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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这个词刚出来的时候，我不能确定山寨精神的群众基础有多大。
想到的第一类人是贪图名牌带来的牛×但是不愿为之多付钱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就是。我高中就拿青田石刻过阿迪达斯、耐克和彪马的标志，印在单色圆领衫上冒充名牌队服。当时北京市踢中学生百队杯足球赛，我们出场总是一水的名牌，阿迪达斯、耐克和彪马三个标志一齐印在左胸口，比起对手的铜牛、三枪、铁梅，牛大了。但是这类人的规模不该太大。改革开放初期，买一双耐克大白袜子的钱足够一个中学生一个月的伙食，几乎是明抢明夺。现在，我们富了，我国可以说不了，买一打耐克袜子也不用皱眉头了。至于那些顶尖奢侈品的仿造品，还是挺容易看出差别的。朋友送了一个Motorola的Aurora，号称正品卖上万，他在深圳只用一千买了俩，几乎没有区别。盒子还没开，我就看出糙来，太糙了，Motorola全部拼写成Notorola。Motorola的Aurora号称是用瑞士做高档钟表的工艺打造，这个山寨版，装上电池，拉上窗帘都看不到屏幕上的显示。从小就被科班训练，分开香椿和臭椿、良性肿瘤和癌症、熟坑古玉和老玉新工、鲍鱼和女阴。逼着我承认两者没有区别，先得废掉我二十多年的理科教育和十多年的世事历练。
想到的第二类人是贪图名牌带来的功能但是不愿为之多付钱的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我还是这样的人。在深圳华强北，买山寨版iPhone充电器，二十块钱，正版要二百。正版手机大厂一直说，用非原厂手机配件会炸烂裤裆，我用了二十年，至今没被炸成司马迁。我老爸有一天说，我要告世界卫生组织，总说抽烟得癌，我抽了六十年烟，到现在也没得肺癌，你奶奶十年前戒了烟，去年得肺癌死了。华强北两千块能买到解码的原厂黑莓，干吗花五千块去买带着两年合约的正版？生产工具在屋子里，市场在门口，法治在大洋彼岸，如果原厂不主动山寨，反对暴利也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人民就主动山寨。
我没想到的第三类人是我老爸。和他真正住了一阵，我发现，我老爸什么都不贪图，他只贪图便宜。山寨产品和牌子之间，只要山寨便宜一半，我老爸就动心，只要山寨便宜百分之八十，我老爸不管有没有用就买回来。比如山寨版鹿牌暖壶，十五块，暖壶上的鹿看上去像踩了高跷的猪。更烦的是，基本不保温，是壶，但不是暖壶。最怕的是，我老爸倒水的时候，爆炸。比如山寨版鲍鱼罐头，二十九块一大桶。我老爸说，罐头都是鲍鱼新鲜时灌装的，比发了之后的干鲍鱼好吃。可是，无论怎么吃，我还是觉得味道介于放多了味精的豆腐和年糕之间。比如山寨版空运新鲜热带榴梿，价钱比从郊区骡子运来的西瓜还便宜。我老爸说，这个品种叫黄金枕头，如果新鲜，好吃极了。他杀了这个黄金枕头，气味四溢，十分钟之后，邻居敲门说，再不封好，就报警了。黄澄澄的，我老爸吃了满满的一碗，剩下所有的果肉封进冰箱。冰箱在之后的两周，一直有胡同口公共厕所的气息。
我老妈气急了的时候，常说，有时候真的想杀了这个老东西。我总是不理解。现在，在被我老爸多次山寨之后，我渐渐开始体会我老妈的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