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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位吕状元颇有预见，论计谋称得起诸葛一般。
——京剧《状元媒》八贤王唱段
天下夫妻轮得上状元做媒的不多，且不说状元本就稀少，难得的是这稀少的人群还与人说媒，这当然就更微乎其微了。传统京剧《状元媒》是状元给人做媒的一例，说的是宋朝柴郡主跟随皇叔去狩猎，被番邦掠走，多亏杨六郎奋战群敌，救郡主得以生还。柴郡主以珍珠衫赠杨六郎，以示爱意。回銮后，救郡主的功劳被叫作傅丁奎的小将窃取，皇上主婚，将郡主许与傅丁奎，柴郡主不得已托新科状元吕蒙正从中周旋做媒，说服皇上，最终如愿以偿。
《状元媒》是戏，是杜撰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我父母的婚姻却真正是由状元做的媒，在北京的南营房曾传为一段佳话。“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本不相知的父母，由状元做媒，走到了一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相携着经历了叶家的日月，走向了平常，走向了衰败，走向了人生的终点，淡出了后辈人的视线，化作了清风，了无痕迹。在北京城内留下了“状元媒”的故事。
提及母亲，我不能不说说北京朝阳门外的南营房，南营房四甲57号，是母亲的娘家，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居民小区，与北京众多小区如出一辙地相似，如出一辙地陌生。那些低矮的灰瓦房没了，成为记忆；那些熟识的老街坊们也散了，无处查找了。20世纪80年代我还回过那里，去看望意识已不甚清晰的舅舅。尽管那时母亲已经故去十几年，南营房的街坊们见了我还在盛赞母亲的婚姻，怀念从这里走出去的母亲，谈论着状元媒人刘春霖。
记得我最后到南营房的时候是个温暖的冬日，舅舅陈锡元和他的朋友老纪正坐在小炕桌前喝酒，下酒的是老纪带来的一包“怪味儿胡豆”，胡豆来自老纪儿子从四川出差回来的奉献，在北京是一种新兴食品。俩老头儿喝得都有些高了，情绪有些不稳定，被某些悲壮的气氛包围着，引得炕上的黄猫也张牙舞爪的，有些亢奋。我进门的时候，两人都是眼泪汪汪的。
舅舅一见面就告诉我，南营房被划入了拆迁范围，开春这儿将变成一片平地，陈列在朝阳门外几百年的南营房将不复存在，将变作一片大楼。舅舅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喉咙里压着痰，很简单的事半天才说清楚。屋内的生铁炉子泛出煤烟的气息，有点儿呛人。南窗污浊的玻璃闪烁着历史的尘光，不是没有擦拭，是压根儿就擦不出模样来了。推溯玻璃的历史，年龄肯定比我要大，母亲在做姑娘的时候曾经将它们擦拭得晶亮，一尘不染。现在两个苍老的人，在脏污的玻璃跟前，抿着没牙的嘴在吃豆，伴随着胡豆的还有一包用黄糙纸包着的豆制品——素鸡。低劣的白薯干酒，从钉了铜锔子的小酒壶里源源倒出，两个质地、样式不同的酒盅，老旧的图案，在酒的洇润下显得有些生动。红漆的炕桌积满了油腻，难寻本来面目，墙上挂着两年前的盆景挂历，页面停留在夏日的八月。空气中飘浮着尘埃，铁壶里冒着热气……这就是南营房，我母亲的娘家。
我安慰舅舅说，拆了旧的可以住新的，新楼房有暖气，有卫生间，清新亮堂。
舅舅喃喃地说，新缸哪有旧缸腌菜香……
舅舅念叨的是清末街头小戏《锔大缸》里的戏词，说的是走街串巷的锔大缸的匠人跟胡同大姐调情，唱“砸了你的旧缸换新缸”，大姐接下来唱“新缸哪有旧缸腌菜香”。
老纪将一颗怪味儿胡豆搁在嘴里，眨了半天眼睛，嘴捯了又捯，说不出一句话。炸了一辈子开花豆的他，很难将怪味儿胡豆一语说清，说不清怪味儿胡豆就如同说不清他眼前的日子，说不清他那些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儿女们。他的儿女们先后都从各自的单位出来了，老纪到底也没搞清他们扔了铁饭碗，究竟要从事什么职业。
我跟舅舅谈了安置父母骨灰的事情，老北京的风俗，这样的事情必须由舅舅来做主，没有舅舅的首肯，一切都不算数。明知道跟糊涂的老舅舅说了也是白搭，可是我不能不说。果然，舅舅愣愣地看着我，半天没言语，大约是没听明白。末了他说，我不搬，他们在墙上防狼一样画满了白圈，只能是吓唬狼，吓不着我。
老纪也说不搬，他要和我舅舅摽着，一块儿为保卫南营房而战斗。
我说我说的不是拆迁，是我父母骨灰的安置，现在老两口儿的骨灰还在家里放着，总不是长久之计。舅舅这才问骨灰要安置在哪儿。我说西山，舅舅说西山不好，最好安置在东大桥南边的芳草地，那儿是专门埋人的地方，离南营房也近，说我母亲什么时候想家了什么时候就能回来看看。老纪说，芳草地如今早已不是坟地，成了学校了，再说，那过去的乱葬岗子也不是盘儿该去的地方，盘儿是有身份的人了。
他们说的“盘儿”，就是我的母亲，母亲小名叫“盘儿”，这是她临终的前一天晚上告诉我的。
舅舅说，我姐姐嫁到你们家就是扔了，她再不是我姐姐了。
老纪说，西山风景好，有山有水，盘儿歇在那样的地方，不亏。
我给老纪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端过去，老纪穿着光板儿军棉袄，身上满是油渍和饭汤，酒渣鼻、老年斑、一双烂眼圈、一肩头皮屑，属于典型的糟老头子系列。老纪并没接那酒杯，却抓过我的手，用那皴裂的、糙得像锉一样的掌心小心地摩挲着，一股强烈的油腻味儿直冲我的鼻孔。老纪说我的手像母亲的，修长细腻，绵软无骨，于是，烂红的眼圈变得更加红润，如同沾了露水的桃花，闪烁在下午的阳光中。我有些别扭，按说老纪是长辈了，长辈的老纪这样做是对晚辈的亲切和疼爱，别说摸手，就是摸脸我也说不出什么，可这会儿却总觉得腻歪。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老纪说，刘状元的媒做得好，我早就说过，盘儿命中注定要遇着贵人，人家该着走出去，活在南营房，生生儿就把她沤坏了。她走的时候，我往轿子里塞了五斤炸开花豆，搁在她脚旁边，给她压轿。
舅舅说，人家正儿八经压轿是用银子的，哪儿有压开花豆的。
老纪说，我不是没银子嘛。再说了，压轿的银子也不该我出哇，那是你的事儿，我算老几！
两个老头儿开始抬杠，老纪说状元刘春霖来南营房放定，连警察都出动了，害得刘状元是随着彩礼挑子一步一步走进胡同的，汽车根本开不进来，满街的人都是看状元的。舅舅让老纪再不要提什么“状元”，说没有“状元”就没有他曾经九次半的被斗争。单位人都说他没心眼儿，其实一回回的他都在小本上记着呢，谁也跑不了，有他算账的时候。
我知道，舅舅那个“变天账”总共写了没有三页，还是他读二年级的孙子代笔的，其实大部分是交代，交代他在警察署当巡警的事。内中没有别人，写的全是他自己。“清理阶级队伍”一结束，本子就被他的儿子烧了，儿子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爸爸当过旧社会的警察。老纪说，刘状元不介绍你去当警察，盘儿也嫁不出去，生生地把盘儿拖在家里当老姑娘。还是人家状元看得准，不把你推出去就没你姐姐的前途，状元的这步棋走得高妙，非常人能比。大凡状元都是被魁星点过的，魁星点斗，状元是天上的星宿，不是一般凡人。
舅舅和老纪谈论刘状元，却绝口不谈我的父亲。其实父亲的名声不比状元小，父亲是皇上的亲戚，有着“镇国将军”从一品的头衔，论和舅舅的关系，应该比状元更近，状元不过是个媒人，而我父亲则确确凿凿是南营房的女婿。刘状元在日本将要投降的时候去世了，我的父亲却是活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当了政协委员。舅舅和父亲的关系十分微妙，每回去舅舅家，我进门后舅舅都要往外看，看我后头是不是还跟着父亲，可每回都很失望。舅舅在我跟前肆无忌惮地说着父亲的坏话，他说父亲势利刻薄、狡诈不仁，是个小人，这样的人物是不得好死的。然而我却没听到过父亲说舅舅的坏话，自然也没谈论过南营房的街坊们，看得起也罢，看不起也罢，自母亲过门以后，父亲从未到过母亲的娘家，这倒是事实。
父母亲的婚姻谈不上门当户对，穷门小户的母亲，嫁入天潢贵胄之家，本身就不和谐，更何况还是续弦，父亲前边的妻子已经有一帮儿女了，这让母亲一生都很别扭。满腹经纶的父亲与目不识丁的母亲在文化上反差极大，完全是失衡的。以这样的差距作为婚姻的基础，对母亲来说，应该是一出悲苦戏的悠悠慢板，甭管说媒的是什么状元，甭管出嫁的场面是多么风光，日子还得自个儿过，岁月还得慢慢儿磨。清朝有律例，“良人奴婢相为婚姻，各离异改正，良自为良，贱自为贱”。虽然已经到了民国，但“柴门对柴门，木门对木门”在国人的婚姻缔结中仍旧是定式。
刘状元做的媒当是一个特例。
我成年以后问过母亲，问她对自己婚姻的感受。
母亲说，好。
我说，真的很好？
母亲说，真的很好。有什么不好吗？
我不能再问下去，再问下去将是一场糊涂的对话。母亲为她衣食无忧的日月而满足，为丈夫的温和儒雅而陶醉，南营房的女儿思想简单，没有那么多惆怅和矫情，没有那“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的自作多情。我的顾虑都是文人心态，古人说得对，“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世间真的没那么多麻烦。母亲不在乎文化，母亲在乎日子。
母亲就是母亲，南营房就是南营房。
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跟父亲谈到他繁杂的多重的婚姻，如若有，我相信那一定是两个文化人的交流。从父母完满的婚姻结局，我体会了“恩爱”的含义，“恩”在先，是责任和义务；“爱”在后，是基础和铺垫。这或许如母亲所说，真的很好。
今天，朝阳门外南营房已无人提及，作为一个历史地名留在了北京城市的记录中。南营房的消失不过是这十几年的事情，假如宇宙有支点，让我们跳离时间的长河，远远地观望，一定可以看到在滚滚尘嚣中，驻留在这里的一片片整齐划一的平房和演绎在其中的贫穷市民的酸涩故事。
那些故事都很精彩。
南营房是清代留下的正白旗兵营，位于日坛的西北部，过去每年春分，皇帝或者大臣都要路过此地去祭神。我的外祖母姓钮祜禄，世代居住在南营房。清朝时候，哪个旗住在北京哪一块地方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挪动，所以钮祜禄外祖母就一直住在朝阳门外，她那些钮祜禄的亲戚们，也都分散住在东城，各家有各家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日子。我的母亲除了一帮穷困的表亲之外，再没别的交往，直到母亲去世，我也没搞清钮祜禄那些庞杂的亲戚们。随着旗兵的衰落，南营房逐渐沦为穷杂之地，所住人物有旗兵后代，还有做小买卖的、唱大鼓的、捡破烂儿的，以及妓女和盗墓贼，多是穷苦人物。以我母亲所住的四甲而论，有卖炸开花豆的老纪、卖炸素丸子的老安、戏园子扫堂的刘大大、澡堂修脚的白师傅、收旧货打小鼓的葛先生……五花八门，各有特色。与南营房相对的是北营房，北营房几乎没有什么房屋，大概是兵们的操练场。没有房屋就没有住户，北营房北边是大粪场，北京东城住户的粪便由淘粪的淘了，大都集中在东直门外和北营房，在这里晾晒发酵再出售。别小瞧这粪场，所得的利润却是不低，完全由粪霸控制，别人不得插手。北营房一年四季永远是臭气熏天，只要一刮北风，南营房便笼罩在一片臭气之中。
出朝阳门不到一站地，往南是坛口，坛口是日坛入口的意思。坛口有条南北方向的街，叫景升街，在十字交叉处分为景升东街和景升西街，景升街是市场的云集之处，热闹程度可以和天桥媲美。幼时我是这里的常客，跟着母亲回娘家，一多半是冲着这热闹来的。这里有说相声的、耍狗熊的、说评书的、拉洋片的，卖针头线脑，也卖各种小吃，小吃以“豆汁黑”的豆汁儿和“切糕张”的切糕最为有名。三甲拐角有个叫井大姨儿的，专卖炸饹馇，蘸着蒜汤酱油，外焦里嫩，咬一口能把人香一个跟头。
市场中间有个“虫子铺”，就是卖打虫子药的。那时候，好像人人肚里都有蛔虫、绦虫什么的，卖虫子药的买卖就很兴旺。现在没听说谁肚里有虫了，我们吃的菜都使用了杀虫剂，杀虫剂杀了小白菜上的虫子，也杀了人肚里的虫子。现如今的人，畏杀虫剂比畏砒霜更甚，为买到不使用杀虫剂的菜，花大价钱也愿意。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过市场的“虫子铺”。“虫子铺”门口摆了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桌上陈列着两个大玻璃瓶子，瓶子里用药水泡着许许多多从人体里打下来的虫子，蛔虫和蛔虫在一起，绦虫和绦虫在一起，虫子们都是淡粉色的，互相缠绕扭曲着，看着让人恶心。我知道，那些虫子里面也有我们家老五的一条。母亲说我们家老五一度变得面黄肌瘦，无端地爱发火，母亲跟“虫子铺”掌柜的一说，掌柜的就给包了包药，母亲回家把药烙在发面饼里，专给老五吃。老五吃独食，自然很得意，结果拉了一脸盆扁虫子。母亲这举动很有“下毒”意味，我后来看过许多文学作品，投毒者都是用这种方式下毒的，用饼下毒。不知是母亲从文学里学的，还是文学向母亲学的，反正可怜的是我们家老五，据说拉虫子的时候肚子疼得满地滚，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像有人被害死了到底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母亲把老五拉的虫子兜到“虫子铺”，掌柜的认真检查了，看虫子脑袋打下来没有，若没有打下来还得再吃药。老五还算幸运，拉了一条全须全尾的绦虫，没再受二茬罪……我每回从虫子们跟前过，都低着脑袋快走，如果那时嘴里还啃着糖葫芦什么的，也一定屏住气息，不再咀嚼。偏偏地，母亲和“虫子铺”的掌柜有交情，住斜对门，一到那儿母亲就要停下来跟他说一会儿话。他们说来说去，就会从桌子上的虫子说到我肚里的虫子，仿佛我肚里虫子的数量绝不会比瓶子里的少。末了，掌柜的就像治老五那样，也送我一包打虫子药，说我要不吃他的药，肚里的虫子就会把我吃了。“虫子铺”掌柜的打虫药无外乎两种——“宝塔糖”和“山道年”。“宝塔糖”是个三角形的小糖堆儿，不难吃，是专给小孩子准备的。“山道年”是小白片，看着不起眼却厉害，吃了肚子拧着疼，大虫子一条一条往下拉，都是活着的，那感觉颇为恐怖。“虫子铺”是坛口市场留给我的最不美好的记忆，跟它对面拔牙的地摊，大木头盒子堆积的拔下来的各种牙一样让人不愉快。
四甲北口有个戏园子，叫“群众剧场”，离舅舅家近，不到二十米。群众剧场很群众，很平民，它没有“吉祥”“广和楼”那样压人的气势和严肃，有的是随和与亲切。比如我看《天河配》看到一半，回舅舅家喝几口白开水，吃一个“驴打滚儿”，回来可以照旧坐下看，也没人管，这搁其他地方可能不行。剧场最早是个戏棚，后来加了座椅和新式舞台，搞得很像个样子了。这里一般以演评剧为主，我所接触的极其有限的评剧基本是来自群众剧场，在这儿经常演出的演员一个叫鲜灵芝，一个叫吴佩霞，都是坤角，长得很漂亮，每回来演戏都坐着专用的三轮车，用毯子盖着腿，嘴唇抹得鲜红鲜红的。我看过她们演《秦香莲》《大劈棺》《小女婿》什么的。还记得秦香莲见了皇姑的唱词，“她好比三春牡丹鲜又艳，我好比雪里的梅花受尽了霜寒”，甚是悲切凄惨。父亲管评剧叫“落子”，他说他不喜欢落子，喜欢京剧。我说我也喜欢京剧，说这话其实是讨好，为的是父亲能多带我去看戏。其实我从心底是喜欢评剧的，评剧通俗易懂，更接近老百姓，比如“天黑了”，就唱“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搁京剧就得跟人绕圈子了，说什么“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不知道“冰轮”和“玉兔”是什么的早就被绕糊涂了。京剧“天黑了”唱半天也不说“天黑了”，故意卖弄文字，以示学问。跟父亲谈此看法，父亲说评剧是小戏，戏词浅显直白，不登大雅之堂，缺少艺术的含蓄。
母亲也爱听评剧，我们都喜欢“浅显直白”。我们共同喜好的曲目是《小老妈儿》，“小老妈儿在上房洒扫尘土，扫完了东房扫西房……”
南营房的格局是一排排平房，分作一甲、二甲到五甲南北向五条胡同，每条胡同近四百米长，从高处往下看，如同一个整齐的棋盘。母亲家院门坐东朝西，小小的木门，没有油漆也没有门环，两层台阶破烂得只可垫脚，门槛全被磨圆了，当中成了一个“凹”，可见是曾经经历了千百万个旗兵的踩踏。对着街门内里是个白影壁，小得可怜，影壁顶上用瓦码出了一条花边，算是装饰，影壁前头种了几棵水葱，傻绿傻绿地戳在绿瓦盆里。院内五间北房、五间南房相对而立，每两间一组，多出来的是堆房和茅房。这些房间低矮，窗户狭小，北房内顺西墙一条大炕，占了几乎一间屋的位置。其他的房屋原先都有炕，想必是住兵的，大部分被我舅舅拆了，它们太占地方。院里的南房已经坍塌殆尽，成了一片瓦砾，瓦砾中偶尔会钻出一两只大青兔，是我那群叫不出名字的表兄弟们豢养的宠物。兔子大了，可以吃，也可以卖钱，他们的学费基本都是来自兔子。我舅舅最恨兔子，说兔子不叫唤，看着温文尔雅，其实蔫儿坏，性情太冷，满院打洞，他一见兔子就踢，兔子一见他就跑。这辈子跟兔结了仇，很大原因是我父亲也属兔。小院唯一可以欣赏的就是东墙下的一棵枣树，严格说，它隔了一道墙，应该是属于五甲院里的树，可它却很不知趣地把枝丫全探到了这边院里，我从未见过那棵枣树结枣，倒见过那些树的枝杈上爬满了“洋辣子”。“洋辣子”是北京孩子们最怕的一种虫子，浑身硬毛，色彩狰狞，那毛要是碰到皮肤上，一片红肿，又疼又痒，让你哭都哭不出来。
南营房近百个院落基本是一个模样，要是你忘了门牌号走错了门，且得找呢，找大半天也未必能找到自己的家门，就是找到了，站在院里你也会奇怪，这是我们家吗？
舅舅家有股不好闻的馊臭之气，气息的来源是炕桌上的糨子盆，糨子盆是舅母做补活的重要工具之一。“补花”是朝阳门外妇女们的手工专项，也是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女人们到领活处领来彩布，按照贴在布上的纸样剪了，抹上糨糊，用砸扁了头的拨针将毛边窝进去，再将一个个花瓣组成花朵，将叶子和叶梗连接起来，然后交回去，自有另一批人把花朵和叶子组合在布料上，缝纫成床单、桌布等各样布艺品。舅母一天可以拨几张彩布，但跟母亲比，还是不行，母亲在出嫁之前就是靠这个养活着她的娘和兄弟的。舅母说我母亲是快手，一天能拨六个大子儿，六个大子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六毛钱，那时候一个大子儿能买一斤棒子面。但是我跟母亲回她的娘家，却从没见母亲拿起过拨针，也从没见她靠近过那些枝叶。其实那时的母亲已经很清楚，很认可自己的身份了，她是学者的太太，得随时保持“太太”的清醒和做派。人哪，一旦攀上去就下不来了。
钮祜禄外祖母自小长在南营房，一双大脚，一口京片子，所以母亲也如南营房的丫头们一样，有着旗人姑奶奶的性情，麻利泼辣，敢作敢当。母亲跟她的兄弟陈锡元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他们的两个父亲都姓陈，都是山东人。我的第一个外祖父是山东文登人，光绪年间来到北京，大概是没什么根底，来了没两年，就入赘在南营房我的外祖母家。后来做买卖有了点儿钱，在东安市场弄了间门面，专卖核桃、大枣、柿饼之类的干货，也卖北京的果脯蜜饯，这些东西搁得住，不怕坏，很少赔钱。那时候的东安市场不像现在，都是高楼大厦，高级得几乎卖不出什么东西。光绪时代的东安市场是一片地摊，地摊的范围东到现在的美术学院，南至同升和鞋店，北到金鱼胡同，西临王府井大街，经营方式像现在的无序早市，乱哄哄地挤塞成一片。小摊上卖什么的都有，梳子、篦子、绑腿带、辫穗、旱烟、假首饰……想要什么就能在这儿找到什么。东华门是清朝文武百官每天上朝的必经之路，官员们见天儿要费力穿越自由市场，既有碍观瞻，又不方便，后经住在金鱼胡同的尚书那桐上奏皇帝，光绪二十九年才划出了东安市场的范畴。有了市场就算有了组织，我那位文登的外祖父因为正直干练，被推举为东安市场商会的会长。现在一提“商会会长”一准是个腰缠万贯的老板，是个和政界密不可分的伟大人物，可那时的会长，照旧是每天从王府井走到朝阳门，回家吃窝头、啃咸菜的普通买卖人。
那年，我的母亲七岁，七岁的母亲在她生日那天命运发生了变化。
跟袁世凯有关。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不南下，不离开他的北方老根据地，指使部下曹锟在城里发动了兵变，2月29日在北京闹腾起来。曹锟驻帅府园的炮兵和驻禄米仓的步兵，跑步直奔王府井，在东安市场挨户抢劫。抢完之后兵们又从市场西门顺义斋煤油铺提出两大桶煤油，泼在东安电影院的木墙上，放起了大火。大火将东安市场燃成一片火海，没有一家商贩得以逃脱。据说，大火过后，狼藉一片，整个市场找不出一件整装东西。
火烧起来的时候，外祖父并没在现场，那天他正在家和女儿一块儿吃打卤面，吃面的还有店里的伙计刘德贵。刘德贵从京庄杂货摊上给母亲买了副银手镯，还没给母亲套上，就听到了东安市场着火的消息，两个人撒腿就往火场跑，谁也没想到，这一跑，竟然跑得没了踪影。
外祖父自离开家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他的伙计刘德贵。外祖父他们就这样消失了，母亲知道她的父亲姓陈，山东文登人。前几年，我查找过东安市场的史料，查到了那场人为的大火，却查不到山东籍的陈姓会长。我也曾托山东的文学朋友到文登县探寻，亦无下文。
外祖父的下落至今是个谜。
外祖母带着母亲再嫁，再嫁的还是山东人，依旧姓陈。继外祖父是个教私塾的先生，胖，爱喝酒，对母亲不好，母亲很讨厌他。再婚后的外祖母一直没有生养，直到过了好几年，母亲的异父兄弟陈锡元才出生。我和母亲到东岳庙烧香，母亲不止一次地指着送子娘娘案前抬香炉的童儿对我说，你看他像不像你舅舅？
送子娘娘跟前那个童儿傻呵呵的，龇着牙，不知是哭还是笑。光光的秃脑袋上梳两个髽鬏，除了富态，别的跟我舅舅沾不上边儿。母亲说，外祖母在娘娘跟前烧香求子，香灰正掉在童儿的光脑袋上，老太太心一动，忙用手胡噜着童儿的脑袋说，小子，烫了你吧？
谁想，竟然把这个童儿给招来了，转过年，外祖母就给母亲产下一个弟弟，谁都知道，她这个兄弟是送子娘娘案前端香炉的童儿。
母亲长得美，这是老天爷的赐予。我没见过那位失踪了的山东外祖父，或许母亲的长相随怹也未可知。我常常惊奇，小家出身的母亲何以能有如此精致的相貌。母亲一生所生三个女儿，其中两个都像她，只有我和父亲接近，这让我觉得遗憾，倘若我有母亲的相貌，父亲的才华，那将何等了得！姐姐们说，天下的精彩哪能都给了你，老天爷右手给你一块金子，左手就会剜去你一块肉！
母亲的美丽是美在她的头发上，她那一头浓浓的头发，让当今任何一个秀发模特广告都无法与之相比。母亲告诉我，她做姑娘的时候梳一条长辫子，辫根扎着红头绳，辫子粗得一把攥不过来，一直垂到脚后跟。因辫子粗而长，碍事，母亲不得不把辫子一圈一圈盘在头上，如同顶了个大盘子。这种发式让母亲在南营房有了个小名，叫“盘儿”。南营房的街坊们都知道盘儿，都喜欢盘儿，她是那儿大众的闺女。母亲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梳着发髻的，别人，比如刘妈的发髻里面都藏着假发，母亲却没有，她用的全是自己的真头发。母亲的发髻上不戴首饰，夏天是两枝院里的白玉簪棒，春天是一簇紫丁香，两朵红石榴，只有正月过年的时候母亲才戴花，是一朵精致的红绒花。红绒花是老北京的特产，以东安市场出售的最为地道，一根栽着红绒的铁丝，盘成了各式花样，精致、喜庆、温馨、亲切。可惜，北京的红绒花现在已成绝品，20世纪60年代以后再没见过。母亲死后，我为她梳理头发，彼时她已改变了发式，变作了半边有发、半边光秃的阴阳头。梳理有发的半边，我发现母亲虽然有了一把年纪，但那乌黑浓密的头发中竟无一根杂色，在灯下闪烁着光泽，至死不变。
父亲跟母亲比差了许多，娶我母亲的时候他已经谢了顶，被小辈们叫为“秃爸爸”。“秃爸爸”不是儿子们叫的，是侄子们叫的。满族人喜欢将亲近的人喊作“爸爸”，此爸爸非彼爸爸，真正的爸爸得叫“阿玛”。我管我的姑姑叫“姑爸爸”，除了亲切还有尊敬的意味在其中，正如同光绪管慈禧叫“亲爸爸”一样，绝没有父亲的含义在其中。我长得像父亲，头发也随父亲，稀少柔软，不加修饰，一脑袋黄毛像太阳神一样地张扬着，绝无秀美可言。看着姐姐们满头的大波浪，除了嫉妒便是觉得造物的不公。
美丽的母亲一直待字闺中，到了三十岁才出阁。这样的老姑娘别说在七十年前，就是在今天也属于“老大难”范畴了。我问过母亲为何不嫁，母亲说，你姥姥、姥爷都去世了，你舅舅还没成年，我嫁了，他靠谁？
母亲的确是等到舅舅立业以后才结婚的，母亲结婚那年舅舅十九岁，十九岁的小伙子应该能顶门过日子了，可是却没有。我舅舅心存高远，却不喜欢念书；对什么都有看法，却不敢出头，属于“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类。他干什么都没常性，至今我说不清楚我这位舅舅究竟是从哪个岗位上退休的，他当过巡警（胆小），跑过五金小买卖（全赔），开过酒铺（有始无终），卖过棺材（被抢），当过中学工友（半学期），做过话剧演员（龙套），1949年后在国营食堂炸过油饼，在农场养过猪，在家具厂当过设计，在马路上铺过沥青……变化多端的舅舅成为我母亲一生的包袱和心病。
我问母亲在她三十年的南营房生涯中，遇没遇到过让她心仪的人。母亲问我什么叫“心仪”，我说就是喜欢的男朋友，初恋的情人，甚至是单相思的对象，比如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喜欢我们班的男生刘大可，到了儿呢，什么结果也没有。
母亲想了半天，最后摇摇头。
三十年的女儿生活竟是一片空白，不可思议。我说，男朋友、女朋友总是有吧？
母亲说，男女朋友当然有，多着呢。
我说，拣关系最近的说。
母亲说，关系最近的，男的叫李震江，女的叫“碟儿”。
我说，就说说这个李震江。
母亲说，震江的故事可多了，他是我外祖父的学生，家在朝外东森里住，是种藕的农家子弟。
我查了北京旧地图，东森里在南营房的西南边，秀水河东边，那里的确有片水洼叫莲花池。听老人说，莲花池旁边有十几家妓院，属于四等窑子，那里的妓女多是年老色衰，进门就上炕的角色。莲花池妓女所接的客人是赶大车、拉排子车的苦力，也有在京东八县作案的土匪和盗墓的贼人，警察常常在这里抓获到有命案在身的要犯或是江洋大盗。我后来跟老纪说过李震江，老纪的看法与母亲不同，老纪说李震江是莲花池妓女的孩子，是有人暗地里出钱，让这孩子念书，所谓“种藕的农家子弟”，那是假的。
相比较，我更相信老纪的话，真是“农家子弟”，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儿子一样地陪在我外祖父身边，不会唱只有妓女才会唱的小曲儿。我听过一段母亲跟李震江学的曲子，说的是一个妓女死了，被人用席一卷扔到了芳草地的乱葬岗：
……
前头露着青丝发，后头露着绣花鞋。
南来的乌鸦鹐了奴的眼，
北来的饿狗掏了奴的怀。
一个说：“掩上几把土吧。”
另一个说：
“人家交代得清楚，
咱们是管抬不管埋。”
……
曲子很长，连说带唱，我能记住的也就这么多，这样的曲子除了妓女以外，别人大概编不出来。
我从母亲的叙述中，感到了李震江这个人物的诡秘虚幻，他往往和一些灵异事件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的短命是必然的。母亲说有一天天还没亮，她到东大桥去给她的继父买油炸鬼，本来坛口的烧饼铺旁边就有卖的，她的继父说坛口的油炸鬼不如东大桥的焦脆，就得绕远出荣盛夹道去东大桥。东大桥是朝阳门外街铺的东极限，过了那座不高的白石头桥就是一片荒地，萤飞狐窜，乱冢杂陈，是处决犯人的刑场。清朝，刑场带有震慑作用，一般都选在人口密集的市场附近，宣武门外的骡马市大街、菜市口，都是杀人的地方。到了民国，刑场就改到了东大桥的南边，芳草地的北边，这片相对空旷的地界。为此，朝阳门外便应运而生了不少棺材铺、寿衣店、裱糊铺、杠房。
母亲说她和震江最爱看的就是“出大差”。“出大差”就是杀人，把犯人从交道口的顺天府，即现在的教师进修学校押出来，走东四牌楼，过小街口，出朝阳门，专挑热闹的地方走，带有游街性质，到了东大桥就算到了终点，当然也是犯人人生的终点。所以，一出朝阳门，犯人自知路快走完，没有多长的活头儿了，往往要闹些节目出来。逢有“出大差”的时候李震江必定要逃学，带着我的母亲早早地等在朝阳门门脸儿，站在人群的最前头，眼巴巴地朝西瞅。远远地看见“出大差”的队伍从小街口那边过来了，驷马狼烟地走得很快，为什么快呢？是怕有人劫法场。我对这点很能理解，少年时看《水浒传》，那些英雄们多是从法场上被救走的，比如宋江、卢俊义什么的。到了民国这会儿跟宋朝就不太一样了，“出大差”最前头走的是马队，十几匹马走得很威风，中间是背枪的士兵，脸上淌着热汗，跟在马后头，一溜小跑。兵后头是三匹马拉的胶皮轱辘大车，有时候一辆，有时候几辆，这要由处决犯人的多少决定。被杀的人坐在车当间，五花大绑，背后插着招子，招子是白木头牌子，上头写着处决的由头和姓名，字上画着红圈，但凡谁背上了这个玩意儿，那是必死无疑，绝没有挽回的余地了。车过朝阳门，有的犯人吓得屎尿全出，脸色青绿，人还没有死，魂魄已经飞了。这样的“出大差”让观众失望，觉得不过瘾，就挑唆着犯人折腾。母亲说，平日震江挺腼腆的，连大声说话也会脸红，可是这会儿，却好像换了一个人，变成了另外一个震江了，他朝车上的犯人使劲喊：“爷们儿，唱一段嗨，别老闷着！”
一个西山的土匪，走到朝外“顺永油盐店”门口不走了，要喝酒吃肉，油盐店哪有酒肉，掌柜的让伙计给沏了碗红糖水端过去，犯人喝了糖水还不走，人们知道这边有乐子，都往这边涌，一时就有点儿乱。那个犯人看见挤在前头的一个胖娘儿们，张口便说，美人儿，跟我一块儿走吧！
那娘儿们也不含糊，立即回应道，我嫌你没脑袋！
喝了红糖水的西山土匪，后来披了“顺永油盐店”旁边“同聚隆布店”送过来的七尺红布，才往前走了。
朝阳门外的人管油条都叫油炸鬼，大概跟刑场在此的心态有关。母亲说那天她买完油炸鬼正要往回走，却看见震江直直地跪在桥底下，母亲过去叫他，他不理；拉他，他也不起来，眼睛傻愣愣地瞪着。母亲说震江跪了有些时候了，夹袄都让露水打湿了。一个赶大车的从桥上过，见了这情景，二话没说，围着李震江转了两个圈，把鞭子甩了几声响，这一来，李震江的眼珠才会转了，长长地嘘了口气，瘫坐在地上。母亲问他跪在这儿干什么，李震江说他在“等着挨头刀”。赶车的说这是“撞客”了，也就是撞上了游荡的孤魂野鬼，让鬼给拿住了，幸亏是遇上了他，换了别人，李震江的小命早叫恶鬼揪走了。赶车的说他每天出来早，天不亮，路上没人，什么都能碰上，马耳朵一奓，他就知道周围有不干净的鬼魅了，啪啪甩两下鞭子就把什么都破了。母亲说，赶车的鞭子梢都是狗皮做的，狗能破邪，平常说的“狗血淋头”就是指这种事儿，任甚妖魔鬼怪都嫌狗身上的东西。
我说李震江的表现是典型的癔症，大概是“出大差”看得多了，发生了角色转换。这个李震江，平日身体大概不是太好。母亲说震江身体很棒，冬天穿条单裤在雪地里跑，头上还冒热气。
可是“头上冒热气”的李震江却突然地死了，听说死的时候连《论语》的第一篇《学而第一》还没有念下来。李震江的死因是给母亲家修房，他和泥的时候光着脚在掺了麻刀的泥浆里踩，不知被什么划破了脚板，也没在意，不几天却死了。我说李震江是得了破伤风，这样的事情搁现在打点儿疫苗，绝不至于要命。母亲却说震江是碰上了鬼。
外祖父在东岳庙的西跨院教书，晚上不回家，就住在庙里，外祖母带着襁褓里的陈锡元每天下午过去陪着外祖父。天天晚上，母亲要挎着筐子，里面装着陈锡元的尿褯子和父母晚上的夜宵给送到东岳庙去。李震江的任务是陪着母亲送东西，再把母亲护送回南营房，然后自己回家。
东岳庙供奉的是东岳大帝，东岳大帝是百鬼之帅，专门主管死生的大神，东岳泰山是连皇上都要去封禅的重要地界。北京东岳庙气势肃穆阴森，前后六进，院落层层相套，内里有十八层地狱，有各样恐怖狰狞的塑像。母亲将李震江列为她的男朋友，我可以想象，一对小男女在夜晚的时候穿越大街小巷、进入鬼气森森的东岳庙的情景，恐怖、压抑，再加上惊慌，共同造成了一种特定的情感氛围，他不是男朋友也是男朋友了。
东岳庙因为在京东，在大路边，交通方便，还承担着一个任务，停灵。北京人有习惯，死在外地的人叫“外死鬼”，灵柩不能进城进家，必须停在城门以外，东岳庙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理想的地方，这种做法叫“停灵暂厝”。与此同时，有些客死京城的外地官员、商人，也将灵柩停在庙内，以备择日还乡。东岳大帝是主管阴间事物的神，将灵柩停放在庙里既便于探望、祭奠、启运，又能得到神的垂护保佑，一切顺理成章，对庙里来说，也是一笔收入。
母亲说，那天她和震江到庙里给外祖父送东西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外祖父的房里还亮着灯，跨院北屋也亮着两盏油灯，照着下午才停进来的两口棺材。听说是宋哲元手下一个姓张的师长和他的副官，不知为什么死了，临时停在这儿。宋哲元是著名抗日爱国将领，那时候在北平是个头等大的官儿。大官儿底下这两个人的棺材却枵薄得可怜，自抬进来便有殷殷的血迹渗出，把整个西跨院弄得满是血腥之气。母亲说那天她和震江一进院，头发就发奓，身上起鸡皮疙瘩。西跨院的北屋常停灵，新的旧的，有的一搁十几年，习惯了也不觉怎么的，可这回不一样，越往里头走心里越发瘆。棺前两盏半明半灭的油灯，远远望去，鬼火一样闪烁，她和震江谁也不说话，加快了脚步往东屋走。母亲说可就那么巧，一抬头，他们同时看见了西墙根底下站着两个人，两个人见他们进院，立即背过脸去，面墙而立，一动不动。震江镇不住了，大喊一声，见鬼啦！
母亲和李震江一下钻进房内，将所见跟外祖父学说，外祖父不信鬼，说他在庙里教了十几年书，十几年来在西跨院停过的灵柩不下百数，从没见过什么鬼魅。说着他推窗而望，只见西墙下一片月光，哪里有什么人影？
母亲说，震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发出那声喊叫，或许那两个鬼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死了，让震江一喊，点破了，一股冤气就扑过来了，要不震江怎会第二天就扎了脚……
我是不信鬼的，让母亲一说，从后脊梁冒凉气，打听过这个故事就再也没进过东岳庙，当然也进不去了，1949年后东岳庙被某个单位占用了，听说是警察学校之类。我想，真要这样也挺好，警察们能镇得住一切东西。李震江的逝去究竟给母亲带来多少伤感，至今让我揣摩不透，从母亲带有神秘色彩的叙述中，我感到很大成分是在给我讲一个鬼怪故事，而不是在谈自己的情感历程。那个走进母亲视野的、出身模糊不清的青年，过早地消逝在了朝阳门外的土地上，除了我在本篇文章中的提出，大概世界上没有谁再记得他，再知道他。写下以上文字，是替母亲存念，也是对曾经短暂生活在朝阳门外一个普通北京青年的追记。
他叫李震江。
朝阳门外的人物中，不能不说的还有一个叫作“碟儿”的，碟儿的名声比李震江大多了，想必曾经在那片地界生活过的老人至今还会有人想起她。
母亲将碟儿列为她的朋友，女朋友。
除了我母亲以外，谁也不知道碟儿的正式名字叫什么，但碟儿告诉过母亲，说她叫王彩蝶。
母亲是个宿命论者，宿命的母亲说“彩蝶”这个名儿不好，“蝶”就是“蝴蝶儿”嘛，蝴蝶儿能活几天？王家老家儿不知怎么给姑娘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彩蝶、彩蝶的，听着像个大鼓妞。大概是“彩蝶”与“菜碟”同音，于是“彩蝶”就被叫成了“菜碟”，继而被简化成了“碟儿”。“小菜碟儿”是北京人对受气包的称呼，如果说谁谁像个“小菜碟儿”，谁谁准是个受人欺负、甚没起色的角色。饭桌上的小菜碟儿大多是萝卜干、酱苤蓝、熟疙瘩一类咸菜，谁的筷子都能往里戳，又小又贱，连躲闪的份儿都没有。
我问母亲碟儿长得漂亮不，母亲说瘦小枯干的，像块搁陈了的姜。我说，姜搁陈了就抽抽儿了，还不如像中国大作家老舍说的“长了毛的窝窝头”。
母亲想了想说，碟儿还是像搁陈了的姜。碟儿的脸是姜黄色。
碟儿是丁家的新媳妇，过了门还不到三天就出来挑水，在新媳妇和新姑爷应该回门的日子，碟儿却担着两个水桶出现在了井窝子，这让南营房的街坊们对碟儿的婆家、娘家多少有些看不起。我分析，这个甚不起眼儿的碟儿，对母亲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母亲之所以老大才嫁人，生计固为其一，对婚姻的躲避，对为人妻的恐惧，是碟儿带给母亲挥之不去的阴影。
碟儿的男人人称“锔碗丁”，是沿街锔盆锔碗的手艺人，北京锔盆锔碗的以外地人为主，都是一辈一辈祖传的技艺。朝外操这营生的就碟儿的男人一个，这就显得很珍贵，很重要了。锔碗丁早出晚归，生意很忙，当然也挣了些钱，跟南营房的街坊比，日子属于富裕的。中国人的特点是气人有，笑人无。丁家在这一片就显得有点儿各色，人们形容锔碗丁是“上炕认得老婆，下炕认得鞋”，意思是跟周围人不打交道，群众关系极差。
穷人家吃饭的碗都是有数的，居家过日子盘碗常常破裂，裂了、破了，只要能对上，一般都不扔，等着锔盆锔碗的过来修补。锔盆锔碗的挑着担子过来，被主家叫住，拿出破碗来看，锔盆锔碗的根据盘碗破损情况，估计要钉几个锔子，跟主家谈好价钱再开工。锔盆锔碗的自带小马扎，坐下后拿块布将腿盖了，将破碗拼好，取根细绳把碗捆紧，用腿把碗紧紧夹住就开始了关键性的操作。锔碗的拿出一张小弓，弓弦上缠绕着一个轴，轴的下端嵌着金刚钻，拉胡琴一样地扯那弓，在裂缝的两边钻出对称的两排细孔，然后用大小合适的铜锔子将裂缝铆上，抹一层白瓷膏就算齐活了。修好的碗跟新的一样，照样滴水不漏，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就是说的这行手艺。锔过的碗上大蜈蚣一样地爬着一排锔子，肯定不如新的美观，但那一排闪亮的铜锔子会给人一种陈旧的沧桑感，人们见到这样的碗常常会说：“是使熟了的老物件了。”
锔碗丁是个孝子，他家里人口简单，除了媳妇就是妈，锔碗丁孝顺的具体表现是帮着他妈打媳妇。打媳妇似乎是旧社会底层家庭约定俗成的习惯，那时候没有妇联，媳妇挨打就得忍着。人说“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意思极为简单，整治媳妇就要像揉面一样，反复再反复，方方面面都治理到家，让媳妇彻底服输，使起来才顺手。“多年的大道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个“熬”字，贯穿了做儿媳妇的始终。压抑的媳妇发展为变态的婆婆，难保对自己的儿媳妇不再变本加厉，没有为什么，什么也不为，旧社会就是这么一个规矩。南营房地界，打媳妇是普遍现象，如果谁家的媳妇进门没挨过揍，意味无非有两层：一个是婆婆没权威，二个是爷们儿窝囊。
北京的井水苦涩，能饮用的有限，偶有甜水井便为稀罕，人们都到水井那儿挑水，你来我往甚是热闹，公众的水井被叫作“井窝子”。民国年间北京安了自来水，但也不能通到各家各户，多是几个胡同共用一个水站，专门有送水的，推着独轮车，装两个扁木桶，往人家里送水。送水的并不收现钱，用粉笔在用户门口的墙上画记号，小鸡爪子一样，五个一组，到年终结算。南营房各家都是缺钱不缺人的，使水自己到井窝子去挑，没谁肯花送水的冤枉钱。每天，只要井窝子的水闸一开，就排满了大大小小的桶，一个接满了顶上另一个，挨个儿往前挪，称得上井然有序。
母亲挑不动一担水，就得等她的兄弟陈锡元放了学，一块儿去抬。姐弟俩一大一小，一高一矮，抬着水晃晃悠悠地回来，那桶自然是靠近母亲这头儿的，母亲心疼她的兄弟，怕把前头的小嫩肩膀压坏了。据说陈锡元到了十五六岁，长成高大排场的小伙子，也没自己挑过水，依旧跟他的姐姐共抬一桶水回家，姐弟俩一高一矮，桶依旧靠近高的一头儿，不同的是这头儿换作了陈锡元。
母亲在井窝子每天要碰见的人就是碟儿，母亲有她的兄弟帮忙，碟儿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挑两大桶水。后来人们传说碟儿用的水桶底儿是尖的，为的是不能在半道儿上停歇。母亲说这都是杜撰，碟儿用的水桶跟大伙儿的一样，洋铁皮的，也不比谁的大，不大的水桶让碟儿一个人挑，可就有点儿吃力了。碟儿是小脚，粽子一样的脚要撑起两桶水来，那颤颤巍巍的模样谁看了谁都为她捏一把汗。没人敢帮碟儿，尤其是男人们，大伙儿都知道碟儿婆婆的厉害，不大的事儿，她那个一脸横肉的婆婆，操着外地口音，能把一条胡同骂翻了，说她是母老虎便宜了她，准确说得叫“母夜叉”，红嘴蓝脸，会吃人的夜叉。母亲年龄与碟儿相近，在情感上对碟儿就多了些关注。母亲每每送过去亲切的目光，碟儿都闪过脸去不接。有时母亲有意将碟儿的桶让在前面，碟儿都执着地退着，不肯接受母亲的好意。看井窝子的老肖说，别让了，她在这儿排着还能消消停停歇会儿，回去指不定什么等着呢！
母亲不再谦让，她从碟儿胳膊上的青紫猜得出小媳妇在家受的罪孽，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有一回碟儿来担水，牙床都被打破了，满嘴是血，不住地往地上吐血水。本来井窝子的街坊们还有说有笑，一见了碟儿这模样，谁也不言语了。碟儿排在母亲身后，母亲止不住低声说，你们家老太太怎把你打成这样？
碟儿不说话，眼里有泪光在闪。
母亲说，找你的娘家人来跟他们论理，告诉我地方，我替你去叫。
碟儿摇摇头。
母亲说，实在受不了就跑吧！
碟儿说，我往哪儿跑哇？姐姐！
碟儿的一声“姐姐”，母亲就以为自己真是人家的姐姐了，最直接的表现是送了碟儿一副棉袖筒。棉袖筒是两个棉筒，接在棉袄袖口处以遮挡手背，也可以把手指头缩进去，实际是袄袖的延长，方便又实惠。旧时的孩子们没戴过棉袖筒的几乎没有，袖筒就像母亲的手，在冷天，时时地给孩子焐着。母亲说，那年冬天太冷，滴水成冰，西北风一刮，刀子似的，井窝子周围冻成了大冰溜子，站都站不稳。碟儿来担水，小脚在冰上几乎站立不住，母亲便过去帮忙，替碟儿把桶从冰上提出来，把桶用铁钩子钩好，将扁担移到碟儿的肩上，看着碟儿一步三晃地往家走。老肖说，这个碟儿呀，她活不长了。
母亲问为什么，老肖说碟儿的眼睛里泛着死光。
母亲没想到碟儿会死，母亲只是觉得碟儿可怜，碟儿那双手，裂了几条口子，往外翻着红肉……母亲心疼，回家当晚就做了棉袖筒，第二天，见了碟儿二话没说，就给她套上了。
第三天，碟儿没来。
中午传来消息，说锔碗丁的媳妇夜里扎了水缸，自己把自己淹死了。死的头一天，听说婆婆把猫装在媳妇裤裆里，扎上裤腿打猫，猫把媳妇的下体抓得稀烂，媳妇受不了，半夜把自个儿头朝下，栽进水缸。满满的一缸水，都是她白日挑来的，自己给了自己一个了结。
母亲跟我说，她一直怀疑碟儿的死是由她送的那副棉袖筒造成的，心里觉得怪对不住碟儿的。
碟儿的非正常死亡使她的娘家人不答应了。在碟儿受苦受难的时候从来没见他们出过头，这会儿却借着碟儿的死大闹特闹了，北京人将这种做法叫作“闹丧”，是借着死人的由头来达到活人的目的。旧社会，每个女子都有自己的“人主”，在家是父母兄弟，出嫁是丈夫儿子，这种关系在相应的时候才显出它的重要。人死之后，必须报知人主，人主得问清死因才准入殓盖棺，就是正常死亡，人主也要为亡者争些权益和脸面，不是那么轻易好说话的。碟儿威风八面的娘家人除了要一笔钱以外，还要丁家为碟儿大办丧事，他们提出，碟儿的装殓必须是柏木七寸大棺，而且要内棺外椁，僧、道、喇嘛三棚经，出殡要三十六人大亮牌杠，清音锣鼓外加洋鼓洋号。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碟儿的人主还要丁家娘儿俩披麻戴孝，儿子打幡，婆婆抱罐，一点儿不能含糊。通常打幡的是至亲长子，举着一根挑着白纸幡的杆，杆上写着死人的姓名、生卒年月和佛家偈语，为死者灵魂引路；抱罐的应该是长媳，罐里装着供奉在死人灵前的饭菜，叫“焰食罐”，半尺高的挂釉小罐，发引前由亲朋每人夹一箸菜肴，攒到罐里，用烙饼和红布封口，下葬时搁摆在棺材前头。碟儿娘家这样要求，是有意寒碜丁家，以显示自己的能耐。丁家母子理亏，只好答应。
碟儿出殡那天热闹非常，无异于一次社火游行，据说观看者不下数万人，成为轰动京城的一件大事。旧时的朝外大街街面低洼，一下雨满街泥水，铺子都是高台阶，最高的“五福楼”首饰店是七层台阶，说是“多年的大道走成河”一点儿不假。母亲站在五福楼的台阶上，这里的位置最突出，她不是要看清楚出殡的队伍，她是要碟儿看清楚她。在井窝子彼此就是心照不宣的，现在这是最后一面了，她和碟儿的心里都会有所感应。出殡的队伍过来了，因为有悖常理，看热闹的便指手画脚，执事的也嘻嘻哈哈，没有肃穆可言。光鲜热闹、五光十色中，碟儿的椁在人流中缓缓移动。一群穿绿驾衣的杠夫，抬着盖着锦绣棺罩的棺椁，在阳光下成为亮点。棺前头是碟儿那位打着引魂幡的丈夫，幡上带有讽刺意味地写着：“西方速去也，善路早登程。听经闻法语，逍遥自在行。”碟儿丈夫低着脑袋，腰里扎着麻绳，一路走，一路号啕。那个夜叉婆婆披散着头发，一脸泥水唾沫，抱着小黑罐，狼狈地跟在她儿子后头，任人指骂。
母亲一阵心酸，挨打受气的碟儿此刻正平平稳稳地躺在里头，再不用担惊受怕，再不用拧着小脚去担水，她用自己的死为自己挣来了这份安稳。盘儿和碟儿都是贱命，是最卑微、最渺小、最不值钱的女子，碟儿如此，盘儿又将如何？就是在碟儿的棺木与母亲相错的那一刻，母亲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原则：决不能嫁给有婆婆的人家儿！
这大概是碟儿临走前的告诫。
碟儿可能到了也没想到自己的身后是如此辉煌，而且这个辉煌余韵绵长，有好事的文人将碟儿的事写成了戏，叫《锔碗丁》，在京城演出，丁家人认为有辱名声，花钱将《锔碗丁》买断，所以这出戏演了几场就不演了。丁家经此折腾，彻底衰败，将房卖了，不知搬到哪儿去了。我们家的老二，即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看过这出戏，我问过他戏怎么样，他说没劲。我七舅爷的女儿大秀也看过这出戏，她说好看，她是和母亲一块儿去看的，两个人把手绢都哭湿了。
我为没能看上《锔碗丁》而遗憾，想象着它的情节，应该是比父亲喜爱的《逍遥津》《盗御马》们更可信，它就是朝阳门外母亲身边发生的事情，不像汉献帝，不像黄三泰，离得太远，只在戏台上才能见到。《锔碗丁》的女主角是碟儿，“搁陈了的姜”一样的碟儿，不知她在台上是什么模样。
如果没有节外生枝，母亲应该嫁给炸开花豆的老纪。
老纪那时候是小纪，上头有个老大，下头有个老三，他娘死了几年了，他爹老老纪带着三个儿子过日子，挺不容易。纪家三个儿子中数老纪实诚憨厚，又有内秀，会打算盘，会记账，全是自学成才的本事。老纪记的账是真正的“豆账”，戏棚的刘大大、书场的老宋、茶馆的周三，谁拿了多少开花豆全有记录。记录是用小人儿代替的，小人儿有的长脸，有的圆脸，有的穿黑裤子，有的穿坎肩。有一个脸上还点了两个点儿，那是坛口摆小摊儿的冯麻子。这些账别人看不明白，老纪和他爸爸却一目了然。老纪的算盘属于“一上一”“五下一去四”的水平，简单得用手指头都可以代替。老老纪认为他的老二很有文才，是个可以做“文字工作”的材料，属于纪家的重点培养对象。纪家是53号，往南与我母亲家隔了一个门，各家的格局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纪家南屋里并列了三个半截儿埋在土里的大缸，三个缸里都装着蚕豆，一个是正用水发着的，一个是发好切了口的，再一个是炸好了凉在那里的。小的时候我曾经目睹过老纪炸开花豆的热烈壮观的场面，万千的蚕豆倒进油锅，噼啪炸裂，翻滚跳跃，如战场上万千激战的兵。老纪剃着板寸，穿着粗布汗褟儿，青布裤绑着腿带，一双靸鞋，一胳膊腱子肉，挥动着大笊篱，如将军一般，和锅中的豆儿混成一体。特别是老纪将笊篱里的开花豆隔着好远抛向墙角的大缸时，一道由豆子们组成的喷香弧线，唰啦啦长了眼睛般，竟然没有一颗出轨的，利落潇洒，就如同《三岔口》里任堂惠和刘利华那场精彩默契的短打，熟练准确，不差一丝一毫。这时候的老纪在我眼里太了不起啦，相比较，我父亲简直不如老纪的一根小手指头。
老纪的爸爸老老纪是个善良人，附近孩子们没有谁没吃过老老纪的开花豆的，老老纪不唯爱孩子，还爱小猫小狗，看到有人扔了的猫狗一准抱回去养着。老老纪跟人不太说话，跟猫狗的话却很多，闲了的时候总是端着一碗高末坐在院里跟他的“大白”“花脸”“黄毛”聊天。“高末”是茶叶铺子打扫出来的茶叶末子，喝一碗就没色了，便宜实惠，是北京穷人的最爱。“大白”“黄毛”们是老老纪捡来的“宠物”，有了这些“宠物”就有了看家的，有了拿耗子的，老老纪家没有白吃饭不干活的。
老老纪的大儿子在朝外大街“大美理发馆”当学徒，理发馆由剃头挑子进化为“馆”就如同现在蹬三轮儿的开起了“出租”，文明高雅，登上了大雅之堂。民国初年，北京只有大宾馆里才有理发馆，那是为洋人服务的，后来日本人在京城开了几家理发馆，理发馆才渐渐为中国人接受，接受者也多是有钱有身份的人。纪家老大在“大美”跟着老板学烫头，那时候女子正兴“飞机头”，两鬓蓬松如机翼，一脑袋小卷，发型爆炸般地张扬。纪家老大聪明勤快，“大美”老板已经将其内定为上门之婿，入赘“大美”只是迟早的问题了。为女性服务多了，老大身上就多了些女气，说话柔声细语，留着长指甲，小分头上总是打着发蜡，身上永远是一股“双妹”牌花露水味儿。这让老老纪不待见，他心里早把这个儿子踢出去了。
老老纪的三儿子是煤铺摇煤球的，地道苦力。在旧时北京开煤铺的多是河北定兴人，煤铺的外墙上无一例外用白底黑字写着“块末原煤”，说的是经营煤炭的种类。北京的煤炭大多来自京西门头沟地区，也有大同的。块煤也叫“硬煤”“钢炭”，禁烧但是价格贵，煤末子贱，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多用煤末子做的煤球，做煤球的任务由煤铺承担。将半湿的煤末子摊平斩成小块儿，放在筛子里，搁在花盆上用手摇，摇成煤球晾干了论斤卖。摇煤球的一般是外地来的打短工的，北京的爷们儿没谁肯下这个死力。纪家老三其实也没把摇煤球当个永久职业，他的理想是去当兵，摇煤球是为了学着吃苦。老老纪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反对老三去扛枪杆。老三说，咱住在南营房，祖上不是当兵的又是什么？以前能当兵，现在怎就不行啦？
纪家老三到底还是走了，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训团。这一走就跟我的外祖父一样，再没有音信了。1949年以后老纪曾经找过他兄弟，去过民政部门，问过从台湾回来的老兵，还在广播电台上广播过，都没结果。老纪说，他兄弟只要活着就忘不了南营房，就必定得找回来，南营房是他兄弟的根！这也是老纪后来不愿搬离南营房的原因之一。
母亲说老纪在纪家三个儿子里是长得最好的，长方脸，浓眉大眼，像戏台上的吕布。吕布的戏我看过叶盛兰的《白门楼》《辕门射戟》，还有他儿子叶少兰演的《小宴》。吕布穿粉袍，一脑袋粉绒球，挺性感，跟老纪比，风流倜傥有余，泼辣麻利不足。
我后来从舅舅嘴里知道，当时母亲跟老纪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那边出面的是老老纪，这边就是我舅舅了。舅舅虽还在无休无止地念初中，但是他知道他姐姐的婚事得他做主。母亲比老纪大了几岁，老老纪不在乎，老老纪欣赏母亲的端庄贤惠，欣赏母亲的勤俭持家。老老纪说，大几岁没什么，“女大三，抱金砖”，只要母亲从57号搬到53号，纪家、陈家就是一家人了，陈锡元就成了他的老儿子。老纪本人更没意见，母亲的漂亮在南营房是数一数二的，娶个漂亮姐姐，有人疼他，他求之不得。
舅舅为促成这件事两院跑，吃了人家不少开花豆，拿水舀子舀着吃，十八岁的青年，没找着正经职业却已经学会就着开花豆喝酒了。母亲就这事始终没松口，她总觉得心里头缺了点儿什么……
老老纪自然知道母亲的顾虑，知道碟儿的遭遇对母亲的影响，放出话说母亲一过门就当家，把他们爷儿俩挣的钱都管起来，他们家也真该有个理财的媳妇了，他们家那些沾了油花的钱不是塞袜筒里就是压炕席底下，让耗子拉去都不知道。
纪家没有婆婆压着，这点合乎母亲的标准。
可最终，事儿没成，谁也说不清为什么。
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
差一点儿我就成了炸开花豆的后代，想想也挺有意思。母亲结婚以后纪家十分失落，尤其是老纪，快三十了还没结婚，媒婆给说合了几个，他老跟我母亲比，闹得老老纪跟他发火说，盘儿现在已经姓叶啦，儿子，你死心吧！
最失落的是我的舅舅，母亲的出嫁宣告了他无节制地吃开花豆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姐夫对南营房淡漠疏离，对他的一切几乎从不过问，与老纪家比，关系差远了。
老纪的后来，我在这儿做个简单交代，老纪最后娶了坛口打烧饼的闺女，闺女叫张金枝。张金枝没带来什么陪嫁，却带来了好手艺，纪家索性在门口支起了吊炉，开花豆之外还卖芝麻烧饼，整得四甲整条胡同都是香喷喷的。舅舅说，他一看见打烧饼的张金枝就想起姐姐来，猛一看，张金枝和母亲还真有点儿像，这大概也是老纪有意挑的。张金枝子孙娘娘一样给老纪生了无数孩子。我跟着母亲回娘家，晚上到老纪家串门，只看见梯子一样挨肩高的一群孩子，在灯光下，围坐成一个圈，挤挤挨挨地正给蚕豆切口。老纪见了我，两手捧了一大捧开花豆让我吃，我很矜持地捏了两个，老纪说，敞开吃，管够！
我只是看那群孩子，都是一个模样，个个长得像老纪。老纪的孩子们远没有老纪热情，孩子们的妈张金枝对我和母亲也爱搭不理的。老纪把开花豆搁在锅台上，张金枝说，人家是讲卫生的。说着拿来一块报纸垫在下头，报纸比锅台还脏，不知张金枝的卫生标准是什么。老纪的孩子们冲我挤眉弄眼，甚不友好，他们的脸脏兮兮的，花狸虎一样，拖着鼻涕，趿拉着鞋，我想，我要真成了老纪的孩子，难道也是其中的一个？大概不会，母亲毕竟不是张金枝。
20世纪70年代，我在陕北农村“大有作为”地挣扎的时候，老纪的孩子们则都成了有用的人物——运输公司的司机、副食店的售货员、煤铺的工人、街道办事处的干事……那时候物资贫乏，我往陕北带了一罐子大油，是舅舅走老纪儿子的后门弄来的。我招工以后，那个当司机的还到陕西工厂看过我，舅舅托他给我带了一瓶北京王致和的臭豆腐。
我们活得不如人家。
改革开放以后，老纪的儿女们出息更大了，我还在为三十、五十的稿费爬格子，那些人便已经发展到了“非等闲人物”的程度。开车的自己不开了，组织了出租车公司，当起了老板；卖芝麻酱的搞起了外贸，大批地往日本、欧洲出口花生酱；卖煤的弄起了石油钻探，陕北那些产油的井很多是他钻的眼儿；办事处那位到外国当了参赞……
活得都比我精彩！
没当成老纪的孩子，我真应该后悔。
“鸦窝里出凤凰，粪堆上长灵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
打乱母亲生活轨迹、改变母亲命运的是谁呢？就是状元刘春霖。
以我母亲的生活状况绝和状元搭不上边，南营房那五方杂处的穷困地界更非状元的涉足之处，可偏偏毫不搭界的人就搭上了界，用“永星斋”饽饽铺老掌柜的话说是“缘分”。
“永星斋”是朝外大街坐北朝南的大点心铺，前店后厂，雇着伙计几十号人，还有几家分店，生意红火。“永星斋”最早的老掌柜叫王芝亭，祖上在宫里当过御医，他本人却没什么特长，就在朝阳门外开了这个饽饽铺。之所以叫“饽饽铺”，是因为经营的全是满式糕点，跟南式、洋式点心不一样，满族人管点心叫“饽饽”，萨其马、百果花糕、芙蓉奶糕、细品小饽饽、酥皮点心，都属于饽饽范畴。饽饽铺一开张，王掌柜就凭着祖上的关系让当朝翰林戴思淖题写了“永星斋”几个大字，又请庆亲王和工部尚书陈璧写了“风味不群”和“翠凝朝露”两块匾，都是烫金大字。朝阳门是朝阳之门，阳光下，巨匾金光闪耀，这几块匾使“永星斋”饽饽铺在朝外大街滚滚的尘路上，光彩夺目，鹤立鸡群，上至宫廷王府，下至黎民百姓，一提“永星斋”没有不知道的。有皇上的时候，内务府的饽饽房每年都要“永星斋”做专供，材料由内务府提供，制作时需掌案亲自动手，可见其饽饽的精细讲究。此外，“永星斋”还给恭亲王、庆亲王和荣禄荣中堂府上加工饽饽。满族人的饽饽很大作用是用来祭祀的，宫廷上供用的饽饽桌子是金龙绣套，桌子上每节码二百块糕点，往上摞十三层，有两三米高，还得用水果、绢花做顶子，这些工作当然都由饽饽铺承担。母亲说，她嫁入叶家第一年的正月，“永星斋”的掌柜就以娘家人的身份，给我们家送了一台红丝万字蜜供，蜜供是沾了糖蘸的点心，被码成了一人高的吉祥图案，谁见了谁说好，给我母亲争足了面子。
“永星斋”的具体位置，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是在吉市口附近，东岳庙的西边，今天的“永星斋”已无从查找，被现代楼房替代，跟满族饽饽全没了关系。“永星斋”最让我思念的是一种贫民点心“七宝缸炉”，“七宝缸炉”说白了就是点心渣子重新组合烤制的无馅儿圆饼，火烧一样的，但松软可口，甘美异常，特别是刚出炉的热缸炉，那香味儿一里地以外都能闻到。“闻香下马”者大有人在，我母亲那位住在东四六条的远房表舅钮七爷就是被“七宝缸炉”的香味儿勾来，跟饽饽铺的掌柜成了朋友的。“永星斋”离东四六条隔了一道城门、几条胡同，“被香味儿勾来”的说法实属夸张，但事实是常常“永星斋”的缸炉一出炉，七舅爷就掀门帘进了铺子，说是“赶上了”，实则是早算计好了的。七舅爷来了，两个缸炉、一碗清茶是必要款待的。七舅爷会说会唱，不招人讨厌，北京城里哪儿有什么新鲜事没有他不知道的。那时候没有电视，话匣子也不普及，报纸是少数人订的，用现在话说是“传媒业相当落后”，所以钮家七舅爷就显得很重要，铺子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时间长了他不来“永星斋”，大伙儿还念叨他。
我母亲管钮七爷叫表舅，所以后来我们都随着母亲叫，叫他七舅爷。母亲和七舅爷有着亲戚的名分，却没什么实际交往，年节也不走动，只是跟七舅爷的闺女大秀在交领补活的时候偶有碰面。我父亲叫七舅爷“牧斋”，在父亲和母亲结亲之前，牧斋是我父亲的朋友，吃喝玩乐的朋友，他们的共同爱好是京戏，是美食，都是八旗子弟，七舅爷属正白旗，我父亲属镶黄旗。不同的是民国后我父亲有家底，有薪水，七舅爷是坐吃山空，倒驴不倒架，面子上还撑着，其实日子很悲惨，就如同算计“永星斋”的缸炉一样，“秋风”打得自然顺畅，不让别人尴尬，自己也不尴尬。
父亲和七舅爷共同的朋友是刘春霖，刘春霖在性情上跟两位“子弟”不同，比较务实，不说不靠谱的话，在行为上也比“子弟”们严谨。这大约与他直隶石宝村的生长环境和状元及第的出身有关系。父亲和七舅爷请他“东兴楼”赴宴，他必定要问清楚“两位带钱了没有”才进门。表面上都是父亲在“请”，其实他一回也没掏过钱，无论到哪儿，商家一看刘状元来了，笔墨纸砚早在后头偷偷备好了，吃完饭不写幅字断然是出不了门的，而状元那幅字，价值不菲，值几十顿“盛宴”。就是在今天，香港拍卖刘春霖的一副四扇屏，也拍到了二百二十万港币。刘春霖的字之所以在社会上流传甚广，是他面子软，不好意思拒绝求家，还没有像现代人一样学会说“不”。社会上一致认可刘春霖的字，有“大字学颜（真卿），小字学刘（春霖）”的说法，更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的美誉。有传说，慈禧在点状元的时候就是看上了刘春霖答卷上的一笔好字，舒朗清秀，爱不释手，钦点甲辰恩科一甲一名状元。当了状元的刘春霖后来给老佛爷着实写了不少字，在故宫游览，时时能看到状元的墨迹。也有人说，刘春霖的状元是“捡”来的，是沾了名字的光，他只是进入了前十名，头名叫谭延闿，老佛爷马上想到了闹变法的谭嗣同，扔一边了。排谭延闿后头的是朱汝珍，广东人，老佛爷反感广东人，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全来自广东，自然不能当选。临到了刘春霖，时值当年大旱，老佛爷一看，高兴了，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乃大吉之兆，御笔点朱，刘春霖就当了状元。我后来跟父亲谈起过这事，那是父亲将刘春霖的一幅字送给我的时候，父亲说所谓“春风化雨”都是以讹传讹，卷子的名号都是封着的，说沾了字的光尚有可能，沾了名的光不可信。在刘春霖当上状元的第二年，清代废除科举考试，中国从此再无状元。自隋代以来浩浩荡荡的科考大军，在清光绪三十一年画上了句号，中国产生的几百名状元中，刘春霖是最后一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第一人中最后人”。1905年刘春霖和几名同科进士及朝廷认为有培养前途的八旗子弟，被送到日本留学。父亲和刘春霖同船而往，在横滨登陆，刘春霖进的是东京法政大学，法律学科，我父亲进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古典讲习学科。他们那一船留学生，后来成为名人的有很多，著名的有汉奸王揖唐、企业家王国甫、政治家沈钧儒……推算年龄，一群人中年龄最大的也不到三十岁，而我父亲和王国甫这些没有功名的子弟们，还只能称作青年。
我父亲学的是文科，又喜好书画，就在东京和刘春霖走得很近，对刘师兄的书法近乎到了痴迷程度，将师兄的各类“习作”搜罗不少。我后来有幸得到的墨宝当属这一类，那是一副四尺联，“樱花和烟暖，富士带月寒”。20世纪70年代，我有孕待产，丈夫不知从哪儿将这副对联寻出，挂在简陋的斗室中，说时时看着状元的字，对未出世的孩子是一种太难得的胎教。我就天天看，有时还临摹。儿子生下来了，对什么都有兴趣，就是对学习没兴趣，招猫逗狗、逃学早恋、说瞎话、不及格，哪里有状元的半点儿风度，一笔字写得歪扭如狗爬，中学毕业了竟然背不出一首完整的唐诗！最让人糟心的是还是个网虫，不止一次让我揪着耳朵从网吧里轰轰烈烈地拽出来，压根儿跟刘状元的书法胎教没一点儿关系。
这是题外话了，还是回过头来说我的父母，我儿子的姥爷、姥姥。
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赋闲在家，他的“古典文化学科”专业只能钻故纸堆，没有别的用处。不久，他的师兄刘春霖在北京创办了直隶书局和群玉山房，我父亲将自己所长投入其中，又帮着王国甫办工厂，最终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美术，也算有了归宿。和我母亲的认识，就是他在北平大学的时候。至于后来父亲在徐悲鸿办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教授，那是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的事了。
母亲说她头次见父亲是在盛夏，荷花池的荷花开得正好。父亲则说是深秋，东岳庙的金桂将要凋谢，香气正浓。母亲说不是金桂的香气，是“永星斋”七宝缸炉的香气，父亲记错了。甭管孰对孰错，他们在“永星斋”饽饽铺见的头一面应该是没错的。
父亲说那天他和牧斋（七舅爷）、润琴（刘春霖）听下午戏出来，时间还早，就到朝阳门外金台看日落。
“金台夕照”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套用的是燕昭王“置千金其上，延天下士”的典故，故称“金台”。真正的金台在河北，在易水河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燕太子丹送别荆轲的地点就是金台，朝阳门外的金台不过是个附会，是京城外的一个高台罢了。就这个金台，在一片低矮灰房顶的旧北京也算是一个值得登临的去处了，有人专门写诗赞颂说：
高台百尺倚都城，
斜日苍茫弄晚晴。
千里江山回望迥，
万家楼阁入空明。
在难见高楼的旧北京，登斯台，低回眷顾，亦能给人以千秋灵气之想。但父亲和刘春霖他们那天在台上抒发的不是慨古之情，却是婚娶的余韵，他们看的戏是昆曲《钟馗嫁妹》。
七十多年前的“金台夕照”是怎样一种景致，今人已很难想象，只是今天地铁线还有一站叫作“金台夕照”，沿着滚梯钻上地面，全是高楼，不见金台，没有“夕照”的氛围，也谈不上“千里江山”的回望……当年七舅爷能借着戏曲的余韵，在土台上边舞边唱：
摆列着破伞孤灯，趁着这蹇驴儿趷蹬，
是一幅梅花春景……
权当个冰人系赤绳，权当个月老为盟订，
权当个氤氲使巧撮合，权当个斧柯媒证……
在我的意念中，七舅爷就是在今日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舞蹈，时空的叠加常常让人感到滑稽和不可思议，但历史就是这么绕着圈往前走的，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便踩在了昨天的脚印上。
七舅爷在金台上到位的表演让刘状元再一次领略了八旗子弟的“精彩”，一再地夸赞，“好，好！”
父亲说，不是牧斋唱得好，是《扑灯蛾》词写得好，“俺与他一旦契合，恁与他五百年前石上结三生”，颇有日本松尾芭蕉俳句的韵味，没点儿文字功底是写不出来的。
刘春霖说钟馗也是懂情，做了鬼还没忘记妹妹的婚事，充作冰人，替妹妹了却终身，是个有爱有恨的汉子。父亲说他回去要画幅《钟馗嫁妹》的工笔，那“破伞”和“孤灯”一定是要有的。几个人正陶醉在“嫁妹”的情节中，有浓云飘来，正遮头顶，忽雷闪电中洒下了瓢泼大雨。雨水在土台上砸起一片烟尘，正在舞蹈的七舅爷大叫一声“钟馗寻来也”，便领头朝下跑，刘春霖和父亲紧随其后，白雨中三人在朝外大街上跑成了一条线，七舅爷在前头猛蹿，父亲在中间大步流星，胖胖的刘状元远远地落在后头使劲喘……
我对父亲的叙述持怀疑态度，刘春霖从日本回来后当过大总统秘书，当过直隶教育厅厅长，以这样一个身份不可能在朝阳门外的雨地里奔跑。父亲说不可能的事情多着呢，他们是同学，同学之间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会成为可能！
七舅爷轻车熟路，照直奔了“永星斋”，七舅爷聪明，他知道，到别的铺子就是避雨，到“永星斋”却是有吃有喝的好招待。三个人水鸡子一样狼狈不堪地进了饽饽铺的门，刘状元埋怨七舅爷跑得太快，七舅爷说他是怕在高台上被雷击着，大家这辈子都没干甚缺德的事，划不来不是。
饽饽铺的冯掌柜见来了巨星级人物，很是有些受宠若惊，招呼伙计赶紧找干净衣裳，在后头东屋摆了茶水点心桌，西屋自然也摆了笔墨纸砚桌。
那会儿母亲正好也在饽饽铺内避雨，她是到吉市口交补活，回来夹着一抱原料遇上了暴雨，躲进了饽饽铺，就这，头发衣裳和一卷纸样也淋湿了。母亲将盘在头顶的湿辫子松下来，那根长长的粗辫子就垂在脚后跟，垂着长辫子的母亲从玻璃后头焦急地望着街面，雨水在街上砸出一片片水泡，檐下的水哗哗地流成了一条线。母亲担心南营房简陋的屋顶能否经得住这场暴雨的肆虐，低矮的门槛怕是挡不住进水；又担心这一卷湿透了的活计，没准儿得全砸在手里，非但挣不到一个子儿，怕是还要赔钱。至于后来跑进来的我父亲他们一行，则根本没有进入母亲的视野和心中，母亲一如既往地看着外面的雨水发愁。水汽朦胧的玻璃，刚出炉的七宝缸炉的香气，母亲苗条的背影，一条长长的辫子，氤氲出“遥望蓬莱，一半儿云遮，一半儿烟霾”的意境，父亲看得呆了。我想，父亲在那一刻并不是看上了母亲，而是看上了他意念中泛起的带有古旧温馨色彩的图画。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画了不少有水汽玻璃背景的画作，玻璃的前头有美人背影，当然也有三两个沙果或是一只睡猫，甚至还有一枝扭曲的病梅……父亲喜爱的是色彩和氛围。父亲的失态引起了刘春霖的注意，他问掌柜的可认识站在玻璃跟前的女子，未待掌柜的回答，七舅爷说那是他的外甥女，刚才净顾着往里跑，没看见窗户跟前还站着人，原来还是亲戚。七舅爷喊“盘儿”，母亲转过身来，见是七舅爷赶紧请安问好，依着旗人的规矩，将七舅爷家的蛐蛐儿和鸟都问到了。
母亲姣好的面容让父亲惊异，不能忘却，那天他几位应冯掌柜之邀在西屋“留下墨宝”，父亲写的竟是“清素若九秋之菊”，冯掌柜有些迷惑，父亲说他赞的是永星斋的七宝缸炉，其实父亲夸的是母亲，跟人家饽饽铺没一点儿关系。刘春霖喝了半碗茶，坐在八仙桌前默默地动开了心思，后来饱蘸浓墨给饽饽铺题了一副联：
翠烟金台，细品钟馗嫁妹；
白雨永星，和鸣凤凰于飞。
除了“永星”二字，同样跟饽饽铺没关系。
七舅爷懵懵懂懂吃了冯掌柜半盘子新出炉的缸炉，提了两匣子人家送的芙蓉糕和萨其马，心满意足，坐在太师椅上有些犯困。
雨过天晴，冯掌柜给雇了车，三个人高高兴兴散了。
母亲回到了南营房的家，屋内并没有漏得一塌糊涂，因为屋顶上被老纪盖了苫布。母亲自是感激，到53号院里谢了。老纪的爹说，你们家的事就是我们家的事，用不着分那么清楚。
其实老老纪的话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母亲在喷香的开花豆冲击下，思想防线完全垮塌，她想，如果这个时候老老纪跟她提起纪家老二的婚事，她会一口答应。可偏偏那天老老纪错过了这个好机会，老老纪什么也没说。
我舅舅那会儿正在书场听书，听的是《薛礼征东》，直到天黑才回来。
中国有“月老系红绳”“千里姻缘一线牵”的说法，谁跟谁是一家子，早已是命中安排好了的。陈家、纪家本已成熟的姻缘却因月老的执意，有了改变。我跟母亲谈论她这180度婚姻扭转时，母亲说这是命，任谁也挣不过命去。记得她当时还给我讲了个故事，说古代有个人晚上看见一个老头儿倚着布口袋在月光下翻书，他问老头儿看的什么书，老头儿说《天下婚书》。书上写着谁和谁成夫妻，但凡书上写了，他便用布口袋里的红绳把一对男女的脚踝拴在一起，两个人即便相距千里万里，也会因这绳子走到一起。这人问他的未来媳妇是谁，老头儿说集市上捡菜婆子领的女孩就是他将来的媳妇。第二天他到集市上看到了那个又脏又乱的婆子，拉着一个小丫头，他甚不满意，就用刀砍杀了那女孩，自己逃走了，想的是既定的婚姻已经解除。若干年后，他娶了一位官员的女儿，那女儿花容月貌，只是眉心有一伤疤，一问，是小时候家境遭难，随奶母上街乞食，被人砍的。这人遂信月老的话不虚……
母亲信命，她一直坚信，是月老没把她和老纪拴在一根绳上，没嫁给老纪，她并不遗憾。
果然没过多久，刘状元就通过七舅爷传来了话，要亲自做媒，把“盘儿”说给东城戏楼胡同的叶四爷做夫人。
来传话的七舅爷先说媒人是多么的有身份、有名气，又说了我父亲是多么的有钱、有学问，说他们都是留学外洋的精英，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样的人物打着灯笼都难找。我那位只有中学肄业水平的舅舅闹不懂“精英”是什么东西，但是他知道《状元媒》这出戏，知道状元是很伟大的人物，很多戏曲里是有不少状元娶了千金小姐，甚至招赘驸马的。我舅舅很想看看真的状元是什么模样，就要求媒人刘春霖一定要亲自登门提亲而不是让人传话。七舅爷说，人家刘状元是天上星宿，岂是谁想见就能见的，状元不可能降贵纡尊，到南营房这寒门穷舍来，你要想目睹状元真容，除非婚事敲定，人家作为媒人来放定，也算是事出有因，不辱没状元身份。
舅舅说他姐姐的亲事得问问隔壁的老老纪，七舅爷说，老老纪是谁？他能做得了咱们钮祜禄家的主吗？我是你舅舅，你娘死的时候虽没有交代，你们家的事也得我说了算，今天状元要来做媒，这婚事不成也得成。
舅舅干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此刻他心里已把刘状元和戏台上蹬着皂靴、穿着红袍、晃着纱帽翅的英俊小生闹混了，一心想着刘状元而忽略了未来的姐夫叶四爷。我问母亲七舅爷来家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在哪里，母亲说姑娘怎能参与这样的事，七舅爷一提亲，她就借机躲了。可是舅舅说我母亲根本就没躲，她一直坐在炕桌前拨补活，把七舅爷的话一字不落地全听了去。我问舅舅母亲当时发表了什么意见，舅舅说什么意见也没有，连头也没抬，他把母亲的沉默看作是认同。
我相信舅舅的判断，这桩婚事隐隐与母亲的心气儿，与母亲的朦胧憧憬相吻合，才子佳人是母亲有限认知中的理想搭配，南营房的女孩也是有梦的。
事情有了眉目，刘状元便以媒人的身份出现了，进入谈婚的实质阶段。嫁娶双方代表是在安定门茶馆见的面，母亲这方是我十九岁的舅舅和七舅爷，父亲那边是他的大学同学，在北京开工厂的王国甫，刘状元算是中间媒人。此刻我的父亲母亲还不能见面，介绍情况时刘春霖说我父亲是属兔的，山林之兔，农历六月十六生日，舅舅一推算，父亲比母亲大了六岁，还算年龄相当。刘状元说，瑞袚（我父亲的字）曾经袭有“镇国将军”的封号，虽然清廷已经不在，毕竟也是个有根底的人家，前妻瓜尔佳氏去世好几年了，留下了四个孩子，长子大学已经毕业，两个女儿在燕京大学读书，平时住校很少回家，小儿子正上高中……孩子们懂事勤谨，家道殷实富裕，是和和睦睦的一个书香门第。母亲过去是续弦，是当家过日子的太太。
舅舅知道以自家的情况无法和“镇国将军”相比，那是天上地下，气势上就有些短，有些高攀的尴尬。望着茶馆外头斜对面成贤街“金龙和玺”的牌楼，想着里头国子监那辉煌的殿宇，便对那陌生的群落产生了一种闯荡的冲动，他知道那个领域不属于他，他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资格落脚其中，但是他的姐姐可以，这个“可以”必须要借助刘状元的撮合，借助皇亲叶家的势力……跟卖炸开花豆、拉洋片、烙烧饼的是两个世界，大相径庭。
七舅爷看舅舅不说话，认为他是拿不定主意，将舅舅拉到外头说，傻小子，还犹豫什么？过了这村没这店，这样的人家儿全北京也没几户，别人不知道叶四爷我还不知道吗？我们成天在一块儿听戏、放风筝，他们家的狗什么脾性我都清楚！
舅舅说，叶家前头还有几个孩子呢，合着我姐姐进门就给人当后妈……
七舅爷说，状元说了，是续弦，不是做小，你姐姐三十了，三十的老姑娘还想嫁个小白脸儿？不是我说你，都是你把盘儿耽搁了，晃晃荡荡一个大小子，没个正经事由，靠姐姐养活着，什么时候算个头呢？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我都替你寒碜！
七舅爷的一番话把我舅舅说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十几年来他浑浑噩噩，从来没想过谁养活谁的问题，跟姐姐在一块儿过日子似乎成了理所当然，如今让七舅爷一点破，细想还真是对不住姐姐了。
这样一来，我舅舅彻底没了底气，他用商量的口气对七舅爷说，那您的意思到底是嫁还是不嫁？
七舅爷说，嫁呀！这还用含糊吗？四爷是我朋友，人品一顶一的好，那胡琴拉的，托、随、领、带，精湛至极，不会唱的都能唱成马连良；画儿也好，工笔花鸟，跟恭亲王孙子是至交，徐悲鸿马上要成立北平艺专，还聘请四爷当教授呢……到时候你姐姐就是教授夫人，是太太，你们南营房的穷丫头做梦都梦不到这一步！
舅舅再没什么好说的，进屋再面对刘状元的时候他表示了对这门亲事的认同，但是他觉得对那个坐在一边一言不发，只是闷头喝茶的男方代表应该说点儿什么，提点儿什么要求。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题，情急中不知怎的想起了老纪家在美容院的老大，那个梳分头、戴领结的摩登形象此刻鲜活起来，也是有心要难为表情严肃的男方代表，舅舅指着王国甫说，你对那个要娶我姐姐的人说，你们既然是喝过洋墨水的，娶亲那天就要穿大礼服，戴高帽子，以示郑重！
舅舅这样说是按照市场上拉洋片匣子里的画提出的，吉市口市场拉洋片的老常是个很有特色的人物，我小时候还见过他，瘦高的一个老头儿，模糊不清的胡子和嘴，弄一个大匣子，里面全是西洋的风景，有高楼，有喷泉，还有骑着马的洋人。匣子前头有几个镜头，交了钱就可以坐在板凳上扒在镜头上往里看，里面的画可以放得很大，连洋人的袜子花样都看得很清楚，如同真的一般。这也还罢了，最吸引人的是老常本人，他手脚并用，锣鼓齐鸣，那张嘴也不闲着，“往里边瞧来往里边看，翻过这片又是一片……”有时候我不看那片子，专听老常唱，老常唱得远比那些粗糙的西洋景强。现在有了电视，拉洋片的时代被甩远了，但我总觉得这个行当失传很可惜，那通俗诙谐的唱词，来自社会底层，唱者荒诞夸张的扮相，未张嘴已让人喷饭，锣鼓响起，眉飞色舞，嬉笑怒骂，闻之观之，听得过瘾，野得牙碜。我舅舅这样要求王国甫是有作弄的成分在其中，他对面前的叶家“代表”和那个未露面的叶四爷没有一点儿好印象。
王国甫未置可否。刘春霖说，那女方也是西式？
舅舅说，我们要坐花轿，要凤冠霞帔。
刘春霖说，怕是不般配。
七舅爷说，般配，般配，绝对般配，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不久前成亲，新娘是白纱礼服，新郎就是长袍马褂儿，一样的热闹，一样的和谐，眼下兴这个！
我舅舅就这样把他的姐姐给出去了，给得稀里糊涂。
放定那天是状元亲自来的。知道状元要驾临，那天胡同口围了不少人，谁都要一睹状元郎风采，连卖豆汁儿炸糕的也收了摊子，戏棚的戏也把日场改作了夜场。母亲家的街门口挂了六尺红布，低调地表示出这家有喜事，准备嫁闺女了。
隔了一道门的老纪家的街门紧关着，内里也没有炸豆的香气溢出，老老纪坐在屋里炕上运气，他的儿子小老纪则不管这些，抄着手没心没肺地夹杂在看热闹的人群中静等状元出现。
秩序越来越乱，巡警出来干预了，把等着看状元的人搡得一个趔趄又一个趔趄。中午时分，刘状元从南口出现了，本来人们认定状元要进北口，孰料状元改变了路线，在神路街就下了车，硬是一步一步随着礼担走进了胡同。人们一下反而安静下来，在“天上星宿”的光芒辉映下，内心满是崇敬和敬仰，那是贫穷百姓对文化的一种仰视，是两个阵营近距离相触在某一点产生的机缘，使得彼此相投、认可，继而理解。状元在南营房的街坊中缓缓地走着，简朴的春绸大褂儿，黑礼服呢的布鞋，四方脸盘儿，和善的面孔，使他和南营房的距离一下拉近了。人们只从媒人的装扮长相就已经认可了这桩婚事，都说陈家的盘儿等了三十年，等来了好姻缘。
跟在状元身后的是二十四个红漆描金的抬盒，由穿吉服的抬夫们抬着，摆了半条胡同，红了半条胡同。我后来曾经好奇地问过舅舅抬盒里的内容，舅舅说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我问怎的华而不实，舅舅说有染了红胭脂的活鹅一对，代替古礼聘娶用的雁，还有花雕一坛、绸缎若干、木头如意一个、手镯两对、龙凤喜饼一双、干鲜果品四碟……
我想，叶家的聘礼热闹尽管热闹，却是不太实际。送鹅送酒送喜饼，不如送钱。现在男方给女方送的聘礼可是实惠多了，哪个小子倘敢用鹅来搪塞丈母娘，当下就得被踹出门去。不拿出硬通货，结婚别想！
母亲为她辉煌的婚礼而陶醉，在我还是小丫丫的时候就一遍一遍地听过母亲对她婚礼的细节描述：大红的海水江崖吉服袍，红缎凤穿牡丹绣裙，满头的绒花珠钿，镶着宝石的绣鞋，颤悠悠的花轿……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最美丽的时光，这一切让我对那样的婚礼充满羡慕与神往，一度我让母亲许诺，将来我的婚礼也得搞成大红的、珠钿的、颤悠悠的……母亲的装扮都是来自戏楼胡同的婆家，就是说我的父亲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新娘的成套穿戴备齐了，送了过来。据母亲说，她出门子那天，除了内里的贴身小衣是大秀帮着缝制的，其余对她都是陌生的。
母亲说她的花轿在进入朝阳门的时候被警察拦住，说是要进行检查。官事无人敢拗，只好由人翻腾，但是给母亲送亲的七舅爷的大闺女大秀不干了。大秀比母亲小八岁，还没有出阁，作为送亲太太是不合格的，但是母亲的娘家实在找不出一个可以出头露面的女性了。大秀虽说是女孩家，做事却拿得起放得下，当得了七舅爷的全部家，自然也当得了陈家的家，是满族姑奶奶中的典型。
大秀站在花轿前头不许警察们掀轿帘子，一帮警察们闲极无聊想找个乐子，双方僵持在城门洞。来迎亲的是王国甫，王国甫用十块大洋打发了警察们，警察们为了下台，派出一个女警察，探进轿内，落实公务。孰想那个女警察手脚不老实，探身进来一把就掀开了母亲的盖头，反身惊呼，新娘子是个大美人啊！
母亲向我诉说这些的时候年纪已五十岁，五十岁的母亲自然早已退出了美人的行列，然而，她那喜形于色的表情却再现了彼时的得意。母亲的容貌再姣好，出嫁时也三十岁了，三十岁的新娘在那个时代已是半残的花儿，值不得女警察大惊小怪。更何况，母亲的盖头不是被父亲揭开而是被警察揭开，这点也令我不满意，我视此为不祥。
舅舅的讲述则跟母亲完全不同，那是另一种版本。他说母亲出门子那天是哭着上轿的，不是一般礼节的哭，是痛彻心脾的哭，陪着哭的还有七舅爷的闺女大秀。大秀在母亲出嫁前三天来到了南营房，陪伴着她的表姐度过做女孩儿的最后几日。
母亲的嫁妆在婚礼的前两天送到了戏楼胡同的叶家，母亲的嫁妆中有灯一盏、茶叶罐一对、尿盆一个、衣裳一箱，这是相当简陋的陪嫁了。北京人嫁闺女，再穷也得备夜净儿（尿盆）、子孙盆、长命灯三样东西，这些东西让专门送嫁妆的用方桌顶在头上，一路送到婆家去。母亲那个木头衣箱里有七舅奶奶生前送给母亲的一件紫缎地大镶边女氅衣和一件蝴蝶花褂襕，两件衣裳都是七舅奶奶的婆婆当诰命夫人时的披挂，一代代传下来，极少见阳光，有一股浓重的樟木箱子味儿。民国时代这些繁杂服饰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压箱底的物件却是不能缺少之物，尽管她们这辈子永远穿不着。七舅奶奶自己有两个闺女，大秀、二秀，她从秀儿们将来的嫁妆里分出一份给我母亲，足见疼爱之深。亲事一定下来，大秀就把两件衣裳用红包袱皮包着送过来了，额娘不在了，承诺还在，大秀一直牢记着这件事。除了衣裳以外，附近几户街坊合伙送了一对描红漆的脸盆架子，其中也有老老纪的份子，两块猪胰子是卖炸饹馇的井大姨送的。母亲嫁妆出门的时候人们围在门口看，猜测着箱子里的装填，有小孩儿围在门口唱：
月亮月亮照东窗，陈家姑娘好嫁妆。
金漆柜、银皮箱，虎皮椅子象牙床。
锭儿粉，棒儿香，棉花胭脂二百张。
……
在孩子们的歌声里，母亲心里多少有些满足，想的是七舅奶奶的奉送至少让她在娘家的地盘上不丢面子。如果母亲知道在她嫁入叶家几年后，叶家大格格出嫁的嫁妆，怕是要汗颜了。我那位同父异母的大姐出阁时，父亲陪嫁了全套花梨、紫檀家具，顶箱立柜、方案圆桌、绣墩沙发、座钟挂表、字画挂屏、金银首饰……和南营房来的尿盆、茶叶罐不可同日而语。
老老纪视舅舅与叶家的联姻为对纪家的背叛，一股怒火不知朝谁去撒，一眼望见墙根的一丛玉簪花，那是他儿子知道隔壁的盘儿喜欢这花，特地从日坛里挖来的。老老纪一言不发，提了一壶开水直冲着花根浇下去，明年甭说开花，连叶也长不出了。这样的行为非善良的老老纪所为，之所以能做出，是心伤得狠了。老纪本人倒无所谓，照旧来57号串门，跟舅舅分食喜饼，给充作雁的鹅们拔毛，那罐陈年花雕也大半被老纪就着开花豆喝了……
第二天便要上轿，晚上母亲在试穿叶家送来的那些戏曲般的行头，没有穿衣镜，母亲便对着灯光下的玻璃窗户，扭过来掉过去地看。凤穿牡丹、富贵多子、百鸟朝凤、瓜瓞绵绵，各样的锦绣色彩斑斓，精美绝伦，让母亲幸福又快乐。大秀坐在炕桌前，就着昏暗的灯在仔细研究放定时的过礼大单。半天，大秀推过礼单，点着其中一行严肃地对母亲说，这里不对了。
母亲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其余一字不识，她根本看不出哪里“不对”，催促着大秀快说。
大秀说，叶家四爷是属兔的？
母亲说，没错，锡元回来说了，山林之兔，五行属金，这帖子上是不是也这么写着？
大秀说，这上头属兔的不假，却是蟾宫之兔，五行属木。
母亲说，反正都是兔，蟾宫的、山林的，待的地方不一样罢了，依我看，蟾宫的比山林的还好呢，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个是神仙，一个是草莽，能成为月宫里的兔子只能说明他命好。
大秀说，姐姐你别犯糊涂了，山林的兔子跟蟾宫的兔子都是兔子不假，却相差了一轮，十二年，就是说叶家的四爷不是比你大六岁，是整整大了十八岁！
母亲一下蒙了，她隐隐记起那天在“永星斋”饽饽铺里盯着她看的那位“四爷”，瘦高的个儿，头发近乎秃顶，看年龄似乎跟老纪他爸爸相仿。母亲愣了半天，想过味儿来都快疯了，大呼上当受骗，她把那些花团锦簇的衣裳扔得满地都是，舅舅赶了来，一听这情景也傻了眼，没了一点儿主意！
刘春霖的两只兔子……
舅舅只好厚着脸皮请老老纪拿主意，老老纪正为他那棵长了六七年的玉簪花伤心，听了舅舅的话说，花死了再活不过来，除非换棵新的，但终归不是原先那棵。
舅舅问老老纪是什么意思，老老纪说，人家连定都放了，你们还能反悔吗？
舅舅说，状元明明说的是山林之兔，帖子上怎么变啦？老老纪说，怪你当时没长眼，上了人家偷梁换柱的当，还以为自己捡了个香饽饽，跟状元玩文化，你小子还差得远！
舅舅说，那就没一点儿办法啦？
老老纪说没有，水泼出去就收不回来了，他这辈子也不会再种玉簪花了。
连老老纪都没法子，母亲彻底失望了，她整整号啕了一个晚上，直哭得一丝气息悠悠欲断。怕出嫁，怕出嫁，拖了十几年，十几年到头来等了这样一个结局，母亲怎能心甘？大秀不住地埋怨她爸爸糊涂，成天和叶家四爷一道厮混，竟然不知四爷是属于哪类兔子。舅舅知道母亲性子烈，怕母亲走碟儿的路，让大秀看着她，不离半步。
第二天是出嫁的正日子，上午花轿到了南营房，吹鼓手在外头一通吹奏，院里院外，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不少街坊，都来看南营房最排场的婚礼。状元没来，迎亲的是王国甫，他没有刘状元的亲和力，是仰首挺胸，凡人不理，背着手走进来的。王国甫进来就问新人收拾好了没有，收拾好了就上轿。七舅爷说，今天是外甥女一辈子的大事，得好好捯饬捯饬，女孩儿家家，不必催她，反正时间还早，先喝茶！
王国甫和七舅爷就在院里树底下喝茶等待，舅舅站在旁边一脸不高兴，质问的话几次到嘴边却又说不出口，急得冒出一脑袋汗。
屋里我母亲死活不肯换衣裳，摔了叶家定礼送来的银盾，被摔过的那个银盾我后来在舅舅家见过，不是真银，连收破烂儿的都不要。原本是在玻璃罩子里的一个金属造型，上面刻着“百年好合”的吉祥话儿，硬是让母亲给摔得扭曲不堪，难以入目。从破烂的银盾看，我相信舅舅的说法，母亲的婚事绝不像她自己叙述的那样完满，临上轿的母亲内心也并非是得意和幸福。
那天，母亲非让她兄弟跟媒人讨个说法，否则不上轿。一道门帘，里面闹翻了天，外面冷得找不着话。
听着屋里叮咣乱响，王国甫不动声色，一切仿佛已在预料之中。倒是七舅爷有点儿绷不住，说，女孩儿，没出过门，临走总得使点儿小性儿不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王国甫看看表说时候不早了。七舅爷让舅舅到里屋催，舅舅进屋，看母亲还是蓬头垢面，连新媳妇必走的仪式“开脸”也没做。按规矩，姑娘上轿前要用丝线将脸上的汗毛、额前的碎发绞去，以一张光鲜明亮的脸应对众人，表明此女子已经是妇人，不是姑娘了。母亲站在炕上正和来帮忙的女人们对峙，开脸的婆子拿着一根线哪里逮得着躁动的母亲，任谁劝也不行，母亲说她不嫁了！
舅舅窝囊地站在炕沿儿下头，一句话说不出，一切是他的错，此时此刻他哪里抬得起头。母亲问他不在外头跟叶家论理，跑进来干什么。他说人家在催，母亲呸了一口，抄起上轿要抱的瓶儿朝他砸过去，舅舅一闪，瓶子摔在墙上，碎了，五色粮食流了一地。
上轿的新娘怀里要抱个装了五色粮食的瓷瓶，以示平安富裕，这是北京的习俗。母亲的瓶子被她自己摔了，让众人很抓瞎，就有了后来老纪包了一包开花豆塞进轿子的插曲，有些驴唇不对马嘴。
见屋里的“戏”愈演愈烈，老纪赶紧将屋门关了，让院里的吹鼓手们演奏《炒麻豆腐——大咕嘟》，立刻唢呐笙笛停止，只剩下鼓、镲的声响，鼓不是在敲，是在揉，镲不是在击，是在磨，咕嘟咕嘟，真如同锅里咕嘟的麻豆腐。这一手吹鼓手们都会，他们知道这是在给新媳妇拖延时间，主家为这个是要给赏的，“麻豆腐”炒得时候越长，赏钱越多。
一个《炒麻豆腐——大咕嘟》把王国甫炒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急不得，恼不得，只得随着“炒麻豆腐”的节奏在院里踱步，一步一步正好踏在鼓点儿上。鼓点儿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竟让他着了魔一般，停不下来了，这是吹鼓手们故意戏弄迎亲的老爷，如果给赏钱便罢了，不给就没完没了地“咕嘟”着。吹鼓手们两头拿钱，王国甫哪知道这个，在中国，在外洋，纵横南北东西，任何场面他没有打理不下来的，却栽在朝阳门外南营房一帮人的手里，其窝囊程度不亚于我舅舅。
好不容易“麻豆腐”完了，老纪又提出演奏《屎壳郎爬竹竿——节节高》。王国甫不知“屎壳郎”还会玩出什么花样，站起身高声说道，该走了！
这时门帘一挑，大秀走出来，大秀冷冷地说，有件事情得让叶家说清楚，提亲的时候媒人说姑爷是“山林之兔”，怎么放定的时候竟然成了“蟾宫之兔”，这不明摆着坑我们吗？
七舅爷说，有这样的事？
大秀拿出庚帖说，上头写得明明白白。
王国甫冷笑一声说，帖上写得明明白白就是明明白白，既然都明白了，怎能说坑？
大秀说，媒人说的可不是这样，明明说的是“山林之兔”，我们有人为证。大秀说着将我舅舅推过来说，你告诉他们，刘春霖是怎么说的。
舅舅的见不得世面就在这个时候充分表现出来了，他紧张得浑身哆嗦，他的这个毛病也遗传到我身上，我紧张了也爱哆嗦，止也止不住。舅舅不唯身上哆嗦，嘴也哆嗦，只说“林子的兔……兔……吃草……”
老纪着急地喊，天上的兔子也未必不吃草！
王国甫说，一切以帖子为准，不是我们骗婚，是你们愿意，昨天连嫁妆都过去了，现在轿子到了门口，岂有变卦的道理？
大秀一时语塞，将目光转向她的爸爸。七舅爷说这事他来处理，说着进了屋。七舅爷对母亲和大秀说，他也忽略了两只兔子的差异，光想着外甥女一生的荣华富贵，想着姑爷的品位学识，没承想闹出了这么件事，掰开了说是咱们理亏，谁让咱们当时没仔细看帖就把礼收了呢。母亲抽泣着说，我不识字，锡元他干什么去了？
七舅爷说，你指望那位爷替你把关？姥姥！他连自个儿的关都把不了。这回还不是托刘状元的关系，在巡警上给他找了个事由，好让他自食其力，你不嫁，他永远长不大。
母亲低了头不说话了，开脸婆子借机将线在母亲脸上拉过，七舅爷捡起地上的衣裳往母亲身上一扔，转身出去，对院里的吹鼓手吩咐：《百鸟朝凤》！
《百鸟朝凤》是新娘上轿的信号，院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七舅爷像完成了一件什么大事，美美地喝了一碗茶。
母亲在轿子里哇哇地哭，从吉市口哭进了朝阳门，大秀在轿外头抹眼泪，不像送亲像送殡。
老纪跟着轿子走了一程，走到市场北口，停住了，眼巴巴地看着花轿往西拐了。
我的舅舅陈锡元把着轿杆，压着步子，努力使轿子走得平稳，这本应该是新娘兄长所为，母亲没有兄长，只好让小兄弟代劳了。没有人把轿杆，轿夫们会将轿子弄得上下颠簸，左右摇晃，因为这是轿夫们卖弄和露一手的时刻，这不光是为自己的铺子争光，创牌子，也是向本家讨赏的条件。
双方都没有老家儿，父亲母亲的婚礼就在“六国饭店”举行。我舅舅提出要“西式”，所以作为新郎的我的父亲和伴郎王国甫便分别穿上了黑色燕尾大礼服、硬领雪白衬衣，系黑领花，戴白手套，把高礼帽在手里托着，不戴。两个人在人群中如同傀儡，彼此看着都想乐，只是忍着。媒人的身份太显赫，装扮却很普通，仍旧是那身春绸大褂儿。众人都称赞刘状元这个媒做得好，才子配佳人，天造地设的一双。媒人说，“权当个氤氲使巧撮合”罢了，是四爷走了桃花运……
好一个“巧撮合”，母亲不知道，更巧的还在后面。
母亲那天实在称不上“佳人”，红肿的眼泡，皱褶的衣裙，冷漠的面容，让所有的来宾大跌眼镜。母亲看着应酬中的“蟾宫之兔”，恨不得变作猎狗，扑过去咬一口。回身再寻找“巧撮合”的媒人，早早地不见了踪影，撤了。
回到戏楼胡同的婆家，已经到了下午，父亲让前房的子女们出来跟新母亲见了，儿子女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长子，年龄已近乎和母亲相当，母亲糊涂了，自己不认字却是识数的，怎的呼呼啦啦出来一群？
母亲对她的洞房花烛夜是这样描述的：她张嘴咬了父亲，因为父亲告诉母亲，偏院还住着一位夫人。母亲几乎要晕过去了，此时的母亲已经手脚冰凉，欲哭无泪，她只是要求见见刘春霖，要当面问个清楚，这媒是怎么做的。父亲说刘春霖的话没错，他头房的夫人瓜尔佳氏的确过世十几年了，留下四个子女；偏院的张氏也有几个孩子……
母亲照着父亲的胳膊就是一口，那一口咬得确实狠，没有夹袄隔着，得掉下一块肉。母亲在新婚之夜的闹腾使得夫妇合卺的仪式无法进行到底，南营房出来的女子，骨子里的刚烈在此时迸发出来，让我的父亲无法招架，连夜逃窜。
母亲最终的屈服是一年以后，要不也不会有我的两个姐姐和我。刘春霖以后再也没进过我们家的门。舅舅说他是躲了，刘春霖确是躲了，他的同科进士王揖唐邀他出来一块儿做事，他不干，躲到天津去了。王揖唐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是给日本人干事的汉奸，堂堂状元岂能同他共事！
刘春霖之后中国再无状元，我父母的“状元媒”姻缘便成了千古绝世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