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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秦明，是一个学法医的大学生。
2003年，我本科的最后一年，是在非典疫情的肆虐之中度过的。封校的日子结束后，就马上到毕业季了。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甚至连女朋友铃铛找我上自习，我都有点心不在焉。
我倒不是担心毕不了业。
法医学专业的毕业考核，主要考量的是实习期的表现。在过去的5年里，我的实习经历比我预期的要丰富得多，甚至可以说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考验——深夜在停尸房里遇到电灯全关、在拥挤的阁楼里和突然睁眼的“死尸”面对面、爬到随时缺氧的下水道里捞腐尸……这些听起来恐怖的经历，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
毕竟，我遇到的第一道坎儿，早在我第一次解剖时就出现了。
当尸体袋里出现我同学的脸时，那种震惊的感觉，我至今仍心有余悸。
我并不怕当法医。
毫不谦虚地说，我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一名法医应该具备的业务素质了。
无论是血腥残忍的命案现场，又或是恶臭难忍的高腐尸体，我都能够泰然处之，甚至可以在一些重大命案的侦破过程中，提供一些自己的思路，帮助破案。
我以此为豪。
让我却步的，是另一种东西。
我被人指指点点过、被伤者家属推搡过、被“请”到婚宴的角落里去过……在实习的日子里，我才发现，被辱骂、被歧视、被泼脏水，竟然是法医工作的常态。
明明是守护死者最后尊严的崇高职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理解呢？
如果我真的当了法医，那这就是我必须承受的重负吗？
在反复纠结中，我的公务员考试失败了。
我的法医之路，一开始就栽了一个大跟头。
难不成，法医秦明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