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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令。——间接话语。——口令，行动，非实体的转化。——日期。——内容和表达：二者各自所拥有的变量。——配置的不同方面。——常量，变量和连续流变。——音乐。——风格。——多数与少数。——生成。——死亡与逃逸，形象和形变。
《马布塞博士的遗嘱》或口号的配置
当学校的教师考问一个学生的时候，她可不是在获取信息，同样，当她在讲授一条算术或语法的规则的时候，她也不是在为学生们提供信息。她在“给出—符号”（ensigne
），她在颁布命令，她在进行指挥。教授的命令并不外在于她教给我们的东西，但也没有增加什么。它们并不来自原初的意谓，也不是源自信息的推论：一条命令始终并且已经牵涉别的命令，这就是为何命令总是冗余的。义务教育的机器并不传播信息，而是将符号的框架［连同所有那些二元性的语法的基本要素——阳性—阴性，单数—复数，名词—动词，陈述的主体—表述（énonciation）的主体，等等］强加给孩子。语言的基本单位——陈述——就是口令（mot d’ordre）。除了共通感（sens commun）这个将信息中心化的官能之外，还应该界定另外一个令人厌恶的官能，它致力于发送、接收和传递口令。
语言的用法不是让人相信，而是让人服从，使人服从。“男爵夫人根本不想令我相信其诚意，她仅仅是向我示意，她更愿意看到我摆出心悦诚服的样子。”
[1]
我们可以在警方或政府的公告之中觉察到这一点，它们不大关心真实性和可信度，但却非常明确地说出了那些应被遵守和牢记的东西。这些公告对一切可信度的漠视往往近乎挑衅。这就证明，关键之处本不在此。让人们说……：语言所要求的莫过于此。斯宾格勒（Spengler）指出，话语的基本形式不是进行判断的陈述，也不是情感的表达，而是“命令，表示服从，断定，质问，肯定或否定”，那些极为简短的句子支配着生活，它们不能与事业或大型工程相分离：“准备好了？”“是”“前进”。
[2]
词语不是工具；不过，人们将语言、笔和笔记本交给孩子，就像将铲子和十字镐交给工人。在成为一种句法的标记之前，一条语法规则就是一种权力的标记。命令既不与先在的意义相关，也不与明确区分的单位的预先秩序相关。正相反。为了传播、传递和遵守那些作为命令的口令，信息只能限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之内。应该恰好有足够的信息来将“
开火！
”（
Au feu
！）与“
开赛！
”（
Au jeu
！）区分开来，或避免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所描述的那种在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如此令人烦恼的状况（阶梯高处的教授给出了一个问题，由仆从一级级地传递下去，但这个问题在每一级上都发生了变化，而下面的学生所作出的回答也在向上传递的每一级上都发生着变化）。语言不是生活，它向生活发号施令；生活不进行言说，它倾听并理解。
[3]
在所有的口令之中，即使是在父亲向儿子发出的口令之中，都存在着一种小型的死刑判决——一种
审判
，正如卡夫卡所言。
困难之处正在于准确界定口令的规则与外延。问题并不在于语言的起源，因为口令仅仅是一种语言—功能，一种和语言同外延的功能。如果说语言似乎总是预设着自身，如果说我们不能确定一个非语言的出发点，那正是因为语言并非运作于可见物（或可感物）与言说之间，而总是从言说到言说。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相信，叙述不在于传达人们所看到的东西，而在于传达人们所听到的东西，即另外一个人向您所说的。道听途说。进而，求助于一种被激情所扭曲了的视觉也是不充分的。“原初的”语言——或确切说是语言的原初规定性——并不是比喻或隐喻，而是 间接话语 （ discours indirect ）。某些人想要赋予隐喻和换喻以重要性，而这对于语言研究来说被证明是毁灭性的。隐喻和换喻仅仅是些效应；它们并不属于语言，除非它们已经预设了间接话语。在一种激情之中存在着众多的激情，在一种语音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语音，一阵喧哗，方言：这就是为何所有的话语都是间接的，而对于语言的恰当翻译就是对于间接话语的翻译。 [4] 本维尼斯特否定蜜蜂也具有语言，尽管它们掌握了一种有机的编码， 甚至还利用了比喻 。它们不具有语言，因为它们能够传达所见之物，但却不能传递他者传达给它们的东西。发现了一个战利品的蜜蜂能够将这个信息传达给那些没有发现它的蜜蜂；不过，一只没有发现这个战利品的蜜蜂却不能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其他那些同样没有发现它的蜜蜂。 [5] 语言并不局限于从第一人到第二人，从某个已经看到的人到某个没有看到的人，而是必然从第二人到第三人，他们谁都没有看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对作为口令的词语所进行的传递，而不是对一种作为信息的符号所进行的传达。语言是地图，而不是仿图。然而，为何口令是一种和语言同外延的功能，而指令（ordre）和命令却似乎指向以命令式为标志的明确表达的命题类型呢？
奥斯汀（Austin）的著名论文出色地证明了，在行动和言语之间，不只存在着多样的外在关联：比如，一个陈述能够以直陈式来描述一个行动，也可以用一种命令式来激发此种行动，等等。在话语和某些以说出 它们 来完成的行动之间还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施行式（performatif）：我通过说出“我发誓”来宣誓］，更普遍地说，在言语和某些通过言说而实现的行动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施为式（illocutoire）：我通过说出“是否……？”来提问，我通过说出“我爱你……”来做出承诺，我通过运用命令式来发号施令……，等等］。这些内在于言语的行为，这些陈述和行为之间的内在性关联，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为 隐含的或非话语性的预设 ，以便与那些始终可被明确表述的预设相区分——正是通过这些明确的预设，一个陈述得以指向另外的陈述、或一种外在的行为［杜克罗（Oswald Ducrot）］。对于施行式的领域或更为广阔的施为式的领域所进行的研究已经导致三个重要的结论：（1）不可能将语言构想为一种代码，因为一种代码是某种阐释得以可能的条件；不可能将言语构想为对于信息的传达：命令、质问、承诺、肯定，这并非是提供关于一个命令、一种怀疑、一个约定或一个断言的信息，而是实现这些内在的、特殊的、必然是隐含性的行为。（2）不可能将语义学、句法学甚或音位学界定为可以脱离 语用学 （ pragmatique ）的语言科学研究的领域；语用学不再是一个“垃圾场”，而语用学的规定也不再陷于两难选择：要么再度落于语言的外部，要么与那些对它们进行句法化和语义化的明确的条件相一致；相反，语用学成为所有其他维度的预设，并且渗透到各个角落。（3）不可能维持语言—言语之间的区分，因为言语不再仅能被界定为对于一种原初的意义所进行的具体的、外在的运用，或对于一种先在的句法所进行的可变的运用：相反，对语言的意义和句法的界定不能脱离它所预设的言语行为。 [6]
确实，我们还是很难理解，怎样能够从言语行为或隐含预设之中形成一种和语言同外延的功能。而更难理解的是：是否可以从施行式［那些通过说出（disant）“它”而完成的行为］出发，将其拓展为施为式［那些人们通过言说（parlant）而完成的行为］。因为始终有可能阻止此种拓展，把施行式限定于其自身之中，进而通过那些全然不依赖于一种普遍语用学的特殊的语义和句法的特征来对其进行解释。根据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的论述，施行式并不指向行为，正相反，它指向 自我指涉 （ sui-référentiles ）的词项特征［那些真正的人称代词“ 我 ”（JE），“ 你 ”（TU）……，被界定为接合器］：因而，与其说语言之中所先在的某种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结构预设了言语行为，还不如说它们足以充分说明言语行为。 [7] 这样，本维尼斯特就将语言界定为沟通性的而非信息性的，正是此种语言所特有的主体间性或主体化解释了所有其余的一切，也即，所有那些人们通过说出“它”而完成的行为。然而，问题就在于：主体的沟通是否就是一种比理想的信息更好的语言学观念。杜克罗提出了如下理由，它们将其引向本维尼斯特的图式的反面：自我指涉的现象不能说明施行式，正相反，是如下的事实解释了自我指涉：“某些陈述被社会性地用于完成某些行动。”因而，是施行式通过施为式来解释自身，而非相反。是施为式构成了隐含的或非话语性的预设。而且，施为式自身又要通过表述的集体性配置、司法行为、司法行为的等价物（所有这些远非依赖于，而是决定着语言之中的主体化进程或对主体的分配）来获得解释。沟通不是一个比信息更好的概念；主体间性并不比意谓更能解释这些“陈述—行为”的配置，因为正是这些配置在每种语言之中对主体的语素（morphème）的功用及分量进行衡量。 [8] （我们将看到，对于间接话语的分析证明了这种观点，因为主体化并非原初的，而是从一种复杂的配置之中产生出来的。）
所谓 口令 ，不是一种明确陈述的具体范畴（比如，命令式），而是每个词语或每个陈述与隐含预设之间关联，也即，与在且只能在陈述之中得以实现的言语行为之间的关联。因此，口令并不仅仅牵涉到命令，还牵涉到所有那些通过一种“社会职责”与陈述联结在一起的行为。每个陈述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此种关联。问题，承诺，都是口令。语言（langage）只能被界定为某个既定的时刻在某种语言活动（langue）之中所运作着的口令、隐含预设或言语行为的聚合体。
陈述和行为之间的关联是内部的、内在的，但却不具有同一性。此种关联毋宁说是 冗余性的 。口令自身就是行为和陈述的冗余。报纸、新闻是通过冗余而运作的，因为它们向我们告知了那些“应该”去思索、牢记和期待（……）的事物。语言既不是信息性的，也不是沟通性的，它不是信息的传播，而是与之截然不同的口令的传递，或是从一个陈述到另一个陈述，或是在每个陈述的内部（只要一个陈述完成了一个行为，或这个行为在这个陈述之中得以实现）。信息科学最为普遍的模式将信息最大化的理想状态作为原则，并将冗余仅仅作为一种限制性的条件，它缩减了此种理论上的最大化、以免被噪音淹没。相反，我们则认为，冗余的口令是原初的，对于口令的传递来说，信息仅仅是最低条件（因而，不存在噪音和信息之间的对立，毋宁说，对立只存在于所有那些运作于语言之中的无序与作为纪律或“合语法性”的口令之间）。冗余具有两种形式—— 频率 和 共振 ，前者关涉到信息的意义，后者（ 我=我 ）则关涉到沟通的主体性。但确切说，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和沟通乃至意谓和主体化显然从属于冗余。人们有时会把信息和沟通区分开来；有时又构想出一种信息的抽象意义，以及一种沟通的抽象的主体化。不过，所有这些都无法给予我们一种语言的原初的或隐含的形式。没有独立于主导的意谓过程的意义，也没有独立于既定的役使（assujettissement）秩序的主体化。这二者都依赖于某个既定的社会场域之中的口令的本性和传递。
不存在个体的表述，甚至也不存在表述的主体。然而，只有相对较少的语言学家曾研究过表述所必然具有的社会性。
这是因为，此种特征并非自足，并有可能仍然是外在的：因此，人们对它说得要么太多，要么太少。表述的社会性特征不具有内在的基础，除非我们能够揭示它怎样通过其自身而指向
集体性的配置
。因此，我们看到，陈述的个体化和表述的主体化只有在非个体性的、集体性的配置需要它和规定它的前提之下才能存在。这恰恰就是间接话语（
尤其是“自由的”间接话语
）的典型价值：不存在清晰勾勒的轮廓，首先存在的不是差异的个体化陈述的嵌入（insertion），也不是多样的表述主体的接合，而是一种集体性的配置，它将产生并决定相关的主体化过程、个体性的分配及其在话语之中的动态分布。不是主体之间的区分，而是配置解释了间接话语，它在这种话语之中自由呈现，由此解释了某种语音之中所呈现着的所有语音，夏吕斯的一段独白之中所闪现着的所有少女
，一种语言活动之中所包含着的所有语言活动，以及一个词语之中所包含着的所有口令。美国杀手“山姆之子”在一种来自祖先的声音的驱使之下进行杀戮，而此种语音本身又是通过一条狗的声音而被传达的。表述的集体性配置这个观念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对社会性特征作出解释。不过，我们无疑可以通过必然实现着集体性配置的陈述和行为的冗余复合体来对其进行界定。然而，我们在这里只有一个名义上的界定；而且，我们甚至还不能为之前的立场进行辩护，以证明冗余并没有被还原为一种单纯的同一性（或并不存在陈述与行为之间的单纯的同一性）。如果我们想要转向集体性配置的一种实在的界定，那么就要追问，与陈述一起形成了冗余或口令的语言，其内在的行为是由什么所构成的呢？
看起来，这些行为是被那些流通于某个既定的社会之中的
非肉体性转化
（
transformation incorporelle
）所界定的
，它们被
归属于
这个社会之中的那些肉体。我们可以赋予“肉体（corps）”这个词以最为普遍的含义（存在着合乎道德的肉体，灵魂就是肉体，等等）；不过，我们应该将作用于这些肉体的行动和激情（passions）与别的行为（只作为非肉体性的属性，或是一个陈述所“表达”的东西）区分开来。当杜克罗追问一个行为的构成之时，他恰恰转向了司法的配置，并将法官的判决作为实例，而正是判决将一个被告转化为罪犯。实际上，在这之前，是人们指控某人犯罪，而在这之后，则是对于罪犯实施刑罚，即作用于肉体的行为—情感（财产的实体，受害者的肉体，罪犯的肉体，监狱的实体）；然而，将被告转化为罪犯，这就是一个纯粹的瞬时行为或一个非肉体性的属性，它就是法官的判决所表达的东西。
[9]
和平与战争是迥异的肉体的状态或混合；而全民动员的法令却表达了一种肉体所具有的非肉体性的、瞬时性的转化。肉体具有年龄、成熟和衰老；然而，世袭财产、退休、这些和年龄相关的范畴在某个社会之中却是直接归属于肉体的非肉体性转化。“你不再是一个孩子了……”：这个陈述涉及一种非肉体性的转化，即便它言及肉体并将其自身置于它的行为和激情之中。非肉体性的转化通过它的瞬时性、直接性，以及表达它的陈述和它所产生的效果之间的同时性而被确认；这就是为何口令具有严格的日期、小时、分、秒，而且一旦有了日期，它也就有了价值。爱情是肉体之间的结合，它可以被再现为一支箭射中心脏，或灵魂的融为一体，等等；然而，“我爱你”这句表白，它表达了一种求爱者与被爱者的肉体所具有的非肉体属性。吃面包与饮酒是肉体之间的结合；领圣体同样是肉体之间的某种结合，这些肉体确切地说是精神性的，但却并未因此而更少“实在性”。然而，从面包和酒的实体向基督的血和肉体的转化却是纯粹表达于一个归属于肉体的陈述之中。在一次劫机之中，挥舞着左轮手枪的劫机者的威胁很显然是一种行动；同样，对于人质的处决（如果发生了的话）也是如此。然而，乘客转化为人质，飞机—实体转化为监狱—实体，则是一种瞬时的、非实在的转化，一种
大众媒体的行为
（
mass-media act
），或英美哲学中所谓的
话语—行为
（
speech-act
）。在某个既定的社会之中的口令或表述的配置——简言之即施为式——指示着陈述与非肉体性转化或它们所表达的非肉体属性之间的瞬时关联。
口令的瞬时性是十分奇妙的，它能够被无限地投射，被置于社会的起源之处：比如，在卢梭那里，从自然状态向文明状态的转变过程就像是一种原地的跳跃，一种在 原点 发生的非实在转化。 现实的历史 无疑叙述了在某个社会场域中的肉体的行动和情感及其发展过程，它以某种方式将它们进行传播；然而，它同样传递着口令，也即被嵌入此种发展过程之中的纯粹行为。 历史 绝不会摆脱日期。或许，经济学或金融分析最好地证明了这些瞬时性的决定性行为存在于某个整体过程之中（这就是为何陈述断然不从属于意识形态，而是已然运作于被设想为经济基础的领域之中）。德国自从1918年以来的飞速的通货膨胀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它作用于货币的实体，以及许多其他实体；然而，种种“环境”（circonstances）之整体一下子就令一种符号性转化得以可能，此种转化尽管在理论上被归因于土地及物质资产，但却同样也是一种纯粹的行动或一种非实在的转化—— 1923年11月20日 [10] ……
配置不停地流变，不断将自身从属于那些转化。首先，应该将环境纳入考察之中：本维尼斯特出色地证明了，一个施行式陈述并不外在于产生它的环境。无论谁喊出“我宣布全民动员”，这都将是一个幼稚或荒唐的行为，而不是一个表述行为，除非存在着一种被实现的变量，它赋予这个人以进行陈述的权力。对于“我爱你”来说也是如此，这句话在环境之外既无意义也无主体和接受者，环境不仅使其可信，而且更将其形成为一个真正的配置，一种权力的标志，即使是在一场不幸的爱情之中（人们仍然是通过某种权力意志而进行服从的……）。不过，环境这个一般概念不应该让人以为它仅仅涉及外部环境。“我发誓”这句话并非始终同一，人们可以在家庭、学校、在一场恋爱、一个秘密社团，在法庭之中说出它：它不是同一个事物，也不是同一个陈述；它不是同样的肉体状态，也不再是同样的非肉体性转化。转化言及肉体，但它自身是非肉体性的，是内在于表述的。存在着表达的变量， 它们令语言与外部相关，但这恰恰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内在于语言的 。只要语言学还固守着那些音位、词法或句法的常量，那它就是将陈述与一个能指、将表述与一个主体相关联，这样，它就搞砸了配置，进而将环境归结为外部环境，将语言封闭于其自身，并将语用学当成一种残渣。与此相反，语用学不仅诉诸外在环境：它释放出那些表达或表述的变量，而它们正是令语言无法自我封闭的内在理由。正如巴赫金所说，只要语言学还在抽取常量，它就始终无法使我们理解一个词语怎样形成一个完整表述；必需一种“替补性的要素，它始终无法被所有那些语言学的范畴和规定所把握”，尽管它仍然完全内在于表述或语言的理论范围之中。 [11] 准确说来，口令就是这样一种变量，它将词语形成为一个表述。口令的瞬时性和直接性在与肉体（转化被归属于它们）的关联之中赋予它自身一种流变的权能。
语用学是一种语言的政治学。这方面研究的典范，就是让—皮埃尔·法耶（Jean Pierre Faye）对于德国社会场域之中的纳粹陈述的构成所进行的研究（这些构成不能被直接套用于意大利的法西斯陈述的构成）。这种对转化的研究涉及与社会团体相关联，并实现着内在性行为的口令和非实在属性的流变。我们还可以考察另一个处于不同情形之中的例证，比如苏俄的某种真正的列宁式陈述。我们的分析基于列宁的一篇名为《谈谈口号》（1917）的文章。在无产阶级具备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的条件
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一种非实在转化，它从群众之中抽离出一个无产阶级，并将其当作表述的配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第一国际的神来之笔，它“发明”了一个新的阶级类型：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
利用了与社会民主党的决裂，列宁又发明或宣布了另一种非实在转化，它从无产阶级之中分离出一个作为表述配置的先锋队，并将其归属于“
党
”，一个具有独立实体的新类型的党，尽管这种做法冒着落入一种名副其实的官僚主义的冗余系统之中的危险。列宁式的赌注，大胆一搏？他宣称，“所有权力归苏维埃”这句口号只有在2月27日到7月4日这段时间才有效，这是为了大革命的和平过渡，但对于战争状态则不再有效。此种从和平到战争的过渡意味着这样的转化：它不再仅局限于从大众到作为领导者的无产阶级，而更是从无产阶级到一个作为指挥者的先锋队。
正是在7月4日
，苏维埃的权力终结了。人们可以确定种种外部环境的影响：不仅是战争，还有武装暴动，这些都迫使列宁逃往芬兰。不过，事实仍然是，非实在的转化在7月4日被宣布，先于它将被归属的那个团体（即，
党
自身）的组建。“所有的口号都应该源自某种明确的政治形势所具有的特性的总和。”如果有人反对说这些特性恰恰与政治学而非语言学相关，那就应该指明，政治是怎样从内部作用于语言，它在口令发生变化之时也改变着词汇、结构和语句的所有要素。要想对某类陈述进行评价，只有根据其语用学含义，也即根据它与那些隐含预设之间的关联、与那些（它所表达的，并将在肉体之间引入新的划分的）内在性行动或非实在转化之间的关联。真正的直觉不是一种合语法的判断，而是对于与环境的聚合体相关的表述之内在变量的评价。
我们已经从明确的命令转向作为隐含预设的口令；从口令转向它们所表达的内在性行动和非实在转化；接着再转向它们作为其变量的表述配置。当这些变量在某个时刻进入到可被确定的关联之中，配置就相互结合于 一种符号的机制或一部符号的机器之中 。然而，显然，一个社会之中贯穿着众多的符号机制，事实上，它就是在混合的机制之中运作的。此外，新的口令将在另一个时刻出现，它将令变量发生变化，进而脱离某个已知的机制。因此，口令成为冗余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经由它的某种本质性转化，而且，口令在其自身之中、在其传播之际、在与它所实现的转化或行动的“直接”关联之中也可以成为冗余。即使是与某个被考察的符号机制相断裂的口令也已经是冗余了。这就是为何一个表述的集体性配置之中的所有陈述都属于间接话语。间接话语就是一个被转述的陈述在进行转述的陈述之中的呈现，是口令在词语之中的呈现。所有语言都是间接话语。间接话语绝非预设着直接话语，相反，直接话语是取自间接话语，且条件是：在一个配置之中，意谓的运作和主体化的过程被分布、归属和分配，或配置的变量进入到恒常的关联之中，无论此种关联怎样短暂。直接话语是从整体之中脱离出来的片段，它源自集体性配置的瓦解；然而，此种配置始终就像是我从中获取自己名字的喧哗，就像是我从中获得自己声音的和谐的或不和谐的声音的聚合体。我总是依赖于某个分子性表述的配置，它并非在我的意识之中被给出，也不再仅仅依赖于我的表面上的社会规定性，而是将众多异质性的符号机制联结在一起。方言俚语。写作，也许就是将此种无意识的配置呈现出来，在那些喃喃细语之中进行甄选，召唤那些隐秘的部落和习语，而正是在这些事物之中，我萃取出那个所谓的“ 我 ”。 我 是一个口令。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宣称：“我已经听到了那些语音在说： 他意识到了生命。 ” [12]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种精神分裂的我思，只不过，它将自我意识改造为口令的非肉体性转化或间接话语的效果。我的直接话语也仍然是自由的间接话语，它来自别的世界甚或星球，并贯穿于我自身之中。这就是为何如此众多的艺术家和作家都曾为转盘（tables tournantes）所诱惑。当我们追问何为口令所特有的功能之时，就必须通过以下的异样的特征来辨认它：口令的传播、感知和传递的瞬时性；极为多变，以及一种遗忘的力量，它使得人们对于他们所曾遵循，但随后便抛弃的口令处于无知状态，以便能够接受别的口令；对于非实在转化的统握所具有的一种名副其实的观念的或幻想的能力；倾向于在种类广阔的间接话语之中去把握语言。 [13] 提台词者（souffleur）和被提醒者的功能，始终将不同旋律置于冗余关系中的歌谣的功能，真正通灵的能力，说方言俚语或讲特殊话语的能力。
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如何界定一种语言—功能、一种和语言同外延的功能？显然，口令，集体性配置或符号的机制，这些都不能与语言相等同。不过，它们却构成了语言的实现条件（ 表达的超线性 ）；它们在每种情形之中都满足了条件，如果没有它们，语言就将仅仅停留于潜在的状态（间接话语的超线性特征）。无疑，配置自身也在变化，也在转化。然而，它们并不必然通过一种语言活动而发生变化，它们并不与多种多样的语言活动相对应。一种语言活动似乎是为进入到它的陈述之中的音位、语义、句法常量所界定的；反之，集体性配置则涉及这些常量在与内在于表述的变量相关时所产生的用法（表达的变量，非实在转化或内在性行为）。不同的常量和不同的语言活动可以具有同样的用法；而在一种既定的语言活动之中，相同的常量也可以或连续或同时地具有不同的用法。我们不能坚持此种二元论：一方面将常量视作明确的或可明确化的语言学要素，另一方面则将变量视作非语言学的外在要素。因为用法的语用学变量是内在于表述的，它们形成了语言活动的隐含预设。因此，如果说集体性配置在任何情形之中都与被考察的语言活动及语言自身同外延，那是因为它表达了非实在转化的集合体，这些转化构成了语言的实现条件，并利用了语言活动的基本要素。因而，语言—功能就被界定为既非信息性的、也非沟通性的；它不能被归结为一种意谓的信息，也不能被归结为一种主体间的沟通。而且，它也无法被用来从信息之中抽取出意义、或从沟通之中获取一种主体性。因为它是主体化的过程，是意谓的运动，它们与符号的机制或集体性的配置相关。语言—功能是口令的传递，而口令则与配置相关，正如配置与构成了功能之变量的非实在转化相关。离开一种（符号的或政治的）语用学，语言学就毫无价值，正是此种语用学界定了语言的实现 条件 及语言活动的基本要素的 用法 。
如果我们在一个社会场域之中区分了实在变化（modification）的集合和非实在转化的集合，那么若忽略每个集合自身所具有的多变性，我们就会得到两种形式化，一种是 内容 的形式化，另一种则是表达的形式化。既然内容与形式之间并不对立，那么内容也可以有其自身的形式化：手—工具这一极，或识物课。但它与表达是对立的，虽然后者同样也有其自身的形式化：面容—语言这一极，符号课。正是因为内容和表达皆有其形式，我们决不能赋予表达的形式以一种仅仅再现、描述或确认某种相应内容的功能：不存在对应性或一致性。两种形式化不具有相同的本性，它们相互独立，彼此异质。是斯多亚派首先提出了关于此种独立性的理论：他们区分了实物（corps）的行动和情感（并赋予“实物”这个词以最为广泛的外延，也即所有那些具有形式的内容）与非实在的行为（它们是陈述“所表达的东西”）。表达的形式是由被表达物之链所构成，正如内容的形式则是由实物之网所构成。当刀切进肉，当食物或毒物在肉体之中扩散，当葡萄酒被滴进水中， 实物的混合 （ mélange ）就出现了；然而，“刀切肉”“我在吃”“水变红了”，这些陈述表达了具有截然不同本性的 非实在的转化 （事件 [14] ）。斯多亚派的天才就在于将此种悖论推向极致，达到迷狂和犬儒的地步，并将其奠基于最为严格的理由之上：他们的收获，就是最早创立了一种语言哲学。
不过，此种悖论将一文不值，除非我们像斯多亚哲学家那样补充说：非实在转化，非实在属性，它们涉及、并仅涉及实物自身。它们是陈述所表达的东西，但
被归属于
实物。不过，这并不是为了描述或再现实物；因为实物已经具有其自身的属性，它们的行动和情感，它们的灵魂，简言之，即它们的形式，而这些形式本身也是实物——再现也同样是实物！因此，如果非实在属性被运用于言说实物，如果有必要区分非实在的表达“变红”和实物的性质“红”（诸如此类），那么，这种做法与再现无关。我们甚至不能说，实物或实物的状态就是符号的“指称”。表达出非实在的属性、并同时将其归属于实物，这并不是在进行再现，也不是在进行指称，而是在以某种方式
介入
（
intervenir
），因而是一种语言的行为。这并没有否定、反倒是肯定了两种形式——表达的形式与内容的形式——之间的相互独立性：表达与被表达将被嵌入或介入内容之中，但这不是为了对内容进行再现，而是为了对其进行预测、使其倒退、令其减速或加速、将其分离或整合、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划分。瞬时性转化之链始终被置于连续变化的网络之中（对于斯多亚派来说，日期概念的含义就在于此：从哪个时刻开始，我们能说某人是秃顶的？在何种意义上，“明天将会有一场海战”这类陈述构成了一个日期或口令？）1917年8月4日之夜，7月4日，1923年11月20日：这些日期表达了哪些非实在的转化，进而被归属于实在、被置入其中？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并没有奠定二者之间的任何的平行关系，相反，却导致了二者的碎裂，由此使得表达被置于内容之中，在其中，我们可以不停地从一个区域跃至另一个区域，在其中，符号作用于实物自身、与此同时实物也被拓展或展布于符号之中。一种表述的配置并不是言“及”某物，而是在与实物的状态或内容的状态
相同的层次之上
进行言说。因而，同一个x，同一个词缀，可以作为一个产生作用或经受作用的实物而运作，或作为一个做出行动或发出口令的符号而运作，这要看它被掌控于何种形式之中（比如物理学的理论—实验的集合体）。简言之，两种形式在功能上的相互独立仅仅呈现为互为前提和不断相互转化的形式。我们决不会遇到仅凭借其自身而发挥效用的口令之链或内容的因果关联；同样，我们也不会遇到一方再现另一方，而另一方则充当所指的情况。相反，两条线之间的相互独立是分布性的，它使得一方的某个节段始终承接着另一方的某个节段，一方滑入或介入于另一方之中。正如福柯所说，我们不断地从口令转向事物的“沉默的秩序”
，或相反。
然而，当我们运用“介入”这个含混的词语之时，当我们说表达介入或被置于内容之中时，难道不是仍然存在着某种观念论？就好像口令是骤然从天而降的？然而，应该确定的不是一个起源，而是介入、置入之点，并且必须在两种形式互为前提的框架之中实现此种确定。换言之，这些形式——内容的形式与表达的形式——不能脱离某种卷携着它们的解域运动。表达和内容，任何一方都是多少被解域的，相对地被解域的，全视它们的形式处于何种状态而定。从这个方面看，我们不能提出表达对于内容的某种优先性，反之亦然。有时，符号的组分（composantes）可能要比物质的组分更为解域，但相反的情形也同样存在。比如，一个由符号所构成的数学复合体要比一个粒子的聚合体更为解域；然而，反之，粒子也可以具有实验的效应，进而对符号系统进行解域。一种犯罪行为可以在与现存的符号机制的关联之中进行解域（déterritorialisante）（大地呼喊着复仇并塌陷，我犯了太大的过错）；然而，表达出宣判行为的符号也可以在与所有那些行为与反应的关联之中进行解域（“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人们甚至都不能将你杀死）。简言之，存在着解域的不同程度，它们对各自的形式加以量化；正是根据这些形式，内容和表达相互结合，彼此承接，相互加速，或相反地通过一种再结域的运作而稳定下来。我们称为环境或变量的，正是这些级度（degrés）自身。存在着
内容的变量
，它们是实物的混合或聚合之中的比率，同样，存在着
表达的变量
，它们是内在于表述的因素。在德国，1923年11月20日左右：一方面，是货币实体的解域化通货膨胀，而另一方面，紧随着通货膨胀，则是从旧的马克向地租马克（rentenmark）所进行的符号性转化，它使一种再结域得以可能。在俄国，1917年7月4日左右：一方面，是临时的苏维埃政府的“实体”（corps）状态的比率，另一方面，还运作着一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非实在的符号学，它加速了事态的发展，并将被党的实在性的爆发行动所承接。简言之，一种表达不是通过揭示或再现才能与一种内容建立起关联。正是通过各自的相对解域的量子之间的结合，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才得以彼此互通，彼此介入、运作于对方之中。
我们可以由此对配置的本性给出普遍性的结论。在第一个轴（水平轴）之上，一个配置具有两个节段，一个是内容的节段，另一个是表达的节段。一方面，它是实物、行动、激情的
机器性的配置
，是彼此相互作用的实物的一种混合；另一方面，则是陈述和行为及
表述的集体性配置
，是被归属于实物的非实在转化。接着，在一个垂直轴上，一方面，配置具有那些
界域性的
方面，或再结域的方面，它们使配置稳定化；另一方面，配置还具有卷携着它的
解域之点
。没有谁比卡夫卡更懂得如何分化出这两个轴并令其共同发挥作用。一方面，是船—机器，旅馆—机器，马戏场—机器，城堡—机器，法庭—机器：其中每一个都具有其自身的相互纠缠、嵌入、拆开的部件、齿轮、过程、实物（比如，头冲破屋顶）。另一方面，则是符号或表述的机制：每种机制都带有其非实在的转化，它的行为、它的死刑判决与裁决、诉讼、“法律”。然而，显然，陈述并不再现机器：司炉的话语并未将锅炉房作为一个实物来进行描述，它有着独特的形式，有着一种并不相似的发展运动。
不过，它被归属于实物，被归属于作为实物的整条船。服从于口令的话语，讨论、要求、控诉和辩护的话语。在第二个轴上，在两个方面上被比较和结合的、始终被置于彼此之中的，正是彼此结合或承接的解域的程度，正是在某个时刻使聚合体得以稳定化的再结域的操作。K，K—功能，指示着解域之线或逃逸线，它带动着所有配置，但也经历着所有的再结域和冗余：孩子、村庄、爱情、官僚机构等等的冗余。
配置的四价（tétravalence）。以封建制度的配置为例。我们将考察界定了封建制的实体的混合：大地的实体和社会的实体；封建君主的肉体，封臣和农奴的肉体；骑士的肉体与马的躯体，及其与马镫之间新的关系；武器和工具确保着实体之间的共生（symbiose）——这就是一整套机器性的配置。但同样还有陈述，表达，徽章的司法体制，所有非实在转化的聚合，尤其是誓言及其变量（服从的誓言，但同样还有爱之誓言，等等）：这就是表述的集体性配置。在另一个轴上，则是封建的界域性和再结域，同时还有那些带动着骑士及坐骑、陈述及行为的解域之线。应当考察所有这些是怎样结合于十字军东征之中的。
因此，认为内容通过因果作用决定了表达，这是错误的，即使人们不仅赋予表达以“反映”内容的能力，而且还赋予它能动地反作用于内容的能力。这样一种关于陈述的意识形态观念——它使得陈述依赖于某种原初的经济内容——就面临着辩证法所固有的各种困难。首先，即便我们能够极其严格地构想出一种从内容到表达的因果作用，但此种做法却并不同样适用于它们各自的
形式
，即内容的形式和表达的形式。必须在其中辨认出一种表达的独立性，正是它使得表达能够反作用于形式。然而，此种独立性未被正确地构想。如果内容被说成是经济性的，那么内容的形式就不可能是经济性的，不能被还原为一种纯粹的抽象，也即，商品生产及其自身的种种方式。同样地，如果表达被说成是意识形态性的，那么，表达的形式就不可能是意识形态性的，不能被还原为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公共财富的抽象语言。由此，那些采取此种方法的人就试图通过所有那些（以两种不同形式渗透于内容和表达之中的）斗争和冲突来界定内容和表达的特征，不过，这些形式本身却不在斗争和冲突的范围之内，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不确定的。
要想确定此种关系，我们只有修正意识形态理论，由此使表达和陈述以一种意义或符号—价值的生产的形式介入到生产力之中。无疑，在这里，生产这个范畴的优势就在于斩断了与再现、信息和沟通的图式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就比这些图式更为充分吗？它在语言之中的运用是十分含混的，因为它总是诉诸一种持续的辩证奇迹来将物质转化为意义、将内容转化为表达、将社会过程转化为意谓系统。
在我们看来，配置的物质性或机器性方面并不与商品生产相关，而是与一个社会之中的某种实物混合状态相关，其中包括所有那些吸引和排斥、同情和反感、改变、融合、渗透与拓张，它们作用于相互关联的各种实物。一种饮食机制和性的机制首先调节着实物之间的强制性的、必需的或被允许的混合。甚至工艺学（technologie）也错误地将工具自身分离出来进行考察：工具只有相关于那些它与之互为可能性条件的混合体才能存在。马镫导致了人—马之间的新型共生，由此同时又引发了新的武器和新的工具。工具不能与界定了 自然—社会 这种机器性配置的共生或融合相分离。它们预设了一部社会机器，它对它们进行选择并将它们归入不同的“门”（phylum）：一个社会是为其融合的过程而非工具所界定的。同样，从其集体性或符号性方面来看，配置并不与某种语言的生产力相关，而是与符号的机制、与一部表达的机器（其变量规定了语言活动的基本要素的用法）相关。与工具一样，这些要素的效用也并非只依赖于其自身。存在着一种肉体的机器性配置对于工具和商品的优先性，一种表述的集体性配置对于语言活动和词语的优先性。配置的这两个方面的连接，是通过使它们的形式得以量化的解域运动而形成的。这就是为何一个社会场域更多地是为贯穿它的逃逸线，而非其冲突和矛盾所界定。一个配置不包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不具有深层或表面的结构，而是将其所有的维度都展布于同一个容贯平面，互为前提的预设和彼此交互的嵌入就运作于其上。
另一个错误（如有必要，它会与第一种错误结合在一起）就是确信作为语言系统之表达形式的充分性。这个系统可以被构想为一个意谓的音位系统，或一个深层的句法结构。无论在哪种情形之中，其效力就是实现语义、完成表达，进而将内容转归于某种单纯的“指涉”，将语用学转归于非语言性的外部因素。这些做法的共同之处，就是建立起一部 语言活动的抽象机器 ，但却将其构造为一个常量的共时性集合。不过，我们不会反驳说如此被构想的机器是过于抽象了。相反，它还不够抽象，因为它还是“线性的”。它仍然处于某个居间的抽象层次，这个层次一方面使它能够脱离开非语言因素而对语言因素“自身”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又能使它将这些语言因素作为常量来考察。然而，如果我们推进这个抽象的过程，那就必然会达到一个层次，在其中，语言活动的伪—常量让位于内在于表述自身的表达的变量；从此，这些表达的变量不再能与内容的变量相分离，二者处于持续互动之中。 如果说涉及非语言因素的外在性的语用学应该被纳入考察之中，这是因为语言学自身不能与一种包含着其自身要素的内在性的语用学相分离。 考察所指乃至指称，这还不够，因为这些关于意谓和指称的概念本身还要与某种被假定为自律和恒常的表达结构相关联。构建一门语义学，甚或是承认语用学的某些权力，这将毫无用处，如果人们仍然将一部必须预先对它们进行处理的句法的或音位的机器作为它们的必要条件。因为，一部真正的抽象机器相关于一个配置的聚合体：它被界定为这个配置的构图。它不是语言性的，而是构图性和超线性的。内容不是一个所指，表达也不是一个能指，相反，二者都是配置的变量。因此，只要我们尚未将语用的规定性——同样还有语义的、句法的和音位的规定性——直接与它们所依赖的表述的配置相关，那我们就仍然一事无成。乔姆斯基的抽象机器仍然与一种树形模式，以及语言的基本要素在语句及其组合之中的线性秩序联结在一起。不过，一旦我们对语用值或内在变量进行考察——尤其是根据间接话语，那我们就不得不引入“超语句”（hyperphrase）或构建“抽象客体”（非实在转化），它们包含着一种超线性，即这样一个平面，其要素不再具有固定的线性秩序：根茎的模型。 [15] 从这点上看，语言和社会场域及政治问题的互相渗透发生于抽象机器的最深层，而非表面。就其与配置的构图相关联而言，抽象机器决不是纯语言性的，除非是因为缺乏充分的抽象。是语言依赖于抽象机器，而非相反。人们至多能在它们之间区分出两种构图的状态：在一种状态之中，内容和表达的变量在一个容贯平面之上以互为前提的异质性形式展开分布；在另一种状态之中，甚至不再能对它们进行区分，因为同一个平面的流变性超越了形式之间的二元性、使它们变得“不可分辨（indiscernable）”。（第一种状态指向那些仍然是相对解域的运动，而第二种状态则已经达到了一种绝对解域的阈限。）
结构的不变项的问题——结构这个观念是不能与这些原子性或关系性的不变项相分离的——对于语言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此种条件之下，语言学才能要求一种纯粹的科学性，不是别的，正是科学……，并免受所有那些被认为是外在的、语用学的因素的侵扰。这个不变项的问题具有众多紧密相关的形式：（1）一种语言活动的常量（音位的，通过沟通性；句法的，通过转化性；语义的，通过生成性）；（2）语言的共相（通过将音位分解为区分性特征，将句法分解为基本成分，将意谓分解为最小的语义元素）；（3）将常量联结在一起的树，以及树与树之间的那些二元性关系（比如乔姆斯基的线性的树形的方法）；（4）原则上与语言同外延的能力，通过合乎语法性的判断而得到界定；（5）同质性，它依赖于这些要素和关系，同样也依赖于直觉的判断；（6）共时性，它建立起一种语言活动的“自在”或“自为”，不断地从客观系统过渡到对其原则进行把握的主观意识（语言学家自身的主观意识）。
我们可以摆弄所有这些因素，对其进行删减甚或增加。不过，它们将始终保持为一个整体，因为我们可以在某个层次之上发现所有其他层次所共有的本质。例如，语言—言语的区分在合语法性的层次之上则对应于能力—行为的区分。如果有人反对说能力和行为的区分完全是相对的——一种语言能力可以是经济的、宗教的、政治的、美学的，等等；一位小学老师的教学能力参照教学监察员的判断或政府法规才能成为一种行为——，那么，语言学家就会回答说，他们正准备增加能力的层次，甚至是将语用值引入到系统之中。比如，布莱克勒（Brekle）就提议增加一种“特异性的（idio-syncrasique）行为能力”的因素，它与所有语言的、心理的或社会的因素相关。然而，如果语用学被视作是拥有着其自身的常量和共相，那么，此种语用学的介入又有何用处？而且，在何种意义上，像“我”“承诺”“知道”这样的表达要比“打招呼”“命名”或“判决”更为普遍？
[16]
同样，当我们竭力想要让乔姆斯基式的树长出幼芽、想要瓦解其线性的秩序之时，我们将一无所获、将无法构造出一个根茎，只要那些标志着断裂的语用学组分仍被置于树的顶端、或在衍生的过程之中被消弭。
事实上，最为普遍的问题涉及抽象机器的本性：没有任何理由将它的“抽象”与共相或常量联结在一起，这样就会消除抽象机器的此种特异性，即它是围绕着变量和流变而被构造出来的。
乔姆斯基和拉波夫之间的争论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问题所在。一切语言活动本质上来都是一种异质性的、混合性的实在，语言学家们理解这一点并且也这样说；然而，这是一个 事实性 的观察。乔姆斯基所要求的仅仅是，我们应该将这个聚合体修剪成一个同质的或标准的系统，将它作为抽象化和观念化的条件，进而使得一种 合乎法则 的科学研究得以可能。因此，问题不在于坚守一种标准的英语，因为，甚至当语言学家在研究黑人英语或贫民区的英语之时，他也将不得不抽离出一个标准的系统，它确保了研究对象的恒定性和同质性（人们会说，没有哪种科学会采取别的方式）。因此，乔姆斯基假装相信，当拉波夫肯定了他自己对于语言的多变特性的兴趣之时，无非是将其自身定位于一种外在于语言学的、事实性的语用学之中。 [17] 然而，拉波夫却有着另外的抱负。当他抽离出 内在流变 之线的时候，并非仅将它们视作“自由变量”——这些变量从属于外在于系统并维持着系统之同质性的发音、风格及那些不直接相关的特性；同样，他也并未将它们视作两个同质性系统之间的某种事实性混合，就好像讲话者直接从一个系统过渡到另一个。他拒斥了语言学想要为自身保留的那种选择：也即，要么将变量归属于差异的系统，要么将它们驱逐于结构之外。流变自身就是系统性的，不妨理解为音乐家所说的“主题即变奏”。在流变之中，拉波夫看到了一个合法的组分，它从内部作用于每个系统，使其借助自身的力量而疾驰或跃变，并防止其封闭于自身或在原则上被同质化。无疑，拉波夫所考察的这些流变具有各种各样的本性：语音的、音位的、句法的、语义的、风格的。在我们看来，很难指责拉波夫说他忽略了事实和应当之间的区分——或者说语言学和风格学之间的区分，共时性和历时性之间的区分，相关的特性和不相关的特性之间的区分，能力和行为之间的区分，语言活动的合语法性和言语行为的不合语法性之间的区分。虽然有可能使拉波夫的立场变得僵化，但我们宁愿说，他提出了事实和应当之间的另一种划分，尤其是提出了另一种有关何为应当和抽象化的观念。他举例说，在一个极为简短的句子序列之中，一个年轻的黑人似乎从黑人英语系统向标准系统（及相反）进行了18次转换。不过，确切说来，在两个系统之间所作的抽象区分难道不是被证明为独断的和不充分的吗？既然大部分形式只是通过某个序列的偶然性才得以被归属于一个或另一个系统？难道不应该承认：所有的系统都处于流变之中，因而，它们不是为其常量和同质性、而是相反地为一种流变性所界定——此种流变性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内在的、连续的、并根据某种异常特殊的模式被调节（ 多变的或非强制性的规则 [18] ）？
怎样构想此种从内部作用于语言活动的连续流变，即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拉波夫为其自身所设定的界限，以及语言学所依赖的科学性条件？在同一天中，某个个体不断地从一种语言活动过渡到另一种。以连续的方式，他先是以“父亲该做的”的方式说话，接着又作为老板；对于爱人，他会说一种幼稚的语言；当处于睡眠之中，他会沉溺于一种梦的语言，而当电话响起之时，他又会突然回归职业的语言。有人会反对说这些流变都是外在的，因而，这仍然不失为同一种语言。然而，这就等于是对要追问的东西作出了预先判断。因为，一方面，尚且不能确定这是否就是同一种音位学，同一种句法学，同一种语义学。另一方面，关键问题就在于，那种被假设为同一的语言是被不变项所界定，还是相反地被贯穿于它的连续流变之线所界定。某些语言学家指出，语言的变化更多地是通过频率的逐渐变更、不同用法的并存和连续而形成的，而并非是通过系统的断裂。比如这样一个陈述“我发誓！”它是不是同一个陈述，全视它是从一个父亲面前的孩子口中说出，还是从一个爱人面前的追求者口中说出，或是从一个面对法庭的证人口中说出而定。这就像是三个序列。［或梅西安（Messiaen）
作品之中那铺陈于七个序列之中的四声“阿门”］。再度重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些变量仅仅是情境性的，而陈述自身却原则上保持不变。有多少实现形式，就有多少陈述，不仅如此，而且所有陈述都呈现于其中某个陈述的实现形式之中。因而，流变之线是潜在的（virtuel），也就是说，它是真实的（réel）但却不是现实的（actuel）；由此，无论陈述发生怎样的跃变，它始终是连续的。将陈述置于连续流变之中，也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变量——音位的、句法的、语义的、韵律的——来实现陈述，这些变量能够在最短的瞬间之中作用于陈述（最小的间隔）。通过相应的转化来建构“我发誓！”的
连续体
。这就是语用学的观点；然而，它已变为一种内在于语言活动之中的内在性的语用学，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语言要素的流变。举例来说，卡夫卡的三种诉讼（procès）之线：家庭之中父亲的诉讼；旅馆之中的订婚的诉讼；法庭的诉讼。人们总是想要去探寻一种“还原”：想通过孩子与父亲、男人与阉割、或市民与法之间彼此关联的情境来解释一切。然而，这样一来，人们就满足于抽取出一种内容的伪—常量，其价值并不比抽取出一种表达的伪—常量更高。置于流变之中，才使我们得以避免所有这些危险，因为它构成了一种无始无终的连续体或媒介。我们不能将连续流变与变量自身的连续或不连续的特征混淆起来：口令，一个不连续变量的连续流变……一个变量可以在其轨迹的某个部分之中是连续的，但接着就发生跃变，不过这并不影响其连续的流变；由此就施行了一种作为“别样连续性（continuité alternative）”的不在场的发展过程，它是潜在的、但却是真实的。
一个常量或不变项更多地是为其作为一个中心的功能，而非其持久性和绵延所界定的，即使这个中心是相对的。在音乐的调性和自然音阶的系统之中，共振和吸引的法则确定了适用于所有调式的、具有稳定性和吸引力的中心。因而，这些中心就对不同的、相互区分的形式进行组织，而这些形式显然是在时间的某些阶段之中形成的：一个中心化的、被编码的、线性的、树形的系统。确实，小“调”（mode）因其音程的特性及其和弦的较小稳定性，从而赋予调性音乐以一种逃逸的、流逝的、去中心化的特征。因而，它就具有了一种含混性：它既从属于按照大调的标准来对它进行矫正的操作，但同时又展现出一种不能被还原为调性的调式（modale）力量，就好像音乐进入一段航程，汇集着所有那些涌现，东方的幻想，想象的国度，各地的传统。不过，此外，调律（tempérament）及调律半音性（chromatisme）体现出另一种含混性：它将中心的作用拓展到最远的音调，但也同时为核心原则的瓦解做好了准备，将连续展开的中心化的形式替换为一种不断自我瓦解和自身转化的形式。当展开部使形式处于从属地位并对整体进行拓展之时（比如在贝多芬那里），变奏就开始解放自身并成为一种真正的创造。尽管如此，还是应该预料到，当半音性被释放，它就生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半音性，转而反作用于调律，并且不仅仅作用于音高，还作用于声音的所有组分：绵延、强度、音质和起声（attaque）。因而，我们不再能谈论一种会对物质进行组织的声音形式；甚至也不再能谈论一种形式的连续展开。毋宁说，关键在于一种极为复杂和精细的质料，它使那些无声之力得以被听见。质料—力的耦合代了物质—形式的耦合。电子合成器取代了古老的“先天综合判断”，而所有的功能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通过将所有组分都置于连续流变之中，音乐自身生成为一个超线性的系统，一个根茎而不是一棵树，进而为一个潜在的宇宙连续体服务，甚至是孔洞、沉默、断裂和切口都成为这个连续体的构成部分。因而，重要的当然不是在调性系统和无调性音乐之间建立一种伪—断裂；相反，在摆脱调性系统的过程之中，无调性音乐将调律推向其极端的结果（虽然没有哪个维也纳人止步于此）。最关键的几乎可以说是相反的运动：在19—20世纪的广阔时间段之中，一种影响了整个调性系统的亢奋瓦解了调律，拓展了半音性，但却保留了一种相对的调性，重新创造出了新的调式，将大调和小调带入一种新的融合之中，并每次都为某种变量赢得了连续流变的领域。此种亢奋走到了最前沿，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通过其如此精制的分子性质料而使那些始终激发着音乐的宇宙间无声之力能够被听见——纯而又纯的片刻 时间 ，一颗具有 绝对强度 的微粒……调性，调式和无调性不再具有重要的意义。唯有音乐，作为宇宙的艺术，它勾勒出无限流变的潜在之线。
再一次，有人会反对说：音乐不是一种语言，声音的构成要素也不是语言活动的相关特性，而且在二者之间也不存在对应关系。然而，我们并未借助于对应关系，而只是要求，应该将问题保持于开放之中，并拒斥所有那些预设的区分。尤其是语言—言语的区分，此种区分只是为了将所有那些运作于表达和表述内部的变量置于语言之外。与此相反，让—雅克·卢梭提出一种
人声—音乐
（Voix-Musique）的关联，它不仅能将语音学和韵律学，还能将整个语言学带向另外一个方向。音乐中的人声始终是作为一条特许的实验之轴，因为它同时起到语言和声音的作用。音乐以极为多样的方式将人声和乐器联结在一起；不过，只要人声还只是歌唱，那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持”（tenir）声音，它发挥着一种常量的功能，被限定于一个音符（note）之上，并同时有乐器
伴奏
。只有当它与音色（timbre）相关之时，才能呈现出某种应用音域，进而使它自身异质化并拥有了一种连续流变的能力：这样，它就不再是被伴奏，而是真正被“机器化”了，它从属于一部音乐的机器，后者将那些语音、歌声、采样音、乐器音，可能还有电子音等等部分在同一个声音的平面之上加以延展和叠合。这是一个普遍化的“级进滑奏（glissando）”的声音平面，它关涉到一个统计性空间的构成，其中每个变量所具有的不是一个均值，而是一种频率的或然性，此种或然性将它与其他变量一起置于连续流变之中。
[19]
贝里奥
的《面容》，或施内贝尔
《新语》（
Glossolalie
）都是这方面的经典范例。而无论贝里奥自己说过什么，重要的远非以伪—常量来为人声创造出一种语言或隐喻的拟像（simulacre），而是要获致那种中性的、隐秘的、无常量的语言活动，全然由间接话语构成，在其中，合成器和乐器与人声一道进行言说，人声则与乐器一道进行演奏。不应该认为，在一个化作机器性和原子性的世界之中，音乐不再懂得如何歌唱；而是说，一个巨大的流变系数（coefficient de variation）作用于、并带动着那同一个声音配置的交际的、非交际的、语言的、诗性的、乐器的、音乐的各个部分——“遍及所有等级的嚎叫”（托马斯·曼）。有许多方法来将人声置于流变之中，不仅有那种通过下降或上升而不断摆脱音高的
朗诵式歌唱
（
sprechgesang
），而且还有那种循环呼吸的技术，以及共鸣腔，它让不同的声音听似发自同一张嘴。在这里，隐秘的语言活动极为重要，无论是对于学院派音乐还是流行音乐。民族音乐学家们曾提出过异常的案例，比如，在达荷美
，有时第一个部分（人声的自然音阶的部分）让位于一种向隐秘语言所进行的半音性下降，从一个音连续滑向另一个音，在越来越小的音程之中对声音的连续体进行调变、直至它变为一种“朗诵调”（parlando）（其中所有音程都变得模糊不清）——有时，自然音阶的部分根据一种梯形的半音等级被转调，而歌唱则偶尔被朗诵调、被一种简单的无准确音高的对话所打断。
[20]
此外，那些隐秘语言——行话、黑话、职业用语、儿歌、商贩的吆喝——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们的价值也许并不在于词汇方面的创造或修辞意象，而更在于它们对语言活动的共同要素进行连续流变的方式。这就是半音性语言，接近于一套音乐的标记法。一种隐秘的语言不仅拥有着一种密码或隐秘的代码，后者仍然通过常量而运作并形成一个亚—系统；而且，
它还将公共语言的变量系统置于流变的状态之中
。
这就是我们想说的：一种普遍化的半音性……将任意要素置于连续流变之中，这种操作或许将产生新的区分，但它并不想保留任何后天的区分，也不会给出任何先天的区分。相反，此种操作原则上同时依赖于人声、言语、语言和音乐。没有任何理由作出先在的、原则性的区分。普通语言学尚未摆脱某种大调，某种自然音阶的等级，某种对于属音（dominante）、常量和共相的古怪癖好。然而，所有的语言活动都处于内在的连续流变之中：既非共时性、也非历时性，而是异时性，是一种作为语言活动的连续多变状态的半音性。让我们迈向一种半音性的语言学：正是它赋予语用学以强度和价值。
人们所称的风格，也许是世界上最为自然的事物了，它恰恰就是一种连续流变的过程。不过，在语言学所肇始的所有那些二元论之中，没有什么比语言学和风格学之间的二元对立更缺乏根据的了：一种风格不是一种个体性的心理创造，而是一种表述的配置，人们不能阻止它在一种语言活动之中创造出另一种。这张随手列出的单子上面有我们所钟爱的作家：我们不止一次地援引了卡夫卡，贝克特，盖拉桑·吕卡
，让—吕克·戈达尔……人们会注意到，这些作家或多或少都处于一种双语的情形之中：卡夫卡是出生于捷克的犹太人，并用德语写作；贝克特是爱尔兰人，同时用英语和法语写作；吕卡具有罗马尼亚血统，戈达尔想成为瑞士人。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机缘巧合，而这种巧合别的地方也有。人们同样注意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不仅仅是作家，或一开始并不是作家（贝克特与戏剧和电视，戈达尔和电影及电视，吕卡和他的视听机器）：这正是因为，当人们使语言的要素经受一种连续流变的处理之时，当人们在语言之中引入一种内在的语用学之时，人们也必然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非语言的要素（比如姿势、工具），就好像语用学的这两个方面汇合于同一条流变之线之上、同一个连续体之中。此外，也许观念一开始就是来自外部，而语言只是随后才跟进，正如一种风格必然有着外在的来源。然而，关键之处在于，这些作家中的每一个都拥有其流变的手法，拓展的半音性，以及对于速度和间隔的疯狂生产。盖拉桑·吕卡在诗篇《激情洋溢》之中的创造性的口吃。
[21]
另一种口吃，戈达尔的口吃。在戏剧之中，鲍勃·威尔森
的无明确音高的细语，卡梅洛·贝内（Carmelo Bene）的上升与下降的流变。口吃，这容易办到，不过，要让语言自身口吃，那可是另一回事，因为这需要将所有语言的要素、乃至非语言的要素、表达的变量和内容的变量都置于变化之中。冗余的新形式。
和……和……和……
在语言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动词“是”（être）和连词“和”（et）之间、在
是
（est）与
和
（et）之间的冲突。这两个词只是在表面上才彼此和谐、相互结合，因为一个是作为语言之中的常量并形成了语言活动的自然音阶等级，而另一个则将一切都置于流变之中并构成了普遍化的半音性之线。二者之间完全不平衡。比起我们，那些用英语或美语写作的作家们愈发意识到了此种冲突及其重要性，以及“et”的价值。
[22]
普鲁斯特说：“杰作是以一种外语写成的。”这和口吃是一回事，然而，是语言自身的口吃而并不单单是言语之中口吃。在自己的母语中作一个异乡人，而并不只是说另一种外语。作一个双语者、多语者，但却要在同一种甚至不带方言或土语的语言之中。作一个私生子、混血儿，但却是通过一种种族的纯化。正是在这时，风格变为语言。正是在这时，语言有了强度，变为具有强度和价值的连续体。正是在这时，一切语言活动都变得隐秘，但却无所隐藏，这与在其中形成一个隐秘的亚系统的做法正相反。人们只有通过节制和创造性的缩减才能够达到这个结果。连续流变只拥有禁欲之线，几株草，一点纯水。
人们可以撷取任意的语言变量，并将其在一条线上加以变化，这条连续的线必然是潜在于这个变量的两个状态之间。我们不再处于某些语言学家的情形之中，他们期望着语言活动的常量能够经历某种突变的考验，或承受住只在言语中累积的变化效应。变化之线或创造之线完全、直接地构成了抽象机器的一部分。叶姆斯列夫指出，一种语言活动必然带有未被开发的可能性，而抽象机器理应包含这些可能性或潜能。
[23]
确切说来，“潜能”“潜在”并不与真实相对立；相反，富有创造性的现实，变量的连续流变，这些仅仅与它们的恒常关联的实在规定性相对立。每当我们勾勒出一条流变之线，变量就具有了某种独特的本性（音位的、句法的或语法的，语义的等等），但这条线本身却是不相关的（a-pertinente）、不合句法或语法的，非语义的。比如，作为言语的偶然特征的不合语法性不再与语言活动的合语法性相对立，相反，它是将语法变量置于连续流变的状态之中的那条线的理想特征。不妨参考尼古拉·吕维特（Nicolas Ruwet）的一项分析，它涉及卡明斯（Cummings）
的一些独特表达：
他舞动他所做的
（
he danced his did
），或
他们走着他们的来
（
they went their came
）。我们可以重新构造出那些变化，正是它们使得语法的变量潜在地向这样的不合语法的表达进行流变［
他跳他的舞
（
he did his dance
），
他舞他的舞
（
he danced his dance
），
他跳他所跳的
（
he danced what he did
）……，
他们走了，在他们到来之时
（
they went as they came
），
他们走他们的路
（
they went their way
）……］。
[24]
尽管有吕维特的结构性解释，但我们不应该认为不规则的表达是由连续的正确形式所产生的。毋宁说是不规则的表达产生出了正确形式的流变，并使它们脱离其常量的状态。不规则的表达构成了语言活动的一个解域之点，它起到了
张量
（
tenseur
）的作用，也即，使语言活动趋向于其要素、形式或概念的极限，趋向于一种接近（en-deçà）语言或逾越（au-delà）语言的状态。张量运作着一种语句的传递性，它使得末项沿着整个链条回溯并进而反作用于首项。它确保了对于语言的强度性和半音性的处理。一个像“
和……
”这样简单的表达也可以起到遍及整个语言的张量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
和
”是一个连词，还不如说它更像是将所有可能的连词置于连续流变之中，进而形成不规则表达。因而，张量不可被还原为一种常量或变量，相反，它通过每次都减去常量的值（n-1）而确保了变量之流变。张量与任何的语言学范畴都不一致；但它们是对于表述的配置和间接话语来说至为重要的语用学价值。
[25]
某些人会认为，这些流变并未体现出语言活动中的通常运作，因而它们始终是边缘性的，预留给诗人、儿童和疯人。但这只是因为这些人想要以常量来界定抽象机器，而常量只能以次一级的方式来加以变化，即通过累积的效应或意群的突变。然而，语言活动的抽象机器既非普遍、更非一般，它是特异的；它不是实在的，而是潜在—真实的；它不具有强制的或不变的规则，而只有伴随着流变不断变化的非强制性规则，正如在一种游戏之中，每一步都牵涉到（porter sur）规则。由此产生出抽象机器和表述配置之间的互补性，二者彼此介入。抽象机器就像是一个配置的构图。它勾勒出那些连续流变之线，与此同时，具体的配置则对变量进行处理，根据这些线来组织变量之间的极为多样的关联。在某个流变的层次之上、根据某种解域的程度，配置对变量进行协调，以便确定哪些变量将进入到恒常的关联之中、或将遵守强制性规则，而相反地，哪些变量又将作为流变的流动物质。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配置仅仅因为具有某种阻力或惰性而与抽象机器相对立；因为，即便“常量”的关键作用在于对流变发生于其中的潜在进行确定，但它们自身仍然是被随意选择的。在某个层次之上，很可能存在着制动装置（freinage）和阻力，但在另一个配置的层次之上，只有不同种类的变量间的往复运动，以及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的转变过程：变量总是同时将一部机器的所有关联实现出来。因此，没有必要在一种集体性的、恒常的语言活动与易变的、个体性的言语之间进行区分。抽象的机器始终是特异的，被一个群体或个体的专名所指涉，而表述的配置则始终是集体性的，无论是在个体还是在群体之中。列宁的抽象机器与布尔什维克的集体性配置……在文学和音乐之中也是如此。不存在个体的优先性，而只有一个特异的 抽象者 及与之密不可分的集体性的 具体物 。抽象机器不可独立于配置而存在，配置也不可独立于机器而发挥作用。
既然所有人都知道语言活动就是一个异质的、多变的实在，那语言学家对于形成一个同质性系统的要求（以便使得科学研究得以可能）又有何意义呢？问题就在于从变量之中抽取出一个常量的集合，或，在变量之中确立起恒常的关联［我们已经在音位学家们所说的交换性（commutativité）之中清楚看到这一点］。然而，将语言活动化作一种研究对象的那种科学模式与一种政治模式联为一体，而正是通过后者，语言活动自身才被同质化、中心化、标准化，形成一种多数的、主流的语言，一种权力的语言。语言学家徒劳地仰仗科学，没有别的，唯有纯科学；但科学的秩序却被用来维护另一种秩序的要求，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支配着陈述的合语法性、符号S、范畴符号是什么呢？在作为一种句法标记之先，它们已经是一种权力的标记：乔姆斯基之树在权力变量之间确立起恒常的关联。对于一个正常个体来说，形成语法上正确的句子，这就是服从社会法则的先决条件。谁也不可以无视合语法性，而那些无视它的人则属于特殊的体制（institutions）。语言的统一性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性的。不存在母语，而只存在通过一种主流语言而实现的对于权力的掌控，此种语言时而形成一个大规模推进的阵线，时而又分化为众多同时并存的中心。我们可以构想出一种语言活动被同质化的多种方式：共和的方式并不一定与王权的方式相同，但也并非是最不严苛的。 [26] 然而，获致常量和恒常关系的科学研究活动始终同时也是一项政治的事业，即将这些常量和恒常关系强加于那些言说者并传递口令。
清楚地、大声地说
是的，一种多么令人赞叹的语言
为了雇佣
颁布命令
指定作品之中的那些死气沉沉的时刻
以及那焕发生机的间歇（pause）……
那么，是否应该区分两种语言，“高级的”和“低级的”、多数的和少数的（mineur）？前者为常量的权力（pouvoir）所界定，而后者为流变的力量（puissance）所界定。我们不想简单地将多数语言的统一性与方言的多样性对立起来。毋宁说，每种方言都具有一个转换和流变的区域，或进一步说，每种少数语言都具有一个真正的方言性流变的区域。根据马尔伯格（Malmberg）的论述，我们鲜能在方言的地图之上发现清晰的边界，相反，在其上只存在接壤的、过渡性的、不可分辨性的区域。也可以说“魁北克语言之中有着如此丰富的地域性语调的流变和调变以及轻重音的游戏，因而毫不夸张地说，用乐谱比用一整套拼写系统能够更好地保存它”。
[27]
方言的概念自身是极为不确定的。此外，它还是相对的，因为必须要了解它是在与何种多数语言的关联之中发挥其作用的：比如，魁北克语言不仅在与一种标准法语的关联之中得到评价，而且，它还在与作为多数语言的英语的关联之中被评估——它从此种英语之中借用了各种各样的语音和句法的要素并将它们置于流变之中。班图人（bantous）
的方言并不只参照一种母语而得到评价，而且还参照作为多数语言的南非荷兰语，以及为黑人所偏爱的作为反—多数语言的英语。
[28]
简言之，方言的概念并未澄清少数语言的概念，相反，是少数语言通过其自身流变的可能性界定了方言。那么，是否应该区分多数语言和少数语言，此种区分或是基于一种双语或多语的地域性环境（它至少具有一种支配性的语言或受支配的语言），或是基于一种世界性的环境（它赋予某些语言以一种统治其他语言的帝国主义力量——比如当今的美式英语）？
至少有两个原因阻止我们采取此种观点。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一种方言、贫民区的语言或少数语言无法摆脱某种处理方式，后者从它们之中得出一个同质性系统并抽取出常量：黑人英语同样有其自身的语法，它不能被界定为一种与标准英语相悖的错误或违规的总和，确切地说，只有将应用于标准英语的规则同样地应用于此种语法之中，才能对其进行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多数语言和少数语言的概念似乎不具有任何语言学上的意义。法语，在失去了其世界性多数语言的地位之后，并未失去任何稳定性、同质性和中心化。相反，当南非荷兰语成为一种与英语相对抗的地区性少数语言之时，它就获得了其同质性。尤其是从政治上来说，这就是少数语言的拥护者们所必须实施的书写之操作，即通过赋予它稳定性和同质性将其形成为一种能够迫使官方承认的地区性多数语言［而那些强调某种少数语言之权力的作家们所拥有的政治地位正在于此］。不过，相反的论证显得更有价值：一种语言越是拥有或获得多数语言的特征，它就越是受到将其转变为“少数”语言的那些连续流变的作用。要想通过揭露一种语言引入到其他语言之中的变质来批判此种语言的世界性帝国主义，这是徒劳的［比如，那些纯粹主义者们针对英语的影响所进行的批判，对于“夹杂英语的法语”（franglais）的布热德式的
和学院式的揭露］。因为一种语言（比如英语、美语）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性的多数语言，就是因为它必然已经受到了世界上的所有少数族群（minorité）的影响，这些群体运用着极为多样的流变手法。盖尔语、爱尔兰英语对英语所进行的流变。黑人英语和如此众多的“贫民区”对于美语所进行的流变，以至于纽约几乎成为一个无语言的城市。（当然，离开少数族群的语言运作，美语及其与英语的差异是根本无法
被构成的
。）再比如之前奥地利帝国的语言状况：德语在与其他少数族群的关联之中成为多数语言，但正是因此，它必然要受到这些少数群体的作用，由此形成为一种与德国人的德语相关的少数语言。不过，任何语言都具有其内在的、内生的、语言内部的少数族群。因而，从语言学的最为普遍的观点来看，乔姆斯基和拉波夫的立场不断地相互渗透、彼此转化。乔姆斯基会说，即使一种语言是少数的、方言的、或来自贫民区，它也只能在那些从它之中获取不变项并清除“外来的或混杂的”变量的条件之下才能被研究；然而，拉波夫会回答说，即使一种语言是标准的和多数的，对它的研究同样要依赖于那些确切说来既非外来亦非混杂的“内禀”变量。
您不可能发现这样一个同质系统，它不是仍然或已经被某种内在的、连续的、被调节的流变所作用。
（为什么乔姆斯基就是装作不懂呢？）
因此，不存在两种语言，而只有对于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可能的处理方式。人们对变量进行处理，有时是为了从中获取常量和恒常的关系，有时则是为了将其置于连续流变的状态之中。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有误的，即仿佛常量与变量并存，语言的常量则与表述的变量并存：这只是出于表述上的方便。因为很明显，常量得自变量；共相在语言学和经济学之中都没有多少独立的存在，它们始终得自一种对于变量所进行的普遍化或统一化。 常量并不与变量相对立 ，相反，形成对立的是对于变量所进行的某种处理与另一种处理（即连续流变）。所谓的强制性规则与第一种处理相对应，而非强制性的规则涉及一种流变的连续体之构成。而且，不能求助于某些范畴和区分，它们不能被应用，但也不可被反驳，因为它们已经预设了第一种处理并完全从属于对于常量的研究：比如，与言语相对立的语言；与历时性相对立的共时性；与行为相对立的能力；区分性的特征与非区分性（或次级区分性）的特征。这是因为，非区分性特征——无论是语用的、风格的还是韵律的特征——并不仅仅是遍在的变量，因而有别于某个常量的出现与否；它们不仅仅是超线性的和“超节段性”（suprasegmentaux）的要素，因而有别于线性的、节段性的要素：它们自身的特征赋予它们以力量，将语言的所有要素都置于连续流变的状态之中——比如动作对于音素的作用，声调对于词素的作用，语调对于句法的作用。因此，它们不是次要的特征，而是对于语言的另一种处理，它们无需通过上述的那些范畴展开操作。
“多数的”和“少数的”所界定的不是两种语言，而是语言的两种用法或功能。双语现象确实具有一种典范性的价值，但是，此种价值同样并非仅仅出于便利。无疑，在奥地利帝国之中，捷克语与德语相比是一种少数语言；然而，与维也纳或柏林的德语相比，布拉格的德语已经潜在地作为少数的语言而运作；卡夫卡这位生活在捷克的犹太人，他用德语写作，但对德语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少数语言式的处理，构建出一个流变的连续体，协调不同的变量，以便限制常量并同时拓展变量：令语言口吃，或使其“哀号”……将张量展开于整个语言甚至是书面语言之中，并从中汲取喊叫、叫嚷、音高、时值、音质、音调、强度。人们经常指出，在所谓少数语言之中，存在着两种相关的趋势：一种贫乏，一种句法或词汇形式的衰减；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变动效应的令人惊叹的增殖，一种对于超载（surcharge）或改编的品味。我们在布拉格德语，黑人英语和魁北克法语之中都很能发现这两种趋势。然而，除了罕见的例外，语言学家对此的解释却是相当的充满敌意，将其贬为贫乏与矫揉造作这一体两面。实际上，所谓的贫乏正是一种对于常量的限制，正如超负荷是一种对于流变的拓展，以便令一个带动着所有组分的连续体得以展开。此种贫乏并非是欠缺，而是一种空隙或省略，它使得人们可以绕过一个常量而不必卷入其中，或使得人们从上面或下面接近这个常量而不是置身其中。此外，超负荷不是一种修辞的意象、一种隐喻抑或象征结构，而是一种动态的转述，证明了在所有陈述中都存在着一种不可定位的间接话语。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看到了一种对于方位标（repères）的拒斥，以及为了实现动态差异而对恒定形式进行某种瓦解。而且，一种语言越是进入到此种状态之中，它就越是接近于一种音乐的记谱法、乃至音乐本身。 [29]
缩减并置于流变之中，删除并置于流变之中，二者是同一种操作。不存在这样一种贫乏或超负荷，它在与一种多数或标准语言的关联之中体现出少数语言的特征；但存在着一种节制或流变，它们作为对于标准语言的一种少数化处理，一种多数语言的生成—少数（devenir-mineur）。问题不在于多数语言和少数语言之间的某种区分，而在于一种生成。问题不在于在一种方言或土语之上进行再结域，而在于对多数语言进行解域。非裔美国人并没有将黑人与英语对立起来，而是将美语作为他们固有的语言接受下来，进而转化为一种黑人—英语。少数语言不是独立自在的：它只有在与一种多数语言的关联之中才能存在，它也是此种语言的投入（investissements）、以便使它自身成为少数的。每个人都应该去发现其少数语言——方言甚或是个人习惯语，由此他将使其固有的多数语言少数化。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少数”作家的力量，他们事实上是最为伟大的，而且只有他们才是伟大的：他们不得不征服他们固有的语言，也即，在对于多数语言的运用之中保持节制，以便将其置于连续流变的状态之中（这与一种地方主义正相反）。正是在其固有的语言之中，人们才能成为双语或多语者。征服多数语言，以便在其中勾勒出尚未被认识的少数语言。利用少数语言， 以便令多数语言开始疾驰 。运用少数语言的作家是在其固有语言之中的异乡人。如果他是私生子，如果他像私生子那样生活，那这并不是通过一种语言的混合或混杂，而毋宁说是通过拓展张量进而对其自身的语言进行缩减和变化。
少数族群 这个概念非常复杂，既指向音乐、文学、语言学，也指向法律和政治。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并不只是以一种量的方式而彼此对立的。多数族群包含着一种常量——表达或内容的常量，作为一种它借以被评估的度量标准。假设这个常量或标准就是任何一个异性恋的—说一种标准语言的—欧洲的—居住于城市的—成年的—男性的—白种的— 人 （乔伊斯或埃兹拉·庞德笔下的尤里西斯）。很明显，“男人”是多数族群，哪怕他在数量上要少于侏儒、儿童、女人、黑人、农民、同性恋者……这是因为，他出现了两次，一次作为常量，另一次作为常量从中被抽取的变量。多数族群预设着一种掌权或支配的状态，而非相反。它预设着度量标准，而非相反。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几乎总是从男性的、35岁以上的、称职的、本国的工人的角度来对统治权进行转译” [30] 。从本性上来看，一种有别于常量的规定将因而被视作是少数性的，无论其数量为何，换言之，即被视作一种亚系统或外—系统（hors-système）。人们在所有的操作（选举或其他操作）之中都将清楚看到这一点，在其中，您被允许进行选择，但条件是您的选择必须和常量的范围相符合（“您一定不要选择去改变社会……”）。然而正是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被逆转。因为，既然多数族群被分析地包含于抽象标准之中，那它就决不指任何人，而始终是 无人 （Personne）——尤里西斯，而少数族群则是所有人的生成，此种生成是潜在性的，因为它偏离了原型。存在着一种多数派的（majoritaire）“事实”，但它仅仅是 无人 的分析性事实，它与所有人（tout le monde）的生成—少数相对立。这就是为何我们应该区分：多数派，作为一个同质的和恒定的系统；少数族群（minorité），作为亚系统；而少数派（le minoritaire）则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被创造的、潜在的生成。问题决不在于去赢得多数，即使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常量。不存在生成—多数派，因为多数决不是一种生成。只有少数派的生成。女人，无论其数量为何，总是一种少数族群，可以被界定为状态或亚系统；然而，她们只有通过实现一种生成才能进行创造，但此种生成并非归她们所有，相反，她们自身也不得不进入其中，这是一种关涉到所有人类——男人和女人都包括其中——的生成—女人。对于少数语言也是如此：它们不单单是亚—语言，个人习惯语或方言，还是潜在的施动者、使多数语言的所有维度和所有要素都进入到一种生成少数的运动之中。我们将区分少数语言，多数语言，以及多数语言的生成—少数。当然，少数是可以被客观界定的状态——语言、族裔、性别的状态，连同它们的那种少数族群区的界域性；然而，它们同样应该被视作生成的萌芽和晶体，其价值正在于启动那些难以控制的运动、那些对于均值和多数性的解域。这就是为何帕索里尼（Pasolini）揭示了，在自由的间接话语之中，关键之处既不在一种语言A之中，也不在一种语言B之中，而是“在某种语言X之中，它在真实地生成为语言B的过程之中并未与语言A有所不同” [31] 。存在着一种作为所有人之生成的少数派意识的普遍形象，而此种生成正是创造。人们并非是通过赢得多数而实现此种生成的。此种形象，正是连续的流变；作为一种幅度，它不断地通过过度和不足来逾越代表多数标准的阈限。通过建立起一种少数派的普遍意识的形象，我们就趋向于生成的力量，它从属于一个不同于 政权 和 统治 的领域。正是连续流变构成了所有人的生成—少数，此种生成与 无人 的多数派 事实 相对立。作为意识的普遍形象，生成少数可被称为“自主的”。人们不是通过运用一种作为方言的少数语言、通过形成地方派或少数族群区而成为革命者；相反，通过运用众多的少数性要素、将它们连接起来、结合起来，人们才创造出一种自主的、难以预料的生成。 [32]
多数模式和少数模式是对于语言的两种处理方式，前者致力于抽取出常量，而后者则致力于将常量置于连续的流变之中。然而，既然口令就是表述的变量，它实现着语言的可能性条件并根据两种处理中的某一种来规定要素的用法，那么就应该回归到口令，将其视作一种能够对这双重方向和对变量的双重处理进行说明的“元语言”。如果说关于语言的功能的问题往往被不恰当地提出，这正是因为人们总是将此种包含了所有可能的功能的口令—变量搁置于一旁。与卡内蒂的指示相一致，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语用学状况出发：口令就是一种死亡判决，它始终包含着这样一种判决，即便此种判决是十分温和的，或已然变为象征性的、初始性的、暂时性的，等等。口令将赋予那个接受命令者以直接的死亡，或一种潜在的死亡——如果他不服从的话，或一种他必须加之于其自身、带往别处的死亡。父亲向儿子传达的命令，“你得做这个”“你不能那样做”，这些都不能与某种小型的死亡判决相分离，而儿子则是从其个人的角度来经验此种判决的。死亡，死亡，这就是唯一的判断，它将判断形成为一个系统。裁决。 然而口令同样还是另外的事物 ，后者与其不可分离地连接在一起：它就像是一声警告的喊叫或一条逃跑的讯息。说逃跑就是对于口令所作出的一种对抗反应，这是太过简单了；毋宁说，它被包含于口令之中，作为它在某种复杂配置之中的另一面，它的另一个组分。卡内蒂有理由援引狮子的吼叫，它同时宣布了逃跑或死亡。 [33] 口令具有两种语调。先知既以逃逸、也以期待死亡的方式来领受口令：犹太教的先知主义将赴死之誓愿、逃亡的冲力与神圣的口令紧密结合在一起。
然而，如果我们思索口令的第一个方面，也即表达于陈述中的死亡，就将清楚看到它对应着之前的要求：虽然死亡本质上关涉于肉体，被归属于肉体，但它的直接性和瞬间性赋予它一种非肉体性转化的真正特征。先于它和紧随它的，可能是一种行为和情感的长时系统，一种肉体的缓慢劳作；但其自身则既不是行为也不是情感，而是纯粹的行动，是表述将它与陈述和判决紧密结合在一起纯粹的转化。这个人死了……你在接受口令之时就已经死了……死亡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就像是那条无法逾越的、理想的界限，它分离了肉体及其形式和状态；而且，以它为条件（即使是初始性的、象征性的），一个主体才得以改变其形式和状态。卡内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到“映像形态”（énantiomorphose）：一种指向着永恒的、庄严神圣的 主宰者 （Maître）的体制，它在每个时刻都通过常量来制定法则，对变型（métamorphose）进行严格的禁止或限制，为形象固定清晰稳定的轮廓，在形式之间建立起两两对立的关系，强迫主体赴死以便从一个主体过渡到另一个。始终是通过某种非肉体性之物，肉体之间才得以相互分离并彼此区分。作为一个肉体的极限（extrémité），形象就是非肉体性的属性，它限定并终结了肉体：死亡就是 形象 。正是通过死亡，一个肉体既在时间之中、也在空间之中得以终结；正是通过死亡，它自身之线才形成、勾勒出一个轮廓。存在着死亡的空间，正如存在着死亡的时间。“映像形态的重复导向了一种对于世界的还原……对于变型的社会性禁止也许是最为重要的。……被置于阶级之间的，正是死亡这个最为严格的边界。”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中，所有新的肉体都需要建立起一种可对立的形式，以及相互区分的主体构型：死亡就是普遍的非肉体性转化，它被归属于所有肉体，无论从它们的形式和实体的角度来看皆是如此（比如，不借助一种映像性的操作，不借助于新的活动分子的形成——他们必须以前一代活动分子的灭亡为前提， 党 的实体就不可能独立出来）。
确实，我们在这里既考察了内容，也考察了表达。实际上，在两个平面彼此最截然区分的那个时刻——也即分别作为肉体的机制和一个配置中的符号机制——它们也仍然互为前提。非肉体性转化是口令的表达，但也同样是肉体的属性。不仅仅是表达的语言变量、还有内容的非语言变量，它们都分别进入到形式上的对立与区分的关系之中，进而便于抽取出常量。正如叶姆斯列夫所指出的，一种表达被划分为（比如说）语音单位的方式与一种内容被划分为物理的、动物的、或社会的单位（“小牛”被划分为幼小的—雄性的—牛 [34] ）的方式是相同的。二元性或树形的网络适合于任何一方。然而，在两个平面之间，却不存在任何分析性的相似，对应或符合。不过，它们的独立性却并不排斥同构性，换言之，即同样类型的恒常关系在二者之上都存在。而且，正是这类关系使得语言的要素和非语言的要素从一开始就彼此不可分离，虽然它们之间缺乏对应性。内容的要素赋予物体的混合以清晰的轮廓，与此同时，表达的要素则赋予非肉体性表达以判决或判断的权力。所有这些要素都具有不同的抽象和解域的程度，然而它们每次都在某种口令或轮廓之上进行着一种整体配置的再结域。确实，综合判断学说的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在 判决 和 形象 之间、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先天的关联（同构性）。
然而，如果我们思索口令的另外一个方面——逃逸而非死亡，那么，看起来变量在其中进入到一种新的状态，即连续流变的状态。向极限的过渡现在呈现为非肉体性转化，然而，它却仍然从属于肉体：这是唯一的方式，不是为了消除死亡，而是将其还原、或将其自身形成为一种流变。此种运动将语言推向自身的界限，而与此同时，物体则被带入其内容的变型运动之中、或被带入使它们达到或超越形象之极限的穷尽（exhaustion）运动之中。这里，在少数科学和多数科学之间会产生对立：比如，折线转化为曲线的冲力，由此出现了一整套研究线与运动的操作性的几何学，作为一种研究如何引入流变的实用科学，它的运作完全不同于研究不变项的欧几里得几何学这种主流的或王权的（royale）科学，而且它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备受怀疑乃至压制的历史（我们在后面将重新回到这个问题）。最微小的间隔总是恶魔般的：变形的大师与永恒神圣的国王相对立。这就好像一种强度性质料或一个流变的连续体被释放：这里是在语言的内部张量之中，那里又是在内容的内在张力之中。最小间隔的观念并不适用于具有相同本性的形象，而是至少包含着一条曲线和一条直线，一个圆与一条切线。我们看到了一种实体的转化和一种形式的瓦解，向极限的过渡或偏离轮廓的逃逸，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有利于流体动力、流、气、光、物质，比如某个并不停留于任何明确的点之上的物体或词语。我们看到了此种强度性物质所具有的非实在的力量，此种语言所具有的物质性力量。一种比物体和词语更为直接、流动、强烈的物质。在连续流变之中，甚至都不能区分出一种表达的形式和一种内容的形式，而只有两个互为前提的不可分离的平面。现在，它们之间的相对区分在容贯平面之上被充分实现了，在其上，一种已然具有绝对性的解域带动着配置。绝对并不意味着无差异：差异，现在变为“无限小的”，它在同一种物质之中被构成，对于表达，此种物质充当非实在的力量；而对于内容，它又充当无界限的实体性。内容的变量和表达的变量之间互为前提的关系不再需要两种形式：毋宁说，变量的连续流变使得两种形式彼此接近、使二者的解域之点相互联结，这个过程发生于同一种被释放物质的平面之上——此种物质没有形象、断然是未成形的，它的作用只是令这些点、张量或张力保持于表达和内容之中。姿势和事物，语音和声音，都被纳入同一部“歌剧”之中，被卷携于口吃、颤音、震音以及漫溢的多变效应之中。一部合成器将所有参数都置于连续流变之中，并渐渐使得“那些彻底异质性的要素最终以某种方式相互转化”。只要存在此种结合，一种共同的物质就出现了。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够达到抽象的机器或配置的构图。合成器取代了判断的位置，正如物质取代了形象和成形实体的位置。甚至不再应该一方面将能量的、物理—化学的、生物学的强度集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将符号的、信息的、语言的、审美的、数学的（……等等）强度集合在一起。一旦配置被这些逃逸的向量和张力所带动，强度系统的多元体就在整个配置之中相互结合并形成一个根茎。因而，问题并不是：怎样避开口令？——而是怎样避开它所包含着的死亡判决，怎样展开其逃逸的力量，怎样阻止此种逃逸转变为想象之物或堕入一个黑洞，怎样维持或获取一句口号的革命潜能？当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
）奔向“德国，德国！”这句口号，他的诉求就是再结域，即便是在一面“忧郁之镜”中。然而，在这句口号之下，他还听到了另一句口号：就仿佛德国的古老“形象”仅仅是一些常量，它们现在模糊不清了，进而显现出一种与自然、与生命之间的更为深刻但也更为多变的新关联——在何种情形之中，此种与生命之间的关联应该是一种拉紧，而在何种情形之中，又应该是一种顺从；何时应该反抗，何时又应该屈从甚或保持无动于衷；何时必需一种枯燥的话语，何时又必需一种奔放的情感和戏谑？
[35]
无论存在何种中断或断裂，只有连续的流变才能释放出这条潜在的线，这个潜在的生命连续体，“日常生活背后的真实或本质的要素”。在赫佐格（Herzog）的一部电影之中，有一句精彩的陈述。电影的主角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谁会回答这个回答呢？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问题，人们只会对回答做出回答。面对已包含于一个问题之中的回答（审讯、会考、全民表决，等等），我们应该针锋相对地用来自别的回答的问题来回应。我们应该提出一种口令的口令。在口令之中，生必需对死的回答作出回应，但不是通过逃逸，而是通过使逃逸发生作用并进行创造的运作。在口号之中存在着密码（mot de passe）。这些密码就是过程（passage），就是过程的组分，而口号则标志着中止或被层化、有组织的构成。同一个事物或词语无疑具有此种双重本性：应该从一方之中抽取另一方——将命令的成分转化为过程的组分。
[1] Georges Darien， L’épaulette ，pp.10—18，435.抑或Zola， La bête humaine ，Gallimard，p.188：“她这么说，不是为了让他相信，而只是为了告诫他：她在别人的眼里必须是清白无辜的。”与信息性的语句（“侯爵夫人在五点离开”）相比，这种类型的语句似乎更能体现小说的普遍特征。
[2] Spengler， L’homme et la technique ，Gallimard，Idées，p.103.
[3] Brice Parain， Sur la dialectique ，Gallimard.与赋予生活的命令相关，帕兰（Parain）发展了一种关于语言之中的“假设（supposition）”或预设的理论；不过，他在其中所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义务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力。
[4] 从一种超越了传统的语言学范畴的陈述理论的角度出发，两位作者特别突出了间接话语的重要性，尤其是其所谓的“自由的”形式：Mickhael Bakhtine（针对俄语、德语和法语）， Le marxisme et la philosophie du langage ，Éd．Minuit，III e partie；P．P．Pasolini（针对意大利语）， L’expérience hérétique ，Payot，I re partie。我们同样采用了邦贝热（J.-P．Bamberger）有关“无声和有声电影中的间接话语的形式”的一项未出版的研究。
[5] Emile Benvenist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Gallimard，p.61：“比如，我们不能说一只蜜蜂能够将它在自己的蜂群之中所接收到的信息带到另一个蜂群之中，这将是一种传递或承继（relais）的方式。”
[6] 拉波夫（William Labov）出色地揭示了语言—言语的区分所源自的那种矛盾、或至少是悖论：人们将语言（langue）界定为言语活动（langage）的“社会性的部分”，将言语归于那些具体的变化；然而，社会性的部分是自我封闭的，由此必然得出：一个单独的个体足以揭示语言的原则，而不必依赖于任何外在的条件，但言语却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背景之中才能够得以实现。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同样的悖论反复出现：“语言的社会性的方面使其可以在私密的书房之中被研究，但其个体性的方面却需要一种处于社群之中的研究”（ Sociolinguistique ，Éd．de Minuit，pp.259 sq.，361 sq.）。
[7] Benvenist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V e partie：关于语内表现行为的消解，参见p.274 sq。
[8] Oswald Ducrot， Dire et ne pas dire ，Hermann，pp.70—80［以及《De Saussure à la philosophie du langage》，这是为塞尔的《言语行为》法译本（ Actes de langage ）所作的序言，Hermann］。杜克罗（Ducrot）质疑了如信息和代码，以及传播和语言的主体性这些观念。他发展了一种有关“语言的预设”或非话语性的隐含预设的理论，以此来反对那种仍然指涉着某种代码的话语的和约定的隐含性。他构造出一种涵盖了所有语言学的语用学，并致力于一项对于表述之配置的研究，从“司法的”“论争的（polémique）”或“政治的”角度来思索这些配置。
[9] Ducrot， Dire et ne pas dire ，p.77：“为一种罪行定性（盗窃、欺诈、勒索，等等），这并非是在我们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上将其视作一种 行为 （ acte ），因为界定了这项罪行的法律上的条件被认为是来自被描述的行动的某些另外的结果：这种行动被视作应受处罚的，因为它侵害了他人、秩序和社会，等等。相反，由法官所作出的一项判决的陈述可以被视作一种司法行为，因为没有任何的中介效应存在于法官的言语和从被告向罪犯的转化之间。”
[10] J．K．Galbraith， L’argent ，Gallimard，《Idées》，《L’Inflation finale》，p.259 sq：“帷幕于1923年11月20日落下。正如一年之前的奥地利，终结是突如其来的。正如法国的规模较小的通货膨胀， 它的 轻而易举的 终结 令人惊异。它的终结也许是因为它不再能够延续。11月20日，政府 宣布 旧的马克不再作为一种货币。将开始使用一种新的货币，地租马克（rentenmark）。……政府 宣布 这种新的地租马克将通过抵押帝国所占有的土地和其他物质资产来获得保证。这些观念的起源要追溯到指券（assignat）：不过，它更具有 欺骗性 （Galbraith其实想说“被解域”）。在1789年的法国，存在着大量从一开始就可以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土地（它们最近从教会那里没收而来）。然而，如果某个德国人实施了一项扣押地产的法律， 那人们将会怀疑他的精神是否健全 。不过，这个体系确实有效。环境也起到促进作用。……如果说，在1923年之后，德国的预算仍然从属于和以前一样的需要（消极抵抗的代价及补偿），那么，将没有什么能够拯救马克及其信誉。”
[11] Bakhtine， Le marxisme et la philosophie du langage ，pp.156—157.关于作为表述的内在变量的“象征力的关系”，参见P．Bourdieu，《L’économie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in Linguistique et sociolinguistique，Langue française ，mai 1977，Larousse，pp.18—21。
[12] 转引自David Cooper， Le langage de la folie ，Éd．Seuil，pp.32—33。库珀（Cooper）评述道：“ 倾听声音 （ entendre des voix ）这个短语意味着我们应该意识到那些事物，它们超越了对于正常（即直接）话语的意识，由此，它们必须被作为不同的事物来经验。”
[13] 卡内蒂是少数几位对口号的心理活动模式感兴趣的作家之一（ Masse et puissance ，Gallimard，pp.321—353）。他假定，一个命令在灵魂和肉体之中铭刻了某种刺激物，它形成了一个被永久保留的包囊（kyste），一个硬化的部分。从此，要想减轻负担，人们只有尽可能快地将它传递给别人，使其“大众化”，即使大众会反过来抵制口号的传播。不过，口号也可以作为肉体之中的某个相异的肉体，言语之中的某种间接话语，由此就解释了那奇妙的遗忘：“携带命令者并不谴责其自己，而是谴责那个刺激物，那个外来的要求，或者说是真正的罪人，他将它带往各处。……刺激物不断证明，某人自身不是某个行为的发动者。他感知到了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地位，因而对于真正的受害者没有丝毫的同情。确实，那些在命令的驱使下行动的人完全将自己视作无辜的”，而且，他们还可以同样轻易地再度为其他的口号所驱使（p.352）。卡内蒂在这里对于那些纳粹分子的无辜感或那些前斯大林主义者的遗忘能力给出了一种深刻的解释，此种遗忘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他们求助于回忆和过去来赐予他们权力，以便能够提出或遵守新的、更为阴险的口号，“刺激物的疯狂”。从这个方面看，卡内蒂的分析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此种分析预设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心理官能的存在，没有它，口号就不能具有此种活动的模式。所有关于“常识”、关于普遍共享的良知（bon sens）的古典理性主义的理论都奠基于信息和沟通之上，它们是一种遮蔽、掩盖，以及预先证明此种更为令人不安的官能（即口令的官能）的方式。对于此种特异的非理性的官能，人们通过给它冠以纯粹理性之名而为它提供最佳的保障——它只是纯粹理性而已……
[14] 参见布雷耶（Bréhier）的经典之作： La théorie des incorporels dans l’ancien stoïcisme ，Vrin：p.12，p.20，关于“刀切肉”或“树变绿了”这些陈述。
[15] 关于这些问题，参见J．M．Sadock，《Hypersentences 》， Phil．Diss．Univ．of Illinois ，1968；D．Wunderlich，《Pragmatique，situation d’énonciation et Deixis》，收于 Langages ，Larousse，juin 1972；尤其是绍米扬（S．K．Saumjan）所提出的基于应用操作之上的抽象客体的模型，即实用的、生成性的M．G．A．模型（ Langages ，mars 1974）。绍米扬援引了叶姆斯列夫：叶姆斯列夫的力量就在于将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构想为处在同一个平面之上的完全相关的两种变量，就像“同一个函数的函子”（ Prolégomènes à une théorie du langage ，p.85）。这个朝向一种抽象机器的构图性概念的进展却被以下的事实所阻碍：叶姆斯列夫仍然根据能指—所指的模式来构想表达和内容之间的区分，并因而维持了抽象机器对于语言学的依赖性。
[16] 参见H．E．Brekle， Sémantique ，Armand Colin，pp.94—104：关于一种普遍的语用学和“对话的普遍概念”的观念。
[17] Noam Chomsky et Mitsou Ronat， Dialogues ，Flammarion，pp.72—74.
[18] William Labov， Sociolinguistique ，尤其是pp.262—265。我们注意到，拉波夫有时将自身限定于那些近乎同义的陈述，有时又抛弃此种限定，以便遵循着一连串互补但却异质的陈述。
[19] 拉波夫正是如此来界定其关于“非强制性的或易变的规则”的观念，此种规则与恒定的规则相对立：不仅仅是一种被观察到的出现频率，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量，它标志着频率的概率或规则的运用（参见 Le parler ordinaire ，Ed．de Minuit，t．II，p.44 sq）。
[20] 参见Gilbert Rouget，《Un chromatisme africain》，in L’Homme ，septembre 1961（在其中附有《达荷美仪式咏唱》的唱片）。
[21] Gherasim Luca， Le chant de la carpe ，Éd．du Soleil noir；以及吉沃丹（Givaudan）所出版的唱片，在其中吕卡朗诵了《激情洋溢》（《Passionnément》）这首诗。
[22] “et”， and ，在英语文学之中具有一种尤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在旧约圣经之中，而且也在那些涵藻语言的“少数分子”那里发挥作用：比如辛格（Synge）［参见勒尼奥（François Regnault）对英语—爱尔兰语之间的协调作用的评述， Baladin du monde occidental 的译本，Bibl．Du Graphe］。人们不会满足于将“et”作为一个连词来进行分析；毋宁说，它是所有可能的连词的一种极为特殊的形式，它使一种语言的逻辑发挥作用。我们将在让·华尔（Jean Wahl）的著作之中发现一种对于“et”的此种意义、对于它挑战动词“être”的优先地位的方式的深刻思索。
[23] Hjelmslev， Le langage ，Éd．de Minuit，p.63 sq.
[24] Nicolas Ruwet，《Parallélisme et déviations en poésie》，in Langue，discours，société ，Éd．Seuil，1975.吕维特分析了卡明斯的《诗五十首》（ Fifty poems ）中的第29首；他对于流变的现象给出了一种限制的、结构主义式的解释，并借助于“平行论”的观念；在其他文本之中，他又缩减了这些流变的作用范围，并将它们与边缘性的作用关联在一起，这些作用并不涉及语言之中的真正变化；不过，在我们看来，他的评注甚至超越了其解释所具有的局限性。
[25] 参见Vidal Sephiha，《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intensif》， Langages ，mars 1970。这是最早对语言的不规则的张力（tension）和流变（尤其当它们出现于所谓少数语言之中时）所进行的研究之一。
[26] 关于语言状态的延展和散播——有时以“油斑”的方式，有时以“空降部队”的方式，参见Bertil Malmberg， Les nouvelles tendances de la linguitique ，P．U．F．ch．III［援引了林德奎斯特（N．Lindqvist）对方言学的非常重要的研究］。因此，应该对某种多数语言被同质化和中心化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从这个方面来看，法语的发展史与英语的发展史是完全不同的；而它们与作为一种同质化形式的书写之间的关联也是不一样的。对于法语这门尤为中心化的语言，我们可以参考塞尔托（M．de Certeau），朱利亚（D．Julia），雷维尔（J．Revel）的分析（ Une politique de la langue ，Gallimard）。此项分析着眼于18世纪末一段非常短暂的时期，围绕着格列高利教父，揭示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中心性的语言与乡村的方言相对立的阶段，正如城市与乡村、首都与外省之间的对立；另一个则是中心性的语言与“封建时代的习语”、流亡者的语言之间相对立的阶段，正如国家与所有那些异乡人和敌人之间的对立（p.160 sq：“同样明显的是，对于方言的拒斥源自某种技术上的无能，即无力在口语或地域性的言语之中把握到稳定的法则”）。
[27] 参见Michèle Lalonde，in Change ，n°30。人们可以同时在其中发现之前的那首诗《说“白”话》（《Speak White》），以及一份关于魁北克语言的声明。
[28] 关于南非荷兰语的复杂情况，参见Breyten Breytenbach， Feu froid ，Bourgois；洛里（G．M．Lory）的研究（pp.101—107）清楚揭示了布雷滕巴赫（Breytenbach）的研究活动，他对于语言进行诗性处理的暴力，及其想要成为“说着一种混种语言的混血儿”的意愿。
[29] 对于少数语言的这两个方面——贫乏—省略，超负荷—流变，可以参考一些典范性的分析：瓦根巴赫（Wagenbach）对于20世纪初布拉格的德语所进行的分析（ Franz Kafka，anées de jeunesse ，Mercure de France）；帕索里尼（Pasolini）的分析则证明了，意大利语不是在某个标准的或平均的层次之上被构成的，而是同时爆发于两个方向之上，“朝向低处和朝向高处”，简化的质料和过度的表达（ L’expérience hérétique ，Payot，pp.46—47）；迪拉德（J．L．Dillard）的分析得出了黑人英语的双重趋势，即一方面是省略、遗漏、或清除，另一方面则是超负荷、酝酿一种“花言巧语”（fancy talk）（ Black-english ，Vintage Book，New York）。正如迪拉德所揭示的，不存在通过与一种标准语言相比较而形成的劣等性，而只有两种相互关联的运动，它们必然摆脱了语言的标准的层次。琼斯（LeRoi Jones）始终关注着黑人英语，他揭示了这两个相联的方向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音乐的语言（ Le peuple du blues ，Gallimard，pp.44—45，以及整个第III章）。更为一般地，可以参考布勒兹（Pierre Boulez）对于一种音乐的双重运动的分析，即形式的瓦解，超负荷或动态的增殖： Par volonté et par hasard ，Éd．Seuil，pp.22—24。
[30] Yann Moulier， Ouvriers et Capital ，“序言”，de Mario Tronti，Bourgois。
[31] P．P．Pasolini， L’expérience hérétique ，p.62.
[32] 参见关于魁北克语言的“集体性策略”的宣言，收于 Change ，n°30：它揭穿了“颠覆性语言的神话”，就好像拥有一种少数的状态就足以获致一种革命性的地位（“此种机械的等同源自于一种对于语言的流俗概念。……一个人之所以拥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不是因为他说着工人阶级的语言。……那种认为 若阿尔语 （ joual ）［深受英语影响的魁北克地区的民间法语——译注］具有一种颠覆性的、反文化的力量的论点完全是理想化的”，p.188）。
[33] Elias Canetti， Masse et puissance. （参见与口令的两个方面相对应的两个关键章节——“命令”及“变形”；以及，尤其是pp.332—333，对于麦加朝圣的描绘，及其两个被编码的方面，即丧葬般的木然与惊惶的逃亡。）
[34] 我们已经看到，叶姆斯列夫对于内容的平面与某种“所指”之间的类同化提出了一种限制条件。人们有理由反驳他，说他所提出的那种对于内容的分析更适用于其他学科（比如说动物学）而不是语言学（比如Martinet， La linguistique ，Denoël，p.353）。然而，此种反驳在我们看来正和叶姆斯列夫所提出的限制条件相抵触。
[35] 参见霍夫曼斯塔尔的一篇书信的详细内容， Lettres du voyageur à son retour （1901年5月9日的信），Mercure de F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