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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地球上最通用的日历是公历，公历最重要的一条分界线是公元前和公元后。例如，描述中华文明，我们的说法是起始于公元前三千年前后，绵延不绝到今天，上下一共五千年。西方世界狭窄地定义文明，要有三大要素：出现大型城市、系统使用文字、普遍使用金属工具。按这三大要素，西方世界总体否认“夏”的存在（现在没有任何证明“夏”这个民族/国家/聚落存在的确凿证据），他们定义的中华文明从商代开始算，上下一共四千年左右。
在公历这条分界线两千零二十年之后，出现了另外一条重要的分界线：疫情前和疫情后。如果把2020年定为“新冠”元年，2019年就是“新冠”前第一年，2021年就是“新冠”后第一年。在“新冠”后第一年第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我没有全职工作了。按照窄义的定义，从这一天起，我退休了。
人似乎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遥想人生中一些大事。比如，长大做什么工作养活自己，初恋的胸大不大，人生第一次阴阳大圆满那天会不会下大雨；比如，会娶一个什么样的老婆，父母用什么方式离开地球，自己用什么方式离开地球；比如，如何退休，如何适应退休生活。
如果拿之后出现的现实对比当初的遥想，现实往往比最疯狂的遥想还疯狂，现实才是真正的超现实。
二十年前，我三十岁，写过一篇文章——《在三十岁遥想四十岁退休》。十年后，我四十岁，三十岁的遥想没能实现，我没能退休，反而干得更起劲儿了。再十年后，我五十岁，由于疫情和其他原因，我以一种我完全没有遥想到的方式退休了。我找出原来那篇旧文，用真实退休后的心境，对比观照一下。
“在信箱里看到我最新的国航里程报告，瞥见消费总里程，七十六万公里，吓了我一跳。八年前加入这个常旅客计划，之前没坐过飞机，当时看到手册里提及，累计一百万公里就是终身白金卡，想，要什么样的衰人才能飞这么多啊。女的飞到了，一定绝经；男的飞到了，一定阳痿。八年过去，三十多岁，我看着印刷着的‘七十六万’，开始畅想四十岁退休。”
如今我五十岁，飞出了两张终身白金卡，我一点没觉得这是一件很牛×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苦的事。“新冠”元年以后，航空公司是最苦的苦主儿，三天飞一次的人也会少很多。
“退休后，五六身西装都送小区保安，二十来条领带和黑袜子捆个墩布，几个PDA手机和黑莓跟我外甥换他的PSP（掌上游戏机）和NDS（任天堂公司第三代便携式游戏机），固定电话也不装，只保留一个小区宽带，MSN每次都隐身登录。谁要找我，来门口敲门。”
因为疫情，各个小区保安的地位都提高了，在街道居委会的领导下成为社会管理的毛细血管，西装和额温枪成为标配，不需要我送了。我把九成新以上的西装和领带都转送给了年轻小伙伴儿们，以后必须穿西装才能去的场合，我就不去了。PSP和NDS如今都被智能手机整合了，作为电邮神器的黑莓随着电邮的式微也基本消失了，而MSN彻底没人用了。
“退休后，第一，睡觉。睡到阳光掀眼皮，枕头埋头，再睡半天儿。”
越老越发现，人生第一件要紧事是睡觉，不是指性交，而是指自己睡觉，能睡好觉儿的人，身体不会差。尽管长生天给我了各种磨难，但是它给了我非常好的睡眠。如今不用早起了，睡到自然醒，身心泡在如水的夜色里，嗞嗞响地自我恢复，每天醒后都觉得宛如重生，左腕上的智能手表显示睡眠得分基本在90分以上。感谢长生天。如果我能想明白长生天是如何让我睡得好的，我就写本《禅和睡眠修理指南》。
“第二，写书。过去码字和大小便一样，都要抓空当儿，不顾礼法，不理章法，脱了裤子，劈头就说。反复被别人提意见：节奏感太差，文字太挤，大小不分，一样浓稠。现在，有了便意就去蹲着，一边蹲着一边看王安石和古龙，等待，起性，感觉来了，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只管肥沃大地，不管救赎灵魂。”
我已经写了七部长篇小说，还欠长生天三部长篇小说。我肚子里已经有了五个长篇的胚胎，我想把它们都带到人间。我不确定再过十年，我还有没有现在的睡眠恢复能力和好的心力，时间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富余，我还是得抓紧了。
“第三，念书。高中的相好，女儿都那么大了，她的手是不能再摸了，高中念的《史记》和《西京杂记》，还可以再看吧。”
百战归来再读书。“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说来也巧，在《冯唐成事心法》之后，“蜻蜓FM”请我做的第二门课就是《冯唐讲书》，一周讲一本经典，讲五十周。第一本定了，讲《红楼梦》。三十五年之后，重读《红楼梦》，最大的唏嘘是，我不再是十五岁少年的仰视视角了，《红楼梦》依旧是本伟大的小说，但绝不是遥不可及。
“第四，修门冷僻的学问。比如甲骨文，比如商周玉，比如禅师的性生活史。”
在我四十岁之前，禅师的性生活史已经被我写进了《不二》。如今，我还是着迷中文，还是坚定地认为中文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语言。中文里充满人生智慧，其表现方式在地球上的所有文字里，独一无二，比如，“若不撇开终是苦，各能捺住即成名”。学习甲骨文要排到日程上，另外，摹写《经石峪金刚经》也要排到日程上。
“第五，开个旧书店。刘白羽《红玛瑙集》的第一版和凯鲁亚克《在路上》的第一版一起卖，叶医生的明式家具图谱和Jessica Rawson（杰西卡·罗森）的玉书一起卖。夏天要凉快，冬天要暖和。最好生个蜂窝煤炉子，炉子里烤红薯，上面烤包子，吃不了的，也卖。”
算了，开书店这个事就让别人去干吧。“新冠”后，线下实体店更难做了，需要更强力的少年心血。
“第六，和老流氓们泡在一起。从下午三点到第二天早上三点，从2012年到2022年，从90后到00后，姑娘们像超市里的瓜果梨桃，每天都是新的，老流氓们慈祥地笑笑，皱纹泛起涟漪，连上洗手间的想法都没有。”
算了，这件事已经不现实了。我最爱的老流氓们，有的已经离开了地球，有的中风或者心梗，已经不能自己在地球上自由行走了，有的已经对于酒色毫无兴趣了。“一个人一生的酒色是个定数，年轻时消耗得多，年纪大了，就成为一个纯粹的对社会无害的人了。”我们这一代2G少年，流氓在古网时代，如今的月色和酒色，留给如今的5G少年们吧。
“第七，陪父母。老爸老妈忽然就七十多岁了，尽管我闭上眼睛，想起来的还是他们四五十岁时候的样子。我去买支录音笔，能录八小时的那种，放在我老妈面前，和老妈白嘴儿分喝两瓶红酒（自从她得了心脏病、青光眼之后，就不劝她喝白酒了），问她：‘什么是幸福啊？你相信来生吗？这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啊？’怂恿她：‘我姐又换相好了，是不是脑子短路了？我哥每天都睡到中午，一天一顿饭是不是都是你从小培养的啊？我爸最近常去街道组织的“棋牌乐”，总说赢钱，总说马上就被誉为垂杨柳西区赌神了，你信吗？’我老妈眼睛会放出淡红色的光芒，嘴角泛起细碎的泡沫，一定能骂满一支录音笔，骂满两个红酒橡木桶，原文照发就是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文字上曾经崇拜过的王朔、王小波、周树人、周作人，或者已经不是高山，或者很快不是高山，但司马迁还是高山，我老妈还是高山，两个浑圆而巨大的标志，高山仰止。老爸如果没去‘棋牌乐’，这时候饭菜该做好了，干炸带鱼的味道闪过厨房门缝，暖暖地弥漫整个屋子。”
我们这一代2G少年是幸运的，赶上中国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时代，我们幸运中最大的不幸就是过度工作，过少陪家人了。如今，我不用全职工作了，我也陪不了老爸。老爸五年前离开地球了。作为补偿，我第七部长篇小说写老爸的故事——《我爸认识所有的鱼》，十五万字，就算我远游回来，一边看他做鱼，一边和他聊了个长天儿。老妈还在地球上盘旋，我立下一个志愿，在她离开之前写完关于她的长篇——《我妈骂过所有的街》。
我老哥和老姐问我：“你退休后靠什么生活啊？钱够花吗？”
“够花。不够就少花点。”我说。
其实，“新冠”前三十年，我一边工作，一边把我这个书生炼成了一把屠龙刀。“新冠”后第一年，我退休了，最大的挑战似乎是如何把这把屠龙刀炼回成一个书生，忘掉如何战略规划、如何管理业务组合、如何率领千军万马，忘掉如何做估值模型和尽职调查，学会如何煮熟一锅饺子、如何泡一壶香茶。“得志则行天下，不得志则独善其身”，这两句，没一句容易，退休之后，第二句变得更难。
很快，我调整了心态，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书生也不是一天变成屠龙刀的，屠龙刀也不可能一天变成书生。前半生有幸参与屠龙，逐鹿中原；那后半生就怀着文心拿屠龙刀雕虫吧，把一个人活成书桌上的千军万马。
对于我，最好的退休方式或许就是不退、不休，在下半生过下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