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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当法医了。”

铃铛合上了法医学专业课的课本，严肃地告诉我。

她是我的法医学师妹，也是我的女朋友。我即将毕业的这一年，她刚要进入大四。非典疫情还没结束，我们俩被封在学校里，就经常一起上上自习、打打牌、聊聊天。

铃铛是因为港剧《鉴证实录》才主动报考法医的，但她第一次真正见识到死亡的残酷，是在不久之前。那天，她兴冲冲地准备了一份礼物，打算去探望一个叫小青华的小病人。那是个特别可爱的孩子，尽管身患重疾，却总是笑嘻嘻的，懂事得让人心疼。小青华虽然是我在实习时遇到的病人，铃铛却比我更要疼爱他。

但那天，她来到医院，看到的却是小青华湿漉漉的尸体。

人们把他从池塘里打捞出来，原以为是意外失足，却没想到隐藏着一桩惨痛的凶案。

电视剧里的演绎，远没有现实残酷。铃铛那天完全崩溃了。

所以，她告诉我不想当法医的时候，我并没有太过惊讶。

铃铛也是考虑了几个月，才做出了这个决定。

好在，法医学学生和医学生的基础课都是一样的，铃铛计划将来转行去当一名康复医师，为那些先天性听力损失、视力损失、脑瘫或者孤独症的患儿提供康复医学治疗。至少，看着那些可怜的孩子一天天好起来，总比在解剖台上目睹生命陨灭的伤痛要好受得多。

也许她是对的吧，我支持她。

但我呢？我还能继续当法医吗？

五月底的一天，父亲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发现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正在招收法医学双学位。”父亲说，“刑警学院因为不具备医学基础教育的条件，所以，他们的法医学双学位，现在只从医学院校本科应届毕业生中招收。这样他们就无须对学生进行医学基础教育了，而只教授法医学专业内容。”

我听得一头雾水。

“可是，我本来就是学法医的啊，还要再学一遍法医吗？”

“那你还想当法医吗？”父亲反问我。

“……想。”我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

“那就行。”父亲说，“我帮你问过了，他们的招生简章中，没有限制专业，法医系的也招收。我这就去给你报名。”

我后来才知道，报名地点在北京，而北京那时的疫情还挺严重。父亲是冒着疫情的风险，去给我报的名。看似对我的前途漠不关心的父亲，其实在这个阶段做了很多功课，并且真的帮我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子。

挂断电话时，父亲感叹了一句：

“我是22岁去的刑警学院学习，你也是22岁去刑警学院，这可真巧。”

我心情好了很多，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铃铛。

“啊？你要改行去当刑警了？”铃铛问。

“不是啊，刑警学院也有法医系，我还是去学法医。”

“你真的要把法医坚持下去啊？”

“试试吧。”

“那，刑警学院在哪里？”

“沈阳。”

说完，我才意识到，我又要和铃铛分别两地了。这次距离更远，足足数千里，还是两年的时间。那时候的交通十分不便利，每年能利用放假的时间回来一趟就不错了。这让我十分惆怅，当然，更惆怅的是铃铛。

她思考了一会儿，说：“行吧，总比你闲在家里强。”

“说不定，能练出一身肌肉呢。”我安慰道，“而且，我也是学两年，正好我们能一起毕业，一起就业，这样选择在一个城市的概率就大多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多了一项新任务——备考刑警学院的法医学双学位。

不过，这个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研究生考试都不一样，他们考的主要是医学基础和法医学概论。这对我来说，就是先天优势，当然是不足为虑了。不过，报考刑警学院还有身体条件要求，比如身高要在170cm以上，技术专业的矫正视力要在5.0以上。好在这两项要求，我都勉强达标了。

很快，我就收到了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法医学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的录取通知书。

但这只是个开始。

要当警察，比我想象的难多了。

刑警学院的法医学二学位学制是两年，和本科生一样管理。

刚到刑警学院的时候，我是非常不适应的。

刑警学院的管理制度，比一般学校要严格很多。每天晚上10点钟熄灯后，我们必须躺在床上，不管能不能睡得着。既然不准出宿舍，我就没办法打电话给铃铛，只能躲在被窝里用手机打。而那时候的手机长途费是6毛钱1分钟，1个小时36块。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700块钱，和其他同学相比算是很多的了，但也经不起这么造。所以为了省出电话费，大部分时间，我都是韭菜盒子就稀饭来糊弄一下。

没有钱还是小事，最怕的还是被扣分。

刑警学院的行为规范，就像是驾驶执照一样，一年最多只能扣12分，否则就要给予相关的警告处理。这12分，弥足珍贵。

刚入学的时候，因为头发盖住了耳朵上缘，我就被扣了5分。

一气之下，我就去理发店剃了一个光头，结果因为警察不能是光头，又被扣了5分。

刑警学院的规矩还有很多，比如要求我们每天都要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如果豆腐块不够标准，每次被发现都会被扣1分。大学时从来不叠被子的我，可算是傻了眼。

那个学期，过得可谓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更可怕的是体能方面。

原本我以为我是学法医的，是搞技术的，警察体育这门课，能过得去不就得了？再者说，大学时候，我可是法医学系的足球队队长，身体素质怎么说也要比大多数同学强吧，应付过关应该没问题。

可是上了刑警学院才知道，自己就是那十足的“差生”。

到了刑警学院，根本不存在“照顾学技术的同学”的说法，对谁都一视同仁。

比如早上3公里的列队跑，我每天都生不如死。因为我是全班个头最矮的，我们班最高的同学身高195cm，他说他已经迈着小步跑了，可是我还是得费好大劲才跟得上。

又如做“前倒”，就是身体笔直地向前趴下、倒在地面上。虽然地上有薄薄的软垫子，但每做一次都能感觉五脏六腑被震得生疼。为了偷懒，我就先跪下，再趴下。结果被教官发现了，罚我一个人去角落做100次前倒。第二天早晨，全身没一块肌肉不痛的，从床上坐起身来都费劲。

我们也找警体教官理论过，但教官说得很有道理，让我们无法反驳：“你们法医不要面对犯罪分子吗？如果凶手躲在现场，你难道不需要掌握一些自卫能力吗？”

在这种高强度的训练之下，我入学时是120斤，毕业时已是140斤了，足足长了20斤腱子肉。硬朗是硬朗了不少，但工作后，我没坚持锻炼，好端端的一身肌肉都变成了肥肉。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虽然警体课的分数不高，幸好我在法医学专业课上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毕竟我已经有了法医学专业本科五年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现在再学一遍一模一样的理论，简直就是游刃有余。温故而知新，所以每一门法医学专业课的考试，我都是接近满分的成绩，弥补了警体课成绩上的不足。

最后，两年的学习下来，我的总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也算是没给自己丢脸。

刑警学院的就业形势是皖南医学院不能比的。

我们一进入刑警学院，就已宣誓入警，毕业时，再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但是我们的考试和社会招考不同，并不是多个人竞争一个职位，而是考一个就业资格。也就是说，只需要达到最低分数线，并且通过论文答辩顺利拿到第二学士学位，我们就可以在全国各地招生单位中选择一家入职了。当然，这是我那个年代的规则，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择业的当天，每个专业的学生，会按照综合排名的次序，进入招警会场。会场里放着很多张小桌子，每张小桌子后面都坐着全国各地招生单位的负责人。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志愿来选择招警单位。

这下，综合评价排名靠前的优势就出来了。

如果说我大学毕业后是五个人抢一个就业岗位的话，那么刑警学院毕业后，则是一个人可以在五个招警单位里挑一挑了。我毫不犹豫地和老家的省公安厅签订了协议，成了一名省公安厅的法医。

我之所以婉拒了那些经济条件更好、收入更高的省份的邀请，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一是我觉得省公安厅法医的工作应该更合适我。之前实习时，我大概了解过，县市级公安机关的法医，平时负责伤情鉴定、非正常死亡案（事）件现场出勘与尸体检验和命案的现场出勘与尸体检验，而省公安厅法医主要负责侦办全省的重特大、有影响的命案。日常烦琐的工作内容少了，而有挑战性、有意思的工作内容多了。这不正合我意？我最终选择了法医之路，追求的不就是那种破案的挑战感、成就感和荣誉感吗？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铃铛。她既然选择了康复医学这条路，那么毕业后很大概率是报考本省的残疾人康复研究机构，我回到龙番，也是增加我们在同一座城市生活的可能。几年相处下来，我早已把铃铛放在了我未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位置。

这一年的夏天格外炎热，但是我的心情一直非常好。

因为省公安厅的法医部门人少事多，所以我在和省厅政治部联系后，就被告知在毕业返乡后第三天，带着派遣证去政治部报到。当然，尽早成为一名正式的公安法医，尽早投入案件侦破，本身也是我自己的愿望。

七月初，第一天上班，我简单地走完了上交派遣证、领导代表组织谈话等程序，就接到了出差的任务。

带我去出差的，是省公安厅法医科的陈毅然科长。

陈科长年仅40岁，就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法医专家。他胖乎乎的，一脸和善。

陈科长告诉我，以后我就跟着他出现场，直到我能够独当一面。按照公安机关法医行当的规矩，我得敬陈科长一杯拜师酒，尊称他为师父。既然第一天就要出差，我们就在车上以茶代酒，算是行了这个礼。

出发前，刑警总队的领导找我谈话，让我这个新人不仅要向师父好好学习业务能力，更要学他的为人处世。领导还特别加了一句，只要别学他说冷笑话就行。

我听得有些云里雾里。

当时公安机关车辆不多，师父是带着我乘坐大巴赶往出差目的地的。

不过，这趟出差，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没有去破那种重大、疑难的案件，而是去复核一件信访事项。省厅是根据一名信访群众反映的情况，去当地复查案件处置的过程有没有问题，复核原鉴定单位的鉴定结论是否客观、准确。

师父见我有些迷惑，在出差的路上顺便就跟我介绍了一下省厅法医的职责：我们主要负责全省重特大、疑难命案的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现场重建分析；负责死因、伤害复核鉴定；负责信访案件的处置、处理；负责疑难案件的会诊、技术审核；负责科研；负责规范管理基层法医的日常工作行为并提供业务指导。

听师父这么细细一数，我才知道我之前的认识是片面了，省公安厅法医的工作职责同样任重而道远。

师父见我一脸凝重的表情，又安慰我说：“你之前想的也是对的，我们省公安厅的法医确实不需要天天跑非正常死亡案（事）件现场，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些重大的、疑难的、久侦不破的案件。说到这疑难案件，凡是干法医的都喜欢，毕竟谁不喜欢挑战呢？”

旅途很长，大巴很慢，坐得让人心急。

师父见我沉默着，于是问道：“有人说我们省厅的法医是‘三管干部’，知道为什么吗？”

我没有回答，但我在认真思考省厅法医归哪些单位管。

“我们天天出差，住在宾馆，吃在饭馆，工作在殡仪馆，所以我们是‘三馆干部’，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个“馆”！

师父的笑话真是冷得不行，我没觉得有多好笑，但他自己倒是笑得直不起腰。现在我突然理解领导找我谈话的时候，为什么要那样说了。

抵达目的地后，师父又很快地颠覆了我对他刚刚建立起来的印象。

听取案件前期报告、勘查现场、约谈信访人……这一系列需要在解剖前做完的工作，师父雷厉风行地在半天之内全部做完了。半天之内，师父没有再说冷笑话，反倒是板起了面孔，对当地法医有些工作不细致的地方严厉批评。

这和大巴车上的师父，完全是两个人嘛。

案件很简单，有一个人因为赌博，心中有鬼，听见外面有警笛声，就以为公安来棋牌室抓赌，连忙从棋牌室的二楼跳下去，结果当场摔死。可是家属却坚称这人是被几个赌友给打死的。

为了回应其亲属的诉求，当地公安机关邀请省厅派员来复检尸体，保证原鉴定结论的准确。

别说师父了，就是对我这个新人来说，这也是手到擒来的简单案件。

毕竟，摔死和打死的区分还是很容易的。

死者全身损伤外轻内重、一侧为甚，所有损伤一次就可以形成，头部损伤有明确的对冲伤。因此，可以轻易且清楚地断定他的死亡就是由高坠而不是击打导致的。

可是，就算是这种我认为非常简单的案件，师父的态度也是一丝不苟的。

当地公安局没有解剖室，解剖工作只能在殡仪馆的角落里进行。这样的条件，和设施完善的南江市公安局实在是天壤之别。更别说此时是最为炎热的季节，在密不透风的解剖服下，我能感受到自己全身都在不停地冒汗。

本来配合我们进行解剖的老法医，上解剖台五分钟后，就因为气温过高而中暑了，被紧急拉去了阴凉的房间里休息。然而师父却在解剖台前整整工作了3个小时，对尸体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处疑点都进行了仔细的解剖和分析。

“作为法医，无论何时，都不能甩手在旁边看着，只有亲自动手解剖，才能掌握第一手，也是最准确的信息。”师父一边脱下解剖服，一边和我说，“尤其是信访案件，很多人认为绝大多数信访案件都是家属不理解导致的，我们公安机关并不会错。其实越是信访案件，解剖做得越要仔细，不能仅仅限于提纲挈领、结论准确就行，而要对家属的每一处疑点都做充分解释，这样才能让生者释然，死者安息。”

脱下解剖服后，我发现我和师父的衣服已经全部被汗水浸透了。我捏了捏衣角，居然可以捏出水来。

全程在旁边见证解剖工作的信访人，听着师父的全程解说和答疑，神情早已经从最初的激动不满，变得平静了下来。甚至到最后，看着我们满身是汗的模样，还很是感慨。他点点头，接受了最终的结果，没有疑问，也不需要再上访了。

“看到没？态度决定一切。”在送走信访人后，师父对我说道。

第一次出差就非常顺利，完美地解决了一件信访事项，我的心情大好。在第二天返回龙番的路上，我接到了铃铛的电话，她说自己顺利通过了事业单位考试，考入了省残联康复研究中心，成了一名康复医师，这下真的是双喜临门。

我们的理想都先后实现了，而且顺利地考到了同一座城市，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感到幸福的呢？不过，铃铛她们单位的要求就松快多了，她可以在家里调整三个月，国庆节后再去上班。 j7aiXXsc4cwPI2uck6K2W0rw2UJH/hBQ+Nqzm3JDa0oDD8hTtaxiWKNi9VFP1RV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