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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中叶勃发的民族革命，经过了二十年（1348—1368）的长期战争，方才结束。战争所波及的地带，北至和林，东至高丽，南至两广，西至陕甘，无一地不受蹂躏。战争的主角最初是被统治的南人、汉人向统治者的蒙古人、色目人进攻，夺取当地的政权，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后来这些割据者的向外发展，引起各个军事集团利益的冲突，陷于混乱的互相残杀的吞并战中；同时元的统治阶层也发生内部的政变，也同样地互相吞并，发生内战。这样，一方面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断地在苦战，另一方面统治者因内部分化而发生内战，被统治者也因个别发展而互相吞并，结果，双方的实力俱因内战、外战而削弱，许多有势力的军事领袖都自然地被淘汰，被吞并，形成一个混乱的分裂的局面。最后，元统治者因内讧而失去抵抗的能力，被统治者的无数军事集团则为一后起的有力的革命领袖所吞并，一蹴而将盘踞中国百余年的外族逐出塞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汉族自治的大帝国。这一次大混战的原因是人民大众不堪经济的、政治的压迫而要求政权的让与，最后才一转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在革命开始时，外表上蒙着极浓厚的宗教的迷信的外衣，绝大多数的革命领袖和群众都是白莲教和弥勒教的信徒，举行种种仪式，宣传弥勒下世救民疾苦的口号。一方面又假托是宋的后人，把这次革命解释为宋的复国运动。直到朱元璋出来，他本人及其军队虽然曾隶属于上述的团体，可是到了能独立行动的时候，他便决然地舍弃这多重的矛盾的策略——肤浅的欺骗的神话宣传和已经失去时效的冒牌的复宋掩护旗帜，进一步赤裸裸地提出这一次革命的目标是民族的解放，汉族应由汉人治理。这一鲜明的转变，更掀起了过去一百多年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仇恨，得到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深切同情，像地主们也因利益的保全而加入合作，十年中便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把整个汉族从蒙古族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二十年混战的结果虽然完成了民族革命的伟业，而在实质上，分析双方的阶级成分，官吏、地主、商人完全拥护旧势力，和蒙古皇室及贵族站在同一战线。在反面，革命的领袖及其群众却完全是另一阶级，主要是以贫农、佃户、流民为基础组成了以推翻统治者为共同目标的革命势力。阶级意识的对立性划分了双方的群众，农民和地主冲突的尖锐化导致了这一次战争。统治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革命集团所代表的却是农民的利益，所以在表面上，尽管是揭示出政治的、民族的解放口号，而在实质上，却完全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到后期民族意识的被特别提出强调，使革命集团的口号从政治经济的被压迫，转而侧重于民族地位的歧视方面去，这种转变，曾使民族革命取得成功，但是，胜利以后，这一群领导者却已忘记了当初起事时的动机和目标，外族的压迫虽已解除，同族同种间的不合理的经济社会组织，却并未因之而有所改变。并且，这一群成功的领袖，都因他们的劳绩从下层爬到最上层，从平民变成新贵族，从农民变成大地主，代替被他们所打倒的蒙古人、色目人的贵族地主的地位，以暴易暴，农民所受的剥削，日累月积，愈来愈厉害；统治者的榨取技术，经过长时期的训练，却愈来愈高明。因此，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一口号的转变，虽然在当时是革命成功的主要手段，可是，同时也因为这转变，忽略了革命之所以发生的背景和最初所指出的社会不合理现象，不可能对最切要的土地问题加以彻底地解决，这是一个重要的失败。
元朝覆灭，被逐出中国，是被汉族用武力推翻的结果，是元帝国的自然崩溃的必然结局。
元代的社会组织，是不合理的，不健全的。在文化方面，蒙古族比汉族落后，落后的控制先进的；在人口方面，蒙古族人数很少，汉族却人口众多，以少数统治多数。元的皇室、贵族、僧侣、官吏、商人、地主所组成的统治阶级，和用以维持政权的庞大军队，一切的费用均由被征服的汉人、南人负担。汉人、南人的生命、财产由统治者任意处分，在政治上享受差别待遇，在同为被征服者的色目人之下。汉人、南人的一部分被强迫做奴隶，世世子孙都为政府及其主人服役。统治阶级一方面是大地主，拥有全国最大部分的土地；汉人、南人除一小部分外，大多被迫失去土地降为贫农及佃户。国内最大的商业经营操纵在回鹘人手中，他们还替蒙古贵族经营惊人的高利贷，挤取汉人、南人的血汗。元政府并下令没收汉人、南人的军器马匹，不许汉人、南人集党结会，各地遍驻戍军，武装弹压，用以防止汉人、南人的叛乱。
对汉人、南人实行军事统治的后果，一方面不待说种下民族间的深刻仇恨，同时统治者也因之松懈了警备征服地的情绪，耽溺于生活服用之享受，日渐腐化，替自己掘下待终的坟墓。
元世祖（1260—1294）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继续用武力征服南宋国，建立元帝国。这个帝国的规模是由他开始奠定的。他在位的几十年是元代的极盛时代，同时也由他的登基而种下元帝国崩溃和覆亡的因素。
按蒙古族的习惯，合罕（即皇帝）的产生须由库利尔台（Khu- riltai）选举。库利尔台在蒙古语中为聚会之义，凡国家有重大事件，须召集贵族大臣开库利尔台决定之。除选举合罕外，凡出征外国、颁布法令均有召集库利尔台之举。据可信记载，蒙古族自俺巴孩（Ambakhai）合罕以来即用选举制度。前合罕对其后继者有指名之惯例，但无左右库利尔台之权力。合罕之位，不但非父子世袭，即前合罕发表其所希望之后继者时，亦不必由己子中选之，而由其他皇族选出的。1189年铁木真（Temudjin）由库利尔台选举为蒙古合罕，始称成吉思合罕（Chingis Khaghan）。1206年统一北方民族，敖嫩河源地所开之库利尔台，同样尊号，举行第二次即位礼。成吉思合罕生前，指定第三子斡哥歹（Ogede）为后继人。成吉思合罕死后，1229年秋于怯绿涟河曲雕阿拉（即Kerülen河之Kodeghü-aral，Kodeghü为荒野草原之意，aral为岛之意）召开库利尔台，推戴斡哥歹为合罕。斡哥歹合罕（即太宗）初指定其子曲出（Guchu）为后继人，曲出死，更指定曲出之子失烈门（Shiramun）。但斡哥歹合罕死后，皇后朵咧格捏（Döregene）称制，召开库利尔台，不依指定，改选己子贵由即定宗为合罕。不为皇族中最有势力之拔都大王所赞同。定宗死，拔都以与太宗后人不合之故，拥立成吉思合罕第四子拖雷（Tului）之子蒙哥（Müngge），虽经成吉思合罕儿子察阿歹（Changhadai）系及太宗后人之反对，卒召开库利尔台立为合罕，是为宪宗。即位后对反对派大加屠杀，由此察阿歹汗国及斡哥歹汗国始不附。宪宗崩时，末弟阿里不哥（Arigu Bukha）居守和林，中弟忽必烈（Khubilai）率师征宋，得宪宗死的消息，即回军在开平开库利尔台，即蒙古合罕之位。阿里不哥亦于漠北开库利尔台自立，内乱以起。宪宗诸子及察阿歹系诸王均附阿里不哥，太宗孙合失大王子海都（Khaitu）亦起兵助之，阿里不哥虽于至元元年（1264）势蹙来降，但海都仍拥兵与察阿歹后王笃哇联合抗中央。至元二十四年（1287）诸王乃颜叛于辽东，诸王哈丹等应之。由此钦察汗国、斡哥歹汗国、察阿歹汗国联为一系以与中央作战，数十年中兵祸相仍，蒙古大帝国在事实上已经瓦解了，忽必烈合罕（世祖）及其子孙所领有的只是东方一部分的土地而已。
世祖即位以后，库利尔台的形式虽然保存，但在实质上则已完全废弃，改选举制为世袭，采用汉人制度预立太子。至元十年（1273）二月立嫡长子真金（Chinkin）为皇太子，在册命中指明过去的内乱的原因是库利尔台制度的失败，他说：
仰惟太祖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预选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构。自时厥后，为不显立冢嫡，遂启争端。
制度虽然改变，但贵族大臣的势力仍足以左右帝室，成宗以后诸帝全由大臣拥立，再照例由库利尔台通过。世祖太子真金早薨，未及即位，真金子成宗（铁穆耳）方抚军北边，玉昔帖木儿拥之即位。成宗崩，丞相哈剌哈孙拥真金孙武宗、仁宗相继即位。仁宗立英宗为皇太子，英宗后为铁失所弑，拥立世祖长孙晋王甘麻剌子也孙铁木儿为泰定帝。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倒剌沙立其皇太子阿剌吉八为皇帝，枢密使燕铁木儿则立武宗子文宗，力战破上都军。文宗后让位其兄明宗，燕铁木儿弑明宗，仍立文宗。后文宗、宁宗相继死，皇后卜答失里已遣人迎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尔入京，欲付以位，而燕铁木儿不愿，遂不得立，燕铁木儿死，元顺帝始立。
政变内乱，相继不已，帝位的继承，全由权臣操纵，引起帝国的分裂和统治权之动摇，元统治集团核心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终至崩溃而不可收拾。
世祖自平宋后，即从事于海外之侵略。至元十九年（1282）命阿塔海、范文虎、忻都、洪茶丘等率兵十万出海征日本，遇飓风破舟，丧师而还。帝大怒，欲再征日本，遣王积翁往招谕，为舟人杀于途，始终不得要领乃止。又兴安南之役、占城之役、缅甸之役、爪哇之役。安南用兵三次（1284—1294）最后师还，几为所邀截，从间道始得归。出兵缅甸两次（1282—1287）丧失了七千军队。打占城（1282—1284）时舟为风涛所碎者十之七八，深入为所截，力战始得归。打爪哇（1292）也占不到便宜。统计数十年中，无岁不用兵。用兵的军费无从设法，就从百姓头上打主意，任用善于剥削的商人做财政官，中统三年（1262）即以财赋之任委阿合马，典铁冶，增盐税，小有成效，拜平章中书政事。又立制国用使司，以阿合马领使事。已复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以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奏括天下户口，下至药材榷茶，亦纤屑不遗，其所设施，专以掊克敛财为事。逋赋不蠲，征敛愈急，天下之人，无不思食其肉。阿合马死，又用卢世荣，亦以增多岁入为能，盐铁、榷酤、商税、田课凡可以弄到钱的都千方百计搜括。世荣诛死后，又用桑哥，再立尚书省，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以丞相领尚书兼统制使，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钱谷，以刑爵为贩卖，天下骚然，至元二十八年（1291）始伏诛。总之，世祖在位的三十几年，几乎和这三位财政家相终始。
因侵略海外而极力搜括民财，任用以理财见长的官吏，造成一种贪污刻薄的吏治空气。
除用兵外，对于诸王和僧侣的负担，也对促进元统治集团的崩溃起了作用。
上文曾说过合罕之举出须经库利尔台的同意，而库利尔台之最主要人物即为帝室同族的诸王及贵族重臣。诸王贵族例有岁赐，如察阿歹大王位岁赐银一百锭（锭五十两），缎三百匹，绵六百二十五斤，常课金六锭六两。斡真那颜位岁赐银一百锭，绢五千九十八匹，绵五千九十八斤，缎三百匹，诸物折中统钞一百二十锭，羊皮五百张，金一十六锭四十五两，又有岁例外之赐予，如中统四年（1263）赐公主巴古银五万两。至元二年（1265）赐诸王只必帖木儿银二万五千两，钞千锭。至元四年（1267）赐诸王玉龙答失银五千两，币三百，岁以为常。其非时之赐予，如武宗以金二千七百五十两，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钞万锭，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匹奉兴圣宫，赐皇太子（弟仁宗）亦如之。又有朝会之赐予，元贞二年（1296）定太祖位下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下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成吉思合罕的宗族后人遍布欧亚，这几笔开支的数目是无法计算的。单就库利尔台会后一项赐予算，如武宗至大元年（1308）中书省臣言朝会应赐予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者犹百八十余万，两都所储已罄。至大四年（1311）仁宗即位时的赐予总数是金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两，银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钞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币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
这一年的额外赏赐是钞三百余万锭。
僧侣的费用也占国家支出之大部。赵翼记：
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邵戒三谓元起朔方，本尚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即其地设官分职，尽领之帝师。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为副，帅臣而下亦必僧俗并用。于是帝师授玉印，国师授金印，其宣命所至，与朝廷诏敕并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务屈法以顺其意，延及数世，浸以成俗，至于积重而不可挽……帝师体制之僭，虽亲王太子不及也……仗卫之侈，虽郊坛卤簿不过也……土木之费，虽离宫别馆不过也……供养之费，虽官俸兵饷不及也……财产之富，虽藩王国戚不及也……威势之横，虽强藩悍相不过也。
并且时代愈后，僧侣势力愈大，费用也愈多。至大三年（1310）张养浩上疏言僧侣之病国云：
古者十农夫而闲民或一，今也十闲民而农夫仅一焉。欲民无饥寒之道邈矣。今释老二氏之徒，畜妻育子，饮醇啖腴，萃逋逃游惰之民，为暖衣饱食之计，使吾民日羸月瘠，曾不得糠秕蓝缕以实腹盖体焉。今日诵藏经，明日排好事，今日造某殿，明日构某宫，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使吾民穴居露处，曾不得茎茅撮土以覆顶托足焉……谬论生死，簧鼓流俗，聚徒结党，使人施五谷以为之食，奉丝枲以为之衣，纳子弟以为之童仆，构木石以为庐室，而人见其不蚕不稼，不赋不征，声色自如，而又为世所钦，为国家所重，则莫不望风奔效，髡首漫游，所以奸民日繁，实本于此。臣尝略会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以之犒军则卒有余粮，以之赈民则民有余粟，以之裕国则国有余资。
僧侣的耗费竟占国家经费的三分之二，可能夸大了一些，但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支出。试以具体的事实作证，以内廷佛事一项而论，至元中内廷佛事之目每岁仅百有二，大德七年（1303）再立功德司，其目增至五百有余。十年中增至五倍。以内廷佛事的费用一项而论，据延祐四年（1317）宣徽院会计，岁贡以斤计者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他物称是。延祐五年（1318）前各寺做佛事，日用羊至万头。
元代的国家财政岁出岁入总数，据至大四年（1311）的报告，每岁支出钞六百余万锭，土木营缮百余处计钞数百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又加上内降旨赏赐三百余万锭，总计约需钞二千万锭。岁入常赋则仅钞四百万锭，其中京师者又只二百八十万锭。而且同年十一月份国库所存只十一万锭。
岁出竟超过岁入十分之八，这个国家是维持不了的。当时弥补的办法之一是饮鸩止渴，预卖盐引和动支钞本，例如至大元年（1308）的办法：
二月乙未，中书省臣言，陛下登极以来，锡赏诸王，恤军力，赈百姓，及殊恩泛赐，帑藏空竭，豫卖盐引。今和林、甘肃、大同、隆兴、两都军粮，诸所营缮及一切供亿，合用钞八百二十余万锭。往者或遇匮急，奏支钞本。臣等固知钞法非轻，曷敢动，然计无所出，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不急之费姑后之。
结果是阻滞盐法和钞法，扰乱金融，国家和人民都受其弊。另一办法是加税，延祐元年（1314）的课额已比元初时增五十倍。
中叶以后，课税较世祖时代亦增二十余倍，即色银之赋亦增至二十余倍。
可是国家财政仍不免入不敷出，陷于破产的地位。《元史》陈思谦传记：
至顺二年（1331）九月上言，户部赐田诸怯薛支请，海青狮豹肉食，及局院工粮，好事布施，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较之，动增数十倍。至顺经费，缺二百三十九万余锭。
柯劭忞论元代财政，以为“夫承平无事之日而出入之悬绝若此，若饥馑洊臻盗贼猝发，何以应之。是故元之亡亡于饥馑盗贼。盖民穷财尽，公私困竭，未有不危且乱者也”
，是说得很中肯的。
元代中叶的政治情形，武宗至大三年（1310）有一概括的报告。在这文件中已经很感慨地说一代不如一代，世祖时代的搜括政治，已成为后人咏叹的资料了。这文件的开头就说：
近年以来，稽厥庙谟，无一不与世祖皇帝时异者……世祖皇帝时官外者有田，今乃假禄米以夺之。世祖皇帝时江南无质子，今乃入泉谷以诱之。世祖皇帝时用人必循格，今则破宪法以爵之。世祖皇帝时守令三载一迁，今则限九年以困之。世祖皇帝时楮币有常数，今则随所费以造之。世祖皇帝时省路异选，今则侵其官而代之。世祖皇帝时墨敕在所禁，今则开幸门以纳之。世祖皇帝时课额未尝添，今则设苛禁以括之。世祖皇帝时言事者无罪，今则务锻炼以杀之。
以下列举当时政治腐败的情形，最值得注意的几点。
第一是名爵太轻：
陛下于左右之人，往往爵之太高，禄之太重，微至优怜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其他因修造而进秩，以技艺而得官者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至今日。今朝廷诸大臣不知有何勋何戚，无一不开府仪同三司者。
左右近侍因之恃恩骫法，紊乱官政，《元史》记：
至大二年正月乙巳塔思不花、乞台普济言：诸人恃恩径奏，玺书不由中书直下翰林院给与者，今核其数，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余道，皆由于田土、户口、金银铁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事，害及于民。
更互相援引，以中旨授官，破坏铨法：
时承平日久，风俗侈靡，车服僭拟，上下无章，近臣恃恩请求无厌，时宰不为裁制，乃更相汲引，望引恩赐，耗竭公储，以为私惠。
英宗时近臣传旨，以姓名赴中书铨注者六七百员，选曹为之壅滞。
此种由嬖幸得官之内外官吏，其对于人民及政府之恶影响，当可想见。
第二是贵族擅政：
今国家为制宽大，所有诸王家室皆有生死人进退人之权……天下淫僧邪巫庸医谬卜游食末作及因事亡命无赖之徒，往往依庇诸侯王驸马，为其腹心羽翼。无罪者以之而求进，有罪者以之而求免。出则假其势以凌人，更因其众而结党。入则离间宗戚，构造事端，唱以甘言，中以诡计，中材以下鲜不为其所惑。
第三是刑禁太疏，纪纲破坏。僧侣和嬖幸的恣肆，使法律成为具文，如秃鲁麻：
西僧作佛事请释罪人祈福，谓之秃鲁麻。豪民犯法者皆贿赂之以求免。有杀主杀夫者，西僧请被以帝后御服，乘黄犊出宫门释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伦者王政之本，风化之基，岂可容其乱法为是！”帝责丞相曰：“朕戒汝无使不忽木知，今闻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谓不忽木曰：“卿且休矣！朕今从卿言。”然自是以为故事。
如大赦之频数，张养浩说：
近年臣有赃败，多以左右贿赂而免。民有贼杀，多以好事赦宥而原。加以三年之中未尝一年无赦，杀人者固已幸矣，其无辜而死者冤孰伸耶？臣尝官县，见诏赦之后，罪囚之出，大或仇害事主，小或抢夺编氓，有朝蒙恩而夕被执，旦出禁而暮杀人，数四发之，未尝一正厥罪者。又有始焉鼠偷，终成恶狼之噬者。问之则曰赦令之频故耳。意者以为先犯幸而不死，今犯则前日应死之罪，两御人货而止坐一罪，于我已多，况今犯未必死，我因而远引虚攀，根连株逮，故蔓其狱，未及期岁，又复宥之。岂人性固恶，防范不能制哉！诚以在上者开其为盗之涂故也。
奖励官吏及人民之犯罪。政事混乱如此，在荒旱交逼的时候，统治者独自大兴土木，极宫室犬马之娱：
累年山东、河南诸郡旱蝗洊臻，沴疫暴作，郊关之外，十室九空。民之扶老携幼，累累焉鹄形菜色，就食他所者络绎道路。其他父子兄弟夫妇至相与鬻为食者在在皆是……今闻创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则有五台增修之役，内则有养老宫殿营造之劳。括匠调军，旁午州郡，或度辽伐木，或济江取材，或陶壁攻石，督责百出。蒙犯毒瘴，崩沦压溺而死者无日无之。粮不实腹，衣不覆体，万目睊睊，无所控告，以致道上物故者在所不免。
政治腐化到了这个地步，更严重的是元统治者以征服者的地位，抱着极端褊隘的种族的成见，内外官之长必以蒙古人为之，以汉人、南人为贰，色目人则与汉人、南人处于互相钳制的地位。
南北的区分，种族的畛域，分别极严，歧视极甚，使当时人极感愤恨，叶子奇说：
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
蒙古人、色目人不了解中国情势，不懂政治，甚至不识中国文字：
国朝以蒙古、色目不谙政事，必以汉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长，次设判署正官，谓其识治体练时务也。近年以来，正官多不识字。
叶子奇记：
北人不识字，使之为长官。或缺正官，要题判署事，及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转而从左“
”转，见者为笑。
其主要的使命即为牵制汉官，事事掣肘：
国朝之制，州府司县各置监临官谓之达鲁花赤，州府官往往不能相下。
蒙古官之作威作福肆恶，固不待说，即和蒙古官有关系之汉官亦倚以肆虐，此种关系，当时称为“蒙古根脚”：
新昌州有人命狱，府委公（刘基）复检，按核得其故杀状。初检官得罢职罪。其家众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复仇。
色目官吏则更豪横，殴詈汉官，一无忌惮，如宋濂所记邵武路长官事：
郡长官乃西域人，恃与宪部有连，其猛若鬼，与守议稍不合，遽引杖击之，守俯首遁去。
上下相蒙，唯以贪污相尚，卖官鬻爵，贿赂公行：
元初法度犹明，尚有所惮，未至于泛滥。自秦王伯颜专政，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及其分巡，竟以事势相渔猎而偿其值，如唐债帅之比。于是有司承风，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
各项勒索及贿赂均有名色：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国之为何事也。
当时最高的监察机关为御史台，末期的御史大夫几乎成为丞相亲属的专官。如太平王燕铁木儿为相，即用其弟买里古思为御史大夫。秦王伯颜为相，即用其兄子脱脱为御史大夫。脱脱为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为御史大夫。答麻为相，御史大夫又是其弟雪雪。
行政权和监察权同属一家人，监察机关的作用便完全丧失了。
任用官吏除种族的差别外，又有地域上的差别，两广和江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区域，被任为两广的官吏便一生无升调之望，只好向百姓剥削，作发财之计：
五岭之南，列郡数十，县百有十，统于广、桂、雷三大府。自令至簿尉，庙堂岁遣郎官御史与行省考其岁月，第其高下而迁之，谓选。仕于是者政甚善不得迁中州、江淮，而中州、江淮士夫一或贪纵则左迁而归之。是选焉，终身不得与朝士齿。虽良心善性油然复生，悔艾自新，不可得已。夫如是则孜孜为利，旦旦而求仇贼其民而鱼肉之……地益远而吏益暴，法益隳而民益偷。
政治的情形如此，在军队方面，也是一样。蒙古军、色目军世驻中原的结果，将领荒于酒色，失去作战能力：
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
在平时除耗费国家俸饷外，只会向百姓敲诈勒索。在战时则但知劫掠，见敌即溃：
朝廷闻红军起，令枢密院同知赫厮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讨颍上红军。阿速者，绿睛回回也，素号精悍，善骑射。与河南行省徐左丞俱进军，二将沉湎酒色，军士但以剽掠为务。赫厮军马望见红军阵大，扬鞭曰阿卜。阿卜者，走也。于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传以为笑。
当时名相脱脱弟野先不花率重兵南下，也遇敌即逃：
汝宁余寇尚炽，丞相脱脱命其弟中台御史大夫野先不花董师三十万讨之。至城下，与贼未交锋即跃马先遁。汝宁守官某执马不听其行，即拔佩刀欲斫之曰：我的不是性命。遂逸，师遂大溃。汝宁不守，委积军资如山，率为盗有。脱脱匿其败，反以捷闻。
蒙古军、色目军既不能用，只得调湖广的苗军，苗军是以犷悍著名的士兵，无军纪可言，淫掠更甚：
杨完者凶肆，掠人货钱，至贵家命妇室女，见之必围宅勒取淫污，信宿始得径还。少与相拒，则指以通贼，纵兵屠害。由是部曲骄横。凡屯壁之所，家户无得免焉。民间谣曰：死不怨泰州张（士诚），生不谢宝庆杨。
就元军和起义军的军纪比较，恰好相反，有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蕲黄徐寿辉贼党入杭州城。其贼不淫不杀，招民投附者注姓名于簿籍，府库金帛悉辇以去。二十六日浙西廉访使自绍兴率盐场灶丁过江，同罗木营官军克复城池，贼遂溃散……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统军归，举火焚城，残伤殆尽。
蒙古兵、汉兵都不能用，于是只好用募兵和义兵了。募兵是用钱雇人为兵：
江州已陷，贼据池阳。太平官军止三百人，贼号百万。乃贷富人钱募人为兵。先是行台募兵，人给百五十千无应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众争赴之，一日得三千人。
义兵则为地主及官吏所组织的地方私军。这两种军队的领袖大体都是汉人在元帝国将亡的前夕，蒙古人种族之见仍未消泯，汉人有功亦不蒙赏，而对于叛军领袖则一抚再抚，縻以好爵，结果义兵也只好掉过头来起义加入起义军队伍中去。叶子奇记：
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进。令之初行，尚犹与之，及后求之者众，亦绝不与。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为腊鸡，至以相訾诟，盖腊鸡为南方馈北人之物也，故云。及方寇起，濒海豪杰如蒲圻赵家、戴纲司家、陈子游等倾家募士，为官收捕，至兄弟子侄皆歼于盗手，而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赏至于此。其大盗一招再招，官已至极品矣。于是上下解体，人不向功，甘心为盗矣。又获功之官，于法非得风宪体复牒文，不辄命官。宪使招揽非得数千缗不与行遣，故有功无钱者往往事从中辍，皆抱怨望。其后盗塞寰宇，空名宣敕，遇微功即填给，人已不荣之矣。
反之，无功而有钱的富商大贾，则乘机用贿拜官：
庐州开义兵三品衙门，而使者悉以富商大贾为之。有一巨商五兄弟受宣者，此岂尝有寸箭之功！而有功者皆不受赏。故寇至之日，得赏者皆以城降，而未赏者皆去为贼。
在这局面下，当时比较有眼光的学者的看法，一派人以为是纪纲败坏的结果，应由中央负责：
承平以来，百年于兹。礼乐教化，日益不明，纲纪法度，日益废弛，上下之间，玩岁愒日，率以为常，恬不为怪。一旦盗贼猝起，茫然无措，总兵者唯事虚声，秉钧者务存姑息，其失律丧师者未闻显戮一人，玩兵养寇者未闻明诛一将。是以不数年间，使中原云扰，海内鼎沸，山东、河北，莽为丘墟，千里王畿，举皆骚动，而终未见尺寸之效者，此无他，赏罚不明而是非不公故也。
另一派人以为是吏治腐败的缘故，应由地方负责：
国家承平百年，武备浸弛，方面多贵游子弟，贪鄙庸才，漫不省君臣大义，草芥吾民，虚张战功，肆意罔上，诛求冤滥，惨酷百端。重以吏习舞文，旁罗鹰犬，意所欲陷，则诬与盗贼通，其弊有不忍言者。间存一二廉介，则又矜独断，昧远图，坐失机会，民日益弊，盗日益滋。
可以说是都说中了，但都只说到了一面。
元代的土地大部分属于蒙古人、色目人的贵族及僧侣，一部分集中于汉人、南人的大地主手中。占极大多数的农民只耕种着最小部分的土地，却负担着国家赋役的绝大部分，除掉他们自己应尽的义务和应纳的赋税以外，他们还应当替贵族和地主们尽一部分对国家的责任。
世祖平江南后，于各地遍驻戍军，实行军事镇压，官吏和军帅的苛扰，逼使农民到处举行武装起义。内中一部分假宋后为名，如至元二十年（1283）建宁路总管黄华第二次起义时称宋祥兴年号。至元二十三年（1286）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广王起事。一部分不立名号或者自立名号，如至元十七年（1280）漳州陈桂龙、建宁黄华的起义；至元二十年（1283）广州新会林桂芳、赵良钤等拥众万余，号罗平国，称延康年号。至元二十一年（1284）漳、邕、宾、梧、韶、衡诸州农民的起义。至元二十三年（1286）婺州永康县民陈巽四起义。至元二十五年（1288）广东民董贤举，浙江民杨镇龙、柳世英，循州民钟明亮相继起兵，皆称大老。至元二十七年（1290）江西华大老、黄大老等掠乐昌诸郡。成宗元贞二年（1296）赣州民刘六十聚众至万余，建立名号。二十年中蒙古人所称为南人的地带，不断发生军事反抗行为。
《元史》记福建人民起义系由戍军扰民所致：
至元十六年左丞唆都行省福建。中书言唆都在福建麾下扰民，致南剑等路往往杀长吏叛。
再次，起义则由长吏贪酷之故：
至元二十六年授（王恽）少中大夫、福建闽海道提刑按案使。乃进言于朝曰：福建所辖郡县五十余，连山距海，实为边徼重地，而民情轻诡，由平定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聚，愚民因而蚁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讨，复蹂践之。
农民是最能忍耐、最驯顺的，可是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容受时，也会突变为最勇敢的斗士，奋臂一呼，立刻成为一支不可侮的革命势力。元军平江南后，蒙古军队的压迫和官吏的剥削逼得农民非进行武装反抗不可，接连不断的起义，使元军疲于奔命。后来，一个起义接着一个起义，元朝政府改变办法，用政治解决，除去害民的官吏：
赣州盗刘六十伪立名号，聚众至万余。朝廷遣兵讨之，主将观望退缩不肯战，守吏又因以扰良民，贼势益盛。（董）士选请自往，众欣然托之，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霆镇、元明善二人持文书以去，众莫测其所为。至赣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语曰：不知有官法如此！进至兴国县，去贼巢不百里，命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乱之人悉寘于法，复诛奸民之为囊橐者，于是民争出请自效，不数日遂擒贼魁，散余众归农。
农民除受地方军政长官之压迫及剥削外，最使农民陷于绝境的是元政府的搜括和过重的负担。因赋税无法完纳，不得不舍弃乡里而度逃亡生活的农民大流动，在元代是常见的现象。在未统一前，刘秉忠上书太宗说：
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度，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或三分之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
这文件指明当时流人逃亡的情况。嘉熙二年（1238）的报告说，农民因灾逃亡者竟占十分之四五：
太宗戊戌，天下大旱蝗。初籍天下户得一百四万，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赋仍旧，天下病之。（耶律楚材）奏除逃户三十五万，民赖以安。
统一后仍有此种情形，北人多流徙江南。至元二十年（1283）崔斌言：
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役者已十五万户。去家就旅，岂人之情，赋重政繁，驱之致此。
至元二十三年（1286）又奏：
军站诸户，每岁官吏非名取索，赋税倍蓰，民多流移。
在江南，元政府为了增加税收，理算天下钱粮，农民被逼逃亡，政府仍不放松，发兵搜捕：
先是，桑哥遣忻都王巨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入数百万，未征入者尚数千万。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逃山林者则发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
农民只好以武力保卫自己，团结抵抗。欧阳玄《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记》：
（此役）名曰理算，其实暴敛无艺，州县置狱诛逮，故家破产十九，逃亡入山，发兵蒐捕，因相挺拒命，两河间盗有众数万。
延祐元年（1314）又从章闾之议，经理钱粮，括江南民田，作增税之计，限期猝迫，贪刻并用，官府震动，人不聊生，富民黠吏，并缘为奸，盗贼并起，田莱荒芜。
《元史》记：
延祐元年，（铁木迭儿）奏江南钱粮往岁虽尝经理，多未核实，可始自江浙以及江东、西，宜先事严格信罪赏，令田主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阻挠。请敕台臣协力以成，则国用足矣。仁宗从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税，苛急烦扰，江右为甚。致赣民蔡五九作乱宁都，南方骚动，远近惊惧，乃罢其事。
当时经理情形，地方官务以增多为功：
延祐二年吴元珪奏曰：今经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为能，有司头会箕敛，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
农民无法，也只好虚报塞责：
朝廷令民自实田土，有司强以峻法，民多虚报以塞命。其后差税无所于征，民多逃窜流移者。
剥削过甚，于是延祐二年（1315）有蔡五九之变：
八月丙戌赣州贼蔡五九陷汀州宁化县，僭称王号。诏遣江浙行省平章张驴率兵讨之。乙未台臣言：蔡五九之变，皆由昵匝马丁经理钱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新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墓扬骨，虚张顷亩，流毒居民。乞罢经理冒括田租。制曰可。
昵匝马丁因括田激起民变，遣张驴率兵平定，元政府并即下令罢冒括田租，这事似已告一结束了。但这只是书面上的报告，括田的举动并不因民变而暂停，因为蔡五九起事于延祐二年（1315）八月，同年九月又有负责平变的张驴以括田逼死九人的记载。
并且括田所得的新租，还是照样征收，三年后在同一地点又引起第二次民变：
五年十月癸丑，赣州路雩都县里胥刘景周以有司征括田新租，聚众作乱，敕免增新租，招谕之。
同年七月亦因同样原因罢河南省左丞陈英等所括民田，只如旧例输税。
可是两年后又改变了策略，江南田地一律增加田赋：
七年四月己巳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
同时凡括田地带还没有引起农民武装反抗的仍照新加赋额征收：
泰定元年（1324）（张珪）奏：国家经费皆取于民，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铁木迭儿为相，专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粮，又以两淮、荆襄沙碛作熟征收，徼名具利，农民流徙。臣等议宜如旧制，止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亩之悉除之。帝不能从。
除田赋外，又对日常生活必需品茶、盐、酒、醋之类课以重税，一增再增，后来竟超过原额数十倍，这也是农民的直接负担，元顺帝时姚桐寿记：
近来盗贼四起，在在用兵，课赋无艺，即税额一节，往往增加无算，市中不堪其扰。当延祐间程文宪条言江南茶、盐、酒、醋等课税，近来节次增添，比初时十倍。今又逐季增添，正缘管课程官虚添课额以谄上司，其利则归己，虚额则张挂欠籍云云。奉仁宗皇帝圣旨，诸色课程，特与查照，并从蠲减，从实恢办。明旨凛然，今但挂壁而已。
农民在生活方面已经苦到无可再苦，一遇荒年，除忍饿外，还须应付催租吏的勒索。诗人耶律铸、张养浩的诗章中充满了同情农民疾苦的呼声。
元政府在名义上虽有劝农使的设置，却不过问农民所遭遇的困难。
一方面徭役繁重，农民只能忍痛卖去田产以求免役。
有些地区的壮丁被征发充军，田地即随之而荒芜，无论年岁丰歉，均不免于饿寒。
农民困于赋役和荒旱，在本土不能生活，只好相率逃亡，成为流民。
可是其他地区也同样是蒙古人在统治着，同样不能生活，结果人自相食，弱肉强食，演成人类史上的悲剧。如大德十一年（1307）两浙饥，浙东为甚，越民死者殆尽，人相食以图苟存。
甚至沟中死尸也不免为饥民所食。
这是至正十八年（1358）的事。元政府对于这种情形的处置，我们可以举一个可信的记载来做代表。余阙《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
至正四年（1344）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朝廷尝议鬻爵以赈之，江淮富民应命者甚众，凡得钞十余万锭，粟称是。会夏小稔，赈事遂已。然民罹此大困，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时予为御史，行河南北，请以富民所入钱粟贷民具牛种以耕，丰年则收其本，不报。
元政府不但不肯负责救济，并且连赈款也整个吞没。《元史·顺帝本纪》记陈思谦事可以作这一记述的旁证：
至正五年三月以陈思谦参议中书省事。先是思谦建言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宜大发仓廪赈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镇守中夏。不听。
农民左右是死路一条。再加上地方官吏的不顾死活的剥削，农民只好揭竿而起，参加起义的洪流了。永嘉的农民暴动可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情形。
朱德润替当时的农民起义下一正确的解释。他说：
今太平日久，民不知兵，经费所入，江浙独多。（岁给馈饷二百五十余万）而比岁以来，水旱濒仍，田畴渰没，昔日膏土，今为陂湖者有之。而亲民之官不识大体，重赋横敛，务求羡余，致有激变。所得有限，所费不赀。且以州县税粮言之，有额无田、有田无收者一例闭纳。科征之际，枷系满屋，鞭笞盈道，直致民生困苦，饥寒迫身，此其为盗之本情也。至于酒课盐课比之国初，增至十倍。征需之际，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改作贩夫入海者有之。目今沿海贫民食糠秕不足，老弱冻饿，而强壮者入海为盗者有之。一夫首唱，众皆胁从，此其为盗之本情也。其言谓与其死于饥寒，孰若死于饱暖，因是啸聚群起，劫掠官粮，杀伤军民。
在未起义地区，官军所至，鸡犬皆空。
犒赏饮食，都强迫农民负担。
征敛税粮，较平时更形苛急。
结果是已起义区域的军力日益壮大，未起义的区域也因不堪压迫而被逼起义，革命的条件成熟了，革命的队伍发展了，革命的地区也日益扩大了。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民军刘福通陷颍州，奉韩林儿诈称宋徽宗后人颁发诏书，略曰：
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
前两句指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后两句指出蒙古人统治下的掠夺结果，说明起义的动机。前两句是政治的宣传，后两句则为经济的解剖。“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贫富不均，多乐从乱，不旬月众殆数万人。”
韩山童生于白莲教世家，倡弥勒佛下生之说，《元史·顺帝本纪》：
初滦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平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刘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之武安。
起义时以红巾为号，故号红军。以烧香礼弥勒佛，又号香军。
同年八月萧县李二及老彭、赵君用攻陷徐州。李二号芝麻李，亦以烧香聚众起义。蕲州罗田县徐真一（寿辉）与麻城人邹普胜等起义，亦以红巾为号。
又有北琐红军，南琐红军：
（刘福通起兵）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故荆、汉、许、汝、山东、丰、沛以及两淮红军皆起应之。起颍上者推杜遵道为首，陷朱皋，据仓粟，从者数十万，陷汝宁、光、息、信阳。起蕲黄者彭莹玉和尚推徐真逸为首，陷德安、沔阳、安阳、武昌、江陵、江西诸郡。起湘、汉者推布三王、孟海马为首，布三王号北琐红军，奄有唐、邓、南阳、嵩、汝、河南府。孟海马号南琐红军，奄有均、房、襄阳、荆门、归、峡。起丰、沛者推芝麻李为首。
在几个月内，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诸地纷纷起事，不约而同地都称红军，把元帝国拦腰而断，南北不通。元人记红军起后，“当时贫者从乱为归”
。可见这是一种贫农的结合。再看前后红军和非红军的起事领袖的身份，如方国珍和张士诚是贩私盐的；陈友定是农人，曾为佣于富家；韩林儿的祖父被罪迁谪；陈友谅为渔家子；徐寿辉（真一）是贩布的；明玉珍家世代务农；朱元璋是游方穷和尚；没有一个是出身于有产阶级的。
应该指出，至正十一年（1351）红军的大起义，只是最后一次的大爆发，事实上在元代前期已有此种秘密组织，并曾陆续发生过几次暴动。红军是白莲教徒的武装团体，所崇拜的偶像是弥勒佛。元崇信宗教，白莲教也被准许公开传教，成宗时（1295—1307）曾特降圣旨受政府的保护。并建有寺院，有报恩堂、复一堂、清应堂诸祠宇。以都掌教为首领。
武宗至大元年（1308）五月丙子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
至治二年（1322）五月癸卯又下诏禁白莲佛事。
从此白莲教便成秘密团体，不能公开活动。弥勒佛下生当有天下的预言，也早在泰定二年（1325）便已流行。《元史》记：
泰定二年六月，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妖言弥勒佛当有天下，有司以闻。命宗正府、刑部、枢密院、御史台及河南行省官杂鞫之。
后被杀。
至元三年（1337）弥勒教徒起事河南：
二月棒胡反于汝宁信阳州。棒胡本陈州人，名闰见。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破归德府鹿邑，焚陈州，屯营于杏冈。命河南行省左丞庆童领兵讨之。己丑，汝宁献所获棒胡弥勒佛、伪宣敕、紫金印、量天尺。
同年朱光卿等起兵于广东，自拜其徒为定光佛：
正月癸卯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反，其党石昆山、钟大明率众从之，伪称大金国，改元赤符。命指挥狗札里、江西行省左丞沙的讨之。四月己亥惠州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佛，与朱光卿相结为乱，命江西行省左丞沙的捕之。
据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讨张士诚檄所数元廷罪状：
近睹有元之末，王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宪台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忧，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滋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
按此檄文中所指弥勒为一事，烧香又为一事，弥勒为佛教中之重要人物，相传“弥勒菩萨应三十劫，当成无上正真等正觉”
。应入世三十次，佛薄伽梵灭度后八百年，胜军王都有阿罗汉名难提蜜多罗在般涅槃前预言人寿七万岁时，十六阿罗汉既护法藏毕，造窣堵波赞叹已，至窣堵波金地之中，入般涅槃，释迦牟尼正法遂灭：
次后弥勒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世间时，瞻部州广博严净，无诸荆棘，谿谷堆阜，平正润泽，金沙覆地，处处皆有清池茂林，名华瑞阜，及众宝聚，更相辉映，甚可爱乐。人皆慈心修行十善，以修善故，寿命长远，丰乐安稳。士女殷稠，城邑邻次，鸡飞相及，所营农稼，一营七获，自然成实，不须耘耨。
这是佛教徒所幻想的极乐园，也是农民所最渴望的理想世界。烧香则为白莲教徒必须举行的仪式。白莲教徒有政治的目的，可是缺少一个组织和吸引农民参加起义的终极目标。弥勒佛下生的预言已经流传了快一千年，为农民所熟知，其意义即等于救世主。白莲教徒就利用这传说，宣传弥勒已经降生为尘世主宰，其使命即为解除现在农民身受之一切疾苦。农民久困于异族统治下之苛征重敛，一听有能使他们“所营农稼，一营七获”并且“自然成实，不须耘耨”的救世主出来，自然死心塌地信仰，一致加入去追求这理想的乐园了。
红军中势力最大的是韩林儿、芝麻李、徐寿辉三支，韩林儿最先起，兵力最强。芝麻李不久即为元所灭。徐寿辉的势力后分二系，一为陈友谅，一为明玉珍。非红军中最强的是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三支。红军的目的是推翻元政府的政权，从异族压迫之下解放自己，和元政府完全处于敌对的不两立的地位。非红军则无一定宗旨，起事的目的只是为自己个人的生命安全，割据一隅，恣意于生活的享受。和元政府的关系也以利害为转移，时降时叛，时合时离。和红军则处于敌对地位，互相攻击。
在元政府方面，贵族和官吏为保持自己的地位和身家，当然竭力拥护政府坚决抗拒红军，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腐化了的军队和官吏，大部分失去作战能力和意志，事实上和红军作战的是各地的地主，他们出私财，募“义”军，用全力保卫自己的家族和家产，间接地也替元政府支持了十几年。各地的“义”军倏起倏灭的不可胜计，如东莞李氏、凌氏：
东莞李氏尤豪于诸族。朝政不行，盗贼蜂起，富民各专武断，聚兵自卫。既而各据乡土，争为长雄，或更相攻掠，井邑萧然。凌氏亦结民为保，内援官军，外击强盗，里人赖之以安。
龙泉胡氏：
至元壬辰，江、淮俶扰，盗贼蔓延闽、浙，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龙泉。公（胡深）叹曰：浙水东地气白矣，生民无所赖，祸将及矣。乃集乡民共为守御计而结寨于湖山。
京山刘氏：
至正辛卯两河乱。（京山人刘则礼）割财募兵，隶四川平章爻著麾下，攻安陆、襄、樊、唐、邓，悉讨平之。兄弟子侄多死于兵。
临川陈氏：
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大盗起江、汉间，郡县相继陷，聚落民争揭竿为旗以应寇。（陈）天锡顿足曰：事急矣，可奈何！即跃马入郡城白监郡完者帖木儿曰：天锡家世以义声著吴越间，今天下大乱，贼以红巾帕首，呼啸成群，所蹴蹈处绝无一人御者。天锡虽不才，愿竭忠以报国家。自度乡里健儿，一呼之间，可得千人，甲胄糗粮，当一一自给，不以烦县官。教以坐作击刺进退之法可用，或攻或守，惟明公所命。即从所请，奖励者甚力。天锡还，朝夕聚兵训练如前谋。
江阴许氏：
至正十二年十月红巾陷江阴州。州大姓许普字德昭与其子如章聚无赖恶少，资以饮食。贼四散抄掠，诱使深入，歼而埋之。战于城北之祥符寺，父子皆死。
其他地方官吏所率之军队，亦多由地主私军改编。如王宣之黄军：
淮东豪民王宣请募城墅趫勇惯捷者，可以攻城，前后得三万人，皆黄衣黄帽，号曰黄军。脱脱用以攻徐州，一鼓克之。
答失八都鲁所统之义丁：
至正十二年五月用宋廷杰计，召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义丁二万，编排部伍，败贼于蛮河。
各地地主不约而同地组织私军，抵抗农民起义军攻击，形式上是红军和元政府作战，而本质上则为农民和地主的战争。内中势力最大，和红军相持最久的是起自沈丘的察罕帖木儿父子。《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察罕帖木儿字廷瑞，系出北廷。幼笃学，尝应进士举，有时名，居常慨然有当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盗发汝、颍，焚城邑，杀长吏，所遇残破，不数月，江淮诸郡皆陷。朝廷征兵致讨，卒无成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儿奋义起兵，沈丘之子弟从者数百人。与信阳之罗山人李思齐合兵，同设奇计袭破罗山。事闻，朝廷授察罕帖木儿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于是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数与贼战，辄克捷。
察罕帖木儿以至正十五年（1355）定河北，十七年（1357）定关陕，十九年（1359）复汴梁，定河南，韩林儿遁走，檄书始能达江浙。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所望数千里，谋大举以复山东。正在准备东征的时候，和另一支抵抗红军的有力军队孛罗帖木儿发生地盘的冲突。内战以起。
孛罗帖木儿为答失八都鲁之子，答失八都鲁是元政府的世将，红军起后，率义丁复襄阳。至正十五年（1355）攻克亳州，韩林儿遁走。数和刘福通作战，均有功。
死后子孛罗帖木儿领其众，移镇大同。晋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儿所平定，孛罗帖木儿欲据晋冀，两军交战数年，元政府几次派人为之讲和，至正二十一年（1361）冬兵始解。时察罕帖木儿已进占山东大部，至正二十二年（1362）围攻益都，为降人田丰、王士诚所刺死，子扩廓帖木儿代领其兵，攻克益都，山东悉平。而孛罗帖木儿复以兵来争晋冀，内战又起。
这时候元政府和宫廷内也发生重大的政变，丞相脱脱于至正十二年（1352）出兵攻徐州，擒芝麻李后，威名大震。与幸臣哈麻交恶，至正十四年（1354）脱脱率大兵征张士诚，围高邮，城垂破，为哈麻所谮贬死，士诚势复振。
哈麻为相后，谋废元顺帝立皇太子爱育失里达腊，事发诛死。
太子母高丽奇皇后和皇太子仍图废立，遣宦者朴不花喻意于丞相太平，太平不肯，为皇太子所恶，谮杀之。
时扩廓帖木儿正和孛罗帖木儿相持，于是皇太子的亲信丞相搠思监及朴不花倚扩廓帖木儿为外援，皇帝的亲信贵臣老的沙为皇太子所怒，逃奔孛罗帖木儿军中。皇太子怨孛罗帖木儿匿老的沙，搠思监、朴不花等遂诬孛罗帖木儿与老的沙等图谋造反，至正二十四年（1364）四月下诏扩廓帖木儿举兵讨伐。孛罗帖木儿知道不是元顺帝的主张，采取主动，先举兵进攻大都，元顺帝杀搠思监、朴不花，孛罗帖木儿始还大同。皇太子出走，再征扩廓帖木儿兵讨孛罗帖木儿，攻大同，孛罗帖木儿又率兵向大都，皇太子战败逃太原，孛罗帖木儿入京师，拜中书右丞相。至正二十五年（1365）皇太子调扩廓帖木儿及诸路兵进讨，孛罗帖木儿战败，被刺死于宫中。
太子奔太原时，欲用唐肃宗灵武故事自立，扩廓帖木儿不赞成，及孛罗帖木儿死，扩廓帖木儿还京师，奇皇后谕旨令以重兵拥太子入城，胁元顺帝禅位，扩廓帖木儿又不肯。因此扩廓帖木儿为太子所恨。
至正二十六年（1366）扩廓帖木儿奉命总天下兵出平江、淮，檄关中四将军会师大举。李思齐以与察罕帖木儿同起义兵，得檄大怒，不肯受命，下令一甲不得出武关。张思道、孔兴、脱列伯三军亦不受节制，连兵力拒扩廓帖木儿。相持经年数百战不分胜负。元顺帝谕扩廓帖木儿罢兵，专力南征，扩廓帖木儿不听。其部下骁将貊高、关保叛归元政府，和李思奇等合。元顺帝乃尽削扩廓帖木儿官，分其兵隶诸将，并令关保戍太原。扩廓帖木儿怒，尽杀元政府所置官吏，元顺帝令诸将四面讨之。时朱元璋兵已下山东，收大梁，元兵方忙于内战，列城望风降遁。兵逼潼关，李思奇等仓皇解兵西归，而貊高、关保亦皆为扩廓帖木儿所擒杀。元顺帝大恐，又复扩廓帖木儿官，令与李思齐等分道南征，一个月后，朱元璋兵已逼大都，元帝北走。扩廓帖木儿仍拥兵西北，图谋恢复，洪武元年（1368）败明将汤和于韩店，北出雁门欲攻北平，明将徐达、常遇春乘虚攻太原，扩廓帖木儿还救大败，以十八骑遁去。明兵遂西入关，李思齐以临洮降，张思道、张良臣败死。洪武三年（1370）明徐达大败扩廓帖木儿于沈儿峪，扩廓帖木儿奔和林，时元顺帝已死，皇太子继位，复任以国事。洪武四年（1371）明复遣大将徐达、李文忠、冯胜将十五万人出塞攻扩廓帖木儿，至岭北与扩廓帖木儿遇，明兵大败，死者数万人。明年扩廓帖木儿复攻雁门，以明兵严备不得入。后随宣光帝徙金山，洪武八年（1375）卒。
元顺帝北走后，他的子孙虽失去在中原的政权，可是在漠北却仍是合罕。明前期国力强时，数出兵北讨，蒙古族逐渐北徙。自明成祖五次北征以后，明兵力渐衰，国防线渐由开平内移，三卫弃而辽东和宣、大的声援隔绝，东胜、兴和徙而边防虚，蒙古族又渐南移，至入居河套，边墙之外，即为敌国。三百年中汉人和蒙古人的战争迄未停止。“北虏”的威胁致使明用全力防御北边，遍设戍兵，置九边要塞，国力为之疲敝，为明一代的大患。
元政府的政变和内战，给红军以发展的好机会。红军的内讧和与非红军的混战，又给后起的红军领袖朱元璋以发展的好机会。朱元璋在称帝后三年发表一道文件，说明他取天下于群雄之手，而不是从元取得的。他说：
当元之季，君晏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克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他是起义于濠州的红军领袖郭子兴的部下，郭子兴死后，代为领袖，直隶于韩林儿，受宋的官爵，用龙凤年号，是红军中后起的一支有力的部队。可是一到红军领袖因内讧而军力锐减，韩林儿失去根据地来投奔以后，就立刻抛去红军的宗教意味的宣传，严厉地加以指示。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讨张士诚的檄文中，公开地抨击红军：
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
前一部分斥红军为妖言为妖术，后一部分以采恐怖手段，屠杀地主——有产阶级为红军的罪状。接着他说：
元以天下钱粮兵马大势而讨之，略无功效，愈见猖獗，终不能济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熟宪，乘势而起。或假元氏为名，或托香军为号，或以孤军独立，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余本濠县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
指斥元政府无力济世安民，最后把自己的立场和红军分开，不愿分担红军所负的责任。可是这时候在名义上他还是韩林儿的臣下，在这文件的开首还不能不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末后也不能不用龙凤十二年（1366）的年号。同年十二月他采取更进一步的手段，彻底消灭了红军的残余势力，授意部下大将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
宋亡后，他听取了幕中儒生的劝告，把这次革命解释为民族解放运动，喊出驱逐蒙古人的口号。原来韩林儿在起事时虽假托宋后，国号也用宋的旧称，以图收拾民心，可是这时离南宋亡国已久，实际作用不大。后来就索性不提宋后的话，专意于弥勒救世的宣传，虽然吸引了大量穷苦农民，对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来说，不但没有作用还招致强烈的抗拒。为了发展和扩大革命力量，这时候就不得不放弃宗教性的弥勒佛出世的口号，代替以能为农民和地主阶级都能接受的新口号，鲜明地指出这次革命是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战争，集合汉族和各族人民的力量，同时也给予知识分子及旧地主官吏以安全的保障，取得他们的合作。至元二十七年（1367）十月丙寅檄谕齐、鲁、河、洛、燕、苏、秦、晋之人以北伐之意曰：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阻兵据陕，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予恭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
这是一个创时代的转变，是朱元璋之所以成功的条件之一。
红军诸领袖之所以失败，第一是地主阶级的顽强抵抗，第二是红军内部的分裂。红军之发动地为河南、湖北一带，起事后诸领袖人自为战，不相统属，并各自称帝称王，互相攻略。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等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年号龙凤（1355—1366），建都于亳。至正十八年（1358）迁都汴梁。至正十九年（1359）察罕帖木儿破汴梁，韩林儿退据安丰。至正二十三年（1363）吴张士诚将吕珍破安丰，韩林儿奔滁州依朱元璋。宋势力最盛时，四出略地，所至无不摧破，至正十七年（1357）分兵三道，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趋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中，毛贵出山东，刘福通则率众出没河南北。白不信一支被察罕帖木儿、李思齐所破，走入蜀。毛贵一支则陷济南、蓟州，略柳林，直逼大都，元政府至议迁都以避之。关先生一支则分军为二，一出绛州，一出沁州，逾太行，破辽、潞，陷冀宁，掠大同、兴和塞外诸郡，至陷上都，毁诸宫殿，转掠辽阳，抵高丽，复折回陷大宁，犯上都。李喜喜余部则陷宁夏，掠灵武诸边地。红军出没于黄河以北，东至高丽，北至和林，西至宁夏的广大地区。可是初建国时，红军上层领袖就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丞相杜遵道用事，平章政事刘福通阴令甲士擿杀之，自为丞相，国事均决于刘福通，其他诸将俱与刘福通同起事，率不肯遵约束，刘福通不能制，兵虽盛，威令不行。所攻城邑，亦不能守，随得随失。接着在山东最得民心的毛贵为赵均用所杀，赵均用又被续继祖所杀，所部自相攻击。远征诸大将李喜喜、关先生等转战万里，亦多走死。于是在北为蒙古军队所围剿，在南又受张士诚的攻击，安丰破后，势力就完全消灭。
起自湖北的徐寿辉于至正十一年（1351）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1351—1360），都蕲水。后迁都汉阳。分兵四出，陷饶、信，连陷湖、广、江西诸郡，东南发展至杭州、太平诸路。天完和宋一样，同样地陷于内讧的局面。至正十七年（1357）丞相倪文俊谋杀徐寿辉自立，不克，奔黄州。其将陈友谅杀倪文俊代其位。至正二十年（1360）弑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改元大义（1360—1363），尽有江西、湖、广之地。
徐寿辉别部明玉珍略地四川，闻徐寿辉被杀，自立为陇蜀王，以兵塞瞿塘，绝不与陈友谅通。至正二十三年（1363）即皇帝位于重庆，国号夏，建元天统（1362—1366）。
陈友谅势力方盛时，朱元璋起兵据集庆路，取太平，和陈友谅接界。陈友谅陷池州，朱元璋遣将击取之，由是结仇，连兵不解。陈友谅大将赵普胜守安庆，最骁勇，为朱元璋所间，陈友谅杀普胜，并其军。恃其兵强，欲东取应天，约张士诚从东面夹攻，朱元璋惧两面受敌，以计促陈友谅先发兵，大败之于龙湾。陈友谅部下诸将因赵普胜被杀，多不安，于光、欧普祥、吴宏、王溥、胡廷瑞等纷纷以所守地来降，陈友谅疆土日蹙。至正二十三年（1363）大发兵来围洪都，与朱元璋军遇于鄱阳湖，大战三日，陈友谅兵败中矢死，大将张定边挟其次子陈理奔还武昌，立为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亲督师围武昌，陈理出降，汉亡。
明玉珍在位五年死，子明昇嗣位方十岁。诸大臣皆粗暴不肯相下，大将万胜以私憾杀知院张文炳，内府舍人明昭复矫皇后旨杀万胜。胜为玉珍开国大将，功最高，人心多不平，保宁镇守平章吴友仁举兵杀明昭，入执国政，朝事大坏。洪武四年（1371）明将汤和、廖永忠、傅友德等伐蜀，昇出降，夏亡。
在非红军的集团中，张士诚以被地主凌侮起事：
以操舟运盐为业，缘私作奸利。常鬻盐诸富家，富家多凌侮之，或负其值不酬。而弓手丘义尤窘辱士诚甚。士诚愤，即帅诸弟及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义，并灭诸富家，纵火焚其居。入旁郡场招少年起兵，盐丁方苦重役，遂共推为主。
陷泰州、高邮。至正十四年（1354）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至正十六年（1356）陷平江、湖州、松江、常州诸路，改平江为隆平府，自高邮来都之。时朱元璋亦下集庆，境遂相接。士诚遣将攻镇江，徐达败之于龙潭。朱元璋亦遣将来攻常州，士诚大败，由此交兵不已。士诚所据要塞长兴、常州、江阳相继失，兵不得四出，不得已请降于元。乘间袭取杭州，所据地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至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至正二十三年（1363）九月复自立为吴王。士诚无远图，自据吴后，渐奢纵怠于政事，诸将帅日夜歌舞自娱，偃蹇不用命，不以军务为意，及丧师失地还，亦概置不问，已复用为将。陈友谅约士诚夹攻应天，士诚欲守境观变，虽许而兵不出。及陈友谅既平，朱元璋遂大发兵取吴，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破平江，擒张士诚，吴亡。
浙东的方国珍的起事，和张士诚很相像，其对元政府的态度，也和张士诚同样的反复不定。《明史》记：
元至正八年，有蔡乱头者行摽海上，有司发兵捕之。国珍怨家告其通寇，国珍杀怨家，遂与兄国璋，弟国瑛、国珉亡入海，聚众数千人，劫运艘，梗海道。
地方官往讨为所败，胁使请于朝，授定海尉。未几复叛，再又降元为海道漕运万户，进行省参政，据有温、台、庆元之地。以兵和张士诚相攻，至士诚亦降元，始罢兵。朱元璋取婺州，与国珍接境，国珍惧不敌，自请纳土，未几又反复不受命。张士诚被擒后，朱元璋将朱亮祖、汤和取浙东，国珍不能抗，奉表降。
非红军领袖中始终效忠于元政府的是陈友定。友定以乡农立功为黄土寨巡检，十年中以军力镇压农民起义，扩充地盘，西拒陈友谅，北拒朱元璋，累官至平章，尽有福建八郡之地。方国珍败降后，朱元璋即发兵由海陆两道入闽，洪武元年（1368）明兵取建宁、延平二路，友定被执死。
在这样一个混战局面之下，红军出身的朱元璋竟能推翻元政府，统一全国，解放汉人、南人和各族人民，建立大明帝国。成功的基本原因是及时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取得全民支持。他出自于贫农之家，很懂得农民的心理。青年时代过的是漂流乞食的生活：
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凡历光、固、汝、颍诸州，三年复还寺。
起兵后极力团结知识分子，学习过去历史经验和儒家的政治理论。至正十三年（1353）破滁州后即得名儒范常，留置幕下。范常首先劝他整饬兵纪：
诸将克和州，兵不戢。常言于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脑涂地，何以成大事？太祖乃切责诸将，搜军中所掠妇女还其家，民大悦。
至正十五年（1355）渡江取太平后，又得耆儒李习、陶安。陶安批评当时诸领袖的行为，独推重他的不乱杀人：
海内鼎沸，豪杰并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至正十六年（1356）克集庆，立即宣布政纲，他说：
元政渎扰，干戈蜂起，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堵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贪暴殃吾民。
这正是农民所渴望的政治。地主阶级因为地方治安得以保持，也对新政权表示好感。至正十七年（1357）克徽州后，耆儒朱升劝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至正十八年（1358）克婺州后，得学者范祖干、叶仪、许元等十三人，至正二十年（1360）复征学者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为其定策安民，及取天下大计。农民、地主和知识分子参加了起义，并且拥护这个政权，是他之所以成功的最大原因。其次，不乱杀人，节俭朴素，和军事指挥上争取主动。在天下平定后，他曾自述成功的原因：
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气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战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
这是一个公正的自白。
至正二十七年（1367）冬天的时候，红军势力除僻处四川的夏国以外，已全部消灭，非红军方面，张士诚已被扑灭，方国珍来降。北面则已派徐达、常遇春乘元军内战北伐，南面则汤和、廖永忠已逼福州，两路大军均势如破竹，天下指日可定。朱元璋遂以至正二十八年为洪武元年（1368），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是为明太祖（1368—1398）。
洪武元年（1368）陈友定平后，即命廖永忠率舟师取广东，广东行省左丞何真迎降。广西亦继定。北征军方面以次定山东、河南，八月入大都，元帝北走。十二月扩廓帖木儿走甘肃，山西平。洪武二年（1369）八月徐达克庆阳，斩张良臣，陕西平。洪武四年（1371）元平章刘益以辽东降。明昇降，四川平。时元后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犹据云南，纳哈出据辽东。洪武十四年（1381）遣傅友德、沐英定云南。洪武二十年（1387）复大举讨纳哈出，时大宁已为明所取，纳哈出和蒙古政府的呼应断绝，势竭来降，始成大一统之业。
蒙古人终于被逐回蒙古去。这教训，明太祖是很记得的。他北征时的口号虽然是“驱逐胡虏”，但其意义只限于推翻异族的统治权，对蒙古人、色目人并不采歧视的态度。在北征檄文中并特别提出这一点说：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
即位以后，蒙古、色目的官吏和汉人同样登用，中央官如以鞑靼指挥安童为刑部尚书，以咬住为副都御史，以忽哥赤为工部右侍郎
，以高昌安为吏部侍郎
。外官如以高昌安为河东盐运司同知，以脱因为廉州知府，以道同为番禺知县。
军官如以鞑靼酋长孛罗帖木儿为庐州卫指挥佥事，仍领所部鞑官二百五十人。
即亲军中亦有蒙古军队，如洪武五年（1372）之置蒙古卫亲军指挥使司，以答失里为佥事。
洪武二十二年（1389）特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于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
时蒙古人、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汉人无异，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
洪武三年（1370）曾一度下诏禁止擅改汉姓：
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诏曰：朕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
但此项法令不久即自动取消：
永乐元年九月庚子，上谓兵部尚书刘俊曰：“各卫鞑靼人多同名，无姓以别之，并宜赐姓。”于是兵部请如洪武中故事，编置勘合，给赐姓名，从之。
可知在洪武时代已有编置勘合、给赐姓名之举。其唯一的限制为特立一条蒙古人、色目人的婚姻法：
凡蒙古、色目人听其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例。
法令虽然颁布，可是实行的程度，也许和禁改汉姓一样，实际上并不发生效力。在生活习俗方面，太祖登基后立刻下令将衣冠恢复如唐制，并禁止生活习惯之蒙古化：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其辫发、椎髻、胡服（男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胡语、胡姓，一切禁止。
元制尚右，吴元年（1367）十月令百官礼仪尚左。
元人轻儒，至有九儒十丐之谣，谢枋得记：
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儒也。
郑思肖说：
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这虽都是宋末遗老的话，但元人也有同样记载，余阙《贡泰父文集序》：
至元初奸回执政，乃大恶儒者，因说当国者罢科举，摈儒士。其后公卿相师，皆以为当然，而小夫贱隶亦以儒为嗤诋。当是时士大夫有欲进取立功名者，皆强颜色，昏旦往候于门，媚说以妾婢，始得尺寸。
可见儒者在元代之被摈斥。而明则在太祖初起时已重儒者，建国以后，大臣多用儒生，后来流弊至以科举为入官之唯一途径。反之，元人重吏：
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自是中州小民，粗识字能治文书者，得入台阁供笔札，累日积月皆可以致通显。
方孝孺《林君墓表》也说：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
因法令极繁，案牍冗泛，故吏得恣为奸利，为弊最甚。明典即革此弊，从简、严法令下手：
吴元年十一月壬寅，上谓台省官曰：近代法令极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袭其弊。如元时条格极繁冗，吏得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下手，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
洪武十二年（1379）又立案牍减繁式颁示诸司：
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牍最为繁冗，吏非积岁莫能通晓，欲习其业，必以故吏为师。凡案牍出入，惟故吏之言是听。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主文，附之者曰帖书曰小书生，骫文繁词，多为奸利。国初犹未尽革。至是吏有以成案进者，上览而厌之曰：繁冗如此，吏焉得不为奸弊而害吾民也。命廷臣议减其繁文，著为定式，镂版颁之，俾诸司遵守。
自后吏员遂为杂流，其入仕之途惟外府、外卫、盐运司首领官，中外杂职、入流未入流官，由吏员、承差等选。
这是一个大变化，一面用严法重刑来肃清元代所遗留的政治污点，《明史》说：
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
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续诰》，后又增为《三编》，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罪之。凡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三编》稍宽容，然所记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治事。郭桓之狱，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空印之狱，也施行了一次官吏的大屠杀：
十五年，空印事发。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
由此中外官吏均重足凛息以“不保首领”为惧，以生还田里为大幸。
元的统治虽然被推翻，但是元统治机构的组织方式却大部分被保存下来，这是因为元的统治机构组织方式基本上因袭唐、宋，便于镇压人民。最明显的是官制和教育制度，一直沿用到朱元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矛盾，展开剧烈的斗争以后才放弃了旧的机构，建立新的统治机构。
中央的官制，在洪武十三年（1380）以前，大抵依据元制，行政最高机关为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下设吏、礼、户、兵、刑、工六部为执行机关。监察最高机关则为御史台，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军政最高机关改元之枢密院为大都督府，置左、右都督，同知都督等官。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党案发生后，更改官制，提高皇权，集中军政庶务一切权力在皇帝个人手中。废中书省不设，提高六部地位，使得单独执行政务，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分大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均直隶于皇帝。地方行政则置行中书省，设行省平章政事等官，改路为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知县。洪武九年（1376）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诸行省俱为承宣布政使司，后增设云南、贵州为十三布政使司（北平后改为京师，与南京称为两京，直隶中央），置布政使参政、参议诸官；司法则仍元制，置各道提刑按察司，设按察使及副使、佥事领之。军政则置都指挥使司十三（北平、陕西、山西、浙江、江西、山东、四川、福建、湖广、广东、广西、辽东、河南），行都指挥使司三（陕西、山西、福建），后增都司三（云南、贵州、万全，北平改为大宁），行都司二（四川、湖广），置都指挥使领之，掌一方军政。
在兵制方面，元代内廷设左、右、前、后、中五卫，卫设都指挥使，下设镇抚所、千户所、百户所，以总宿卫诸军。又因各族兵设阿速、唐兀、贵赤、蒙古、西域、钦察诸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外则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立枢密院以总之。军士则蒙古壮丁无众寡尽签为兵，汉人则以户出军，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死则役次丁，户绝别以民补之。
明兴后，中外皆用卫所制，亲军都尉府（后改为锦衣卫）统左、右、前、后、中五卫，其下有南、北镇抚司。又别置金吾前、后，羽林左、右，虎贲左、右，府军左、右、前、后十卫，以时番上，号亲军。外则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有十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卫以指挥使领之，外统之都指挥使司，内则统于五军都督府。这是依元亲军制扩充的。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将无专兵，兵无私将。这又是模仿唐代的府兵制度。
其内军之分配训练则又略近汉制，刘献廷说：
明初军制仿佛汉之南、北军。锦衣等十二卫卫宫禁者，南军也。京营等四十八卫巡徼京师者，北军也。而所谓春秋班换，独取山东、河南、中都、大宁者，则又汉调三辅之意也。
军士则行垛集令，民出一丁为军。三丁以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外又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为留戍。归附则是元和陈友谅、方国珍、张士诚的降兵。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
在教育制度方面，元制于京师立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监，教授汉、蒙、回学术。监设祭酒、监丞、博士、助教，教授生徒。地方则诸路、府、州、县皆置学，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又有医学及阴阳学教授专门人才。生徒皆廪饩于官，诸学皆有学田。各行省设儒学提举司，提举凡学校之事。
明代完全接受这制度，于京师设国子监，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生员各地皆有定额。生员考试初由地方官吏主持，后特设提举学政官以领之。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入学者谓之诸生（有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之别），三年一次考试，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试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试者再经皇帝亲自考试曰殿试，分三甲，一甲只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由此入仕必由科举，而科举则必由学校，《明史》说：
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学校的教育和科举的范围，元初许衡即提议罢诗赋，重经学。皇庆二年（1313）中书省臣言：
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
由此专重经学，“四书”“五经”成为学者的宝典，入仕的津梁。至明更变本加厉，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取士，又特定一种文体，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通谓之制义。
解述指定限于几家的疏义，不许发挥自己见解。文章有一定的格式，思想又不许自由，这是明代科举制度的特色。学校和科举打成一片，官吏的登用必由科举，而科举则必由学校，政治上一切人物均由学校产生，而训练这些未来政治人物的工具，却是过去几千年前的古老经典，这些经典又不许用自己的见解去解释去研究。选用这一些政治人物的方法，却是一种替古代人说话，替古代人设想，依样画葫芦的八股文。这个办法从元传到明，明传到清，束缚了多少人的聪明才智，造成了无量数的八股政治家，是一个消磨民族精力的最大损失。
红军之起，是要求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之平等，就政治的和民族的要求来说，目的是达到了。在经济方面，虽已推翻了蒙古人、色目人对汉族的控制特权，但就汉族和各族人民而说，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却完全没有改变。
在上文曾经说元末的地主是拥护旧政权的，在混乱的局面之下，他们要保存自己的地位，便用尽可能的力量组织私军来抵抗农民的袭击。等到新政权建立，事实证明能够保持地方秩序的时候，他们便毫不犹疑地参加了新政权，竭力拥护。同时一大批新兴的贵族、大臣、官吏获得了大量的田地，成为新的地主。新兴的政权和旧政权一样是为地主服务的。虽然在表面上不能不对农民做了一些让步，以便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在实质上，依然骑在农民的头上，吮吸农民的血汗。但是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又不得不靠地主的财力和他们合作。在这矛盾的关系之下，产生了对地主的双重矛盾政策。他们一面仍旧和地主合作，让地主参加政治，如登用富户，《明史·选举志》：
俾富户耆民皆得进见，奏对称旨，辄予美官。
洪武八年（1375）特下诏举富民素行端洁达时务者。
如用地主为粮长：
洪武四年九月丁丑，上以郡县吏每遇征收赋税，辄侵渔于民。乃命户部令有司科民田土，以万石为率。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且谓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
《明史》记：
粮长者，太祖时令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岁七月州县委官偕诣京师勘合以行。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召见语合，辄蒙擢用。
但在另一方面，则又极力排除地主势力。排除的方法第一是迁徙，如初年之徙地主于濠州：
吴元年十月乙巳，徙苏州富民实濠州。
建国后徙地主实京师，《明史》记：
太祖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
第二是用苛刑诛灭，方孝孺《采苓子郑处士墓碣》：
妄人诬其家与权臣（胡惟庸）通财。时严党与之诛，犯者不问实不实，必死而覆其家。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
不问实不实，必诛而覆其家，这是消灭地主的另一手段。
对农民方面，在开国时为了应付农民过去的要求和谋赋税之整顿，曾大规模地举行土地丈量：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复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
以后每平定一地后，即派人丈量土地，如：
洪武五年六月乙巳，命户部遣使度四川田，以蜀始平故也。
洪武十九年（1386），又再丈量一次，方孝孺《贞义处士郑君墓表》：
洪武十九年，诏天下度田，绘疆畛为图，命太学生莅其役。
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另一方面则调查人口，编定黄册：
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十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
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阪、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以鱼鳞图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买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毋令产去税存，以为民害。
这法度虽然精密，可是地主舞弊的方法也随之而进步，农民仍然和过去一样，要负几重义务，生活之困苦，并不因政权之转换而稍减。
最后，元代滥发交钞的结果，财政破产，民生困瘁。《元史》记：
至正十一年置宝钞提举司，掌鼓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钞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原来在初行钞法时，钞本和钞相权印造，钞本或为丝，或为银，分存在中央和地方，所以钞和物货能维持稳定的比率，流通无阻。到末年钞本移用一空，却一味印发，用多少就印多少，自然物价愈高，钞价愈跌，导致不能行使市面了。明兴以后，仍沿其弊。洪武初年铸大中通宝钱，商贾用钞惯了，都不愿用钱。洪武七年（1374）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分六等，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可是并无钞本，政府唯一的准备是允许用钞交纳赋税，初期凭政治的威力，虽然滥发，钞法尚通，后来钞价渐跌，钱重钞轻，一贯只值钱一百六十文，物价愈贵，政府虽屡次想法改进钞的价值，严禁其他货币行使，可是仍不相干。宣德初年米一石至用钞五十贯，成化时钞一贯至不值钱一文。这是蒙古人传给明代的一个最大祸害。
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农民并没有从革命中得到什么好处，也许比从前还更糟，可是新的统治权并不因此而发生动摇。这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第一是已经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农民已经厌倦了，不能再忍受那样的生活了，暂时能够苟安一下，虽然还是吃苦，也比在兵火之下转侧强一点。并且壮丁多已死亡，新统治者的军力超过旧政府远甚，农民只好屈服。第二是战争的结果，天然地淘汰了无数千万的人口，空出了大量无人耕种的土地，人口比过去少，土地却比过去多，农民生活暂时得到一个解决。元末残破的情形试举一例：
丁酉（1357）十一月甲申，元帅缪大亨取扬州克之。青军元帅张明鉴降。明鉴日屠城中居民以为食，至是按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知府李德林以旧城虚旷难守，乃截城西南隅而守之。
这是至正十七年（1357）的事，扬州是江南最繁富的地方，几年的战争，便残破如此，其他各地的情形可想而知。土地空旷的情形也举一例：
洪武三年（1370）六月丁丑，济南府知府陈修及司农官上言：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户率十五亩，又给地二亩，与之种蔬。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其马驿、巡检司、急递铺应役者各于本处开垦，无牛者官给之。守御军在远者亦移近城。若王国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备练兵牧马，余处悉令开耕。从之。
可是一过几十年，休养生息，人口又飞快地增加，土地又不够分配，同时政府的军力也逐渐衰敝，政治的腐化，政府和地主的苛索，又引起了接连不断的农民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