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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按铃要信件和报纸，费洛斯小姐顺便给我带来一张便条，那是答复我上次留给她的条子的，上面说阿尔罗伊·基尔先生将于下午一点十五分于圣詹姆斯街他的俱乐部里等我；不到一点时，我溜达到了我的俱乐部，在那里喝了一杯鸡尾酒，因为我知道罗伊是不会请我喝这种酒的。随后，我顺着圣詹姆斯大街游逛，悠闲地看着沿街商店的橱窗，因为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不愿意把赴约搞得分秒不差），我走进了克里斯蒂拍卖行，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东西。拍卖已经开始一会儿了，一群个子不高、皮肤黧黑的人正在传看着几件维多利亚时代的银器，那个拍卖商用略带倦意的眼神瞅着他们打出的手势，懒洋洋地咕哝着：“有人出十先令，有人出十一先令，有人出到十一先令六便士……”这是六月上旬里的一个晴好天气，国王街上的空气十分明净。相形之下，克里斯蒂拍卖行墙上挂着的那些画幅倒显得暗淡了不少。我步出了拍卖行。街上的行人都是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中午闲适恬静的氛围已经浸入他们的心灵，使得他们在各种事务的忙碌中间，想突然意外地停下来，观赏一下生活的图景。

罗伊的俱乐部里显得很安静。前厅里只有一位年老的看门人和一位侍者；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悲凉的感觉，好像所有的会员们都去参加侍者头儿的葬礼了。在我跟侍者提了罗伊的大名后，侍者就把我领进一条空荡荡的过道，让我放下了我的帽子和手杖，然后进入一个空荡荡的大厅，大厅的墙上挂着一些如同真人大小的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的肖像。罗伊从皮沙发上站起来，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我们现在就上去好吗？”他说。

我猜对了，罗伊不会给我喝鸡尾酒的，我暗自为我的考虑周全而得意。他带着我走上气派堂皇、铺着厚地毯的楼梯，途中没有碰到一个人；我们走进宾客用饭的餐厅，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饭厅宽敞、整洁，墙壁刷得很白，有一扇亚当式的窗户 ^[1] 。我们在窗户旁坐下来，一位举止端庄沉稳的侍者给我们递上一份菜单。上面有牛肉、羊肉、羊羔肉、冷冻鲑鱼、苹果馅儿饼、大黄馅儿饼、鹅莓馅儿饼等。在我顺着这个单调的菜单往下看的时候，我不禁想到了就位于街角处的那些饭店，那里有法国风味的美食，有喧闹的生活气息和穿着夏季衣裙的淡妆浓抹的漂亮女人们，我不由得叹了口气。

“这里的小牛肉火腿馅儿饼挺好的。”罗伊说。

“好的。”

“色拉我自己来拌吧。”他用随便却带着命令的口吻跟侍者说。

随后，眼睛又一次落在了菜单上，他颇为大方地说：“再来点儿芦笋怎么样？”

“不错。”

他的态度变得更神气了点儿。

“两份芦笋，告诉厨师长让他亲自挑选。你喝点儿什么呢？白葡萄酒怎么样？我们都喜欢这里的白葡萄酒。”

在我表示了赞同后，他吩咐侍者把酒类总管找来。在他给出指示时，我不由得对他那一发号施令却又不失礼貌的态度充满了钦佩。你好像觉得是一位富有教养的君王在召唤他的陆军元帅前来。酒类总管很快拿着酒单来了，此人胖胖的，穿着一身黑衣服，脖子上挂着说明他职务的银链条。罗伊傲慢又不失亲切地向他点了点头。

“喂，阿姆斯特朗，给我们来点儿二一年的圣母乳酒。”

“好的，先生。”

“这种酒的供应还好吗？还正常吗？你知道，我们以后很难再弄到这种酒了。”

“恐怕是这样的，先生。”

“不过，也用不着过早地担忧，你说是吗，阿姆斯特朗？”

罗伊朝总管笑着，神情既快活又坦诚。根据他与会员们多年打交道的经验，总管知道他得说点儿什么来回应罗伊的这句话。

“是的，用不着，先生。”

罗伊哈哈大笑起来，眼睛望着我。真是个角色，这个阿姆斯特朗。

“嗨，先把它冰一下，阿姆斯特朗；不过，也别太凉了，你知道的，得正好。我想让我的客人看看我们在这方面有多在行。”罗伊转向我说：“阿姆斯特朗在我们这儿已经四十八年了。”在总管离开之后，他接着说：“我希望你不要太在意我请你来这里吃饭。这儿安静，我们能好好聊一聊。我们很久没有畅谈过了。你看上去身体挺好的。”

这句话也让我注意起罗伊的外表来。

“可与你比，还是差远了。”我说。

“这是过一种正直、规律、节制饮食、清心寡欲的生活的结果，”他大笑着说，“充足的工作，足够的锻炼。打打高尔夫怎么样？最近几天，咱们俩得打一场。”

我知道这是罗伊一时想起的应酬话，浪费一天的时间跟我这么一个差劲的对手打球，应该是他最不情愿做的事了。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应承下他这种含糊其词的邀请。他看上去就是健康的化身。他卷曲的头发虽然已经变得灰白，可于他却很相称，使他那坦诚、晒黑的面庞看去更年轻了。他那双显得异常坦诚的眼睛明亮、清澈。他的身材已不像年轻时那么修长，所以当侍者端来小圆面包、看他要了黑面包时，我并不感到诧异。其实，他的略显肥胖的身体只是增加了他的尊严，使他的说话更有分量。他的行为举止比以前更沉稳了，这叫你对他会有一种放心和信任感；他的身体把椅子坐得满满的，像是坐在一个纪念碑上，给人一种稳如泰山的感觉。

我不知道从我刚才描述他和侍者的那段对话中，读者是否已经看出：就一般而言，罗伊的谈吐称不上妙趣横生或是才华横溢，但却十分流畅，他谈话中间常常爱笑，有时候会给你一种错觉，好像他说的东西都很有趣。他从未有过找不到话说的尴尬，他和别人谈论当下的一些话题时，显得平易随和，让听的人一点儿也不会感到紧张。

许多作家在谈话中，也像他们写作时那样字斟句酌，用词太过慎重。他们不知不觉地就在很是用心地组织句子，说话时不想多用也不想少用了一个字。这就使与他们的交谈变得极不顺畅，尤其是对于那些上层社会的人们，这些上层人物精神生活简单、词汇有限，所以他们跟这些作家们交往时总是显得有些踌躇。可跟罗伊在一起却从来不会有这种感觉。他可以用对方完全能够理解的语言，跟一个爱跳舞的卫兵说话，用她马夫所用的语言跟一位赛马的伯爵夫人谈话。人们总是热情地颇感欣慰地提到罗伊，说他一点儿也不像个作家。再也没有比这赞扬的话更叫他高兴的了。聪明人总是喜欢用许多现成的短语（在我眼下写这本书的时候，“谁也管不了”就是人们爱说的一句）、流行的形容词（比如“绝妙的”“叫人脸红的”），还有那些你唯有生活在特定的圈子里才会了解其含义的动词（比如说“推搡”），这些词语使聊天变得特别亲切，而且也不必动什么脑筋。美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讲效率的一个民族，他们把这一说话的技巧运用到了极致，造出了大量平凡、简洁的短语，让他们在进行着生动有趣的谈话的同时，不必用脑去考虑他们所说的内容，而可以去想一些更为重大的事情或是男女私通的事。罗伊掌握的词汇很多，他对词语的感觉敏锐精准；这使他的言语辛辣，可又很恰当。每当他使用这些词语时，他总是神采飞扬，充满激情，仿佛是他那思想丰富的头脑刚刚创造出它们似的。

此刻，他跟我东拉西扯地谈到了我们都认识的朋友，最新出版的书籍，还有上演的歌剧。他显得十分愉快。虽说他对人一贯热情，可他今天表现出的热忱还是让我有些惊讶。他对我们彼此见面这么少，深表遗憾，他坦率地（这是他最讨人喜欢的品质之一）对我说，他是多么喜欢和佩服我。我觉得我非得迎合一下他这种友好的表示不可。他问起我正在写的书，我接着赶忙问起他正在写的书。我们相互告诉对方，我们都未能获得我们应该获得的成功。我们吃着小牛肉火腿馅儿饼，罗伊告诉我他是怎么拌色拉的。我们津津有味地喝着莱茵白葡萄酒。

可我心里却在纳闷儿，他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谈正题呢！

我无法相信在伦敦这一繁忙的季节，阿尔罗伊·基尔会为一个既不是什么评论家又不是什么有影响的大作家同行，浪费一个小时的时间，只为谈谈马蒂斯 ^[1] 、俄国芭蕾舞和马塞尔·普鲁斯特 ^[2] 。再说，在他欢快的外表下面，我隐约感觉到了他的一些不安。若是我不知道他家资丰厚，我会以为他想要从我这里借一百英镑呢！看起来到午饭吃完时，他似乎是没有机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我知道他行事一贯谨慎。或许，他认为分别这么长时间后的第一次见面，最好还是先用来叙叙旧，打算把这顿丰盛愉快的午餐仅仅作为撒在水底的鱼饵。

“我们到隔壁的房间喝点儿咖啡好吗？”他说。

“随你便。”

“我觉得那儿环境更舒适一点。”

我跟着他来到隔壁那间显得更宽敞的屋子，屋里摆着一些很大的皮扶手椅和很大的沙发，桌子上有报纸和杂志。屋角里坐着两个老年人在小声地交谈。他们警觉地看了我俩一眼，不过，这并没有妨碍罗伊跟他们热情地打招呼。

“嗨，将军。”他大声喊，一边愉快地朝他们那边点了点头。

我在窗前站了一会儿，望着街面上热闹的景象，我希望我能更多地了解一些圣詹姆斯街的历史背景。我感到有些惭愧，我甚至不知道街道对面的那个俱乐部的名称，我又不敢问罗伊，怕他会因为我对每个体面人都知道的事一无所知而看不起我。他问我喝咖啡时要不要来点儿白兰地，他这一声问话将我的思绪拽了回来。在我谢绝时，他一味地坚持要我喝上一杯。他说他们俱乐部的白兰地是很有名的。我们并排在一张靠着壁炉的沙发上坐下来，点上了雪茄。

“爱德华·德利菲尔德最后一次来伦敦，就是在这儿跟我一起吃的午饭，”罗伊口气很随便地说道，“我让这位老人品尝我们这里的白兰地，他很是喜欢。上个周末，我是在他太太家度过的。”

“是吗？”

“她让我转达对你的真挚问候。”

“真是谢谢她了。我以为她早就忘了我了。”

“噢，哪能呢！你六年前在他家吃过一次午饭，不是吗？她说老头儿见到你十分高兴。”

“我觉得，当时她可并不高兴。”

“哦，这你可是说错了。她自然不得不格外地小心。这位老人总是受到想要见他的人们的叨扰，她不得不让老头儿保存点精力。她总是担心他劳累过度。你只要想想，她让老头儿活到了八十四岁，而且精神心理状态良好，实在也是件不简单的事。老头儿去世后我常去看她。她现在很孤独。毕竟，她全身心地投入照顾了他二十五年。这可是奥赛罗 ^[1] 的工作。她付出了很多。”

“她还年轻，我敢说她会再嫁的。”

“噢，她不会再嫁了。若是那样的话，就太糟了。”

在我们呷着白兰地的当儿，出现了片刻的沉默。

“在德利菲尔德成名之前就认识他的人并不多，还活着的就更少了，你便是这其中的一个。有段时间，你常常见到他，是吗？”

“见到过不少次。可我那时几乎还是个孩子，他却已是个中年人了。我们并不是知己，你知道。”

“也许不是，不过，关于他，你一定知道许多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可能吧。”

“你曾想到过要写他的回忆录吗？”

“天啊，我可从未这么想过！”

“难道你不认为你应该这么做吗？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一位小说家。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在近一百年所问世的小说中，他的作品最有可能流传下去。”

“我看也未必吧！我总觉得他的小说比较乏味。”

罗伊看着我，眼睛里闪烁着笑意。

“你总爱这样抬杠！不管怎么说，你得承认有你这种看法的人毕竟是少数。我不介意告诉你，他的小说我已读过不是一遍两遍，而是至少五六遍了，而且，每次读，我都觉得它们越发精彩。你看过在他去世时报上刊登的那些评论他的文章吗？”

“读过几篇。”

“大家的意见都惊人的一致。每一篇我都看过了。”

“如果说的都一样，写那么多还有必要吗？”

罗伊和气地耸了耸他宽宽的肩膀，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觉得《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的那篇文章写得真好。读一读它，会对这位老人有更深的了解。我听说《评论季刊》在下一期上也要刊登评论他的文章。”

“不过，我仍然认为他的小说很乏味。”

罗伊宽容地笑了笑。

“你跟那些个重要人物的看法都大相径庭，想到这一点，你内心就没有一点儿不安吗？”

“我没觉得怎么不安。我到现在从事写作已经三十五年了，你想象不到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被捧为天才的人，只享受了短暂的荣耀便湮没无闻了。有时我真想知道这些人后来到底怎么样了。他们是死了吗？是被关进了疯人院，还是远远地藏匿到各种事务所里去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他们的书偷偷地借给哪个偏远山村里的医生和老姑娘看。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仍然是哪个意大利膳宿公寓里的大人物。”

“哦，是的，他们只是昙花一现。我见过这样的人。”

“你甚至还做过关于他们的讲演。”

“是的。只要能办到的，总是应该尽力帮他们一把，尽管知道这些人绝不会有什么大的前途。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可以做得大度一点。不过，德利菲尔德毕竟跟他们不同。他的作品全集共有三十七卷，在索斯比书店的最后一套卖了七十八英镑。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他作品的销售量每年都在递增，去年是他最好的一年。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去年我到德利菲尔德太太家里的时候，她让我看过他的稿费清单。德利菲尔德的地位已不可动摇。”

“谁能看到以后呢？”

“喂，你不是认为你能吧？”罗伊有些尖酸地说。

我并不想就此打住。我知道我把他惹恼了，这给予我一种快慰感。

“我认为，我青少年时形成的直觉判断就是正确的。人们跟我说卡莱尔是个伟大的作家，我私下里却羞愧地发现他的《法国革命史》和《旧衣新裁》都不堪卒读，现在还有人会读他的作品吗？我以为别人的见解都比我的高明，所以我说服自己说乔治·梅瑞狄斯的作品气派宏伟。可在我心底里，却觉得他的小说矫揉造作、啰唆冗长、缺乏真诚。现在，有好多人也这样认为了。因为人们告诉我说要是你欣赏瓦尔特·佩特，那就表明你是个有教养的人，于是，我就学着去欣赏佩特，可是天啊，他的《马利乌斯》你怎么能读得下去呢！”

“哦，是的，现在没有人再去读佩特了，当然了，梅瑞狄斯也早已过时了，而卡莱尔呢，只是个目空一切、空话连篇的人。”

“你不知道，在三十年前，他们看上去似乎都会名留青史呢！”

“你做出过错误的判断吗？”

“也有过那么一两次。我以前对纽曼 ^[1] 的看法还不及我现在的一半好，从前我很看好菲茨杰拉德 ^[1] 的音调铿锵的四行诗。对歌德的《威廉·迈斯特》我曾读不下去，而现在我认为这是他的杰作。”

“对哪些作品，你过去的认为仍和现在的一样呢？”

“哦，比如说《项狄传》 ^[2] 《阿米莉娅》 ^[3] 和《名利场》，《包法利夫人》《巴马修道院》 ^[4] 和《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华兹华斯、济慈和魏尔伦 ^[5] 的诗歌。”

“我这么说你可不要介意，我认为你的看法也并不新颖。”

“我一点儿也不介意你这么说，我也认为它不新颖。只是你问我为什么我会相信自己的判断，我试着在给你做解释，不管是出于胆怯还是出于对当时知识界观点的尊重，我说了怎样的话，我对那时受到普遍好评的一些作家并不看好，后来的发展也似乎表明我是对的。我当时出于真诚和本能所喜欢的一些作家，却与我和社会上的一些中肯的评价，一起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罗伊有一会儿没有说话。他望着他杯子的底部，我不知道他是想看看杯子里有没有咖啡了，还是想着要找话说。我朝壁炉台上的钟表瞧了一眼。再过一会儿，我就可以起身告辞了。也许，我是错怪罗伊了，他邀请我吃饭可能只是为了与我随便聊一聊玻璃琴 ^[1] 和莎士比亚。我责备自己尽瞎猜想人家。我关切地望着他。如果这真是他请我吃饭的唯一目的，那他一定是感到有些厌倦和失意了。如果他并无其他的企图，那就可能是，至少在眼下，繁忙的社交事务有点儿叫他吃不消了。罗伊发现我在看钟表，就又开口说：

“我看不出，你如何能够否认在这个人身上一定有某种特别的品质，因为他六十年如一日坚持创作，一本书接着一本书地出版，读他作品的人一年比一年多。而且，他的书毕竟已经被翻译成各个文明国家的文字，在他的弗恩宅邸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他作品的译本。当然啦，我也愿意承认，他写的许多东西在今天看似乎有点儿过时了。他成名于一个文风不太好的时期，他的作品往往显得冗长。他的大多数故事情节都显得离奇，不怎么合情理；可是，这里有一点你必须承认他有：那就是美。”

“是吗？”我说。

“说到底，只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在德利菲尔德作品的每一页上都自然流露出一种美。”

“是吗？”我说。

“在德利菲尔德过他八十岁的生日时，我们到他家里，为他制作了一幅他的肖像，作为礼物送给了他。我真希望你当时也在那里就好了。那真是一幕令人难忘的场景。”

“我在报上看到了对它的报道。”

“你知道，到场的不只是作家们，那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聚会——有科学、政治、商业、艺术以及上流社会的代表；当这些各行各业的著名人士下了火车，从布莱克斯特伯尔的火车站走了出来时，那长长的队列你几乎都望不到头。在首相把勋章授给老人时，那场面也十分动人。随后，首相还做了一个生动的发言。我不介意告诉你，那天许多人的眼眶里都浸着泪水。”

“德利菲尔德哭了吗？”

“没有，他异常的平静。他总是这样的；你知道，他很腼腆、安静，举止得体，怀有感恩的情怀，当然啦，虽说从外表看他有点儿淡漠。德利菲尔德太太担心他太累了，在我们去吃午饭的时候，让他留在了书房，用托盘给他送来点吃的。在人们吃完饭还在喝咖啡的时候，我溜出来到了书房。德利菲尔德正在那里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看着我们送他的那幅画像。我问他这画像好吗，他没回答，只是微微地笑着。一会儿后，他问我他是否可以把假牙拿掉了，我说不行，代表们很快就会回来与他道别了。临了，我问他，他是否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怪得很，’他说，‘真是怪得很。’我想，他一定是累坏了。在他活着的最后几年里，他吃东西、抽烟都很邋遢——在他给烟斗里装烟丝的时候，他把烟丝撒得满身都是；德利菲尔德太太不愿让人们看到他这个样子，当然啦，她并不怕我看到；我帮他拍掉了身上的碎屑，不一会儿，人们都进来跟他握手道别，随后，我们就都回城里去了。”

我立起身来。

“哦，我真得走了。今天见到你真的很开心。”

“我正要到莱斯特画廊看一个预展。我认识里面的人，如果你愿意我能带你进去。”

“谢谢你，不过，他们也给了我一张请柬。不，我现在就不去了。”

我们下了楼，我拿上了放在大厅里的帽子。我们一起步行到大街上，在我转向皮卡迪利大街时，罗伊说：

“我跟你一起走到这条街的顶头吧！”他追上了我，“你认识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吗？”

“谁的妻子？”

“德利菲尔德的。”

“噢！”我已把他忘在脑后了，“是的，我认识。”

“很熟吗？”

“可说是相当的熟。”

“我想，这女人一定很另类吧！”

“我没有这样的印象。”

“她一定很粗俗。她是个酒店的女招待，不是吗？”

“是的。”

“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娶她。我总是听人们说，她对他很不忠诚。”

“说得没错。”

“你还记得她长得什么样儿吗？”

“记得，很清楚地记得，”我笑着说，“她长得又甜美又迷人。”

听我这么说，罗伊笑了一声。

“她给大多数人的印象可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回答。我们一起走到了皮卡迪利大街，我停下来，向罗伊伸出了手。他在握着我的手时，少了他平日里的那股热情劲儿。我感到他好像对我们的这次见面有点儿失望。我想不出他为什么失望。不管他想让我做的是什么事，我都没有办法帮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给出我任何暗示。我走过里茨大酒店的拱廊，临了，沿着公园的栅栏一直散步到对面的半月街，这时间我总在想，我今天的表现是不是不像平时那么友好。很显然，罗伊觉得请我给他帮忙的时机还不成熟。

我顺着半月街往前走。在刚刚经历了皮卡迪利街道上的繁华和热闹之后，半月街上的寂静显得很怡人。这是一条安静肃穆很体面的街道。沿街的大多数住宅都有房屋出租，不过，却并不是粗俗地写成租房告示那样张贴出去；有的房子像医生的诊所似的，在门口挂一块锃亮的铜牌子，来说明它是要出租的，有的是在它扇形的窗户上用油漆公正地写着“有房出租”的字样。有一两家出于慎重的考虑，只写出了房主人的名字。如果你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你会以为这是一家裁缝店或是一家当铺呢！这里一点不像也有房子出租的杰明街那么交通拥挤，只是偶尔有辆漂亮的小轿车，没人看管地停在门外，有时会有一辆出租车停下来放下一位中年妇女。你有一种感觉，住在这里的人似乎不像杰明街上的住户（那里的赛马汉子一早起来，昨夜下肚的酒还叫他的脑袋昏昏沉沉的，就又嚷着要喝酒）那么欢快，那么名声不好；在这里的是一些从乡下来的有身份的女人，她们每年在伦敦社交活动的季节从乡下来到这里住上六个星期，再就是一些老年绅士，他们都是一些规格较高的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年复一年地都到同一幢房子来租住，在房主还年轻的时候就认识房主了。我的房东费洛斯小姐曾在一些大户人家当过厨娘，可是当你看见她走着在牧羊人市场买东西时，你绝对猜不出她做过多年的大师傅。她一点不像人们想象中的女大师傅的样子，不是那种粗壮的身材、红红的脸膛儿、穿着宽大罩衫的女人；她身材瘦削、挺直，穿着入时、整洁，她是一个神情坚毅的中年女子；她的嘴唇上涂着口红，戴着单片眼镜。她做事干练、性情恬静，说话时带着一点儿冷冷的嘲讽，花起钱来阔绰得很。

我住的房子在一层。客厅的墙壁上贴着旧时的有云石花纹的墙纸，墙上挂着一些水彩画，上面画的都是一些浪漫的场景：骑士向他们的情人道别，古代的武士在宏伟的大厅里设宴；地上摆放着几盆巨大的蕨类植物，扶手椅上的皮革已经褪色。在我的客厅里到处弥漫着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气息，在我向窗外眺望时，我觉得我看到的该是一辆私人双轮马车，而不是克莱斯勒牌的轿车。窗帘也是那种厚厚的红棱纹平布。