁人三四年才能取得的成就。首先他选择了巴斯德研究院，巴斯德医学研究院是拥有十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世界著名医学研究院，特别是在传染病疫苗、微生物学和病毒学领域内声名卓著。这所学校的课程非常难，要求也是非常高。但是经历了九年震旦洗礼的祖父已经准备好了，这是震旦精神所在。
当时祖父之所以选这所学校，并不全是为了这所学校的名气，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来自浙江绍兴张溇，这个典型的四面环水的农村，他目睹了中国农民饱受各种细菌和病毒带来的疾病之苦。由于饮水不干净，腹泻等相关疾病横行，家中一人得病其他人都会一一感染，轮流腹泻，抵抗力差的往往会一病不起。祖父的一位兄弟就是因为多年腹泻，瘦得皮包骨头，早逝了。在震旦学医时，当他第一次在显微镜下看到那些游动的细菌，他不仅自己想研究为什么这些细菌对人类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也要想办法制服这些小小的细菌和病毒。
在巴黎求学期间，除了主业细菌学外，祖父还争分夺秒学习了各种各样当时在中国肆虐的疾病的治疗方法，例如花柳病、皮肤病、眼耳鼻喉五官病、尿道感染病、肺结核（俗称肺痨病）、妇科病、小儿科病等，并对各种生物学的化验，逐一悉心研究。
祖父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在去世后发表在《新医与社会汇刊》《时事新报（上海）》等杂志上。从已经发表的论文题目中可以看到，他研究的课题广泛，并且很前沿，都是当时社会上和医学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祖父胡廷黻留学期间，他十分荣幸地成为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的会员。在家里珍藏的一张“巴黎巴斯德学院1923年全体会员摄影”的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祖父胡廷黻站在第二排的正中央。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在100年前，巴斯德研究院是世界顶尖的医学学会。
1926年11月10日，《时事新报（上海）》刊登胡廷黻遗作《梅毒下疳的诊断》
尽管祖父在巴黎只有两年，在繁重的学习任务之余，他不忘他是中法两国的文化使者。正如他最好的朋友宋国宾在父的追悼会上回忆：“君居巴黎时，屡用法语演讲中华文化。”祖父在巴黎两年学习期间，将所有所见所闻心得体会都记录在他写的《去国集》中。
回到祖国的胡廷黻，受到了震旦大学的热烈欢迎。1925年3月21日，《上海图画时报》教育版曾报道了震旦大学代表的欢迎场面。
法国留学回来后的祖父，虽然受到疾病和丧父的牵累，仍然全身心投入了工作，他出任震旦大学医学院病理解剖学教授。1926年祖父亲自教授的一届毕业生共有七位博士。毕业时，祖父和全体毕业生一起合影留念。这届毕业生中有杨士达博士，他留校当教授，并在后来出任医学院副院长。由于祖父成绩优异，总是考第一名，又是法国留学回来，精通法语，与外国医生和护士交流没有隔阂，所以由法国人开办的广慈医院十分信任祖父，第一次让一位华人担当内科主任一职。
1925年，震旦大学同学会欢迎胡廷黻（第一排左六为胡廷黻）
回国后，我祖父与先期回国的宋国宾博士同住一个宿舍，所以他对我祖父的起居及一言一行有着深入的了解。他写道：“胡廷黻君自归国后，身体日弱，病势日深，而于服务，未尚稍懈。教授则讲解详明，学生悦服。治病则不辞劳瘁，悉心诊察。病家延请，虽隆冬，必勉往。虽远道，亦匆赴。”我祖母亦多次跟我们说起，祖父对病人是不分有钱人和穷人，看病是不分白天和夜晚的。有时候半夜里有急诊，祖父二话不说，坐上三轮黄包车就去看病人。
回国后，祖父一方面在广慈医院做医生，同时兼任广慈医院化验部事务，积极筹备广慈医院化验部。祖父深深地知道，化验部是医生的耳目，是医院的心脏，更是祖父的所爱。因为祖母给我们说过，祖父回国时带回家两箱医疗器械，送给广慈医院和震旦医学院。广慈医院1号楼是1925年落成的，命名为巴斯德楼；1926年1号楼化验部成立。
祖父在为人、为医、为师方面，一生“博爱务实，拼搏创新”。他在20岁时，写下了感人的诗词《感怀》来激励自己：“廿载韶光梦里过，元龙豪气尽消磨……岂有文章惊海内，敢将热泪哭山河。”
在广慈医院化验部前与同事的合影（左四为胡廷黻）
他在诗《便怎么样了？》中喊出了自己的理想：“我敬重的是辛苦学子，看不起的是高贵官僚。崇拜的是真理名言，鄙弃的是金钱珠宝。……读书已有十余年，心中还只是嫌少。人都说我是疯子，疯子便怎么样了？！”祖父对宋国宾说过：“我之所以要去法国留学，志不在学位，而为的是扩展我的学识，回国后可以做个更称职的医生。”
祖父对贫苦人民表示了无限的同情心，他的诗歌《清和坊街口的一个叫花子》，描写了大雪纷飞的家乡清和坊街口的讨饭人：“他身子冷的缩成一团，两只手捧着一只破碗。碗里盛着一支油条，大半碗冷稀饭。一面抖着一面吃。那还是他今天头一顿的早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祖父笔锋一转，写下：“忽然一阵笑声、牌声、杯盘声，顺着北风吹进了他（叫花子）的耳朵。原来是街内妓院里，那些阔少们在那里吃酒碰和。他一面吃着一面想：‘他们同我不是一样十个月娘生的么？’”这首诗不仅仅形象地描绘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同时喊出了穷苦大众争取自由平等的心声。
正是胸怀着这种爱国、同情贫苦老百姓的崇高理想，巴黎留学回国后的祖父忘我地为病人服务，虽然他从回国到病逝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是他的震旦精神通过他的诗词、他的日记得以彰显，也必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