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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入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这是一个漫长的王朝。对我们的故乡而言，较以后其他的王朝，较同时代的左邻右舍而言，还是相对安全的。西汉承秦制，杭州仍称钱唐。汉武帝时，把管理郡一级的军事治安的警备部门——西部都尉，从山阴移到了灵隐山下。从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古杭州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有了提升。夹在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莽政权，曾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到了东汉，复置钱唐县，属吴郡。这时杭州农田水利兴修初具规模，并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第一条海塘，西湖开始与海隔断，成为内湖。
我们还从《史记》上了解到当时包括杭州在内的浙江的经济情况。老实说，我们的家园那时候并没有今天的富庶。楚越之地，地广人稀，人们处在刀耕火种之中。司马迁说到我们这块土地时，以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什么积蓄，但也没有什么冻饿之人，当然，也没有什么千金豪华之家。差不多就在西部都尉搬迁到钱唐来的时候，汉武帝也开始把北方的一些大族迁到江南来。人口的大量南迁，对我们当时人口稀少的家园的建设，是有极大好处的。
但北方大族何以会在武帝时期迁往江南呢？除了一般经济发展规律的原因之外，武帝之前的景帝时代所发生的一场重大的国家动乱，应该是很重要的原因。
从政治上说，包括古杭州在内的江南地区，当时发生了一场最大的政治动荡，就是“吴楚七国之乱”。
我们知道，汉王朝初建之时，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把自己的皇族子弟分封出去，给他们建立小藩国，来共同朝奉中央政府。这样，浙江，包括钱唐地区，就归了当时的吴王刘濞。
历史上说到刘濞这个人在吴国的统治，往往用这样八个字：“煮海为盐，采铜铸钱。”可见这个刘濞，是很重视经济建设的。这样一来，他就在经济上与中央为敌，形成一种对峙的态势。在招揽人才上，他也有自己的动作，利用身处偏远的地方优势，集聚天下的亡命之徒。这些亡命者，想必是从中央政府的辖地或者别国辖地中逃出来的罪犯，一旦被刘濞收留，自然拼死为他卖命。他在其他的诸侯国中，又是个大哥大般的人物，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和汉景帝有杀子之仇。这样，一场叛乱就迫在眉睫了。
说起来，刘濞准备这场叛乱，已经有三十多年了。照他自己的话说：寡人节衣食，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
原来，三十多年前，他的儿子在京师与文帝的太子刘启下棋，大概过于轻狂不逊了吧，被恼怒的刘启抄起棋盘，失手一下砸烂了脑袋，就那么死了。这个刘启，就是后来的景帝啊，你说刘濞能不恨他吗！
这时候汉室王朝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谋臣，名叫晁错。他看到这种严重威胁中央政权的危机，给景帝上了一策，让他削平那些藩国。可刘濞也看到了晁错的危险性，他联络了一些藩国首领，于公元前154年正月，举兵犯上，打出的旗号却很堂皇：请诛晁错，以清君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结果呢，晁错是被清除杀掉了，刘濞也被景帝诛灭了。吴国从此也就这样灭亡了，钱唐回到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辖区之内。汉武帝登基之后，为了防止权贵聚集在京都，形成与皇权对峙的力量，就把他们纷纷遣往各地，杭州一带，就迁来了许多北方人。
西汉末年，随着王莽改制的失败，本就很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严重，当时的中国，已经到了“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的地步，席卷全国的绿林、赤眉大起义由此爆发。
因为我们的家乡地处偏远，各种社会矛盾没有黄河流域一带严重，所以没有卷入农民起义的洪流。既然此地还是一片相对和平的绿洲，北方的一些官僚地主就纷纷往南逃亡。当时的北方豪强地主主要定居在会稽，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一带。从北方来的名人中，就有董子仪、严子陵等人。
北方的豪富到了南方，依然是富豪，他们在南方继续占有大量的土地，并把当时北方奢侈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江南。在他们的领地里，有许多农民依附于他们，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
人压迫人的日子长了，必然导致社会的暴乱，一切秩序崩溃，一切得从头来过。就这样，在北方发生过的国家悲剧，同样被搬到南方来了。钱唐一带开始进入狼烟四起、兵荒马乱的岁月。
这种纷争愈演愈烈，直到最后，板结的汉王朝碎裂，历史迈进了三国鼎立、乱世英雄争霸天下的时代狂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