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论：根茎

我们两个人合写了《反—俄狄浦斯》。既然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是多，这已经堪称人数众多了。在这里，我们已利用了所有那些接近我们的东西，最近的和最远的。我们安置了巧妙的化名，以使得它们难以辨认。那为何我们还保留自己的名字呢？出于习惯，仅仅是出于习惯。这次是为了使我们自身难以辨认。不仅让我们自身变得不可知觉，还包括那些使我们行动、体验或思索的事物。还因为，如常人那般进行言说是令人愉快的。当我们说，太阳升起，常人都明白这是一种言说的方式，这是令人愉快的。不是要达到那个点，在其上人们不再说“我”，而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点，在其上是否说“我”已经不再重要。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会认出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我们被协助、被赋予灵感、被多元化。

一本书不具有客体，也不具有主体，它由形态各异的材料、迥异的日期和速度所构成。当人们把一本书归属于一个主体之时，就忽视了这些材料的运作及它们间的外部关联。人们为地质学的运动杜撰出一个造物主。书如万物，其中存在着衔接（articulation）或节段性（segmentarité）之线，层（strates），界域性（territorialités）；然而，还存在着逃逸线（ligne de fuite），解域（déterritorialisation）和去层化（déstratification）的运动。这些线上的相对流速引发了相对延迟与粘滞的现象，或反之引发了加速和断裂的现象。所有这些——线和可度量的速度——构成了一个 配置 （agencement）。一本书就是这样一个配置，因此是无所归属的。它就是一个多元体（multiplicité）——不过，当它不再作为属性，而是被提升为名词之时，我们不再能理解这个“多（multiple）”的含义。一方面，一个机器性的（machinique）配置面向层，而后者无疑将它构成为一种有机体，要么是一种意谓的（signifiant）总体性，要么是一种可被归属给某个主体（sujet）的规定性；然而，它同样也面向着一具 无器官的身体 （ corps sans organes ），后者不断地瓦解有机体、使得那些非意谓的（asignifiant）小品词和纯粹的强度（intensité）得以流通和传布，进而将那些主词归属给它自身，并且只留给它们一个作为强度痕迹的名字。一本书的无器官身体是什么呢？存在着许多种，这要视被考察的线的本性、它们所特有的成分和浓度，以及它们汇聚于一个“容贯的平面”（plan de consistance）（正是这个平面确保了对它们的选择）的可能性而定。此处一如别处，关键在于度量的单位： 使书写量化 。一本书所表达的东西和它的创作方式本是一回事。因此，一本书不再具有客体。作为配置，它自身只与其他配置相连接、与其他无器官身体相关联。我们将不再追问一本书想要表达什么，无论它是作为能指还是作为所指；我们将不再试图在一本书中去理解什么，而是要追问，它通过何物而展开运作，在与何物的关联之中它传布了（或未传布）强度，它将自身的多元性引入或化入哪些多元性之中，它令自身的无器官身体与哪些无器官身体相聚合。一本书只有通过外部（dehors）并在外部而存在。因而，一本书本身就是一部小型的机器，在何种可度量的关联之中，这部文学机器和战争机器、爱的机器、革命机器等等相关？——与那部卷携着它们的 抽象机器 相关？人们指责我们过于经常地援引文学。然而，当人们写作之时，唯一的问题正是要了解，为了使这部文学机器得以运转，能够或必须将它与哪部别的机器相连接。克莱斯特（Kleist）与一部疯狂的战争机器，卡夫卡与一部闻所未闻的官僚机器……（如果一个人 经由 文学——当然不是以文学的方式——生成为动物或植物呢？难道不首先是通过语音，人们才生成为动物？）文学就是一种配置，它与意识形态无关，文学没有、也从未有过意识形态。

我们所言无他：唯有多元性，线，层和节段性，逃逸线和强度，机器性配置及其不同类型，无器官的身体及其构造和遴选，容贯的平面，以及每种情形之中的度量单位。 测层仪 （ stratomètres ）， 计损仪 （ déléomètres ）， 浓度的CsO单位 ， 聚合的CsO单位 ，这些不仅仅形成了一种写作的量化，而且还将写作界定为始终作为其他事物的度量尺度。写作与意谓无关，但和土地测量、地图绘制，乃至未来的领域相关。

书的第一种类型，是“书—根”（livre-racine）。树已经是世界的形象，或者说，根是“世界—树”的形象。这是经典之书，作为有机的、意谓的、主观的崇高内在性（书之层）。书模仿世界，正如艺术模仿自然：运用其自身所特有的手段，产生出那些自然不能或不再能创造出的东西。书之法则，正是反思/映像（réflexion）之法则，即“一”生成为“二”。那书的法则又怎能存在于自然之中，既然它统辖着世界与书、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区分？一生成为二：每当我们遇到这个法则——即便被毛泽东策略性地提出，或被人们最为“辩证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着的正是最为经典、最具反思性、最古老、最令人厌倦的思想。自然并不是这样运作的：在自然之中，根是直根，具有更为大量的侧面的或环绕的（而非二元分化的）分支。精神落后于自然。甚至作为自然实在的书也是一种直根，有着垂直的轴和环绕的叶。然而书作为精神实在—— 树 或 根 的形象——却不断展现着一生二、二生四的法则……二元逻辑是“树—根”的精神实在。即使像语言学这样“领先的”学科也仍然恪守着“树—根”这个基本形象，由此与反思的古典传统联结在一起（比如乔姆斯基和他的意群树：从一个点S开始，以二元分化的方式衍生）。可以说，此种思想从未理解多元性：它必需预设一种根本的、强有力的统一，以便遵循一种精神的方法来达到“二”。从客体的角度来说，遵循自然的方法，人们无疑可以直接从“一”达到三、四或五，但却始终必须预设一种根本的、强有力的统一性作为前提，即支撑着次级根的直根的统一性。这并不能使我们走得更远。取代二元分化之二元逻辑的，只不过是连续的循环之间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无论是直根还是二歧根，都不能更好地解释多元性。前者运作于客体之中，后者运作于主体之中。二元逻辑和一一对应关系仍然统治着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在解释施列伯（Schreber）病例时所运用的谵妄之树］、语言学、结构主义，乃至信息论。

胚根系统，或束根，是书的第二种形象，我们的现代性欣然仰赖于它。这回，主根已然夭折，或者，它的末端已然被摧毁；一个任意的、直接的次级根的多元体被嫁接于它之上，并呈现出一种蓬勃的生长态势。这回，自然实在显现于主根夭折的过程中，但根的统一性仍然持存，作为过去或将来，作为可能性。我们须追问，是否反思性的精神实在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对此种事态进行弥补：即转而诉求一种更为全面的隐秘统一性或更为广泛的总体性。不妨采用威廉·巴勒斯的 剪裁法 （ cut-up ）：将一篇文本叠合（pliage）进另一篇之中、由此构成了多元的，甚至是偶生的根（比如一根插穗），这对于所考察的文本来说就意味着一种替补的维度（dimension supplémentaire）。正是在这个叠合的替补维度之中，统一性继续着其精神的劳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最为碎片化的著作也同样可以被视为“全集”或“巨著”。绝大多数用来令系列得以增殖或令多元性得以拓展的现代方法在某个方向上（比如线性的方向）是极为有效的，而一种总体化的统一性却在另一个维度（循环或周期）之中获得了更为有力的肯定。每当一个多元体被掌控于一种结构之中时，其增长就被后者的组合法则所缩减甚至抵消。主张摧毁统一性的人也正是天使的缔造者， 天使博士 （ doctores angelici ），因为他们肯定了一种真正的、至上的、天使般的统一性。乔伊斯的词语可谓名副其实地“具有多重根”，它们有效地粉碎了词语乃至语言的线性统一，但由此却得出了一种句子、文本或知识的循环统一。尼采的格言粉碎了知识的线性统一，但却由此回归于永恒轮回的循环统一［作为思想之中的非—知（non-su）］。如此说来，束根系统尚未真正摆脱二元论，它展现出主客之间、自然实在和精神实在之间的互补性：在客体之中，统一性不断遭到阻碍甚至阻止，但在主体之中，一种新的统一性却获得胜利。世界失去了其主根，而主体也不再能够进行二元分化，但却在对于其客体的维度始终构成替补的维度中，达到了一种更高的统一性，一种矛盾的或超定（surdétermination）的统一。世界生成为混沌，但书仍然是世界的形象：胚根—混沌体（chaosmos），而不再是根—宇宙（cosmos）。诡异的迷思：因其碎片化而更具有总体性的书。书作为世界的形象，无论如何都是乏味的观念。确实，仅仅说“多元性万岁”，这还是不够的，尽管要想发出这样的呼声也绝非易事。没有哪种排版、词语、甚或句法的技巧能足以使其被听见。 必须形成 “多”，但不是通过始终增加一个更高的维度，而是相反，以最为简单而节制的方式，始终对已有的维度进行 n-1的操作 （只有如此，一才成为多的构成部分，即始终是被减去）。从有待构成的多元体中减去独一无二者；在 n-1 的维度上写作。这样的体系可以被称为 根茎 （rhizome）。作为 地下的茎 ，根茎截然有别于根和胚根。球茎和块茎都属于根茎。具有根或胚根的植物从所有其他的方面来看也可以是根茎式的：问题就在于，是否植物学从其特性上来说完全是根茎式的。甚至某些动物也是根茎式的，在其集群（meute）的形态之中。鼠群就是根茎。兽穴也是根茎，它们有着各种栖居、储藏、移动、躲避、断裂的功能。根茎自身具有异常多样的形态，从表面向四面八方延展、直到凝聚成球茎和块茎的形态。当鼠群之间彼此窜动之时。存在着最好的和最糟的根茎：土豆，茅草和莠草。动物和植物，茅草就是螃蟹草（crab-grass）。我们觉得，如果不列举一些根茎的大致特征的话，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1）和（2） 连接和异质性的原则： 在根茎之中，任意两点之间皆可连接，而且应该被连接。树或根就不一样，它们固定了一个点或一种秩序。乔姆斯基式的语言树仍然是从一点S开始，以二元分化的方式展开。而根茎则正相反，并非其中的每个特征都必然与一种语言特征相关：各种特性的符号链与异常多样的编码模式（生物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相连接，这就发动了种种不同的符号机制（régimes）和事物状态。 表述 （ énonciation ） 的集体性配置 实际上直接运作于 机器性配置 之中；我们不可能在符号的机制及其对象之间建立彻底的断裂。在语言学中，即便人们试图将自身局限于明显之物的范围内、不对语言作出任何预设，这也仍然是处于一种话语（discours）的领域之内，它隐含着特殊的社会权力类型和配置模式。乔姆斯基的合语法性，支配着所有句子的范畴符号S，它首先就是一种权力的标志，其次才是作为一种句法的标记：你将形成语法上正确的句子，你将把每个陈述分解为名词语段（syntagme）和动词语段（最初的二元分化……）。我们不会指责这些语言学模式过于抽象，相反，它们还不够抽象，还尚未形成 抽象机器 ，而正是此种机器将一种语言（langue）与陈述（énoncés）的语义和语用内容、表述的集体性配置、社会场域的一整套微观政治连接在一起。一个根茎不断地在符号链、权力组织，以及关涉艺术、科学和社会斗争的事件之间建立起连接。一个符号链就像是一个凝聚了异常多样的行为的块茎——不仅仅是语言的行为，还包括知觉的、模仿的、姿态的、认知的行为：不存在语言自身，也不存在语言的共相（universalité），而只有一种方言、土语、行话、专业术语的集聚。不存在理想性的说者—听者，也没有同质性的语言共同体。根据魏因赖希（Weinreich）的原则，语言就是“一种本质上异质性的实在”。不存在母语，而只有一种支配性的语言在一个政治的多元体之中所掌握的权力。语言在一个教区、一个主教辖区、一座都城的周围稳定下来。它形成球茎。它通过地下的茎和流（flux）而衍生，沿着河谷或铁路沿线，它就像一块油迹般扩散。 ^[1] 人们总是有可能将语言解析为其内在的结构性要素：从根本上来说，这无异于一种寻根。在树之中总是存在着某种谱系之物，这不是一种通行的方法。相反，一种根茎式的语言分析法只会使其偏离中心，向其他的维度和领域展开。除非是行使一种无力的功能，否则一种语言绝不会自我封闭。

（3） 多元性原则： 只有当“多”确实被视作名词和多元体，它才能终止与“一”之间的任何关联——无论“一”是作为主体或客体，自然的实在或精神的实在，还是作为形象或世界。多元体是根茎式的，它揭穿了树形的伪—多元体。统一性不再作为客体领域的主根，也不再作为主体领域的二元分化。甚至也不存在夭折于客体，但又“复归”于主体之中的统一性。一个多元体既不具有主体，也不具有客体，它只有规定性、量值、维度，而所有这些只有在多元体改变自身的本质的同时才能获得增长（因此，组合法则就与多元体一起增长）。木偶的提线作为一个根茎或多元体，并非与被预设的一个艺术家或表演者的意志关联在一起，而是与神经纤维所构成的一个多元体关联在一起，这个多元体又形成了另一个木偶，并通过另外的维度与前一个木偶相连接：“驱动木偶的提线或拉杆——我们将它们称作网状结构。人们会反驳说， 其多元性 源自演员的人格，正是后者将它投射于作品之中。就算如此，但演员的神经纤维同样也形成了一个网络。它们深入到灰质和栅极（grille）之中，直至未分化处……此种游戏接近于编织者的完美动作，而神话中将其归于命运女神帕尔卡（Parques）和诺恩（Nornes）。” ^[2] 一个配置正是此种多元体的维度的增殖，它在拓张其连接之时必然改变其自身的本质。与结构、树或根不同，在一个根茎之中，我们无法发现点或位置。在其中只存在线。当格林·古尔德（Glenn Gould）加速演奏一个段落之时，这并不只是炫技，而是将音乐之点转化为线，他令聚合体增殖。数不再是一个普遍概念，根据要素在某个维度之中的位置对其进行测量，而是生成为一种多变的多元体，随着所考察的维度一起变化［一个域（domaine）对于从属于它的某个数的组合来说具有优先性］。我们不再有度量的单位，而只有度量的多元体或多变体（variété）。统一性的观念绝不会出现，除非在一个多元体中产生了能指对权力的掌握，或一种相应的主体化进程：这样，就出现了“统一性—主根”，它为一种客观的要素或点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的集合体奠定基础，或为“一”奠定了基础——这个“一”遵循着区分性的二元逻辑在主体之中被分化。统一性始终运作于被考察的系统的某个替补的空维度之中［超编码（surcodage）］。准确说来，一个根茎或多元体不允许其自身被超编码，不会拥有一个超越于它的线的数目（也即超越于与这些线联结在一起的数之多元体）之上的替补维度。所有的多元体都是平伸的，因为它们填满了、占据了其所有的维度：因此，我们会说一个多元体的 容贯平面 ，即便这个“平面”的维度会伴随着其上所确立起来的连接数量而一起增长。多元体是被外部所界定的：被抽象线，逃逸线，或解域所界定，伴随着此种解域，它们在与其他多元体建立连接之时改变着自身的本质。容贯的平面（网栅）是所有多元体的外部。逃逸线同时标志着以下几点：多元体确实占据的有限数量的维度的现实性；不可能存在任何替补的维度，除非多元体沿着逃逸线转化自身；将所有多元体平铺于同一个外在性（extériorité）或容贯性的平面之上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无论它们的维度有多少。一本书的理想就是在这样一个外在性平面之上展开所有的事物，在一页纸上，在同一页纸上：经历的事件，历史的规定性，被思索的概念，个体，群体及社会构型（formation）。克莱斯特创造了一种这个类型的写作，一条情动（affect）的断裂链条，带有着多变的速度，加速与变型，始终与外部相关联。开放之环。因而，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他的文本与（为一个实体或主体的内在性所构成的）古典的及浪漫派的“书”都是相对立的。“战争机器—书”反抗“国家机构—书”。 N维的平伸的多元体 是非意谓的和无主体的（asubjective）。它们为不定冠词或部分冠词所指涉（ 这株 茅草， 这个 根茎……）。

（4） 非意谓断裂的原则： 不同于过度意谓的间断，后者分离不同的结构或贯穿单一结构。一个根茎可以在其任意部分之中被瓦解、中断，但它会沿着自身的某条线或其他的线而重新开始。人们无法消灭蚁群，因为它们形成了一个动物的根茎：即使其绝大部分被消灭，仍然能够不断地重新构成自身。所有根茎都包含着节段性的线，并沿着这些线而被层化、界域化（territorialiser）、组织化、被赋意和被归属，等等；然而，它同样还包含着解域之线，并沿着这些线不断逃逸。每当节段线爆裂为一条逃逸线之时，在根茎之中就出现断裂，但逃逸线构成了根茎的一部分。这些线不停地相互缠结。这就是为何人们无法采用某种二元论或二分法的原因，即使是以善恶对立这个基本形式。我们可以制造一个断裂，我们可以勾勒出（tracer）一条逃逸线，不过，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在其上有可能重新遭遇到对所有一切再度进行层化的组织，重新赋予一个能指以权力的构型，以及重新构成一个主体的属性——所有你想要的，从俄狄浦斯的重现、直到法西斯主义的凝结。群体和个体都包含着微观—法西斯主义，它们就等着形成结晶。是的，茅草也是一个根茎。善与恶只能是某种主动的、暂时性的选择的产物——此种选择必须不断重新开始。

解域的运动和再结域（reterritorialisation）的进程怎能不相互关联、不断联通、彼此掌控？兰花解域而形成一个形象，一个黄蜂的仿图（calque）；然而，黄蜂在这个形象之上再结域。但黄蜂也被解域，其自身变为兰花的繁殖器官的一个部分；然而，通过传播其花粉，它使兰花再结域。兰花和黄蜂——作为异质性的要素——形成了根茎。人们会说，兰花模仿着黄蜂，它以一种意谓的方式复制了后者的形象（模仿、拟态、伪装，等等）。然而，这仅仅在层的等级上才是真的——两个层之间形成平行关系，一方之中的某种植物的组织结构模仿着另一方之中的某种动物的组织结构。同时，它还牵涉到另外的事物：不再是模仿，而是代码（code）的捕获（capture），代码的增值（plus-value），价（valence）的增长，真正的生成，兰花的生成—黄蜂，黄蜂的生成—兰花，每种生成都确保了其中一方的解域和另一方的再结域，两种生成在一种强度的流通之中相互关联、彼此承继，而此种流通则总是将解域推进得更远。不存在模仿和相似，只有两个异质性的系列在一条逃逸线之上的爆裂，这条线由一个共同的根茎构成，它不再能够被归属于、从属于任何意谓之物。肖万（Rémy Chauvin）说得好：“两种生物之间的 非平行性进化 ，二者之间绝没有任何相关之处。” ^[3] 更普遍说来，进化的图式有可能被迫放弃陈旧的树和谱系的模型。在某些条件下，一种病毒可以与生殖细胞联结在一起，并将自身转化为一种复合物种的细胞基因；此外，它还会逃逸，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物种的细胞之中，但却携带着来自第一个宿主的“基因信息”［比如，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和托达罗（Todaro）最近对于一种C型病毒所进行的研究，以及它与狒狒的DNA和某些种类的家猫的DNA之间的双重连接］。进化的图式将不再仅遵循树形谱系的模式（即从最小差异化到最大差异化），相反，它还展现出一种根茎的形态，此种根茎直接在异质性之中运作，并从一条已然差异化的线跃变到另一条。 ^[4] 再度重申，存在着狒狒和猫之间的 非平行性进化 ，其中任何一方显然都不是另一方的原型或摹本（猫的生成—狒狒并不意味着猫“扮作”狒狒）。我们和自身的病毒一起形成了根茎，或更确切地说，我们的病毒使得我们与其他动物一起形成根茎。正如雅各布（Jacob）所说，通过病毒或其他方式进行的基因材料的传输、源自不同物种的细胞之间的合并，它们会产生出类似于“古代和中世纪所珍视的那种可憎恋情”的结果。 ^[5] 不同的线之间的横向互通扰乱了谱系之树。始终要去寻找分子、乃至亚分子的粒子，要和它们结合在一起。我们的进化和死亡更多是源自根茎式的、多形态的流感，而非遗传疾病或那些自身就有其谱系的疾病。根茎是一种“反—谱系”。

对于书和世界来说也是如此：与那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相左，书并不是一种世界的形象。它和世界一起形成根茎，在书和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非平行性的进化，书确保着世界的解域，世界则进行着一种书的再结域，而接下去，书又使其自身在世界之中进行解域（如果它能够，如果它可以）。对于那些本质截然不同的现象来说，模仿是一个异常拙劣的概念，因为它依赖于二元逻辑。鳄鱼并没有再现一段树干，同样，变色龙也没有再现四周环境的颜色。粉红豹没有模仿、再现任何东西，它以其自身的颜色来装点世界，粉上加粉，这就是它的生成—世界，以便令它自身变得不可感知和非意谓，形成它的断裂，它自身的逃逸线，遵循着它的“非平行性的进化”，直至终点。植物的智慧：即使它们自身是有根的，但却始终存在着一个外部，在其中，它们和其他事物一起形成根茎——风，某个动物，或人类（从某个方面看，动物也形成了根茎；人类亦然，等等）。“醉作为植物向我们自身之中的成功侵入。”始终通过断裂而追随着根茎，拉长、延长、接续逃逸线，使它变化，直至产生出最为抽象和曲折的线，它有着n重维度和彼此断裂的方向。把被解域的流联结起来。跟随着植物：我们从第一条线开始，它的边界是由收敛于连续的特异点（singularité）周围的圆所限定的；接着，在这条线的内部，我们要看新的收敛的圆是否通过那些外在于边界并处于其他方向之中的新的点而形成。书写，形成根茎，通过解域而拓张界域，延伸逃逸线直至一点，在其中它变为一部覆盖了整个容贯平面的抽象机器。“首先前往你的第一株植物，从那点出发，仔细观察水流的痕迹。雨一定已将种子带到远处。沿着水流所形成的小沟，你将辨认出水流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寻找那株离你最远的植物。所有那些在这二者之间生长的魔鬼草都属于你。随后，最远的植物又将传播它们自己的种子，而通过跟随从每株植物出发的水流的痕迹，你得以拓张你的界域。” ^[6] 音乐总是不停释放出逃逸线，作为如此众多的“变形的多元体”，甚至颠覆着那些使它结构化或树形化的代码；这也是为何音乐形式及其断裂和衍生可以被比作一株莠草，一个根茎。 ^[7]

（5）和（6） 绘图法和转印法（décalcomanie）的原则： 一个根茎不能由任何结构的或发生的（génératif）模型来解释。它与所有那些深层结构或演变轴线的观念都格格不入。一条演变轴线是作为客观的、主根的统一性，连续的阶段在其上被组建起来；一个深层结构则更像是一个基本的序列，它可以被分解成直接的构成组分（constituant），而其产物的统一性则进入到另一个转换性的、主体的维度之中。因而，人们尚未摆脱树或根的再现模式——主根的或束根的（比如，乔姆斯基的“树形图”与一个基本序列相关联，并根据一种二元逻辑来再现其发生过程）。最古老的思想的一种变体。在我们看来，演变轴线或深层结构归根结底就是 仿图 （ calque ）的可被无限复制的逻辑。所有的树的逻辑都是仿图和复制的逻辑。在语言学和精神分析中都是如此，它将本身就是再现性的无意识作为对象，此种凝结为被编码的复合体（complexe）的无意识要么被分布于一条演变轴线之上，要么被分配于一个语段结构之中。它的目的就是描绘一种事实状态，维持主体间关联的平衡，或探索一种已经存在的无意识——此种无意识隐藏于记忆和语言的幽暗角落。它旨在模仿某种完全作为既成之物而被给予的事物，而此种模仿是基于某种超编码的结构或支撑性的轴线。树连接起模仿，并使它们等级化，仿图就像是一棵树的叶片。

而根茎则截然不同，它是 地图 （ carte ） 而不是仿图 。要绘制地图而非仿图。兰花没有复现黄蜂的仿图，它在一个根茎之中和黄蜂一起绘制地图。如果说地图和仿图相对立，那正是因为它彻底转向一种与以现实为基础的实验。地图没有复现一种封闭于自身的无意识，相反，是它构成了无意识。它促进了场域（champs）之间的连接，清除了无器官的身体之上的种种障碍，在一个容贯的平面之上最大限度地敞开了无器官的身体。它自身构成了根茎的一部分。地图是开放的，它可以在其所有的维度之中被连接，它可分解，可翻转，易于接受不断的变化。它可以被撕裂、被翻转，适应于各种各样的剪接（montage），可以被某个个体、群体、或社会构型重新加工。我们可以将其绘制于一面墙上，可以将其视作一件艺术作品，将其构成为一种政治行动或一种沉思。或许根茎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始终具有多重入口；在这个意义上，兽穴是一种动物根茎，它往往包含着作为通道的逃逸线与储藏或栖居的层之间的明确区分（比如麝鼠）。一个地图具有多重入口，这与始终回到“同一”的仿图正相反。一个地图与表演相关，而仿图则始终涉及一种所谓的“能力”。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的能力将每种欲望和陈述都限制于某条演变轴线或超编码结构之中，并对这条轴线上的不同阶段或这个结构中的不同组分进行无限的、单调的模仿。与此相反，神经分裂—分析（schizo-analyse）拒斥所有被模仿之命运的观念，无论人们赋予此种命运以何种名字：神圣的、神秘的、历史的、经济的、结构的、遗传的或语段的。［显然，克莱因（Mélanie Klein）根本无法理解一位患病儿童（小理查德）所画出的地图，她总是满足于得出现成的仿图——俄狄浦斯，好爸爸坏爸爸，好妈妈坏妈妈——但孩子却绝望地试图继续某种精神分析所完全无法了解的表演 ^[8] ］。冲动和部分客体（objet partiel）既不是演变轴线之上的诸阶段，也不是一个深层结构之中的诸位置，它们是对于问题的政治性选择，是入口和出口，是孩子政治性地体验到的僵局——也即，带着其欲望的全部力量。

然而，当我们把地图和仿图作为好坏两方面对立起来的时候，难道不是恢复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难道一个地图的本性不就是能够被模仿？难道一个根茎的本质不就是使根交错、并往往和它们混合在一起？一张地图难道不带有某些冗余（redondance）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已经是作为其所特有的仿图？一个多元体难道不具有某些层，在其中，统一化、总体化、一体化、模仿的机制、意谓对于权力的掌控、主体的属性都得以扎根？甚至是那些逃逸线，由于它们可能具有的歧异性，难道没有复制出那些它们需瓦解和翻转的构型？然而，反之亦然，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 应该始终将仿图带回到地图 。此种操作与前一种操作之间完全不对称。因为，严格说来，说仿图复制了地图，这并不确切。它更像是一张照片、一张X光片，它始于对那些它想要去复现的东西进行选择或隔离，借助于人工的手段（比如着色或其他的限制性的手段）。模仿者始终在创造着、诱引着原型。仿图已经将地图转译成一种形象，它已经将根茎转化为根与胚根。根据自身的意谓和主体化的轴线，它对多元体进行组织、稳定化并使其失去效力。它繁殖出（générer）根茎并使其结构化，当仿图相信它是在复制其他事物的时候，它只是在复制自身而已。这就是为何它是如此危险。它注入冗余，并使之繁殖。仿图从地图和根茎之中所复现的，只是僵局、障碍、主根的萌芽或结构化之要点。看看精神分析和语言学吧：前者永远只能获得无意识的模仿和照片，而后者呢，永远只能获得语言的模仿和照片——及其所预设的种种欺骗和诡计（并不奇怪的是，精神分析已经将它的命运和语言学紧密关联在一起）。看看在小汉斯身上所发生的事件，这是对于孩子所做的纯粹的精神分析：人们总是不停地 瓦解其根茎，玷污其地图 ，令他安分守己，封堵他的所有出口，直到他开始欲求自身的耻与罪，直到人们在他身上深植入耻与罪， 恐惧症 （人们先是禁止他进入楼房的根茎、接着是街道的根茎，人们将他扎根于父母的床铺之中，在他的肉体上布下胚根，令他专注于弗洛伊德教授）。弗洛伊德明确考察了小汉斯的地图绘制法，但却始终只是将其投射回一张家庭照片之中。再看看梅拉尼·克莱因对于小理查德的地缘政治性的地图都做了些什么：她从中获取了照片，将其制成仿图；无论是装模作样，抑或遵循着某条轴线、发生的阶段或结构的命运，你的根茎都将遭到瓦解。人们允许你生活和言说，但条件是封住你所有的出口。当一个根茎被封死、被树化之时，它就完结了，激发不出任何欲望；因为，正是通过根茎，欲望才始终得以运动和产生。每当欲望沿着树而运动之时，内部的作用就会使它遭遇挫折并引向死亡；然而，根茎却是通过外在的和生产性的推动力对欲望施加影响。

这就是为何尝试另一种相反的、但却非对称的操作是如此重要。将仿图重新联结于地图之上，将根或树重新连接于一个根茎。在小汉斯的病例之中探索无意识，这就是要展示他如何尝试建构一个根茎——通过家里的房间，但也同样通过楼房、街道等等的逃逸线；这些线是如何被封堵的，孩子是怎样被扎根于家庭之中的，在父亲的身前留下逼真的再现，对母亲的床形成仿图；接着，弗洛伊德教授的介入又是怎样确保了能指对权力的掌控，对情动施行主体化的操作；孩子是怎样只有以被视作耻和罪的生成—动物的形式才得以逃逸（小汉斯的生成—马，真正的政治性选择）。然而，始终应该在地图之上重新定位那些绝路，以便从那里向可能的逃逸线敞开。对于群体的地图也是如此：要揭示在根茎的哪个点上形成了整体化、官僚机制、领导地位、法西斯化，等等，而哪些线又得以持存——仅仅是以隐蔽的方式——并不断地在暗中形成根茎。德利尼（Deligny）的方法：描绘出一个自闭症儿童的种种姿态和行动的地图，在同一个孩子身上、在不同的孩子身上将不同的地图结合起来 ^[9] ……如果从本质上来说，地图或根茎确实具有多重入口，人们会认为，也可以通过仿图或树—根的道路而进入其中，只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就可以了（在这里，我们同样放弃了一种善恶截然对立的二元论）。比如，人们往往被迫转向绝路，被迫借助意谓的权力或主体的情感，被迫依赖于俄狄浦斯的或偏执狂的构型——或更糟糕的，依赖于某种使得另外的转换操作得以可能的僵化的界域性。甚至有可能求助于精神分析，唉，幸亏有它。与此相反，还存在别样情形，我们可以直接依赖于逃逸线，正是它使得层和根发生断裂，使得新的连接得以运作。因此，伴随着解域的多变的系数（coefficient），存在着极为多样的地图—仿图、根茎—根的配置。在根茎之中存在着树或根的结构，反之，一根树枝或一块根部也可以萌发出一个根茎。在这里，参照系不再依赖于预设着共相的理论分析，而是依赖于一种语用学，后者由强度的多元体或聚合体（ensemble）构成。在树的核心，在根的中空处，或在一根分枝的弯曲处，会形成一个新的根茎。或确切地说，正是树—根的一个微观要素——即一个胚根——萌生了根茎。会计和官僚机制通过仿图而运作：但它们也可以萌发、生出根茎的细枝，正如在卡夫卡的小说中那样。一种强度的特征（trait）开始运作，一种幻觉，一种联觉，一种反常的突变，一种形象的游戏被释放，而能指的霸权遭到质疑。在孩子身上，姿态、模仿、嬉戏，以及其他的符号体系重新恢复了自由，摆脱了“仿图”（也即，摆脱了教师的语言的支配性力量）——一个微观的要素扰乱了权力的局部平衡。这样，根据乔姆斯基的语段模型所建构起来的生成语法之树，也可以在各个方向上被打开，其自身也可以形成根茎。 ^[10] 具有根茎的形态，也就是产生出这样的茎和细丝，它们看起来具有根的外表，甚或穿透主干而与根连接在一起，但却将根投入新的、异样的用途。我们已然厌倦了树。我们变得不再相信树、根或胚根，我们已经受够了它们。所有的树形的学科都奠基于它们之上，从生物学到语言学。相反，没有什么是美的，没有什么是充满爱意的，没有什么是政治性的，除了那些潜藏的茎、气生的根、偶然的增生和根茎。阿姆斯特丹，一座完全无根的城市，一座具有运河之茎的根茎城市，在其中，效用与最为狂热的谵妄连接在一起，并与一部贸易的战争机器相关联。

思想不是树形的，大脑是一种既不具有根基，也不具有分枝的物质。人们错误地称作“树突”的东西并不能确保神经元在一个连续网络之中的连接。细胞之间的不连续性，轴突的作用，突触的功能，突触的微裂隙的存在，每种信息跨越这些裂隙的跃迁，所有这些将大脑形成为一种多元体，它沉浸于其容贯的平面或神经胶质之中——一个不确定的、或然性的系统， 一个不确定的神经系统 。很多人的脑袋里面生长着一棵树，然而，大脑自身却更像是一株草而非一棵树。“轴突和树突相互缠绕，就好像牵牛花绕着荆棘，在每个刺棘上都有一个突触。” ^[11] 对于记忆也是如此……神经学家和心理生理学家区分了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以一分钟为限）。不过，此种区分并不仅仅是量上的：短时记忆从属于根茎和图样（diagramme）的类型，而长时记忆则是树形和中心化的（印记，痕迹，仿图或照片）。短时记忆完全不遵守对象的邻近性和直接性的法则，它可以在一定距离之外发生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出现或复归，但始终是以不连续、断裂或多元性为条件。此外，两种记忆不是作为对于同一个对象的两种统觉的时间模式而被区分的；它们所把握的不是同一个对象，不是同一个记忆，甚至不是同一个观念。卓绝的短时观念：一个人以短时记忆（因而也就是以短时的观念）来写作，即使他凭借长时概念（des longs concepts）的长时记忆来阅读或重读。短时记忆包含着遗忘的过程；它不与瞬间结合在一起，而是与集合性的、时间性的神经根茎结合在一起。长时记忆（家庭、种族、社会或文明）进行模仿和转译，然而它所转译的东西持续地在它之中产生作用——此种作用是在一定的间距之外、以意外的方式、“不合时宜地”、非瞬时地进行的。

树或根产生出思想的一种糟糕的形象，它不断地基于一种更高的、中心化或节段化的统一性来模仿“多”。事实上，如果人们考察分支—根的集合，树干起到的是 对立的节段 的作用，以便使某个子集自低向高地进行提升：这样的节段将是一个“连接的偶极”，它有别于由单一中心放射出的线所形成的“偶极—单位”。 ^[12] 即便连接自身可以衍生——如在胚根系统中那样，人们也永远无法摆脱“一—二”，以及那些仅仅是伪装的多样性。再生，复制，回归，水螅和水母，这些都不能令我们走得更远。树形系统是等级分明的系统，它包含着主体化和意义的中心，包含着核心的自动机制（比如被组织起来的记忆）。与此相应的模式就是：一个要素只从一个更高的统一体接受信息，并且只沿着预先确定的路径接受主体的情感。人们在信息科学和电子仪器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些科学仍然保留了最为古老的思想模式，因为它仍然将权重赋予一种记忆或一个核心器官（organe）。在一篇批驳了“命令之树形意象”（中心化的系统或等级化的结构）的出色论文之中，罗森斯蒂尔（Pierre Rosenstiehl）和珀蒂托（Jean Petitot）指出：“承认等级化结构的首要地位，这就等于是赋予树形结构以特权。……树形模式允许一种拓扑学的解释。……在一个等级化的系统里面，一个个体只拥有一个能动的相邻者，即那个在等级上高于他的个体。……传输的通道是既定的：树形系统先于个体而存在，个体在整体之中拥有一个确切的位置”（意谓和主体化）。作者们就此指出，即便当一个人自认为已达到一个多元体，这个多元体也很可能是假的——我们称其为胚根类型——因为它表面上非等级化的表达或陈述实际上只能导致一种完全等级化的结果：这就是著名的 友谊定理 （ théorème de l’amitié ），“如果在一个社会之中，任何两个个体都恰好只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么，就存在着这样一个个体，他是所有其他人的朋友”。［罗森斯蒂尔和珀蒂托问道，谁是这个共同的朋友？“在这个由配偶所组成的社会之中，谁是共同的朋友：教师，神甫，医生？这些观念以异样的方式远离了作为出发点的公理”，这个人类之友是谁？是那个出现于古典思想之中的 爱 —智者（ philo- sophe）吗？——即使他是一种夭折了的、只有通过其不在场或主体性方可发挥作用的统一性，并喋喋不休地说道“我一无所知，我谁也不是？”］作者们在此论及的是独裁的定理。这确实是树—根的原则，或者说，是它们的产物或结果：胚根的解决方案， 权力 （Pourvoir）的结构。 ^[13]

与这些中心化的系统相对立，两位作者提出了非中心化的系统，即有限自动机的网络，在其中，沟通在任意两个相邻者之间进行，分支或通道不是预先存在的，所有的个体之间都是可交换的，它们仅仅是通过某个既定时刻的 状态 而得到界定，这就使得局部的运作之间相互协调，并使得最终的整体效果相同步——此种同步不依赖于某个中心机构。一种强度状态的传导取代了拓扑学，并且“调节信息流通的图表（graphe）与等级化的图表之间形成了某种对立……这个图表没有任何理由成为一个树形”（我们已经将此种图表称为一种地图）。战争机器的问题，或 射击队 的问题：为了让n个个体同时 开火 ，是否一定需要一个将军？一个无需 将军 的解决方案可以在一个非中心化的多元体之中找到，后者通过指示相应速度的信号来处理有限数量的状态，此种解决方案是从一个战争的根茎或一种游击战逻辑的观点出发的，不包含任何模仿和任何一种对中心秩序的复制。作者们甚至揭示了：此种机器性的多元体、配置或社会抛弃了所有的中心化和统一化的自动机制，将其视作“反社会的入侵者”。 ^[14] 在这些情形之中，n实际上始终是n-1。罗森斯蒂尔和珀蒂托强调指出，中心化—去中心化之间的对立，它作为一种应用于事物的计算模式要比它所指涉的事物更有价值。树可能与根茎相对应，或反之，它可能萌生出根茎。一般说来，同一个事物确实可以接受两种计算模式或调节方式，但却必然会导致它的状态的某种特殊变化。还是拿精神分析为例：不仅仅在其理论中，而且在其计算和治疗的实践中，它都把无意识从属于那些树形的结构、等级化的图表、概括性的记忆、中心器官、阳物（phallus）、阳物—树。从这方面看，精神分析不能改变其方法：它将其特有的专断的权力奠基于无意识这个专断的概念之上。精神分析的可操作性的范围因此是极为有限的。在精神分析及其对象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将军，一个首领（弗洛伊德将军）。相反，神经分裂分析将无意识视为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也即一个有限自动机所形成的机器性的网络（根茎），并以此达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无意识状态。这些见解也适用于语言学；罗森斯蒂尔和珀蒂托很有理由设想出一种“有文字社会的去中心化组织”的可能性。对于陈述和欲望来说，关键决不是按照一种树形模型对无意识进行还原、解释和赋义。关键在于 生产出无意识 ，并借助它生产出新的陈述，别样的欲望：根茎就是此种对于无意识的生产。

难解之处在于，树怎样主宰了西方的思想和现实——从植物学到生物学、解剖学，同样还有认识论、神学、本体论、所有的哲学……：根—基， Grund ， roots 和 fundation 。西方与森林、砍伐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有的关联；在森林之中所开辟的土地被种植上种子植物，它们是由一种基于树形谱系的耕作所产生的；而在休耕地上所进行的畜牧业则选择了那些形成为一整套动物—树形的谱系。东方则呈现出另一种形象：它与庭园、草原（在另一些情形中，则是沙漠和绿洲）而非森林和耕地相关联；通过个体的碎片化来培育块茎；将局限于封闭空间之中的畜牧业置于从属、次要的地位，或将其推向游牧民族出没的草原。西方：农业，它基于一条选定的谱系，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可变的个体；东方：园艺学，它基于少数个体，但却来自范围广泛的“无性繁殖系（clones）”。难道在东方，尤其是在大洋洲，根茎的模式不是已经在各个方面与西方的树形模式形成对立？奥德里古（Haudricourt）甚至将此作为另一种对立的理据——西方所珍视的超越性的道德或哲学与东方所珍视的内在性的道德或哲学之间的对立：播种与收割之神，与之相对的则是移植与挖掘的神（移植与播种相对立 ^[15] ）。超越性，欧洲所特有的疾病。音乐也不相同，大地的音乐是不同的。同样，性征（sexualité）也是如此：种子植物——即便是那些兼具两性的植物——将性征从属于繁殖的模式；相反，根茎则是一种性征从繁殖和生殖之中的解放。在西方，树深植于我们的肉体之中，它甚至使性征也变得僵化和层化。我们已经失却了根茎与草。亨利·米勒写道：“中国是生长于人类的甘蓝田之中的莠草。……莠草是对于人类努力的报应（Némésis）。在我们赋予植物、野兽和星辰的那些虚构的存在之中，莠草也许有着最具智慧的生命。确实，莠草不开花，也没有产生出战舰，山上的布道。……然而，最终，总是莠草占据了上风。最终，所有的一切都要复归于中国的状态。这就是历史学家通常所说的黑暗的中世纪。除了草，不存在别的出路。……草只生长于广大的未耕耘的空间之中。它填补空隙。它在其他的事物之中、 之间生长 。花是美的，甘蓝是有益的，而罂粟则让人发狂。然而，草是满溢，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教训。” ^[16] ——米勒说的是哪个中国呢？古代的，当今的，还是某个想象中的中国？甚或是另一个中国——它构成了一个变幻不居的地图的一部分？

应该给美国另外留出一个位置。当然，它没有摆脱树的统治和对于根的探寻。人们甚至可以在其文学之中看到这一点：对于民族身份的寻觅，甚至是对于一种欧洲的血统或谱系的寻觅［凯鲁亚克（Kérouac）出发去寻找其先辈］。不过，所有那些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重要事物都经由了美国的根茎：垮掉的一代，先锋艺术，地下组织，团伙和黑帮，与某个外部直接相连的接续而侧生的旁系。美国的书与欧洲的书不同，即便当美国人去寻觅树之时。书的概念有所不同。《草叶集》。美国的方向也是不同的：在 东部 ，是对树形的寻觅以及对于古老世界的回归。而在根茎式的 西部 ，则有着无直系祖先的印第安人，不断消弭的界限，变动和移位的边境；在 西部 ，形成了一整幅美国的“地图”，在那里，甚至连树也形成为根茎。美国颠倒了其方向：它将其东方置于西部，就好像大地在美国恰好变成了圆形；它的西部是东部的边缘 ^[17] （印度并未构成东西方的中介，如奥德里古所相信的那样：美国才是颠倒的枢纽和机制）。美国歌手史密斯（Patti Smith）唱出了美国牙医的圣经：别寻根溯源，要沿着运河走……

难道不是存在着两种官僚体制，甚至三种（乃至更多）？西方的官僚体制：它的农业的、地籍的起源，根与耕地，树及其划界的作用，征服者纪尧姆（Guillaume le Conquérant）的大规模清查，封建制度，法国国王的政策，将国家奠基于财产之上，通过战争、诉讼和婚姻来解决土地纠纷。法国的国王选择了百合花徽，正因为这种植物深深扎根于斜坡之上。东方的官僚体制也是如此吗？当然，描绘出一个根茎式的和内在性的东方，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在东方，国家并不是根据某种树形图式而运作的——此种图式与既定的、树化的和根深蒂固的阶层相对应；东方的官僚体制是运河式的，比如，著名的“所有权不明确”的水能的案例，在其中，国家产生出被运河化和进行运河化的阶层（参见威特福格尔（Wittfogel）著作之中那些从未被否弃的方面）。专制君主如河流而非源头那般行动，因为源头仍然是一个点，一个树—点或根；他与水流并进，而非安坐于树下；佛陀之树生成为根茎；毛泽东的江河与路易王的树。在这里，美国难道不是同样作为中介而运作？因为它既通过内在的根除和肃清而运作（不仅仅是印第安人，还有农民，等等），也通过来自外部的连续的移民浪潮而运作。资本之流形成了一条庞大的运河，一种通过直接的“量子”（quanta）而实现的权力的量化，在其中，每个人都以其自身的方式从货币流的进程之中获利（穷人变成亿万富翁，接着又再度沦为穷人，这样的现实版神话就此上演）：所有的一切都汇聚在美国之中，它同时既是树又是运河，既是根又是根茎。不存在普遍的资本主义，也没有独立自存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位于各种不同构型的交叉之处，从本质上来说，它始终是新—资本主义，它创造出自身的东方面貌和西方面貌，并重塑这二者——出于最坏的打算。

同时，经由所有这些地理上的分布，我们走上了一条错路。一条绝路，好极了。如果说问题在于揭示根茎同样也具有其自身的专制统治和等级制度，甚至还更为严酷，这真是太妙了。因为，不存在二元论，无论何处都不存在本体的二元论，不存在价值论上的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也不存在美国式的融合或综合。在根茎之中存在着树形之结点，在根之中也存在着根茎的衍生推动力。此外，存在着根茎所特有的内在性的和运河化的专制构型，正如在树、气根和地下茎的超越性的系统之中存在着无序的畸变（déformation）力量。重要的是，树—根与根茎—运河不是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模型：前者作为原型和超越性仿图而运作，虽然它也可以蕴生出其自身特有的逃逸；后者则作为一种内在性的过程而运作，此种过程颠覆了原型，描绘出了一个地图，虽然它也构成了其自身特有的等级并产生出一条专制性的运河。问题并不在于大地之上的某个场所，也不在于历史之中的某个时刻，更不在于精神之中的某个范畴。问题在于一种模型，它不断地被建立和摧毁；在于过程，它不断地延伸、中断并重新开始。不是别的或新的二元论。写作的问题：为了能确切地指示某物，不精确的表达绝对是必需的。这绝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必然的步骤，或者我们只有通过近似的方式才能前进：不精确绝不是一种近似，相反，它恰恰是精确本身的形成过程。我们提出一种二元论，但只是为了拒斥另一种。我们利用了模型之间的某种二元论，但仅仅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过程，它拒斥所有的原型。思维的矫正器每次都应该瓦解那些我们本不愿形成但却经由其间的二元论。通过所有作为敌手的二元论（但却是完全必要的敌手，是我们不断加以变动的装置），最终达到了我们都在探寻的那个神奇的原则： 多元论=一元论 。

让我们概括一下根茎的主要特征：与树及其根不同，根茎连接任意两点，它的线条（trait）并不必然与相同本性的线条相连接，它动用了极为差异的符号机制（régimes），甚至是非—符号（non-signes）的状态。根茎不可被还原为“一”或“多”。它不是“一”生“二”，更不是“一”直接生成为三、四、五，等等。它不是源自“一”之“多”，也不是“一”被增加于其上之“多”（n+1）。它不是由单位，而是由维度甚或变动的方向所构成。它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而是始终处于中间，并由此生长与漫溢。它形成了n维的、线性的多元体，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可以被展开于一个容贯的平面之上——在其上“一”始终是被减去的（n-1）。一个这样的多元体，当它改变维度之时也必然改变自身的本质并发生变形（métamorphoser）。有别于一个为点和位置的集合所界定的结构（在其中，点与点之间存在着二元性的关联，位置与位置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根茎只由线构成：作为其维度的节段性和层化之线，以及作为最高维度的逃逸线和解域线——正是根据、沿着这些线，多元体才得以在改变自身本质的同时使自身变形。不应该将这样的线或线条（linéament）与树型的谱系混淆在一起，后者仅仅是点和位置之间的可定位的关联。与树相对立，根茎不是复制（reproduction）的对象：既不是作为树—形象的外在复制，也不是作为树—结构的内在复制。根茎是一种反—谱系。它是一种短时记忆，甚或一种反记忆。根茎通过流变（variation）、拓张、征服、捕获、旁生而运作。有别于绘图法（graphisme）、绘画或摄影，也有别于仿图，根茎与一个必须被产生和构成的地图相关，这张地图始终是可分解、可连接、可翻转、可转变的，具有多重入口和出口，带着其自身的逃逸线。仿图必需参照地图，而非相反。与中心化（甚至是多重中心化）的系统（此种系统具有沟通的等级化模式和既定途径）相对立，根茎是一个去中心化、非等级化和非示意的系统，它没有一位 将军 ，也没有组织性的记忆或中心性的自动机制，相反，它仅仅为一种状态的流通所界定。在根茎之中，问题在于与性之间的关联，以及与动物、植物、世界、政治、书、自然物和人造物之间的关联，但所有这些都与树形的关联不同：各种各样的“生成（devenirs）”。

一座高原始终是处于中间，既不是开端也不是终点。一个根茎是由高原构成的。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用“高原”这个词来指涉某种极为特别的事物 ：一个连续的、自振动的强度区域，它的展开没有任何趋于顶点的方位或外在的目的。贝特森援引巴厘岛文化为例，在其中，母亲—孩子之间的性游戏，甚至是男人之间的争斗都经历了此种奇异的充满强度的稳定化。“一种充满强度的连续性高原取代了性高潮”，取代了战争或某个顶点。这是西方精神的一种令人遗憾的特征：将表达和行动归结于外在的或超越的目的，而不是根据其自身的价值在一个容贯的平面上对其进行评价。 ^[18] 比如，一本由不同章节构成的书拥有顶点和终结点。相反，对于由高原——这些高原之间如大脑那般通过微裂隙而彼此互通——所形成的书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将任何这样的多元体称为“高原”：它可以通过浅层的地下茎与其他的多元体相连接，从而形成并拓展一个根茎。我们将这本书当作一个根茎来写。它由高原构成。我们给予了它一种循环的形式，但这无非是为了博得一笑。每个早上醒来，我们都会自问，将登上哪座高原，在这里写下五行，在别处又写下十行。我们已经拥有了幻觉的体验，我们看到线离开一座高原、向另一座高原延伸，就像是蚁群。我们已经形成了收敛之圆。每座高原都可以从任意位置出发被阅读，而且也可以与任意其他的高原建立关联。对于“多”，应该有一种确实能够建构它的方法；没有什么印刷的技巧、词语的能力、文字的结合或创造，也没有什么大胆原创的句法可以取而代之。事实上，这些方法往往仅仅是为书之形象服务的模仿的手法，被用来散布或移置某种持存于另一个维度的统一性。技术—自恋（Techno-narcissisme）。印刷、词语或句法的创造是必要的，但前提是，它们不再归属于某种潜藏的统一性的表达形式，而是自身生成为凸显出的多元体的一种维度；在这个领域之中，我们只发现很少的成功案例。 ^[19] 我们自己无力实现它。我们仅仅采用那些词语，它们对于我们来说是作为高原而运作。 根茎学=精神分裂—分析=层的分析=语用学=微观政治学 。这些词语是概念，但概念就是线，换言之，是依附于多元体的某个维度（层、分子链、逃逸线或断裂线、收敛的圆，等等）的数的系统。在任何情形之中，我们都不想觊觎一种科学的称号。我们不懂什么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我们只知道配置。只存在欲望的机器性配置和表述的集体性配置。不是意谓，也不是主体化：在n次幂上写作（所有的个别表述都仍然为支配性的意义掌控，所有意谓的欲望都与那些被支配的主体相关联）。处于其多元性之中的配置必然同时作用于符号流、物质流和社会流（不依赖于任何一种将它们当作理论或科学素材所进行的再加工）。我们不再拥有此种三分法：现实的领域（世界），再现的领域（书），主体性的领域（作者）。毋宁说，一个配置将分别源自这三个类别的某些多元体加以连接，从而使得一本书不再有续篇，不再有世界之中的客体，也不再将一个或多个作者作为其主体。简言之，在我们看来，从某个外部的名义上来说，写作绝不会是充分的。外部不具有形象，也不具有意谓和主体性。这两种书是相对立的：一种书是通过外部而运作的配置，另一种书则是作为世界的形象。一部根茎—书不再是二元分化的，它没有主根或侧根。决不要扎根，也不要种植根，尽管要想不重新陷入这些古老的步骤之中绝非易事。“那些浮现于我精神之中的事物，不是通过其根向我呈现，而是通过某个接近其中间之点。因此，尝试把握它，尝试把握一段细草，尝试将它抓牢，它只有从茎的中间才能够开始生长。” ^[20] 为什么会如此困难？这已经是一个知觉符号学的问题。要想从中间来感知事物并不容易，这既不是从高向低看（或相反），也不是从左往右看（或相反）：试一下，你将会看到，所有一切都变了。在词与物之中看到草并不容易（正如尼采说过，一句格言应该被“反刍”，一座高原绝不会与生长于其上的母牛相分离，它们同样也是空中之云）。

人们写作历史，但却总是从定居的视角出发，并秉承某种统一的国家机构的名义，甚至当他们谈论游牧民族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所欠缺的，正是一门游牧学（Nomadologie），它与历史学相对立。然而，在这方面同样只有少数重要的成果，比如，关于儿童十字军：施沃布（Marcel Schwob）的著作使叙事增殖，化作一座座有着多变维度的高原。安杰耶夫斯基（Andrzejewski）的著作《天堂之门》由一个不间断的句子构成，儿童之流，顿足行进之流，拉伸，加速，孩子们的声声忏悔汇成的符号流向那个引导队列的年迈僧侣告白，欲望和性之流，每个孩子都是出于爱而离开，或多或少为旺多姆伯爵（Vendôme）那阴魂不散的、黑暗的鸡奸欲望所直接引导，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经由收敛之圆——重要的并非是追问这些流是“一还是多”，我们已经逾越了这一点：存在着一个表述的集体性配置，一个欲望的机器性配置，二者彼此互渗，连通于一个不可思议的外部——这个外部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多元体。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法拉希（Armand Farrachi）关于第四次十字军远征的著作《错位》（ La dislocation ），其中的句子相互分隔和弥散，或相互推挤与并置，随着十字军远征变得越来越疯狂，字母、排版也开始舞动。 ^[21] 这些就是根茎式和游牧式写作的范型。写作将一部战争机器和那些逃逸线联结在一起，它抛弃了层、节段性、定居和国家机构。可是，为何还必需一个范型？这些书难道不仍然是十字军运动的一种“形象”？难道它们不是仍然保持着一种统一性——施沃布那里的主根统一性，法拉希那里的夭折的统一性，《天堂之门》这个最为优美的例子之中的死去伯爵的统一性？是否还应该有一种比十字军远征更为深刻的游牧运动——真正游牧民的游牧运动，甚或那些不再迁移也不再模仿的游牧民？他们只进行配置。一本书怎样才能发现一个恰如其分的外部（通过这个外部，它得以在异质者之中展开配置），而非一个有待再现的世界？从文化上说，书必然是一种仿图：它已经是对其自身的仿图，是对同一个作者的前作之模仿，是对其他的书的模仿（无论它与这些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是对那些既定的概念和词语的不断模仿，是对当下、过去和将来之世界的模仿。然而，即便是反文化之书也仍然有可能渗透着某种异常沉重的文化：不过，它将对之进行能动的运用——遗忘而不是记忆，不发达（sous-développement）而不是发展进步，游牧而不是定居，地图而不是仿图。 根茎学=波普’分析（POP’ ANALYSE） ，即便人们除了阅读它之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即便学院文化或伪科学性的团体势力仍然是太过沉重或令人难以承受。因为，如果人们任其而为，科学将走向彻底的疯狂。看看数学，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奇妙的行话，而且是游牧性的。即便是、尤其是在理论的领域之中，任何不稳定的和实用性的框架都要比对概念的仿图更有价值，后者所造成的中断与进展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不可感知的断裂，而非示意的中断。游牧民族发明了一种战争机器，用来反抗国家机构。历史学从未理解游牧运动，书也从未理解外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之中，国家已然成为书和思想的原型：逻各斯，哲学王，理念的超越性，概念的内禀性（l’intériorité），精神的共和国，理性的法庭，思想的官员，作为立法者和主体的人。国家试图成为一种世界秩序的内化形象，并以此来使人扎根。不过，一部战争机器与外部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另一种“原型”，而是一个配置，它使得思想自身变为游牧性的，使书变为适用于一切运动机器的构件，一个根茎的分支（克莱斯特和卡夫卡反抗歌德）。

在n次幂上写作，n-1次幂，遵循着这些口号来写作：创造根茎而不是根，不要种植！不要播种，而要引出旁支！既不是一也不是多，而是多元性！形成线，决不要形成点！速度将化点为线！ ^[22] 要迅如脱兔，即便原地不动！机遇之线，船尾（hanche）之线，逃逸之线。不要在你身上造出一个将军！不要形成一个恰当的观念，恰恰只须形成一个观念（戈达尔）。拥有短时的观念。创造地图，而不是照片或图画。成为粉红豹，令你们的爱恋就像是黄蜂与兰花，猫与狒狒。人们这样谈起老人河：

他不种马铃薯

不种棉花

那些耕种者很快就被遗忘

只有老人河仍旧逝者如斯 ^[23]

根茎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它始终居于中间，在事物之间，在存在者之间， 间奏曲 （ intermezzo ）。树是血统，而根茎则是联姻，仅仅是联姻。树强行规定了动词“是”（être），而根茎则将连词“和（et）……和……和……”作为自己的织体。正是在此种连接之中，存在着足够的强力，它可以撼动并根除动词“是”。你前往何方？你来自哪里？你想到达何处？这些完全都是无用的问题。形成一块白板，从零点出发或再出发，探寻一个开端或基础，所有这些都蕴含着一种对于旅行和运动的错误概念（此种概念是方法论的，教学法的，启蒙的，象征的……）。然而克莱斯特，伦茨（Lenz）或比希纳（Büchner） 却拥有另一种旅行和运动的方式：从中间、经由中间出发，进入和离开，而不是开始和终结。 ^[24] 此外，正是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已然如此）体现了此种根茎的意义（sens），它懂得在事物之间运动，建立起一种“和”的逻辑，颠覆了本体论，废黜了基础，取消了开端和终结。它懂得如何创造出一种语用学。中间决不是均值，相反，它是事物在其中加速的场所。在事物 之间 ，并不意味着从一个事物到另一个（及相反）的可定位关联，而是一种垂直的方向，一种横贯的运动，它 同时 卷携着二者：一条无始无终之流，它侵蚀着两岸， 并 在中间之处加速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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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rtil Malmberg， Les nouvelles tendances de la linguistique ，P．U．F.（l’exemple du dialecte castillan），p.97 sq.

[2] Ernst Jünger， Approches drogues et ivresse ，Table ronde，p.304，§ 218.

[3] Rémy Chauvin， Entretiens sur la sexualité ，Plon，p.205.

[4] 关于本维尼斯特（R．E．Benveniste）和托达罗（G．J．Todaro）的研究工作，参见Yves Christen，《Le rôle des virus dans l’évolution》， La Recherche ，n°54，mars 1975：“在一个细胞中进行整合—提取（extraction）之后，由于切除（excision）之中的某个错误，病毒可能携带其宿主的DNA片段并将它们传递到新的细胞之中：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基因工程 的基础。结果，通过病毒，一个有机体所固有的基因信息可以被转移到另一个有机体之中。如果人们对极端的情况感兴趣，那么，甚至可以设想此种信息转移的实现方向是从一个进化程度较高的物种向一个进化程度较低的物种进行——或者，后者是作为前者的祖先。因而，此种机制将会与经典意义上的进化背道而驰。要是这样的信息转移已经具有了某种突出的重要性的话，那么，我们甚至在某些情形之中 不得不用网状的图式（以及那些分化出来的分支之间的互通）来取代目前被用来再现进化的灌木丛（buisson）或树的图式 ”（p.271）。

[5] François Jacob， La logique du vivant ，Gallimard，pp.312，333.

[6] Carlos Castaneda， L’herbe du diable et la petite fumée ，Éd．du Soleil noir，p.160.

[7] Pierre Boulez， Par volonté et par hasard ，Éd．du Seuil，p.14：“你将它种植于某片土壤之中，骤然间，它就如一团莠草那般开始衍生。”关于音乐的衍生，在书中随处可见，比如原书第89页：“一种漂浮的音乐，在其中，书写自身使得演奏家不可能与某种律动的时间保持一致。”

[8] Mélanie Klein， Psychanalyse d’un enfant ，Tchou：Le rôle des cartes de guerre dans les activités de Richard.

[9] Fernard Deligny，《Voix et voir》， Cahiers de l’immuable ，vol.1， Recherches ，avril 1975.

[10] Dieter Wunderlich，《Pragmatique，situation d’énonciation et Deixis》，in Langages ，n°26，juin 1972，p.50 sq.考利（Mac Cawley），萨多克（Sadock）和文德利希（Wunderlich）的目的就是想在乔姆斯基的树形之中引入“语用学的特性”。

[11] Steven Rose， Le cerveau conscient ，Éd．du Seuil，p.97，et，sur la mémoire，p.250 sq.

[12] 参见Julien Pacotte， Le réseau arborescent，schème primordial de la pensée ，Hermann，1936。该书分析并发展了树形的多种多样的图式，这里树形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形式系统，而是作为“形式化的思想的现实基础”。他将古典思想推至极致。他汇集了“一—二”（即偶极（dipôle）的理论）的所有形式。树干—根—分枝的集合因而采取了下表的形式：

最近，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分析了在极为不同的科学领域中的树形的变体和序列：树是怎样从“网络”之中形成的（ La Traduction ，Éd．de Minuit，p.27 sq.； Feux et signaux de brume ，Grasset，p.35 sq.）

[13] Pierre Rosenstiehl et Jean Petitot，《Automate asocial et systèmes acentrés》，in Communications ，n°22，1974.关于友谊定理，参见H．S．Wilf， The Friendship Theorem in Combinatorial Mathematics ，Welsh Academic Press；关于一个同样类型的定理，即集体的不确定性，参见K．J．Arrow， Choix collectif et préférences individuelles ，Calmann-Lévy。

[14] Pierre Rosenstiehl et Jean Petitot，《Automate asocial et systèmes acentrés》。非中心化系统的主要特征就是：局部的主动行动之间的相互协调是独立于某个中心机构的，计算是在网络（多元体）的整体之中进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唯一能够保存人的档案信息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因为唯有在那里才能够提供对于他们自身的描述并使其与时俱新：社会就是唯一可能的人的档案库。一个自然形成的非中心化的社会将中心化的自动机制作为反社会的入侵者而抛弃”（p.62）。关于“射击队的定理”，参见pp.51—57。甚至有可能，将军们在其关于采用游击战的形式技巧的幻想之中，已经求助于“同步模数”的 多样性 ，并令其“基于数目众多但却相互独立的轻量的单元（cellule）”，它们理论上仅包含一种最低限度的中心权力和“等级化的承继关系”：比如Guy Brossollet， Essai sur la non-bataille ，Berlin，1975。

[15] 关于西方的种子植物的农业与东方的块茎（tubercules）的园艺，关于播种—改种之间的对立，以及与畜牧业的对比，参见Haudricourt，《Domestication des animaux，culture des plantes et traitement d’autrui》（ L’Homme ，1962）以及《L’origine des clones et des clans》（ L’Homme ，janvier 1964）。玉米和大米并不能构成反证：它们只是被“块茎的培育者在很晚才采纳的”谷物，并以相应的方式进行加工；或许，大米最初是“作为一种生长于芋头沟之中的杂草而出现的。”

[16] Henry Miller， Hamlet ，Corrêa，pp.48—49.

[17] 参见Leslie Fiedler， Le retour du Peau-rouge ，Éd．du Seuil.我们在该书中找到了对于地理学及其在美国的神话和文学之中的作用，以及方位的颠倒的出色论述。在东部，是对于美国所特有的代码以及一种与欧洲共同进行的再编码的探寻（亨利·詹姆士，艾略特，庞德，等等）；在南部则有奴隶制的超编码，以及它和种植园在南北战争期间的覆灭［福克纳，考德威尔（Caldwell）］；来自北方的资本主义的解码（多斯·帕索斯，德莱塞）；不过，西部却扮演着逃逸线的角色，在其中汇聚着旅行、幻觉、疯狂、土著、精神和感知的实验、边境的变动、根茎［肯·凯西（Ken Kesey）及其“造雾机器”（machine à brouillard），垮掉的一代，等等］。每个伟大的美国作家都创造了一种绘图术，甚至将其风格化；与我们欧洲的情况相对，他们每个人都绘制了一幅地图，它直接与遍及美国的现实的社会运动相连接。比如，贯穿于菲茨杰拉德的全部著作之中的对于地理方位的重新定向。

[18] Bateson， Vers une écologie de l’esprit ，t．I，Éd．du Seuil，pp.125—126.人们会注意到，“高原”这个词通常被用于对球茎（bulbes）、块茎和根茎的研究之中：参见Baillon， Dictionnaire de botanique ，article 《Bulbe》。

[19] 参见Joëlle de la Casinière， Absolument nécessaire ，Éd．de Minuit，这是一本真正游牧式的书。同样的方向，参见“蒙福孔研究中心（Montfaucon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

[20] Kafka， Journal ，Grasset，p.4.

[21] Marcel Schwob， La croisade des enfants ，1896；Jersy Andrzejewski， Les portes du paradis ，1959，Gallimard；Armand Farrachi， La dislocation ，1974，Stock.正是针对施沃布的著作，阿尔方德里（Paul Alphandéry）指出，在某些情形中，文学可以更新历史并赋予后者以“真正新的研究方向”（ La chrétienté et l’idée de croisade ，t．II，Albin Michel，p.116）。

[22] 参见Paul Virilio，《Véhiculaire》，in Nomades et vagabonds ，10—18，p.43：关于由速度所导致的线性的出现以及感知的模糊。

[23] 取自《老人河》（ Ol’ Man River ），美国民谣歌手吉米·克罗斯的一首为人传唱的歌曲。——译注

[24] 参见J.-C．Bailly， La légende ，10—18：对于德国浪漫主义之中的“运动”的描述，参见p.18 sq。 AjR+pNgghmvWEX1NaJ4C7kH2IgylRk5xtP8OyWKS0BiRwAprM13EVLsDdYvkmF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