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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中国，首先给我们的家园带来的好处是人口的增多和耕地的垦辟。隋朝灭陈的时候，整个南朝也就只有200万人口，加上北方人口，一共只有1100万人。26年之后，人口就增加了4倍，家园之花开始绽放了。手工业已从冶铁、制盐发展到了纺织、制瓷和造船，江南一带的人精于造船，甚至使统治者陡生戒心，隋文帝因此下了一道诏意思是说，吴越一带的人，有一个非常不好的陋习，不管到哪里都要私造大船，然后聚集在一起，以船为交通工具，侵犯别人。从现在开始，江南一带有船造到三丈以上高的，全部没收给公家。造私船给国家带来的戒备之心竟然如此强烈，可见此时江南的造船业已经发达到什么程度。
之所以船只如此之多，是与河湖江海分不开的。一个短暂的王朝，却给我们留下了一座近乎永恒的宝藏——大业六年（610），杭州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发生，中国版图上多了一条贯穿南北的大河，起点京口（镇江），途经丹阳、无锡、吴县进入浙江的嘉兴，再经濮院、石门、崇德、塘栖到杭州的拱宸桥，全长400多公里。然后，继续通过杭州城的茅山河、盐桥河，直到钱塘江，把扬州和今日的萧山西陵连在一起了。开凿大运河，称得上泽润千年，杭州的繁荣，至此拉开了序幕。
都说今天的大运河好气派，南至杭州，北抵北京，西达关中，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这一切，恰是从610年的冬日开始的。
还是先从水说起。我们已经知道，杭州这个地方，并不缺水，她有海潮，有江流，有湖泊，随便找个地方，挖地盈尺，即能见水。
不缺水的杭州却又掘了一条河，此河南起杭州，北抵北京，西达关中盆地，北连华北平原，南至太湖流域，贯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全长1782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河。它对杭州的兴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历史上的航运要道，对隋代以后的历代王朝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和万里长城一样，大运河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2014年世界申遗成功。
晚唐诗人李商隐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紫来宫殿锁烟霞，
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
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
终古垂柳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
岂宜重问后庭花！
这首题名《隋宫》的诗，其中提到“锦帆”，里面坐着的是隋炀帝杨广，锦帆就航行在这条大运河上。
杨广是隋文帝的儿子，儿子继承父亲的皇位，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儿子不止一个，做皇帝还轮不到杨广。杨广一面在外领兵打仗，一面在父亲面前谦卑有加，待到时机成熟就亮出黑刀，杀父兄后穿上龙袍……
就像万里长城离不开嬴政，说京杭大运河也避不开杨广。一般人都以为，杨广做了皇帝，挥霍无度穷奢极欲，穷兵黩武又偏偏喜欢繁华富丽的江都（扬州）。于是凿通运河，浩浩荡荡三下江都巡游。不过，把开凿大运河的缘起都归结在杨广身上，恐怕是有失偏颇的。
581年，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虽已是龙袍加身，依旧还是寝食难安。其实，他的当务之急有二：一是国都虽地处关中，但由于北方连年战乱，八百里秦川食粮匮乏，民以食为天，谁当皇帝也得掂量；二是陈朝虽是气数已尽，但仍占据江南半壁江山，南陈不灭终是心腹大患。
缺粮要调粮，打仗要调兵。那个时代既无公路，亦无铁路，陆路关山重重，水路虽有渭水，但渭川水力，大水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隔。隋文帝是有远见的，故自584年起，开凿大运河的历史壮举，就从隋文帝开始了。
不过直接和杭州相通的江南运河，倒还是杨广做了皇帝以后的事。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有名的亡国之君，但开凿运河到杭州，还不能说全是为了游乐。说实话，那时候的杭州，离风花雪月的温柔富贵乡，还着实有一段距离。朝廷开凿运河，除了要在江南征调粮食之外，更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调兵遣将，征讨高句丽。
据史书记载，605年开凿大运河，民工动辄就是百万人。隋炀帝的目的当然是便利漕运和军事调遣。隋代开凿的南北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南到余杭（今杭州），当时的总长度为4000多里，从江南输出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大业九年，炀帝征讨高句丽，被服、军需、兵械、军队都从运河上过，光是运输的民夫，就有340万人。可以说，当时的南北交通空前活跃。这条河，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决定了一个王朝的盛衰交替。
隋王朝顷刻就被农民大起义的狂涛吞没，而人们开凿的大运河，就这样滋润哺育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童年。
杭州移治20年之后，江南大运河开通首段，自京口至余杭800余里，从此杭州成为南北大运河水运的起讫点，有名的商业城市。人口随之迅速增长，从初唐时的三万五千多户人家增加到开元年间的86000多户，到中唐以后，便以“东南名郡”见称于世，人口也达20万—30万人了。
为开凿大运河，民工动辄百万人，目的首先是“寡人”千秋万岁的基业，不承想隋王朝只存在了短短几十年，隋末农民大起义惊天动地，终于杀出了一支名叫瓦岗军的起义军。而出身关陇的大贵族，一个汉族和鲜卑族的混血儿李渊，踏着战火的余烟，登上了大唐王朝皇帝的宝座，中国历史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最终完成，浙江又把握住了一个历史的机遇。
运河带来的水运便利，直接带动了经济，杭州迅速地发展成一个“珍异所聚”“商贾并辏”的商业城市，人口从初唐时的3.5万多户人家增加到中唐以后的二三十万户，从此以“东南名郡”见称于世。
盛唐时候，浙江的杭州、越州和明州，都已进入商业发达的城市行列。尤其是杭州，天宝元年，杭州人口在全国城市中排行第19位，跃居浙江省第一。人口的增多意味着生产力的旺盛。唐宪宗时，杭州的商税已占全国二十四分之一。当时浙江的农业、手工业、造船业及文化政治，都处在一种与盛唐极合拍的节奏之中，直到“安史之乱”打破了这种可持续性发展的相对稳定社会。
唐王朝前期对农业非常关注，主要在水利建设上，工部专门设立了水部郎中、员外郎和都水监。杭州周围本是江南泽国，农业极易为洪涝侵害，此时大小水利工程“纷纷上马”。盐官重修了捍海塘；钱塘新开了沙河塘；海盐开了古泾；乌程修了官塘；安吉修邸阁池开石鼓堰，引天目山水溉田百余顷；余杭南五里有上湖，西二里有下湖，北三里有北湖，溉田千余顷。水利是农业增收的重要因素，当时浙江粮食的亩产，一般田地产粮一石，良田产二石，是很高的产量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吸引了更多的人口来浙江，劳动力的壮大又加速了农业生产的提高。
唐朝时的浙江手工业也不甘寂寞。越窑全国闻名，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说：“若邢瓷类银，则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瓷成了当时宫廷最喜欢用的茶具，通过杭州钱塘江码头远销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家，成出口商品中重要一类，又通过大运河送往大唐盛世的四面八方。
“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从唐人杜荀鹤的这首《送友游吴越》诗中，我们读出了浙地的繁华。此时的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气拔山峻，骈樯开肆，潇洒豪迈，和人们误以为的小桥流水人家，完全各异，真可谓，运河两岸风物佳，大唐气象织钱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