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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在哪一个年代，我们的祖先终于感到了乌龟洞的不够宽畅，跨湖桥的不够辽阔呢？他们毫不犹豫地告别了昨日的岩洞与河滩，向原野走去。
新石器时代到来了。当北京的山顶洞、西安的半坡村这些人类最初的文明火花在中华大地闪现的时候，我们在最近的地方，看到了这块土地上远古先民们的篝火。
是的，早在六千年前，杭州的先民就在这里升起炊烟。可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有人一直认为，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直到夏、商、周还是一片蛮荒之地，远远落后于黄河流域的中原，要说浙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相当发达的文化简直是匪夷所思。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六千年前的那一幕幕活剧在历史的尘埃中被深深掩埋。而良渚文化的提出，显示了它与龙山文化区分开来，有其自身的演变、发展序列的文化区域。这意味着，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人在“杭州”定居，而且就是土著的杭州人创造了良渚文化。
在那潋滟的河滩上，升起了文明之光。当宁绍平原上先民的生活画卷一页页展开，杭嘉湖平原间远祖辉煌的文明，也同时展现在五月明媚的阳光下。年代约始于距今六千多年湖州邱城遗址，五千年前的嘉兴马家浜文化，四千多年前的杭州余杭良渚文化……我们这些家园的后裔们，已经在平原的大地深处，强烈地感应到那悠久而熟悉的祖先的气息。
今日杭州城西，从老和山下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校园起，向西北方向延伸，经古荡、勾庄、水田畈到余杭区良渚、安溪、长命、北湖四个乡镇，都是良渚文化遗存的所在地。这块呈东西狭长状的原野，背倚天目山，面对钱塘江，小丘罗列，湖沼密布，土壤肥沃，苕溪自西向东在这里穿过。原野上矗立着许多大小不等的土墩，千百年来农民在土墩上面耕作，春播秋收，习以为常，有多少人会拄锄而思：那些土墩，究竟是什么呢？
这些人们熟视无睹的小土墩，于1936年终于引起一位年轻人的注意。他是一位在西湖博物馆供职的普通职员，那年才25岁，名叫施昕更（1911—1939），恰是良渚本土之人。他从小就有机会看见农人翻地时眼前的土下不时地总会有黑陶片出现。成年后他在博物馆工作，并多次参与了考古队良渚一带的发掘考察。经专家指点，老师共论，他们终于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原始人类生活的遗址。这意味着，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人在“杭州”定居，千年之谜，就这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开始，被神奇地揭开了。1938年，施昕更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遗址初步报告》，成为良渚遗址的第一个发现者，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驱。在论文中他这样写道：“浙江的黑陶或许是较晚于山东，而亦不妨假定是古代沿海平原地域文化沟通发展及民族迁徙繁衍之痕迹，浙江黑陶文化可以说是在这种情形下面的传播关系而产生的……”时至今日，施昕更的论点仍不失其参考价值，在当时更让人们耳目一新。
1959年，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概念。随之而来的正式命名，证实了良渚是有其自身演变、发展序列的文化区。
良渚文化的器物早期以黑陶著称，20世纪70年代在良渚反山和瑶山考古发掘中，已发现各类遗址100多处，共同构成了分布密、类型多、规格高的遗址群落。学者们称之为“良渚遗址”，它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片“圣地”。大批制作精美的玉器，有装饰用的冠形器、玉璜、玉管、锥形器、玉镯、玉带；动物饰件玉鸟、玉龟、玉鱼、玉璋；有象征着神权的玉琮；有象征着财富的玉璧；有象征着军权的玉钺……玉器上那些精妙至极的花纹，在后来的商、周青铜器上屡屡见到。这片原野上早就有人发现过玉器，但人们一直以为是汉代器物，至多上溯到周代。可这次出土的玉器达3000多件，占全部随葬器物的90％以上。人们在这一灿烂辉煌的文明面前，激动得目瞪口呆！
汉代许慎曰：“玉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洁之方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玉是神圣的。玉散射着幽幽之光，神秘而又诡谲，如此不可思议地埋藏在反山的土墩深处。它长约90米、宽约30米，考古确证是经人工堆筑而成的，土方达2万立方米左右。这座土筑高台无疑就像是一座土筑金字塔，矗立在杭嘉湖平原上。离反山不过5000米的瑶山，也有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土墩，离地面的高度一般在6米左右。土墩附近往往有河流、湖泊或者小山丘。这些土墩遗址约占良渚文化遗址的60％，可以说是良渚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之一。
人们发现，大墓在土墩高台上，中小墓葬却在平地。这种土墩高台上的大小墓地，在形式、结构和随葬的玉器品类、数量上，都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墓群基本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其规模要比反山、瑶山壮观得多。从墓葬的这一侧面推论，良渚文化时期就具有了早期国家的雏形。所以专家预言：良渚遗址中的“中心遗址”，就是“最古老的杭州城”。有专家甚至著书立说，大胆假设论证，认为良渚文化遗址就是夏王朝的所在地，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开始。
良渚文化并不单指在良渚发现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作为马家浜文化的发展延续，它分布在湖州钱山漾、杭州半山水田畈、嘉兴双桥、桐乡新地里、上海崧泽……如钱山漾的文化遗址就相当精彩，出土的丝麻织物，证明良渚时期吾浙人已开始养蚕缫丝。花生和芝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以为是从外国进来的，所以芝麻也被人称为胡麻。可正是在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花生和芝麻的遗存，原来早在4000多年前，先人们就在吃花生和芝麻了。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相当进步，有籼稻、粳稻之分，并普遍使用石犁、石镰。良渚文化手工业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2007年，又一个巨大而又惊人的发现问世。考古学家发现以莫角山宫殿为中心的四周还有一圈环绕的城墙。它标志着在70年考古历程中，继发现良渚遗址、命名良渚文化后的又一个重要的阶段——良渚文明古国的存在。
回顾良渚文化的考古历程，考古研究表明，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画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的前奏。而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良渚文化晚期，长江下游地区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可能已经存在。1992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而古城墙的确定，更掀起了人们对良渚文化的深入探究。
这座古城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筑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西城墙全长约1000米，宽40—60米，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接下来，南城墙、北城墙和东城墙依次被发现，同样是底部铺垫石头、大量黄土夯筑；城墙环绕着中间的莫角山遗址。与西城墙相比，其他三面城墙相对更考究：铺垫的石头尖锐得多，明显是人工开凿的。
已经发现的良渚遗址，从其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专家认为当时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是个古城。而这个古城，其实就是“良渚古国”。
良渚文化中最大的玉琮被称为“琮王”，纹饰是人面与兽面的复合形象，这典型的图案反映了良渚人高度发达的宗教信仰体系。而形态则如英武的战神，使人联想被尊为战神的蚩尤，这位传说中亦正亦邪的勇士，直到在与黄帝部族开战时才终于失手。这一则传说与良渚文化的族属、地望和传说极其吻合。石钺的发达表明良渚人好勇强悍；蚩尤节节胜利之时，正是良渚文化发达之际；而最终被黄帝打败之时，则和良渚文化的衰败同步进行；蚩尤部族中一支首领叫九黎的大部落联盟，范围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其中又有一支称为羽人的分部落，他们信奉鸟兽，奉为图腾，而良渚玉器上的神秘图案下半部分似乎也像鸟兽，良渚人有可能就是羽人吗？
具备史学精神和丰富想象力的另一些专业学者，则以为浙东宁绍平原是越族人发展的基础之地，他们认为，我们的先民就生活在距今10万至2万年的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直至距今1.5万年左右，环境恶化迫使越人大规模迁徙。一万年前，他们当中有一支越过钱塘江，进入了今天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地带，从此便在这块地区生息繁衍，逐渐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这部分学者认为，良渚人的祖先是越族人。
请想一想先人的那些充满美感的手指吧，是他们创造出了这样的玉器。那些殚精竭虑的构思，那些日日夜夜的切磋……彼时黄河流域的部族正在征战不已，而我们的良渚先民，则坐在工房里，水渚旁，耐心地打磨着手中的玉器。请想一想这幅壮丽而又丰富、辽阔而又细腻的中华民族诞生画卷吧。从某种角度说，难道不正是从我们的遥远的先人开始，就萌生、界定了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格局吗？
然而，在经历了什么之后，良渚文化消失了……是被海侵摧毁了？是被洪涝击败了？是因战争衰竭了？是因内讧离散了？是被外敌消灭了？我们不知道哪一条是良渚古国消失的根本原因，但我们知道，良渚古城的发现，标志着4000多年前的良渚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文明已进入了古国家形态。
2019年7月6日10时42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怀玉的美人良渚，沉睡数千年，终被唤醒，从此高贵而绰约地行走在世界文明的T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