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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士气销 [1] 沉到如此地位，要不指出真正一条路线，一件法宝，谁还能取得一种自信力。唯心耶？东方文化耶？禅家的心性，宋儒的理气，移植于东邻，以养成所谓武士道，而出产地之中国则无役不失败。唯物耶？西方文化耶？瓦德 [2] 之机器，爱迪生之电气，在他人以之殖国富，扬国威，以建设所谓资本主义。五十年前之日本亦一半殖民地耳，而较日本输入西洋文化更早之中国，则农村宣告破产，工厂要求救济。人之无良，百药罔效耶？果尔则华族一名词，早应消灭于数百年以前，而何以时至今日，犹有此一大群众生息于大陆？我们且检讨过去，找出华族的真实本领是什么。
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以迄今日，发现一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生活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方面看，但依经济及战斗的状态之演进，时时有分离之趋势。希腊罗马虽在欧洲取得文化先进美名，但今日继承希腊、罗马文化的却并不是当年的希腊人罗马人，具有伟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总原因，就是生活工具与战斗工具的不一致。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有因天然的工具而不自觉的成功者，有史以来只有二种，一为蒙古人的马，一为欧洲人的船。因觅水草就利用马，因为营商业就运用船，马与船就是吃饭家伙，同时可就是打仗的家伙，因此就两度征服世界。有费尽心血用人为制度而成功者，也有两种，一为欧战时才发明，十年来才实行，西人的国家动员；一为中国三千年前已经实施的井田封建，它的真精神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
封建不是部落割据（近人指割据部落思想为封建思想者，系用名词的误谬），是打破部落割据的一种工具。封就是殖民，建就是生活（经济）战斗（国防）一致的建设。井田不是讲均产（在当时也不是一件奇事），是一种又可种田吃饭又可出兵打仗（在当时就是全国总动员）的国防制度。懂得这个道理的创制的是周公——继承的是管仲（《左传》“齐之境内，尽东其亩”，就可证明田制与军制国防之关系）——最后成功的是商鞅，井田制到商鞅已是八百多年，一定是同现在的鱼鳞册一样，所以开阡陌正是恢复井田。这是我发见出来的华族的真本领，诸公若能系统地叙述出来，使青年感觉到我华族固有的本领之伟大，从前可以统一亚洲大陆，将来何尝不可以统一世界，或许于现代消沉的士气有点补救。
但是要实行此种一出两便的制度，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实际与理论绝对的一致之人才，《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范战史，它叙述城濮之战时说，“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曰郤氏可，说礼乐而敦诗书。”像现在的想象，礼乐诗书到底是不是做元帅的唯一条件？其实当时的一群贵族，没有一个没有部属的，也没有一个不会打仗的，从这许多武士中间，寻出一位说礼乐敦诗书的人来当元帅，这自然是正当。因为那时贵族的教育，是礼、乐、射、御、书、数，件件都是人生实用的东西。
陶希圣先生在游侠研究里，指出了两种不同的团体，我见了欢喜的了不得，这是历史上的大发明。
而我以为就是这一点是三千年来民族衰败的致命伤。项羽的士族团体既失败，而韩信死，张良逃，萧何辱，自此以后活动分子与智识分子不绝的暗斗（莽操之篡与历代的文字狱），智识分子之内又每形成两派自相残杀（历代的党争），一民族中的最重要的细胞，始终在暗斗的状态下，因此养成了智识阶级的两件不可救药的痼疾：一、就是不负责任（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是宰相不是皇帝）；二、就是不切事实（自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而改为《诗》《书》《礼》《乐》《易象》《春秋》的六本书，是一大关键）。譬如酿酒，酵素坏了，譬如爆药，电管湿了，举天下之良法美意无上妙品，一一须经过这一道腐败幽门，而后能入于中国社会，百药罔效之总因，岂非在此？
历史上也曾发见几次沉痛的呼声，如清初顾亭林之提倡朴学，就是对于不切事实的反抗。但这种运动因为活动分子与智识分子暗斗之结果，事实派的颜元、李刚主终归失败，而一变成为考据，考据派的精神果然是科学的，但实际上还是几句死话。太平天国时代，胡文忠的包揽把持，曾文正的《挺经》第一章，就是对于不负责任的反抗，但仅仅能做到一部分的成功，而从暗斗出身之李鸿章，仍为这不负责任不切事实的大潮流所打倒，以演成今日刻骨伤心的外交局面。
活动分子即主权阶级的性格，就是根本与智识分子相反，他的长处：（1）是肯负责任，但是容易流为武断；（2）能切事实，但是容易流为投机。武断则不能集众人之长，投机则不能定久长之计，这两件事于近代式国家发展是不相宜的。
智识分子道德上也有他的特长：（1）他能自持廉洁；（2）能爱护后进。唯其自持廉洁，对于物质的欲望较淡，精神上有自己娱乐之处，所以当君国危难的时候，牺牲区区生命，不算一回事。历代殉国诸人的真精神，我以为根据于此而来的。唯其爱护后进，故传授学徒，著书立说，使几千年的历史，有继续不断的成绩。王夫之、顾亭林于国亡家破之后，犹拼命著书，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养成了华族悠长的气概。
汉高祖自己说，“我所以得天下之故，有三不如”，这是三千年历史上成败之标准，就是主权阶级（即活动分子）与智识分子合作，则其事业成，不合作则其事业败。所以中国治世时代，必以圣君贤相并称，乃至做坏事，也必须土豪劣绅互相勾结。这中间出身于智识阶级，而肯负责任能切事实的人，只有诸葛亮、王安石、张江陵、曾国藩诸人，在三千年中占极少数。
秦汉以后，政权武力智识分裂了（从前集中于贵族阶级），所以政治上有不断的竞争，而华族就渐趋于衰弱，但是我华族在这种压迫之下（竭力奋斗继续了三千年），还做一件惊人的大事，就是对于物的工作。就其奋斗的精神言，似乎蒸汽机关的发明，未必算这么一回大事，从造纸、印刷、陶瓷、漆、建筑、雕刻乃至水车、机织，件件有独到的发明，不过为智识阶级所瞧不起，故不能有文字的记载，而学术的积聚性不能发扬罢了。
近五十年来，社会受环境之影响，发生了大变化，但其政治的演进可以分作几步说：第一步是智识与武力的合作（一、智识分子投身为军人；二、军人入学取得智识；三、社会中智识分子与活动分子的合作）。这中间的聚散成败，有事实的证明，不必详述。第二步，当然是政权、武力、智识的一致，但应当切实注意者，就是智识分子还是不能切实地统制物质，所以民族的生活上根本发生了问题，而其所以不能统制物质的原因，也仍是由不负责任不切事实的两大弱点而来。
从顾颜的朴学精神，曾胡的负责态度，或许可以在酵素电管中，加入一点新生命罢。但是新式的社会，更有一样要素名曰“组织”的，这组织两字的意义，就是说一件事，不是一个人，一个机关负责任，而是各最小单位（个人）各负各的特别责任，而运用上得到一种互助的成功。这就是新经济的要点，也就是国防的元素。我们还有一句俗话“行行生意出状元”，这是中产阶级的反抗呼声，也就是将来物质建设的基础。我们现在可以说有强兵而国不富者矣，未有富国而兵不强者也。
说一句牢骚的话，商店的学生、工匠的艺徒，要是夜间能读上一点钟的书（就是在实际的事物中过生活的人而能攫取知识），恐怕倒可以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而每天坐汽车包车，在中大学上六时以上的功课的，恐怕将来只能做学理上的教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