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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是一位成果卓著的国际政治学教授。20世纪60年代他就以研究核威慑理论活跃于国际政治学界。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他借鉴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微观层次国际政治理论。1968年，杰维斯在《世界政治》杂志发表了重要论文《关于错误知觉的假设》，引发国际政治学界对微观层次研究的极大兴趣，也奠定了他作为认知学派国际政治理论领衔学者的学术地位。1976年他的名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问世，全面阐述了他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体系，成为认知心理学派的代表作。后来，他又潜心研究系统效应和反馈机制，将复杂理论用于国际政治，以《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问题》荣获美国政治学学会最佳著作奖。虽然杰维斯在国际政治学领域硕果累累，但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却对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知之不多。
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译毕掩卷之时，深感有必要较全面地介绍一下这位我们还不算熟悉的学者，并对他的这部著作做出专门的评介，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杰维斯以及他在国际政治学界的成就和影响。
杰维斯于194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1962年毕业于奥伯林学院，获学士学位，196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哈佛、耶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执教，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蒂文森（Adlai E．Stevenson）国际政治学教授。杰维斯是美国科学进步协会会员，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1988—1989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副会长，2000年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他还是很有影响的康奈尔安全事务研究系列丛书的主编之一。
杰维斯著述甚丰，主要分布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国际政治领域：战略性互动（包括核威慑和无政府条件下的合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复杂系统效应和非本意结果。
虽然杰维斯的研究领域相当广阔，但他并非无所不收的杂家。在他潜心研究的三个领域之内，认知心理学始终是他的理论依据，社会科学的假设和验证始终是他的研究方法，复杂的互动系统始终是他对国际政治的基本看法，无政府条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始终是他要解开的国际政治之谜。他所讨论的是观念性因素，是人的思想和心理对决策的作用。在下一部分里，我们会介绍《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专门讨论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者心理认知行为的研究，在这一部分里，我们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下他在其他两个领域里的研究成果。
战略性互动是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核威慑尤其突出，杰维斯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学者之一。1963年，美国学者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一书问世，使用博弈理论和理性逻辑推理对战略性互动进行了理性的分析。 [1] 1970年杰维斯的著作《国际关系中的认知逻辑》出版。他一方面借鉴了谢林的战略互动理论，一方面开创性地讨论了核时代国际行为体发出的信号和行为体预期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不完善信息条件下的战略互动和沟通问题。在这一著作中，他的重大贡献是使用认知心理学理论和概念，补充博弈论的不足，使人们对核威慑、冲突螺旋、认知行为等重要国际关系理论概念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在其他一些研究项目里，他尤其重视微观层面的战略和威慑理论研究，主张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相辅相成，认为只有将强制性威慑和惩罚性威慑结合起来，威慑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战略冲突和威慑的另一面就是安全困境下的合作。杰维斯被引用频率最高的论文之一是他1978年发表在《世界政治》杂志上的《安全困境下的合作》。 [2] 在这篇论文中，他借用了猎鹿博弈和囚徒困境博弈，说明为什么维持现状的国家也会相互展开军备竞赛，甚至导致战争。杰维斯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是现实的存在，正是因为无政府状态，国家才产生了恐惧心理，国家之间的相互恐惧心理又导致了安全困境。在这篇论文中，杰维斯对安全困境作出了经典定义：一个国家增强自我安全的行动必然削弱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国家往往通过增强军备减弱自我不安全感，但是，这样做只能使其他国家以同样的方式加强自己的军备。结果就会出现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最后所有国家都因为增强了军备而感到更加不安全。然后，杰维斯提出了自己重点考虑的问题：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很容易产生安全困境，在安全困境条件下，国家是否仍然可以合作？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主要的方法就是调整进攻型和防御型战略，以改变安全困境的螺旋上升状况。
杰维斯认为，进攻型和防御型战略是两种具有明显不同的战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土防御比进攻其他国家的代价相对要小。安全困境的产生是由于国家希望增强自我防御而导致对方的敏感知觉而产生的。所以，如果国家在增强防御的时候，将进攻型战略和防御型战略清楚地区别开来，使对方得到明确的非进攻性信号，安全困境就会得以缓解，国家也就可以合作。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是调整博弈矩阵的支付结果，加大相互合作的收益、增加单方不合作行为的成本，加强各方对对方合作的预期期望。比如说，维持现状型国家可以首先采取行动，表明自己只采纳防御战略，以此明示自己合作的诚意，以便停止乃至扭转安全困境的上升螺旋，创造双方合作的基本条件。如果两个互动中的国家都是维持现状型国家，都在互动中采取非进攻型防御措施，并且使对方明确地知道自己行动的非进攻性质，以便使对方不至于产生不安全的错误知觉，这样就可以减弱安全困境，实现无政府状态下的稳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杰维斯虽然强调了无政府状态是导致安全困境的重要因素，但他并不像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等现实主义者那样，认为这是惟一的因素。
杰维斯强调的是，决策者的心理活动也是导致安全困境的重要因素。决策者对进攻和防御的认知、对其他国家合作与否的判断，都是产生安全困境的条件。对安全困境的研究是杰维斯的重大学术贡献，安全困境条件下的合作更是国际政治中国家常常面临的问题，所以，杰维斯在这方面至今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杰维斯后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复杂系统效应方面。 [3] 他在1979年发表了《系统理论与外交史》，讨论了反馈机制如何影响势力均衡系统，并且引发了不少的争论。 [4] 他发现，在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中，因果关系很少是线性的，某种行动的副作用和反馈效应很可能抵消甚至压倒了原来预想的结果。人们精心设计的计划可能会一无所成，国家经过反复斟酌而后所决定的政策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1918年西方诸国赢得了所谓结束战争的战争，但是，其后果之一则是希特勒执掌德国大权。人们本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会使我们的世界比较安全，但是随后产生的却是美苏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核威胁的阴影笼罩整个世界。原因是什么？经过近20年的潜心研究，杰维斯极具挑战性的著作《系统效应：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问题》于1997年问世。他的目的就是回答这样的问题，而最基本的回答就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很难预测复杂的系统效应。
系统指一组相互关联的单位或成员。系统效应有两种形式：1）一组单位或成员相互联系在一起，致使某些单位／成员或某些单位／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某些部分的变化；2）整个系统显现出来的特征和行为方式会不同于系统各个部分所显现出来的特征和行为方式。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就是这样相互关联的，因此，行为的总体结果不等于诸多单个行动的机械相加，行为体精心策划的行为往往会导致非本意的结果。
杰维斯总结了系统效应产生的三种原因。
第一是非直接效应，即在一个系统中，任何行动除了其直接效应之外，还会由于单位之间的相互关联产生间接的效应。比如改变税制的直接效应可能是改变政府的收入，但其间接效应则是影响投资和消费等。第二是非直接互动效应，指体系中两个行为体之间的关系除了受到这两个行为体之间互动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体系中其他成员之间互动的影响。比如中美在冷战时期改善关系，主要是因为有着一个共同的威胁源——苏联。第三，多元战略性互动效应，指所采取的行动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对此行动做出的反应。比如，一个国家大量获取武器以期保证自我安全，但是诸邻国的反应是同样增加武器，结果，首先增加武器的国家反而感到不安全。由于这三种系统效应的存在，所以，任何一个行动都会有着无数可能产生的后果，其中有些在预料之中，有些则是人们无法预料或有违初衷的。体系成员之间的互动越是频繁（比如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系统效应就越难以预料。正因为如此，行为体的个别行动无法用来预测结果，一个行为体的行动是和与之互动的其他行为体的行动密切相关的，系统效应是多层多元多样的，简单化地理解系统效应会带来无法弥补的错误。杰维斯使用了诸多国际政治的实例，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系列事件始料不及的结果出现之后终于堕入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并说明冷战是怎样通过一系列意料之外的活动发生、发展和激化的。
系统稳定和变化的机制是系统的正负反馈功能。负反馈是系统单位试图抵制对系统的干扰因素，以维持系统的稳定。正反馈则恰恰相反，它加强了对系统的干扰因素，因此可能导致系统的变化。比如，在国际关系中，典型的负反馈表现是势力均衡，目的是维持原有国际体系的稳定，防止任何一个国家称霸于诸强之上。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也是负反馈的例子。正反馈现象表现在一个雪球引发雪崩、一个蝴蝶翅膀的闪动可以引发一场暴风雪等例子之中。国际关系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是正反馈的表现。杰维斯认为，没有负反馈，系统无法形成和维持；而没有正反馈，系统则没有变化和发展。他对决策者的忠告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孤立的，也没有任何一种结果是一厢情愿就可以促成的。
应该说，杰维斯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意义的。虽然复杂理论在自然科学界已经被讨论了很久，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国际政治学界仍属罕见。到目前为止，杰维斯和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研究大概属于这一方面的前沿理论了。 [5]
如果说杰维斯最富有挑战意义的学术著作是《系统效应：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问题》，那么，他最成熟的理论著作则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这部著作花费了杰维斯的大量心血，既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学术界公认的大师级著作，被认为是国际政治认知学派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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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遵循这部著作的结构顺序，对杰维斯的研究问题、理论假设、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和经常出现的错误知觉等四个方面分别予以评介。
杰维斯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在行为体双方均不希望冲突的情景中、在本来是可以合作的条件下，会发生冲突和争斗，会拒绝合作而走向战争？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从国际政治的学理思想发展来看，思想者和学者多年来集中考虑的国际政治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从国际政治的实际来看，这也是决策者面对的客观世界。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是关系到我们的世界和世界上的国家的头等大事，也关系到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一问题本身固然具有重大意义，但却是国际政治中的永恒命题。提出这一问题的不仅仅是杰维斯。可以说从国际关系学科在本世纪初诞生之时，这个问题就是它研究的第一主题。许多优秀学者也就此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那么，杰维斯的贡献是什么呢？
从20世纪初国际政治成为独立的学科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学理上就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宏观和中观两个层次上。宏观层次上的研究重点考虑国际体系对国家战争与和平行为的影响。比如，华尔兹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国家的行为根源就在于此。正因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国家之间的生存需求才必然导致它们之间的冲突。
A.F.K.奥根斯基（A.F.K.Organski）和亚采克·库格勒（Jacek Kugler）认为，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是决定大国战争行为的最重要原因。当挑战国实力接近霸权国实力的时候，它们之间相互采取战争行为的可能性就极大。
[7]
中观层次上的研究主要在国家层面上寻找原因，例如，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垄断资本主义争夺海外市场和原料基地的斗争必然导致这些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8]
还有的学者在国家内部寻找原因，认为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是战争的重要原因，因为这样的复合体在战争中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它们必然支持战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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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政府部门之间的竞争等也被视为国家对外行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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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维斯同样在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他承认许多优秀国际政治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无疑是国家之间冲突和争斗的重要条件之一。 [11] 他也承认许多国内政治研究和决策理论学者的观点，认为国家性质、国内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政府部门之间的竞争等等，也都对国家的对外行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这些依然不能充分说明国家的战争与和平行为。因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人做出的，也是由人执行的，所以，作为重要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人的个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同时，杰维斯还认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极端重要的。对于同样的客观世界，不同的人会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又会带来不同的决策。同时，作为决策者的人，具有同所有人一样的认知局限（cognitive limitation），所以难免出现错误知觉。基于这些基本的理论假定，杰维斯独辟蹊径，从决策者的心理认知这一最微观的分析层次入手，利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分析决策者心理活动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起到的作用。所以，杰维斯的创新在于他从一个不同的视角观察国际政治，并且得到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发现。正因为如此，《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出版之后，杰维斯便成为国际政治学微观层次研究的最卓越学者。
在决策者这一微观层次上面，杰维斯对国家冲突行为的解释是：国家决策者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很容易发生错误知觉，并且大多数这样的错误知觉是夸大对方的敌意，将对方国家视为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由于互动的双方都趋于发生这样的错误知觉，冲突的几率就可能明显地大于合作的几率。所以，在杰维斯的研究设计中，他确定了两个变量，一个是最微观层次上的国家决策者知觉，这是他的自变量；另一个是国家之间的冲突行为，这是他的因变量。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是：国家决策者的错误知觉可能加剧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当一个人接收到信息或者受到环境中刺激因素刺激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对这一刺激因素的知觉。知觉是一个心理学的专门术语，指人在受到刺激后进行选择、组织和判断自己接收的信息的过程。然后，人对知觉到的信息加以理解，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刺激因素做出反应。人对刺激因素的反应是基于他对刺激因素的知觉，而不是基于客观真实的刺激因素本身。所以，如果人的知觉是错误的，他的理解就会是错误的，他的反应也会是错误的。正因为如此，在决策过程中，知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杰维斯发现，在两种情况下，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第一，作为对手的双方或其中的一方旨在改变现状，确有侵略和发起冲突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存在错误知觉，冲突都难以避免。第二，双方都是维持现状国家，都不希望发生冲突，但是冲突还是发生了。杰维斯认为，在第二种情况下，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是决策者的错误知觉。错误知觉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专门术语，指由于决策者对接收到的信息做出了误断，其决策和行为随之偏离了实际，结果，事物的发展结果就与决策者的原本意图不相吻合。也就是说，由于决策者对形势和对方意图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往往是夸大对方敌意的判断，所以，他们会采取过分的行为。如果双方均是如此，敌意螺旋就会不断上升，冲突也就会在双方都无意冲突的情况下爆发。第二种情况是杰维斯研究的重点范畴。
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在提出理论假设之后，杰维斯进一步使用历史数据证实自己提出的假设，分析了为什么决策者会发生错误知觉。在对大量历史资料进行研究之后，他发现心理学理论中讨论的几个导致错误知觉的重要机制在国际政治领域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人们对世界的事物总是有着一定的认识，这些认识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形成了人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的原有认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他们接收到新的信息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的认知相符。如果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不一致，他们就可能对新的信息或是视而不见，或是曲解误断，使其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一致起来。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趋于忽略或无视来自对手的善意信号和姿态。比如，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时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将苏联视为邪恶的代表，将任何关于苏联的信息和任何苏联的行为都与邪恶联系起来，即使苏联做出合作的表示，他也不惜曲解事实，表现出极强的认知相符倾向。
其次是诱发定势（evoked set）。人们接收到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据此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用我们的俗话来说，颇有“丢了斧子的人”的意思：自己总是想着丢斧子的事情，也就将所有的人都视为偷斧子的人。杰维斯使用了珍珠港事件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为例子。美国政府感觉到珍珠港可能受到敌国的攻击，并发电报给驻珍珠港的美军司令官，告诉他时刻提防敌人的“敌意行为”。华盛顿所谓的“敌意行为”指的是外部敌人对美国领土的进攻，但是，当时敌方特务不断在珍珠港搞破坏活动，这位驻珍珠港的司令官满脑子都是如何对付这些破坏活动，所以，他就想当然地将华盛顿的建议理解为提醒他进一步防范这类破坏活动，根本没有考虑华盛顿的指令是让他注意外敌对美国领土的进攻。结果，这位美军司令官完全没有对外部进攻采取防范措施。这样的错误知觉就是由诱发定势引起的。
第三是历史包袱。人们往往将历史作为镜子，以史为鉴就是这个道理。历史可以教会我们许多东西，但历史也可以是沉重的负担，它会使人们简单机械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结果就会完全错误地认识现实。由于当年张伯伦对希特勒实行了绥靖政策，致使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而未受到遏制，所以后来人们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出现了所谓的慕尼黑综合征。1956年英国首相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就将埃及的纳赛尔错误地视为希特勒第二。还有研究发现，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对待苏联的强硬态度也与古巴导弹危机给他留下的印象有关。 [12] 经历过动荡的人会特别害怕动荡，经历过战争的人尤其担心战争，经历过侵略的国家会对敌意十分敏感。历史的类比是重要的，但是，历史的类比也会由于人的认知局限而成为负担，产生误导作用，将一些实质上不相同的现实事件和历史事件牵强地联系在一起，结果出现重大的知觉错误。
由于存在这些导致错误知觉的机制，决策者是很容易错误地认识客观事实的。在从理论层面讨论了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之后，杰维斯继续分析了四种常见的错误知觉。首先是国家决策者往往将对方想象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这样一来，任何无意、巧合和偶然的事件都会被视为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比如，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就认为，“俄国人是国际象棋大师，他们严密周到地设计……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就像他们在棋盘上筹棋运子一样”。苏联人也是一样。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美国一架U-2飞机飞越苏联上空，无论肯尼迪怎样解释这是因为飞机迷失方向，赫鲁晓夫都不能相信，他认为这是美国整个战略的一步棋。其次是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如果出现了有利于自己的情景，决策者就认为是自己的影响所致。比如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访华期间，美国认为越南北方肯定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大规模进攻，结果北方没有发动进攻，美国则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对越南的轰炸瓦解了对方的进攻。一旦出现不利结果，则会认为这是对方的敌意预谋，与自己的行动没有关系。中国出兵朝鲜，美国人武断地认为这是中国国内存在高度的对美敌意和周密的战略谋划，而不考虑中国的行为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担心美国对中国领土的威胁而做出的自卫反应。第三是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人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总是趋于避开自己不愿听到和看到的事情，总是希望接收到自己愿意听到和看到的消息。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愿望思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一些人总是对和平抱有侥幸心理。所以，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到伦敦的时候，他们相信张伯伦为英国赢得了一代人的和平。这一错误知觉正是愿望思维的一个典型例子。最后是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当人们在考虑应该采取一种政策的时候，却发现了许多关于这一政策不妥的意见和评论，自己认为正确的，别人认为不正确，于是就会出现认知失调现象。为了保持自己的认知相符，人们便寻找理由，以自圆其说。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原本希望在印度支那进行干预，以防止所谓多米诺骨牌现象出现。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做到，便转而认为即使不干预，印度支那的多米诺现象也不会十分严重，以此调整自己的认知失调。
杰维斯使用了大量的历史例证，说明即使再明智的决策者也经常出现这些错误知觉。所以，他在著作的最后对决策者提出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忠告，希望决策者能够意识到人的认知是有着局限性的，人的心理过程包含了错误知觉生成的机制，在接收信息的时候，尤其是接收到与自己原有的认识矛盾的信息的时候，要冷静全面地思考，尽量减少决策过程中的错误知觉。比如，决策者可以进行移位思考，将自己置于对方的处境，来理解对方可能做出的反应。或者可以多了解对方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以便防止以自己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的习惯定势去判断对方的行为和对策。减少错误知觉，就可以减少由于错误知觉造成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杰维斯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有着重大意义。概括起来说，有四个方面尤为突出：理论的借鉴与创新；微观层次研究的成功尝试；对历史史料的娴熟使用；对决策和决策者的实用价值。
在理论方面，杰维斯主要是借鉴了认知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和试验结果，对涉及国际政治的决策和决策者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如果对决策者个人进行分析，理论方面最适合借鉴的无疑是心理学，但是将心理学与国际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也无疑是学术难度很大的研究设计。不过，如果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和理论突破，不难发现其重大成果几乎都是借鉴其他学科的最新理论而产生的，都是在其他学科的启迪下实现突破的。早期的国际政治研究主要借鉴了历史学和法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学开始走向社会科学，经济学便成为借鉴的主要源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际关系研究舞台上叱咤风云的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是借鉴经济学的理论和逻辑，设计自己的理论框架的。
90年代起，建构主义独树一帜，成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理论范式，但是，国际政治领域的建构主义理论主要是借鉴了社会学理论而发展起来的。
[13]
所以，人们往往说，国际政治学是落后的科学，总是在借鉴中发展。这种说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借鉴和启迪到目前来看仍然是国际政治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杰维斯在这方面的重大理论贡献就是借鉴了心理学的理论，首先将认知心理学娴熟地运用到国际政治领域，包含了图式理论、归因理论、自我知觉理论、认知相符理论等心理学界的研究成果，揭示了理性行为体由于心理机制和认知过程而难以避免的非理性决策。
正像我们在上面简单提到的那样，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杰维斯十分为人称道的是他的研究层次。层次研究的方法是华尔兹首先使用的，他在1959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有意识地按照个人、国家、国际体系三个层次设计了自己对战争原因的研究。 [14] 但是，华尔兹并没有专门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层次分析的方法予以论述。1961年，戴维·辛格（David Singer）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讨论了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因素。他的宏观层次是国际体系，这是最全面的外部因素；他的微观层次是国内因素，这是从国家内部分析国家对外行为的途径。 [15] 后来，国际关系研究人员逐渐分理出六个分析层次，即：世界体系、国家间关系、社会、政府、决策者角色和决策者个人，试图辨析在每个层次上影响国家的国际行为的重要因素，并有意识地据此进行自己的研究设计。 [16]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国际政治研究发展的重要阶段，许多新的理论开始向现实主义挑战，但同时也出现两个趋势，一个是国际政治理论开始向体系层次发展，许多重要的国际政治理论都集中在体系层次上面；第二个是比较政治学研究开始集中在国内政治进程层面，主要采取多元主义的方法，重点考虑国内政治进程中的利益集团政治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在国际政治体系层次，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华尔兹。从20世纪50年代末，华尔兹就一直在考虑建构一种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年，经过20年的思考，他的名著《国际政治理论》出版，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体系理论和还原理论的区别。华尔兹认为，只有体系层次的理论才是国际政治理论，其他层次的研究虽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都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理论。
体系层次的研究势必将国家视为单一行为体，将决策视为黑箱运作。而国内政治进程研究则势必将国家视为非单一的多元行为体，将决策视为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
[17]
这样的发展趋势对决策研究有着重大的影响，比如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名著《决策的本质》考虑的就是单一理性行为体、组织程序和政府政治三种不同的决策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了体系研究和国内政治多元主义研究的方法。
[18]
杰维斯同样要揭示黑箱内部的决策机制，但是，他却将研究置于最为微观的层次上面。《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于1976年出版，当时，几乎没有人在最微观层次上、也就是决策者个人心理过程层次上对国际政治加以研究。所以，这显然是学术领域的空白。杰维斯的研究显然填补了这一空白，之后才出现了一批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决策者个人的研究成果。
[19]
第三，杰维斯使用历史史料，以社会科学方式进行行为研究的方法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的行为主义革命以来，国际政治学的定位基本上得以明确，即：国际政治学属于社会科学学科，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认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这就要求国际政治学研究人员采用从提出研究问题、确定理论假设、收集系统数据、进行科学验证、得出研究结论这一基本的社会科学研究程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学开始脱离历史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主要标志就是国际政治学不再试图解释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努力发现国际政治的规律和事物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但是，大家也都十分清楚，历史对于国际政治学是极其重要的。国际政治研究学者怎样对待历史实际上成为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杰维斯虽然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但是他的研究方法却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启示。杰维斯对历史是十分熟悉的，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了如指掌。他充分使用了自己的这一特长，将历史作为研究的数据。他根据心理学理论提出假设，然后使用历史数据进行验证，并且这些历史数据基本上都是已经确认的史实。虽然每一个历史事件在他的笔下只有寥寥数语，但是从他大量的注释中可以看出他使用数据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在《国际政治的知觉和错误知觉》之中，他始终采取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通过理论的指导，提出研究问题；根据研究问题，提出理论假设；然后用丰富的史料对自己提出的假设予以一一证明。他使用史实，并不是要对某一特定历史事件进行详细的追踪，而是要通过大量史料发现决策者认知过程中规律性的东西，发现他们在心理过程中存在的共性行为，这是一个国际政治学家区别于历史学家的根本之处。许多国际政治研究人员使用历史数据，但是像他这样如此娴熟、如此精到的学者实属少见。
第四，杰维斯的研究不仅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尤其对决策者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杰维斯的研究一直是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无论是他关于战略互动和战略合作的研究，还是他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始终都是与国际政治的现实密切联系的。国际政治学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正像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所说的那样，国际政治的学理研究和国际政治的实际之间存在一条鸿沟。
[20]
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仍然有着很大的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学理研究必须超脱现实政策才能成就学术，有人则认为学理研究脱离现实政策就成为空中楼阁。但不管怎样，杰维斯是将这两个方面结合得比较好的学者。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使用的理论和引证的心理学试验都是艰深的，甚至是比较晦涩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理论一旦结合到国际政治领域的事实，便活了起来，使人们很容易理解那些易于发生的错误知觉及其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由于杰维斯的理论假设都是在国际政治的历史实例中得以验证的，所以，对于决策者尤其具有实用价值。他们在做出复杂决策的时候，可以借鉴杰维斯的研究成果，也可以根据杰维斯对决策者提出的建议，克服自己可能出现的错误知觉现象，更加全面地、正确地分析面对的复杂情形，以便做出切合实际的理性决策，避免本不愿意看到的冲突和纷争，以实现更高程度上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危机期间，最高决策者个人的认知和心理活动比在平常时期所起的作用更加明显，所以杰维斯的理论就越发显示出其实用价值。比如上面提到的以杰维斯理论框架分析中美关系的文章就指出了1995—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中美关系中一系列的错误知觉问题导致危机的上升，其中许多都是杰维斯讨论过的错误知觉；而通过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多次会晤，不少知觉偏差得到了校正。
实际上，中美两国都不愿意看到两国之间发生重大冲突，并且，两国基本上都是属于维持现状型国家，但过去10年关系的起伏和波折，使人们不得不考虑错误知觉这一微观因素所产生的作用。
当然，像所有研究成果一样，杰维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由于他将自己的研究层次设定在微观层面，所以，对于解释决策过程中出现的知觉错误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但在解释国际政治的总体发展和国家行为的宏观走向方面则不及体系层面的研究。当年辛格在评论宏观和微观层次的研究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在任何学术研究领域，总是存在多种方式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归类整理，以便进行系统的分析。无论是在物理学还是在社会科学中，研究人员需要决定是研究部分还是整体、是分析各个组成部分还是分析整个体系。这就好比决定观察花朵还是花园、观察树木还是森林。
杰维斯的研究就是集中在花朵和树木上面。这类研究可以对国际政治微观层面上的现象做出详细的描述和解释，会十分贴近国际关系的实际，但是，它的缺点则是对整个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和国际关系的格局特征把握不足。虽然杰维斯的研究设计本来就不是想在宏观总体上揭示国际关系规律的，但是，我们在阅读这部著作的时候，还是应当记住花朵和树木的研究毕竟不能代替对花园和森林的研究，反过来自然也是一样。
其次，杰维斯的研究避开了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对人的知觉的影响。他注意到不同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对决策者个人知觉的作用，指出即使在像英美这样的国内政治社会进程相似的国家之间，决策者也会对于对方行为和意图表现出错误的知觉。所以他告诫决策者要注意移位思考。但他也指出，在研究中他避免讨论不同文化之间的认知差异问题。他的解释是，如果相似文化背景中的个人相互之间都会发生错误知觉，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必然会出现类似的错误，且其程度只能更加严重。这一假定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只指出了错误知觉的程度不同，却没有意识到不同文化中的个人对同一个事件会产生根本不同的知觉。比如，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行动如果仅仅限于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表示道歉，对于美国人来说，也许这样的场合可以表现诚意了，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只能在十分正式的场合进行道歉才足以说明对方的重视和诚意。这里，事情的原因已经不在于心理知觉过程，而在于文化的差异。再如《超越国家利益》一文指出了中美双方在诸多问题上出现错误知觉问题，其中许多是来自认定对方具有强烈敌意这一知觉的。但是，产生这一知觉的根源可能不仅仅在于个人的知觉局限，更多的则是来自在20世纪90年代双方的关系之中有着较强的霍布斯文化的成分。 [21] 忽略文化和社会环境对决策者个人的影响在杰维斯的研究中是很明显的。换言之，杰维斯的关注仍然是“经济人”而不是“社会人”；强调的是作为个人的决策者的认知作用，忽视的是社会和文化对决策者个人的塑造作用；深入分析的是决策者个人的详细心理活动，未作分析的是决策者的“自我”与“他者”的社会性关系对于认知所起到的作用。当我们研究决策者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将他们视为电脑般的信息处理器，而是应当将他们作为社会和历史塑造而成的人。其实，在杰维斯讨论重大历史事件对个人知觉的影响的时候，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只不过他避开了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人的身份和思维的建构作用，只分析了这种身份和思维的反映和表象——人的具体心理行为。这不能不说是杰维斯研究的重大缺失。但是，这一缺失也许为国际政治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深入分析和创新的空间：如果我们能够将个人认知心理和社会实践与身份认同结合起来研究，可能会得到新的成果。由于认知心理和身份认同都是以观念因素为核心研究内容的，所以，这样的结合既是有可能、也是有意义的。
杰维斯的著作毕竟是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对国际政治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表明我们可以有着多种国际政治的研究途径，任何一种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国际政治的世界。如今，我们将这部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希望能够开阔国际政治研究人员的思路，也希望对学术界、政策界和广大读者有所启迪。
秦亚青
2003年1月于美国蒙哥马利市杜鹃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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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omas Schelling， Strategy of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2] ．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January 1978），pp.167—214.
[3]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4] ．参见斯蒂芬·沃尔特（Steve Wal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Science ，Summer 1998，28）、马丁·法雷尔（Martin Farrell， The Atlantic Monthly ，September．1，1998，282）、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8，77）等人所写的书评。
[5] ．杰维斯和阿克塞尔罗德都在研究系统效应和复杂理论，但是，两人的研究途径并不相同。杰维斯主要是使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尤其是国际关系事件，来解释和验证系统效应。而阿克塞尔罗德则主要是通过计算机模拟和纯理论的方式来研究这一现象的。参见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1984）；Robert Axelrod and Douglas Dion，“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Science ，242（December，1988）；Robert Axelrod，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Harnessing Complexity: Organizational Implications of a Scientific Frontier （New York: Free Press，2000）。实际上复杂理论和系统效应是富有意义的科学思考，将其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会产生许多新的学术兴奋点。国内国际政治学界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关于复杂理论，有一本科普性质的著作，写得很精彩，可以作为参考。参见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陈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6] ．这一学派的著作还有Alexander Georg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等。
[7] ．A.F.K．O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1968）；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8] ．这些研究主要是受到霍布森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论述的影响，参见J.A．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Allen and Unwin，1902）；V.I．Lenin Imperialism （New York: Vanguard，1929）。
[9] ．Gordon Adams， The Iron Triangle: The Politics of Defense Contracting （New York: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Priorities，1981）.
[10] ．Graham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o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Brown，1971）；Graham Allison and Morton Halperin，“Bureaucratic Politics: A Paradigm and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World Politics 24，pp.40—79.
[11] ．Kenneth Waltz， Man，the State，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12] ．Russell Leng，“Reagan and the Russians: Crisis Bargaining Beliefs 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1984），pp.338—355.
[13] ．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Nicholas Greenwood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9）；John G.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1998）。
[14] ．Waltz， Man，the State，and War .
[15] ．David Singer，“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ed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16] ．参见James Rosenau，e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Frances Pinter，1980）；Bruce Russett，Harver Starr，and David Kinsella， World Politics （Belmont，CA.: Wadworth/Thompson 2004）。
[17] ．关于这两种趋势的精彩论述，参见Peter Katzenstein，Robert Keohane，and Stephen Krasn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Katzenstein，Keohane，and Krasner，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Mass.: The MIT Press，1999），pp.23—30。
[18] ．Allison， The Essence of Decision.
[19] ．参见Deborah W.Lason， Origin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Morton Deustch and Shula Schichman，“Conflict: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 Margaret G.Hermann，ed.，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1986），pp.219—250；Betty Glad，e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War （Newbury Park，California: Sage，1990）。
[20] ．Peter J．Katzenstein，Robert O.Keohane，and Stephen D.Krasner，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Massachusetts，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6），p.44.
[21] ．参见Qin Yaqing，“A Response to Deng Yong: Power，Perception，and the Cultural Lens,” Asian Affairs ，vol.28，No.3（Fall 2001），pp.155—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